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党的工作开展
  大革命失败后，山东党内出现了大叛徒王天生、王复元、孙秀峰、杜化梓等，他们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使山东党组织特别是青岛、济南和胶济路沿线各县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不少的共产党员被枪杀，有的被关进敌人的监狱；还有少数的党员动摇，甚至脱党。但是，山东党在敌人屠杀镇压面前，并没有被吓倒，而是英勇地站起来，领导山东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遭受破坏的党组织也迅速恢复起来，成为充满战斗力的党组织，在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中，党的工作很快地得到发展。在过去没有建立党的地方，很快地建立起党组织。到一九三三年前后，地方党组织有：济南、青岛、烟台三市；在鲁东地区有：博兴、广饶、寿光、益都、潍县、淄博、日照、诸城、莱阳、海阳、文登、掖县等县；鲁南地区有：泰安、莱芜、新泰、沂水、临沂、郯城、曲阜、兖州、济宁、滕县、枣庄等县；鲁北地区有：平原、禹城、德平、聊城等县。有个别关系的县有：泗水、蒙阴、邹县、肥城、汶上等县。当时全山东有三十多个县市有党的组织。其中有的地方党组织因省委连续遭
  受破坏，一时接不上关系。鲁东北、鲁西北靠河北省的几个县的党组织，划归河北省领导。
  当时，山东处在革命形势的高潮时期，在任何地方播上一粒革命种子，就生长壮大起来，所以各地方党组织很快地建立起来。如莱芜县在一九三二年以前还没有党的活动，一九三二年春刘盛玉同志回到莱芜去，开始地下党的活动，很快地开展了地方党的工作。到一九三三年四月间，发展到三十余名党员，正式建立莱芜县委组织。广大农村的贫雇农、佃农和农村的小学教员，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党的工作基础好的县如沂水、临沂都有赤色农会的群众组织，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在一九三三年省委到沂水检查工作时，提出的租佃关系调查报告中，指出当时封建地主对佃户的剥削非常残酷，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当时垛庄、沭水、苏村等都是大地主的庄子，仅就当时垛庄刘家大地主占有树木来说，就算一个小制钱一棵树，沂水县也没有一家农户能买起他的全部树木。农村阶级对立非常明显，地主住的是砖瓦楼房、独立的围寨；贫苦佃农住在寨外，箪食瓢饮住破屋。贫雇农和佃户在地主残酷剥削下，劳动一年得不到温饱，为了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不得不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租种地主的土地。一般的地租分为三种：由佃户出牛力、肥料、种子，地租是二五对半分；由地主出牛力、肥料、种子，给地主扣除种子外，地租是倒三七分；由佃户出肥料，地主出牛力、种子的，除去先给地主扣除种子外，地租是倒四六分。除地租剥削外，每年春天地主
  强迫租种地的佃户借粮不管有吃无吃，必须向地主借粮，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二斗。此外佃户每年给地主修房盖屋、迎亲送亲无代价劳动。过年过节佃户还得给地主送礼。佃户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外，并提心吊胆地租种地主的一点土地。地主略有不如意，收回土地，揭锅、封门，把佃户赶走。使佃户一家老小流浪街头，无处居住。在封建地主残酷剥削下，贫苦农民面前唯一出路即进行革命，打倒封建地主。在这形势之下农村党的工作，只要积极地活动，工作会迅速地展开。
  城市里，在革命高潮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逐渐由学校转向深入工厂，发展很快。当时济南市，中等以上的学校基本上都有党组织的活动。如乡师、一师、女师、高中、女中、一中、正谊、育英、齐鲁、齐大、工专等学校，以及新城兵工厂、津浦大厂、纱厂、面粉厂、工业试验所等等都有党的活动。青岛党组织在学校、工厂中同样发展的很快。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得到广泛的开展，在农村里领导农民进行秋收斗争和武装起义，在城市里领导罢工、罢课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了山东学生南下示威、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反对蒋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济南市以高中学生为核心，掀起了反对大会考罢课运动。国民党规定会考不及格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国民党在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形势之下，企图利用大会考来统治学校，用会考制度逼迫学生去读死书、死读书，把学生限制在学校里，不让学生过问国家大事，破坏
