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8年2月，我出生在历城卧龙区（今历城区高而乡）南高而庄一个佃农家庭。1945年3月参加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离休，正局级调研员。
  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上有曾祖母、祖父母、父母和两个哥哥，全家8口人全靠父母劳动维持生活，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三年灾害（旱灾和蝗灾），各种野莱都吃过，全家人生了浮肿病，曾祖母和祖父母相继去世，实际是饿死的。我仅上了一年私塾小学，学费是我伯父支付。大哥二哥长到十六、七岁都去当佃工，后参加八路军。1942年，我村就有地下党支部，日本鬼子为了控制这一地区，1943年在我村建了碉堡，伯父陈兴军就叫我约几个小孩，早晨去看日军出操，了解敌人的武器装备，并派我送情报到邱家庄，从此启蒙了我参加革命斗争的信念。1943年下半年打掉了鬼子碉堡，政府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各种群众团体都组织起来。我先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后参加民兵并任班长。1945年3月，我正式参加工作跟马庆山领导的联防大队开展武装斗争，对于打击日本鬼子的扫荡活动，镇压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底，我们联防队被调到泰安城东住了近一个月，泰安战役打响后，我们负责押送俘虏。1946年5月第二次泰安战役中，我们负责打出水（逃出来的小股敌人）。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卧龙区4年多的残酷斗争中，历尽艰险，多亏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掩护。
  1945年4月，马庆山部长派我去核桃园村给齐来彬同志送信，当时我长得瘦小，带了一杆马枪，村里住着部队，因天黑我也住下。次日清早，我才得知部队夜间已撤走，当我走到村头发现鬼子已把守在村口，把村子包围了，我拔脚往回跑，看到一户人家敞着门，就冲进去把门一关。该户是家独院，有两间房子和一间厕所，没有藏身之地，一位老太太卧病在床和大嫂两个人，大嫂忙问什么事，我说鬼子来了，求大嫂救命啊！大嫂愣了一下，急中生智，忙把老太太扶下床坐在椅子上，把我按在床上盖上棉被，把火油倒在焦炭上，生起火炉放上药罐。这时，鬼子敲门进院了，来搜查。大嫂指着我说，这孩子生病了。鬼子把药罐揭开一看是中药，又到床边，想揭棉被看看，大嫂忙说这孩子是传染病，旁边翻译一译，鬼子就走了。在大嫂的保护下，我脱离了生平第一次危险。
  1945年7月，我们接到情报，日本鬼子清晨到高而庄扫荡。我们迅速作好打仗的准备，把所有路口埋好了地雷和石雷，人员上山占好了有利地形，准备打一场伏击战。可是等到上午8点不见鬼子有动静，武装部长马庆山派我和刁明礼前去侦察一下，我们俩走出约五里路，刚出北高而庄村头就和敌人碰了个正面，我们拔脚往回跑，但被鬼子追上抓住，交给了汉奸队的刘队长，并把我们带进村，到了路叉口刘队长叫我们快跑，并叫鬼子赶快向前走，鬼子进了埋伏圈，被联防队打得狼狈不堪。我第二次脱离危险。后来得知刘队长是党组织争取过来的汉奸队长，设法供给我们子弹，还消除了很多次敌人对我们的骚扰，因暴露了身份，被日本人砍掉人头，挂在仲宫的城墙上。从此以后仲宫据点的联络和子弹供应中断了。由于仲宫据点情报中断，白天敌人来，就推倒山顶的死树报信，夜里鬼子来靠地雷报信，各个路口都埋上地雷、石雷，晚上放线，白天将线放在石头底下，所以鬼子每次来都是失败而归。
  同年夏季的一天，我们联防队一个排住在南高而庄一户姓邢的街面房大院里，夜间被鬼子包围了。当时大家都睡得呼呼响，我因两天后参加全区农代会演出大合唱，正积极背歌词，歌词是“我们是民族青年，我们是人民的英豪，革命以来立功劳威名真正高，如今是苦斗的时候，伟大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的前头……”背到深夜3点还没睡，忽听街上有叽哩咕噜声，出去一看鬼子正朝着我们住处走来，掷来一个手榴弹，我把门一关和同志们爬墙往外冲，村长焦延全一人负伤，我第三次脱离了危险。
