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阴谋，于1937年7月7日以芦沟桥事件为爆发点，揭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从此展开。
  就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芦沟桥事件的第二天，向全国发出了抗战宣言，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仍然压制爱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日积极性，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以致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日寇便占领了北平、天津。这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虽握有十万大军，却不作任何抵抗，而放弃了山东。日寇轻而易举的攫夺了河北、山东两省。平日那些作威作福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纷纷南下逃命。
  商河县城于1937年11月12日沦陷。沦陷前，日军飞机进行了侦察和轰炸。随后，40余辆汽车，载着七、八
  百名日军由惠民向商河进犯。国民党商河县长石毓嵩闻讯后，即带领公安局、县大队和县政府机关人员约八百余名弃城南逃。日寇以疯狂的侵略野心，拼命抢占大城市，控制战略要地，虽占领了商河县城，但旋又弃城南犯济阳，不久便占领了济南。
  面对日寇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激起了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怒潮，各地共产党人适时领导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纷纷组建军队，主动打击日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并连续获得平型关战斗等多次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时党中央指示山东党组织，要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把坚持山东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山东省委根据本省区的形势，对鲁北特委所辖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指出：“以一切围绕在游击战争的周围，以独立的发动与准备及合法利用发动与准备领导游击战争，与巩固几个中心的游击队，与广泛推动游击战争，主要为特委目前的紧急任务。”1937年9月，鲁北、津南党的领导人于文彬、马振华等果断地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在盐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建立了冀鲁边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势如燎原之火，在华北大地迅速燃烧起来。
  这时，商河县党组织也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筹建抗日武装。在龙桑寺乡农学校，中共商河县委书记丁
  润生已掌握了百余人、30余支枪的武装，并亲赴无棣向鲁北特委书记于文彬做了汇报。特委随即派刘清林同志协助丁润生计划把这支武装带到无棣集结。但丁、刘二人在返回商河，途经阳信时遭顽军逮捕（后经我党多方营救，不久即被释放），武装集结没有实现。10月，县委争取了殷巷区车家车洪令（殷巷镇车家村人，在旧军队中曾任过连长，日军占领商河前，系车家乡农学校中队长），在其人枪的基础上，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车为队长。此后，游击队又在周家小学与赵超义的十几人枪会合，并收缴了附近村庄的部分枪支，发展到50余人枪。某日，游击队在李家集准备收缴该村地主的枪支时，由于车洪令动摇，部队下层又无思想基础，即让该村地主瓦解，车插枪不干了，赵也将10余人带回。11月，丁润生调无棣县委任宣传部长，鲁北特委根据北方局“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指示商河县委和全体党员到盐山县旧县镇参加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商河县委停止了活动。但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已扎根于群众之中，为今后商河地方抗日武装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
  华北民众抗日根据地。9月27日，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肖华率司令部、政治部百余干部进抵乐陵城；与7月间先期到达的津浦支队、永兴支队和边区起义武装会师，随组编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
  兼政委。就在日寇拼命抢占大城市，无暇顾及后方之时，“挺纵”会同地方武装和进步人士，从敌顽手中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训练和武装了大批群众，开办抗日军政学校，培养本地青年干部；整编地方武装，展开了全面的游击战争。在周围一带，迅速打开了局面，初步形成了以河北盐山、山东乐陵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时，山东的国民党也乘机发展武装，企图恢复其旧的统治。1938年初，韩复榘被处决，蒋介石委任沈鸿烈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并派军阀石友山部转入鲁中、冀鲁边等地。原国民党分子、旧官吏及豪绅地主逃跑后又乘机窜回，兵痞、土匪也乘乱扩充武装、自立旗号，各霸一方。这时，商河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商河县东北部是国民党刘景良部的十一团李雨田，东南是孙唐臣五旅、张训杰八旅，城南有王星垣团，城区有阎纯斋团，北有道会门头子赵鸾仪和反动地主武装北大团展新亭等。他们对百姓敲诈勒索、强取明夺、鱼肉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借抗战之名，大发国难财，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开辟商河的工作，发展和加强党的领导力量，1938年10月，“挺纵”派遣政治部锄奸部长匡根山率前线工作队来商河开辟工作。工作队所到之处，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召开座谈会和组织宣传队等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所在。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参加到抗日的行列。随着前线工作队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商河县的敌对势力受到了强大的震动，各种力量开始