  学生的抗日活动。但是在民族危急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很难坐下来“安心”读书，遂掀起了反对大会考罢课运动，并拥向街头进行示威、请愿。济南市以外的学校也纷纷来电、来信，响应反对会考运动，形成全省范围的反对会考大罢课运动。国民党见到学生反对会考的罢课运动声势浩大，继续发展下去，实行大会考的反动政策就要破产。因此，军阀韩复榘采取武装镇压，派手枪旅到学校去，用棍子赶学生出校，使学生无处住无处吃饭，露宿街头。韩复榘宣布命令，愿意上课的进行登记重新入校。学生在无处住，无处吃饭的情况下，不得不登记回校。整个反对会考运动被韩复榘武装镇压下去了。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进一步地教育了青年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反动面目。
  反革命对党的破坏和党的损失
  在革命高潮形势之下，各种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是狡猾的敌人也明白，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敌人采取各种无耻手段，集中力量破坏党组织。利用无耻叛徒，组织捕共队，在大叛徒王天生、韩连会领导下，专门破坏我们党组织。叛徒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在城市里，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山东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连续不断地遭受破坏。从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以后，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期间遭到七次大破坏。
  一九三二年省委在青岛开会，遭受到敌人的破坏，省
  委书记柳××、组织部长汤××被捕。到下半年以任作民同志为书记，重新建立起省委领导核心。到一九三三年二月，省委又遭受大破坏，任作民、王仲和（向明）等三十余同志被捕。三月以张恩堂（张北华）为临时省委书记，恢复了党组织，建立起临时省委为党的领导核心。七月临时省委又遭受到大破坏，张恩堂、刘泽如（即刘玉荣）等三十余人被捕。省委领导核心到一九三三年七月，又被敌人摧跨了。（编者按：柳××即武平、黎仲天）
  一九三三年二月省委遭受破坏的经过：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山东团省委派陈衡舟（即陈啸波）去出席会议。敌人破坏了团中央会议，到会的人员全部被捕。陈衡舟押解南京后就叛变了，首先供出捕共队里与我们有联系的小郭、小王，郭、王得到消息后就逃跑了。后来国民党派陈衡舟到山东捕共队当特务。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期间，陈衡舟连续破坏了团省委的印刷机关、团省委秘书机关和省委的训练班。团省委的破坏涉及到省委机关。省委书记任作民同志到训练班去讲课，在训练班同王云生、唐昆山（即李文）、李梅庆、××等同志一起被捕。团省委秘书机关马兰村、刘瑞芝被捕。马兰村这个无耻的东西被捕后，投敌叛变当了捕共队的特务，领着敌人逮捕北园乡师的袁梅、韩维密、吴保铭、闫世凤等；又逮捕彭瑞林、卢冠洲（即刘特夫）同志、王锦堂等。马兰村又到益都逮捕李世光、金明、郇肇基等同志。团省委书记孙善帅到马兰村那里去接头，在马的住处小胡同内，遇到陈衡舟而被捕，王仲和也因到马兰村住
  处去而被捕。王仲和同志的住处和省委训练班，都住在新东门外南顺河街，王住在街的上面的城墙根下的房子。训练班在街的下面靠河边的小红楼房子。王发现训练班破坏后，他急忙到省委书记任作民同志那里去，通知他不要到训练班去，但任作民同志早就出去到训练班去了。这时他怕涉及团省委秘书机关，但又不知机关驻在何处，想通过团省委秘书机关找党的秘书机关。王同马兰村并没有工作关系，因为是同乡，王认识马，但王不知道马的住处已经破坏，王闯进去后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马上扣押起来。王被捕后无证据，也没有叛徒供他，当时敌人要释放他。马兰村投敌叛变后，证明王仲和同志就是省委组织部长，敌人就不再释放他了。这次大破坏被捕有三十人（被捕人员叛变的有张英瑞、沈钧奎，投敌当特务的有马兰村及他的老婆刘瑞芝，王锦堂等人。××托人花了很多钱，发表反共宣言后被放出去的）。