  1947年春，我跟马庆山参加解放战争的工作，在莱芜战役中我冒着枪林弹雨送信，调动担架队抢救伤员受到了领导表扬。6月，我任卧龙区组织委员，区公所设在南高而庄。北面25里是敌人仲宫据点；西边是万德火车站也是敌人据点；南边伍家庄，还有敌人据点；另有地主还乡团反复向我解放区扫荡。靠敌近的村庄村干民兵纷纷逃到区里来，我们选拔一批骨干充实了区联防队，由区长房加书（淄博人）带领和敌人周旋，最多一天打3仗。马庆山部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俘。有一次敌人把我们追到几十里地的黄草岭，从后山逃上来的群众讲，山下村里有敌人，山前的敌人由于下大雪覆盖了脚印追到山脚失去了目标，就用小炮向山上乱轰，深怀仇恨的王得全（他妻子被敌人抓去轮奸）发现敌人目标就想打，被房区长阻止，说敌人用炮侦察我们，说明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必须埋伏在山上不动。以后敌人退了，我们怕中计，不敢下山，就在这冰天雪地的山巅上住了一宿，6人都被冻僵了，手和脚肿成了紫黑色，有经验的动员大家用雪搓，皮肤渐渐由黑转红，有位同志下山后接着烤火，结果耳朵掉了下来。
  由于环境恶化、生活艰苦，联防大队从80余人减到20余人，有几个区里干部开了小差，有的去投敌，如吴××投敌当了特务（邱家庄人）。我们白天隐蔽，夜里活动，敌住我扰，敌来我打，敌追我跑。由于叛徒出卖，敌人竭力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并出告示：谁活捉区长房家书，赏金伍佰元大洋。身为区委组织委员，我脑子里想着，如负伤做了俘虏不如死了好，牺牲是光荣的，为此，我搞了两颗手榴弹背着，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1947年12月，房加书、通讯员小常、敌工委员任玉礼（莱芜人），我们4人住在出泉沟村东山根军属李学智家，夜间被敌人包围了，我在天亮刚起床就发现了，马上由李的大女儿作人梯，从后墙跳出，沿石岸边向东山跑，离一块大巨石将近20米，埋伏在巨石后边的5个敌人端着上了雪亮刺刀的长枪，指着我们大呼一声：不准动！我在前头，刹那间，把背着的那两颗手榴弹拉在胸前，要和敌人同归于尽，敌人立即卧倒，我们4人乘机跳下几十米高的石崖，幸而被石崖中间的一棵树一挡，石崖底下有一堆玉米秸，在同志们的相互掩护下，我第四次死里逃生。
  1948年7月，我和任玉礼住在高而庄，晚饭后，民兵队长付振法的爱人向我们反映说，有5个讲话不像八路军的人向南边走去了，我们两个立即沿公路向南追去，一直追出5里路到出泉沟村的村头，发现庙门前5个敌人把枪搁在石墙上正坐着休息，我们两个商量，任玉礼同志转到敌人的背后，我从玉米地爬到敌人的正面，听我的口令行动，快爬到时，我抓了一把路边的小石子向庙前石板路上散去（伪装脚步声），大喊一声：“你们被包围了！”一个箭步冲到敌人的面前，任玉礼在敌人的背后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把手举起来！”那5个敌人乖乖的把手举起站在一边。这时，付振法也赶到了，我们3个把5个全副武装的敌人押回高而庄，又派民兵押送区里。有一个敌人还不服气地说，你们骗人。
  1948年8月，在“济南战役”中，我做支前工作，荣立二等功。1949年2月随军南下，参加新解放地区的接管工作，编入南下干部大队第六中队，在政委英宜之、队长王裕民的带领下到临城（今薛城）整训、学习了一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分配到浙江接管新解放区，到了蚌埠原地待命，我们了解了一些当地及宁波的风土人情。4月24日急行军一天，跑了140里，到达南京下关，部队在前我们在后，南京解放后，接着解放杭州、宁波，我被安排在宁波灵塔镇军管会工作。
  1949年7月22日，我们38位干部随军解放象山，6人为一组，我跟一八六团部队史指导员和通讯员小刘编为一组，驻溪口镇，任务是宣传政策和征粮（政权未建）。象山三面环海，一面靠陆，山多岙多土匪多，我们6人到东汘乡召开伪保长会议，对外称是团部政工队，晚上住东溪岭南堡村，到了晚上9点我们又搬到该村的北头住。到凌晨3点听见有狗吠声，我们发现已被敌人包围了，进村的敌人向我们原住处围去，我们迅速向外冲，在村头敌人用机枪扫射，突击的火力封锁了村口，冲不出去，正巧村头有2个大树坑，我们跳进去作为隐蔽处，6人中只有通讯员小刘持步枪，5人都持匣子枪，小刘负伤了，我们的子弹也打光了，只有小刘还留2颗手榴弹，史指导员带领我们党员向党宣誓，要和敌人同归于尽，至死不做俘虏。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一个连部队，把敌人打退了，我们获救，这是我第五次脱险。这场战斗我们牺牲了6名同志、伤8名群众，敌人有200多人死伤。事后20多天得知，这次被包围是该村伪保长给敌人送的信，后来这个伪保长被抓去枪毙了。