  分化。前线工作队遵照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和“挺纵”政治部的指示，根据国民党商河县八区区长王权五倾向抗日的表现，决定争取他。王权五是原商河县殷巷区北安家人，（现属乐陵市王集乡）。1928年10月，考入商河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在八区韩家任小学教员。1930年10月考入山东省区长训练所，毕业后先后任过商河县七区区长，县区治协进分会副会长，四区区长，德平县（已取消）奎台区区长。1936年任商河县戒烟所副所长，后被国民党委任为八区区长兼保安团中队长，在商、德两县很有些威望和影响。如把他争取过来，有利于开辟商（河）、德（平）等县的工作。经过左栋周、韩秀清（即张凤伍，其与王友好，二人在“挺纵”军政干校学习回来后，分配做本县的抗日开辟工作）和前线工作队等人的多次秘密工作，在党的抗日统战工作的感召下，王权五终于排除了疑虑，毅然加入到抗日的行列。1938年11月，在王权五所属人枪的基础上，成立了商河县抗日大队，王权五为大队长，左栋周为大队指导员，“挺纵”派参谋刘金才到大队帮助做建军工作。
  抗日大队的建立，对全县影响很大，许多青年纷纷自动报名参加，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由30余人发展到60余人枪。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挺纵”决定在县大队的基础上建立商河支队。1939年2月，在张北台村举行了商河支队成立庆祝大会，“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了军区司令部的命令，任命
  王权五为商河支队支队长，李逸民为政治委员（原任津南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由“挺纵”派来商河工作），赵超义为副支队长，王工一为政治部主任，李兴符为参谋长，李杰臣为特派员。支队下辖两个大队，一大队队长由王权五兼任，二大队队长由赵超义兼任，支队直属“挺纵”领导。支队组建后，“挺纵”先后派了总务处王省身，锄奸部长匡根山、民运部李青、史甄、组织部范阳春同志帮助支队进行整顿和建军，此后，支队的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四、五月间，通过李逸民、李杰臣等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争取了八区杨楼乡杨献臣的自卫团和六区聂国钧的自卫团。杨献臣部编为商河支队第三大队，杨为大队长，石贵义为大队副；聂国钧部编为商河支队特务队，聂为队长。这时，商河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发展到250多人枪。在以后的岁月里，商河支队多次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在建军的同时，商河县的党政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1939年初，“挺纵”政治部又派遣津南第三游击支队政委常中方来商河进行秘密建党，在“挺纵”干校学习回来的刘刚平、吕本支也分别被派往本县西南、东南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工作。5月，在韩庙成立了中共商河县委员会，常中方任书记。7月，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李逸民任县长，并建立了县政府警卫班，班长陈怀治，副班长贺春茗。同时，建立了民族革命战争战地
  动员委员会。
  这样一来，轰动了全县。人民群众高兴有了自己的政府，振奋了抗日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而敌、顽却是又恨又怕，处心积虑地想要扼杀它。
  这时，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迫使日寇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开始大举回师“扫荡”华北。1938年11月，商河县城第二次沦陷，在日军的操纵下，汉奸李干成粉墨登场，当上了伪县长。并出面拼凑县政府、维持会、伪军大队，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反动武装也纷纷投向日寇的怀抱，到处安据点、设岗楼，配合日军频繁“扫荡”。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搜捕来的我党、政、军人员及其亲属，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党内个别不坚定分子也发生了动摇。日寇的“扫荡”和“蚕食”变本加厉，环境转向恶化。加上1938年、1939年两年，整个冀鲁边出现了30年来没有过的特大旱灾和蝗灾，在日、伪、顽的交错蹂躏下，造成了严重的粮荒，群众生活艰苦，根本无法负担军队的给养。为了缓解当地人民群众的困难；增援、开辟鲁西、鲁中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1939年开始，“挺纵”主力分批转往鲁南、鲁西。1940年2月，商河支队一、三大队随“挺纵”政治部转入鲁西，升编为主力部队。同年4、5月间，商河支队二大队亦升编为鲁北支队三营十连。至此，商河支队全部升级，转战于鲁南、鲁西一带。
  三
  我主力部队转移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占领区”
  的统治，大肆修筑据点、岗楼。在商河的九个区七十五个乡设置中心据点35处，岗楼23个，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实行了所谓“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反转电击”、“纵横扫荡”，并配以“强化肃政”、“强化治安”等手段，斗争环境相当恶劣，使商河县的党政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抗日战争进入了异常艰苦时期。
  1940年6月，为发展地方武装力量，保卫抗日民主政府及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县府警卫班的基础上，组建了商河抗日大队。根据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大队长由李逸民县长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王宗仁（常中方调离）兼任，副大队长陈怀治，教导员李杰山，副教导员刘文彬。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府机关，为主力部队侦察送信当向导，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摧毁敌伪政权，保护群众利益等。到7月就由原来十几支枪发展到60多人枪。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县大队不畏敌、伪、顽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为适应艰苦的环境，不断变换斗争策略，坚持游击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有时随主力部队大规模集体行动，有时化整为零采取隐蔽战术，迷惑敌人。大部分行动多是昼伏夜行，白天隐蔽在一个村，晚上转移，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有时一夜转移几次。到一个村后，对伪政权，保甲组织，进行严格控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地方党组织和我基层政权也积极配合部队行动，争取地方士绅名流，团结抗日。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各自为战，打击敌人的游击战