  经过这次大破坏，省委、团委已经垮了，当时未遭到破坏的就是省委秘书机关，省委留在济南的就是张恩堂同志逃脱出这次逮捕。当时，张同志在严重的恐怖局面下，采取各种办法挽救党的损失，防止破坏继续扩大，不顾一切危险，通知济南市的关系迅速隐蔽和转移，并通知青岛市委及各县党组织做好应变准备工作。敌人在济南市举行大检查，对每家每户都翻箱倒柜地大检查，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这时候正是中央交通来济南的约定期间，本来约定三天为接头时间，他见济南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第二天就跑回上海去了。正是山东党处在
  危急的时候，需要中央迅速派人来协助挽救山东党的工作，由于交通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沉着、不遵守约定，使山东党失掉中央的领导，困难中增加困难。目前的严重关头是如何挽救党的危急和如何整理恢复党的组织。张恩堂同志提出，需要成立临时省委维持山东党的工作。并积极寻找中央，要求速派人来主持山东党的工作。省委留在济南的只有张恩堂同志一人，省委宣传部长张之健在二月以前派到潍县中心县委帮助工作；军事部长祝英刚派到中央苏区去参观。这样，只能由张恩堂负责组织临时省委。张为书记，宋鸣时为组织部长，曹仲三为宣传部长，唐玉清（即田海山）为组织部干事。在三月期间临时省委正式成立后，研究了当时白色恐怖的局面下，如何整理恢复党的工作。当时分析敌人虽然还在进行疯狂的大检查，但我们党组织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敌人未捕到的同志已经安全转移了；济南市以外的党组织接到省委紧急通知后，已经做好准备工作。根据这种情况，临时省委决定，济南市党组织暂时隐蔽，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临时省委负责人分头出发到各县去检查和帮助工作。这时敌人集中力量在济南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从而放松了各县的特务活动。利用这个空隙，我们抓紧整理各县党的工作，决定张恩堂同志到鲁南去，宋鸣时到鲁北去，曹仲三到鲁东去进行检查工作，唐玉清同志留在济南照顾机关工作。过去因为省委遭到连续的破坏，同各县党组织联络不密切，需要利用这个空隙整顿党的工作。
  张恩堂同志三月期间出发到鲁南去，首先检查泰安
  县委的工作。发现泰安县委书记宋少凯不积极工作，并拉拢部分党员打击朱玉干同志，要开除朱的党籍，朱虽有些缺点，但对革命是坚定的，张布置特殊的临时任务来考验朱，他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坚决地完成了任务。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工作的需要改组了泰安县委，由裴荣印为书记。后又出发到莱芜县去。这时莱芜县已经有三十余名党员，还未正式成立县委。帮助他们正式成立了县委，由刘盛玉同志为书记，黄仲华同志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刘暂兼。又从莱芜到新泰县，新泰县的工作非常的消沉。因为二月省委大破坏时，在济南被捕的李梅庆、××都是新泰人，引起县的一些同志的恐慌。于是对他们进行教育，鼓起他们工作干劲来。又从新泰出发路过蒙阴到沂水去。这时沂水正处在恐慌的局面里，县委书记谢梅村为了防止破坏，县委机关搬到沂水北乡五十里地的山区布泉去。张同志到瑞麟小学同邵德孚同志接上关系，经他介绍才找到了县委。这时县委正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这几个县工作检查完后，又返回泰安去。从泰安给唐玉清同志一信，问他到鲁东、鲁北检查工作的是否已返回济南，如他们回来时，我准备回去召开临时省委会议，研究今后的工作问题。在这期间中央通过青岛市委派蔡泽民（即张致远）来山东工作。唐把张的去信，转告蔡泽民，蔡派宋鸣时来泰安传达他的指示，要张恩堂同志继续沿津浦线南下，检查各县的工作。蔡并不要张汇报与结束临时省委工作。这时张又从泰安出发到曲阜去。曲阜县党的工作，从一九三二年曲阜二师大破坏后，保留
  下来的几个党员工作消沉，不积极。党的工作仅停留在二师和明德中学两个学校里，工作还未深入到农村和基本群众中去。张当时向他们指出应把工作转向地方的基本群众和农村中去，为曲阜地方党的工作打下基础。不然学校的党员毕业后一走，党也就被带走了，仍然没有打下固定的基础。张从曲阜又到兖州、济宁、滕县、枣庄、临沂、郯城等县去。经过这次检查才发现兖州、济宁、滕县党组织早已破坏了。这一路检查完后又回到泰安去。又给唐玉清同志一信，要他转告蔡，请示下一步工作怎么办。唐、曹、刘泽如（即刘玉荣）同志三人来信要张速回济南（刘泽如同志这时期由北方局派来山东工作）。