  1949年底象山县全县解放，各区还是工作队。1950年建立人民政权，我是石浦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因石浦是沿海渔港，当时国民党长江部队残余势力和土匪头子长白龙（绰号）有几百人，在海上陆地骚扰猖獗。我们的任务以剿匪为中心，首先把邻县南田区和石浦区以部队为主成立剿匪指挥部，部队首长任指挥，我和南田区王区长任副指挥。为了摸清土匪情况，我两次亲自去侦察。第一次化装为学生，我带了4名同志深入土匪活动的反头岙村，乘土匪不备一举捉来6名土匪。第二次我带领4名同志同样利用土匪不备抓来5名土匪，同志们高兴极了，突然区中队来报信，下营村一挺机枪被土匪夺去了。我发动区中队全体同志总结经验教训，要在1个月内把机枪夺回来，结果仍是在下营村一次战斗中把机枪夺了回来，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牺牲了6名同志。
  1950年8月的一天，我和通讯员小罗晚上到离区5里路的五爱村开积极分子座谈会，10点30分，派出所所长刘金荣带着五、六个干警去接我，我们走出村头时，发现敌人已有埋伏，就向山上拼命奔去，我第六次逢凶化吉。
  1951年4月，接县委电报（那时无车无船无电话），通知我去县委开会。从区到县委步行95里，通讯员给准备衣服。衣服在洗衣人家没有干，小陆说，不干也要拿，明天一早指导员要去县开会。此话被一旁的小店主人听去，事后证实这小店主人竟然是土匪的耳目，结果在离区20多里的高湾村埋伏了20多名土匪，高湾是去县必经之路。因赶路时下雨，我就在凉亭内避雨达1小时之久，巧遇部队来了一个班，就与部队同行。走到高湾村时，雨止了，遇上了埋伏的土匪，双方开火，打伤了一名土匪，被俘后在审讯中他供出接到电报，前来埋伏“活捉陈庆文”。后来逮捕了洗衣店主人并搜出了一部电台。我第七次脱离了生命危险。
  1951年下半年，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经过土地改革，才彻底肃清了土匪，全区军政共消灭土匪300余人，打死打伤5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光手枪有两竹箩，属全县之首。
  1952年，上级调我去省党校学习一年多，大部分同志分配到上海，我回象山任县府办公室秘书。
  1954年，任县供销社手工业副部长、县委委员。1955年，任副县长、县委常委，分管水产和盐业生产。我出生在山区，工作在山区，从未到过海洋，现在要去工作，去生活，对我来说工作难度不小。但身为领导必须带领大家深入生产第一线，同渔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领导生产，还要开展对敌斗争，渔民民兵都发了武器，实行劳武结合。我最初每次下海，都是头晕呕吐，甚至黄胆都吐出过，最长一周不能吃饭，被同志们抬上岸来，休息几天再去，经反复锻炼，练就了坚强意志，后来遇7级大风也不吐了，受到了地委表扬，《浙江日报》也进行了宣传报道。
  1956年8月1日（八一台灾），我在省党代会开会结束时，准备回来立即投入到抗台工作中，因有12级台风到宁波，停止了一切交通。我无法及时回去，就住在杭州东亚旅馆，因客满还有唯一一间小阁楼，我就住在这间只容一人的小阁楼里。半夜小阁楼被大风吹得嘎嘎响，我预感将有危险，立即起来往楼下跑，未等跑到楼下，小阁楼塌了下来，我第八次脱险。那天夜里12级台风登陆象山，死了3000多人，其中抗台区乡干部51名（其内科局长7人）。
  1959年10月，我在象山毛屿港搞堵港工程，过港必须要“摆渡”，群众不顾超载危险，争先恐后上船，我几次劝阻减少乘客，但没人听，还说翻船就是洗个澡，见阻止不了，我只好上岸不去乘船，结果船在行驶中翻了，老人、小孩、妇女死了7个，有人听说此事，伸出大拇指说我：你命真大啊。
  1960年，我调宁波专署水产局任副局长。1962年春，正值小黄鱼捕鱼季节，我带领广大渔民进入江苏省吕泗洋捕鱼，因渔工部来电报，要我立即回来作大黄鱼渔汛准备，傍晚指导船把我送上岸，就在这一夜，海洋突然发生巨大龙卷风，渔民死了2000多人（称吕泗洋事件），我第九次死里逃生。
  1963年，我任宁波地区农办副主任。1972年，任宁波专署水产局党组书记兼局长。1977年，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1982年，任专署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农委党组成员。1983年，调市农机局正局级巡视员。1988年离休。
  回忆几十年来，在革命生涯道路上，我是3次被撤职、3次平反复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2次被打倒2次解放，真是写不完的检讨，站不完的队，挨不完的批斗，数不完的罪，就和同志们一块下乡，我支了饭钱也被批为腐蚀干部的罪行。正是“人在工作心在跳，好像身上背着个炸药包，随时随地被打倒……坎坎坷坷，九死一生。”这正是“风雨沧桑四十春，九死一生活到今，两袖清风几十年，三餐温饱度晚年，唯求红旗代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