  术，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在斗争中得到了壮大。并打了许多漂亮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抗战热情。至秋后，县大队扩编为三个小队，发展到150余人枪。
  1940年7月，李逸民调冀南区党委学习、王宗仁接任县长兼县大队长，韩秀清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这时，鲁北的形势仍继续恶化。下半年，商惠公路以南地区，已逐步被敌“蚕食”，县、区机关被迫全部撤出。为了迅速改变这一局面，县长王宗仁要求地委派一支小部队来协助工作。地委书记李广文当即派自己的警卫员陈士奎，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武工队——七小队来商河开展反“蚕食”斗争。陈士奎为指导员，张文成为副指导员，韩永举为队长。1941年初春，七小队在商河北部，为了站稳脚跟，迅速打开局面，首先开辟十排甲（展家集、赵家一带），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抓住伪乡、村长进行训话教育。并为他们建立了“生死簿”记黑红点：如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画一个黑点，有十个黑点就惩除。伪副乡长徐贵财，家在日寇的中心据点黄屯，他狗仗人势，死心踏地为日寇卖命，民愤极大。排长王长林带领四名战士化装成赶集的群众在黄屯集上找到了徐贵财，就地给予处决。此后，那些平日为日寇卖命的汉奸，一听说七小队就惶惶不安，1941年阴历9月30日在刘成基村战斗中，在民兵的配合下，七小队全歼日军的抢粮队，瓦解了伪军，缴获武器百余件。连日军也常说：“七小队大大的厉害”。七小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它像
  一柄利剑插人敌人的心脏一样，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七小队的战斗事迹，像神话一样广为流传。
  1942年，日寇为在商河巩固其法西斯统治，限制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活动，在各交通要道和重要村镇增设据点，设置封锁沟，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向北与殷巷据点相连接，向东沿商惠公路使燕家、龙桑寺、棘城各大据点相贯穿，宽五米、深四米的封锁沟，沟内灌水，在每个交通要道建有吊桥，由日军把守。沿商河、乐陵边界则有黄屯、北李集、鹁鸪李等据点。据点之间每隔三华里便有一岗楼，商河境内的日伪军增至五千多人，20倍于县区武装。大规模的“扫荡”更加频繁，由原来的“分进合击”发展为“铁壁合围”、“大拉网”、“剔块清剿”等。1942年8月，冀鲁边三地委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决定撤销商河县建制，在商河、惠民结合部建立商惠县。这时，王权五由鲁西调来本地任商惠县县长，商河县大队改编为商惠独立营，王权五兼任营长，张凤伍兼任政委，副营长罗光，副政委刘天祥，独立营辖三个连队。
  面对敌人的封锁、包围和频繁的“扫荡”，商惠独立营和全县人民与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村与村之间的道路，都挖成了一人多深，下面能走大车的深沟，群众称之为抗日道沟。这些道沟，村村相联，直通敌人的据点，独立营在道沟内行军作战，即利于隐蔽，又便于进退，在平原地区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另外，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扫荡”，各村挖了许多地洞口，横穿多半个村庄，长达一里多远。我党、政、军人员利用它多次躲过敌人的搜
  捕，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日子里，商惠独立营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如铁匠家战斗，击毙日军伍长以下三人，伪军一部。在藏范村，独立营和黄屯据点之敌不期而遇，仅一个冲击，就缴获轻机枪一挺，小炮一门。太平庄战斗，伏击了赵美雨据点之敌，生俘伪小队长以下6人。这些战斗，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渡过了困难时期，迎来了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
  四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开始好转，希特勒在苏联败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由于兵力不足，从山东向外抽调力量。这时，“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伪军比例明显增大，而且兵力分散，军事素质下降，士兵厌战情绪与日俱增，抗战形势发展朝有利于我军方向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商惠县军民积极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结合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日、伪、顽以新的打击。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许多据点、岗楼被拔除。李家、李家集、棘城、西小庄、黄屯等日伪据点相继撤销，我
  县、区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1944年11月，根据形势的变化，渤海二地委决定在原商河、惠民、济阳县结合部新建三边县。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调任商惠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县府秘书左栋周任县长兼独立营营长。王权五调任三边县长兼县大队长，赵元明（即丁润生）调任三边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这时，根据地展开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在花园、王集一带进行了雇工增资、减租减息和典当回赎试点。并举办了五期骨干训练班，全县大部分村庄办起了冬学，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党的建设也大大加强。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大反攻的到来，使全国人民倍受鼓舞，县委及时发动群众配合县、区武装，进一步加强了对敌斗争，在短短的几天内，日、伪据点大部被拔除，同时，有一千多名青年参加了县、区武装。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商惠独立营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向盘踞在县城的日、伪军发出通牒，要他们立即投降。这时，驻扎在本县的大部日军已撤至济南。但济阳、德平、商河的巨奸首恶高占亭、白玉亭、张绍臣、田敬堂、李光明等约万余人，猬集于商河县城，妄图踞城顽抗。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开始动员组织党、政、军、民配合渤海军区二分区部队及三边、德平、临邑、济阳等县大队围困商河城。8月下旬，县委对解放商河城作了具体部署，然后，动员了数万名民兵、民工、