  张回济后，唐、曹汇报工作说：蔡泽民来山东不久，还没着手工作就病倒；蔡来后偏听宋鸣时的话，同宋纠缠在一起，使宋生活腐化起来；宋到鲁东和沂水去检查工作时，向地方党委要钱，回到济南过腐化生活，不做工作，就是注意吃穿问题。由于宋的这种堕落行为，引起潍县党组织向省委提出抗议。在准备成立正式省委时，蔡要宋为组织部长，刘泽如为宣传部长，刘反对蔡的意见，蔡又要宋为军事部长，刘还是反对。刘同志根据潍县党组织对宋的情况反映，宋不应再留在省委，留在省委会造成党的分裂。但蔡不听取下级党委的意见和同志们的意见，而顽固地坚持要宋一定留在省委。蔡不顾地方党及刘同志的反对，坚持要宋留在省委工作，很显然这是罪恶的宗派行为。但是蔡对张恩堂同志采取打击的态度，又不让他参加省委，又不赶快调动他离开山东工作。叛徒认识
  张同志的太多，再在山东工作危险性确实太大。当时正式省委建立关于人员组成问题，意见争论还未取得一致时，蔡得伤寒病入医院，省委未能正式成立。蔡生病后，党的工作操纵在蔡的老婆朱子穆（即李树芬）同宋手里。
  张恩堂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非常地气愤。觉得蔡、朱、宋这样搞下去，二月大破坏保留下来的党，就要毁灭在他们手里，下决心把组织整顿好。
  大概在七月三日张同志找朱子穆接头，要她转告蔡，蔡病愈时，请他参加临时省委会议，临时省委向他正式交付工作，结束临时省委的工作；假设病还不好，不能参加会议，临时省委继续负责工作下去。朱不仅不传达张的意见，狂妄地命令不让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并要临时省委把给中央的报告（药水写的密信），洗出来给她看后才能发。朱的狂妄态度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张当时很气愤地告诉她：“你没有看的权力，临时省委还未取消，有给中央写报告的权力，为什么先洗出来给你看后才能发？”在这样质问下，朱当然没有理由。初次接头就发生了意见的冲突。临时省委是党组织，当然不会根据朱的狂妄意见去进行工作。
  当时张听到唐、曹汇报后，见宋的腐化生活和违犯地下党工作纪律的活动，引起怀疑宋有叛变的可能性，向曹仲三谈对宋的怀疑。曹说：“宋是老党员，还不至于吧！”在曹的这种意见下，就打消了对宋的警惕性。结果宋鸣时这个无耻的东西在七月三日或五日投敌叛变了，使山东党又遭受七月的大破坏。
  一九三三年七月山东党大破坏的经过：宋鸣时投敌叛变后，他老婆刘化普被捕也投敌叛变。他们把知道的组织关系全部出卖了，使山东党遭受七月最严重的大破坏。宋投敌叛变后的当夜，张恩堂、唐玉清同志在商埠七大马路下山街被捕，蔡泽民在医院里被捕，朱子穆被捕，省委交通、马振声、朱光生被捕，面粉厂工人韩××等二人、纱厂女工周瑞莲及张舜卿，参加过博兴暴动的薛培元在旅馆里被捕。以后敌人追捕高中的马云祥同志，马很机智地逃跑了。但特务留人在传达室等候。刘泽如去高中找马接头时遂在高中被捕。刘被捕后还不知宋鸣时叛变，觉得没有证据没有证人，来山东工作时又有朋友介绍他同曹福林的关系（曹福林是韩复榘的一个师长），当时幻想通过曹福林可以营救出去。为了便于营救就说出自己的住处，住处无文件也无同志知此地点。过去只有宋澄同志知道刘的住处，那是由北方局才来山东工作时，宋到过他的住处。因为他二人没有工作上直接关系，刘早警告宋以后不要再来。但宋不遵守地下党组织纪律，忽然间他又到刘住处去，这样宋在刘处也被捕。宋被捕后又联系到团省委秘书机关张玉贵被捕。张玉贵被捕后供出岳拙园、刘占梅、王殿杰等人，致使被捕。地方党被捕的有泰安交通点下旺小学教员赵来凤（即赵漫石）；青岛市委交通点青岛大学俞启威（即黄敬）；沂水瑞麟小学校长邵德孚同志，教员吴庆成；寿光县马保三同志等二人；益都王作雨等人被捕。宋鸣时这个无耻的叛徒亲自带特务到潍县、坊子捕刘良才、张之健等四人。他们被拴着走
  的时候，张之健脱绳逃跑，后到东北工作，在东北被捕叛变。刘良才等三同志押解潍县后，加以土匪名义就地枪毙。这次大破坏共有三十余人被捕，使临时省委、团省委全部遭到破坏。省委中仅仅曹仲三逃脱，因为他那里的印刷机关，保存印刷机及大批文件，是最机密的地方。除张恩堂同志外，不同任何人发生联系。这个机关总算保存下来，以后曹仲三又同北方局接上关系，北方局并准备派人来山东工作。但到十月期间因吴光备的关系曹仲三又被捕了，山东省委就这样被敌人全部摧垮了。
  曹仲三被捕经过：吴光备是省委跑胶济路各县及青岛市委的交通，七月省委遭受破坏，济南市最紧张的时候，吴由青岛回济南。他找不到住处，在街上偶尔遇到曹仲三的老婆贾××，贾就把吴带到他家去住，吴的眼近视很厉害，因事到街上去被刘化普钉上梢。吴瞎着眼看不见，刘在后跟随着吴，就被刘跟到曹的住处。本来是捕吴，结果曹仲三被捕了，印刷机及两柳条箱党内文件全部被敌人搞去。
  一九三三年九、十月期间，泰安县委也遭受到大破坏。由于曹福庆叛变后，泰安县党组织因而遭受破坏。曹原来是很早的泰安县委书记，知道党的关系较多，叛变后使二十余人被捕。当时县委书记裴荣印虽未被捕，经过这次泰安县党委大破坏，动摇消极脱党不干了。还有少数党员脱党不干了。泰安县从一九三〇年开始建党，是党员人数比较多的一个县，经过这次大破坏，泰安县党组织被全部破坏了。
  山东党这两年来连续遭到惨痛的破坏，省委组织全部被敌人摧垮了。仅保存下青岛市委及莱芜、莱阳等县的党组织。但青岛市委、莱阳县组织在一九三三年底也遭到部分破坏，如张晔、李林、刘坦、刘仲苇、宋竹庭、卢少保、战如心、王继武等同志被捕。这样山东党长期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保留下地方党组织及个别党员只是进行分散活动。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工作，才建立起省委统一领导机构。
  党的损失和惨痛的教训
  山东党几年来惨痛失败和损失，这与敌人严密统治和血腥镇压分不开；但是与王明错误路线也有重大的关系。毛主席所说的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白区损失十分之十。从山东党血的教训中证实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大革命失败后，“左”倾盲动主义在山东党内没有得到肃清。那时北方局提出反对“北方落后论”错误理论，促使山东党向“左”倾盲动方面发展，没有从山东具体情况去认识问题。从1932年韩复榘赶走刘珍年后，山东统治阶级处在相当稳定的局面，韩复榘霸占山东成为独立王国。他同蒋介石存在一定的矛盾，矛盾虽然不断的发展，便还未达到白热化直接武装冲突。我们没有更好地分析当时情况，利用敌人矛盾和当时相对的稳定局面，确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对当时工作开展上存在很大的主观主义的成分。
  从“五三”惨案到“九一八”事变，逐渐形成民族革命
  的高潮。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后，更加疯狂，不断制造借口，步步向内地侵入。在山东沿海一带武装走私，沿胶济路各城市，遍设洋行，向山东人民进行经济掠夺。日本洋人在城市里横行霸道，激起广大人民对日寇的仇恨。当时我们对这种形势估计认识不足，未能突出地抓紧这一有利形势，加强爱国教育，开展抗日活动。民族革命高潮下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抓住抗日爱国活动，更容易孤立敌人，打击敌人。但是没有抓紧这一环来开展工作，使我们陷入狭小圈子内，使自己更加孤立。没有广大群众围绕在我们周围，更容易突出暴露，增加了敌人对我们党破坏的不利因素。
  虽然当时敌人对山东统治很严密，比较起来敌人对城市统治比农村严。农村分散，敌人也不便统治，但没有对敌人统治薄弱环节，加以很好的利用。反而把领导机关、主要干部，留在敌人统治严密的城市拼来拼去，不断地撞在敌人的统治网上，使党连续遭受严重的破坏。事实上农村组织的开展比城市快，也便于隐蔽和积蓄力量。少数特务不愿意、也不敢在农村横行霸道，也便于我们对特务打击和消灭。当然并不是农村有利活动，就放弃城市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主要是说明，我们当时对农村有利形势认识利用不够。
  城市党的工作深入到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中去的基础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关系比较多。为了便于同他们联系，在城市工作的同志往往化妆成知识分子装扮，冒充学校的教员和职员，没有真正的职业。我们这一套工作
  方式，久已被叛徒们所熟识。没有认真的彻底转变，留下给叛徒破坏党的漏洞。同时，我们没有采取对叛徒严重的打击。对那些突出的特别坏的特务，应坚决不惜一切地消灭他，这样可以打击特务嚣张的气焰。当然采取这样办法要有一定代价，虽然牺牲几个人，但能保存大批党的力量。事实上，几年来破坏我们党组织的就是这些无耻的叛徒。
  山东党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顽强地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前仆后继地坚持了地下斗争。多少英勇的共产党员遭受敌人屠杀，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多少共产党员遭受敌人酷刑，被摧残成终生残废；多少共产党员被关进敌人监狱，在黑暗的囚笼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失掉青春和健康，甚至被折磨死亡！先烈们为革命忠贞不屈的英勇牺牲的精神，为后来人树立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榜样。我们要在革命烈士用鲜血铺平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努力工作，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革命列士终生奋斗的理想而努力。
  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老战友永垂不朽。
  （原载一九六〇年第四期《山东省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