  群众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挖了一道宽一丈、深三丈长40余里的围城封锁沟，并修筑碉堡10座，对敌进行了围困。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城内敌人的物资供应已严重不足，烧火做饭靠扒民房，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加之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敌中下层官兵士气涣散，军心动摇，内部混乱，逃跑者天天不断。9月10日，我向敌外围开始发起攻击，并陆续扫清了县城外围的障碍和据点。20日，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主力部队抵达，并担任了攻城总指挥。24日，向县城发起了总攻，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于26日，商河城最后一座堡垒被攻克，全歼守敌近万人，生俘田敬堂、李光明、高占亭、白玉亭、张绍臣和日本顾问永井、木杉等。至此，商河县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全县的解放。
  全县人民在庆祝解放的欢声笑语中，有两千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组成渤海新编子弟兵第七师，由杨国夫司令员等率领，10月13日从本县出发，向山海关进军。
  11月，商惠独立营由副政委刘天祥、副营长钱光带领500余人升编为二军分区十一团。根据新的形势，撤销了商惠县，恢复了商河县原建制。同时，商河县大队在各区中队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大队长由县长左栋周兼任，政委由书记叶尚志兼任，副大队长李万杰，教导员王瑞卿。此后，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企图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大量地向华北、东北调集军队，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团集结20余万兵力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
  这时，商河县逃往济南等外地的地主恶霸、汉奸、匪特配合国民党军队组成“还乡团”，分15伙、约600余人潜回商河。他们昼伏夜出，分散隐蔽，偷袭暗杀，逼粮索款，反攻倒算，伺机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使刚获得解放的人民受到了他们的严重危害。这期间，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遭到了“还乡团”的惨害。其中，八区杨楼村一次被王同殿匪伙用铡刀铡死6人，后十亩田村一夜被“还乡团”杀害共产党员、村干部11人，王素环村农会主任王秀董、民兵王金德被“还乡团”用刀砍死。
  面对“还乡团”的暴行，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剿匪工作。以县大队为主调集了玉皇庙、潘桥、钱铺、魏集四个区的村支书、农会主任300多人，组成武装剿匪大队，分三路查剿“还乡团”，在十余天的时间内，就俘虏和击毙“还乡团”百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大股土匪已基本消灭。但是，零星武装匪特还时有行动，他们变换手法，常常三、五人一伙，活动于县的边境一带，对土地改革运动仍是一大威胁。1947年7月，商河、济阳、临邑三县成立了联合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三县边境的反特剿匪，其活动不受县界限制，实行灵活机动地联合行动。并选派精干人员编为侦察队，在边境地区游击侦察，加上当地群众的积极揭发，在各区中队和民兵的配合下，至下半
  年，匪患已基本扫清，从而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为支援各大战场，扩大人民武装，商河县大队多次升编。1946年11月，商河县大队在副大队长李万杰、教导员王瑞卿的带领下，450余人升编为渤海二军分区主力。1947年5月，县大队副大队长林文章、教导员高云峰带领500余人又一次升编为主力部队。同年8月，由县大队副大队长杨清溪带领550余人再一次升编入二军分区主力部队。
  同时，为支援山东各解放战场，在1947年至1948年，全县组织了六次大型民工团和一次子弟兵团，支前民工每次都在2000人以上，约15000人（次）。参加过南麻、诸城、孟良崮、三虎山、青驼寺、潍县、临朐、济南、淮海等战斗、战役。在抢救转运伤员，运送弹药、物资和看管俘虏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被上级授予“钢铁担架连”一个，“模范排”两个，“红旗班”两个，荣获华东支前委员会锦旗五面。在解放战争中，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商河县人民又一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商河县地方武装的建立与发展，无论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她都始终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扎根于民众之中，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据不完全统计，商河县地方武装7次升编，人数达3000余人，有5500余名青壮年直接参军。参加战斗100余次，歼敌14200余名。同
  时，全县人民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3460多名党的优秀儿女为之献身，1100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敌人杀害。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今天，我们要以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四化建设，为实现党的总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