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5年3月，我出生于历城县突泉村，曾用名赵凤翔。8岁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我独自在家时，父亲放心不下，便将我送到学校读书。父亲到谁家打工，我便跟到谁家吃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一
  1942年6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党员，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我入党前，有两件事对我教育深刻，影响极大，起了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作用。第一件事是，1941年，地下党的领导人赵亦安在突泉开了个“杂货店”，卖茶叶和日用百货。百姓都说货好，价钱公道便宜，很受欢迎，所以生意兴隆。赵亦安以开店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常在下课后去我就读的学校，找我的老师（也是我族家的叔父）赵子玉（赵士璋）及村中一些知名的人士、学者在一起交谈，有时吃酒行令。我常为他们看炉子，服侍他们。同学们都叫他赵老师，有时请他给上课，他就给我们讲抗日爱国道理，教我们好好读书，长大后为国争光。第二件事是，有一天村公所的人跑到学校指名叫我去桃科日本鬼子那里开会，并亲自送我去了桃科，到桃科后，我就和本村出工为日本鬼子修碉堡、卖苦力的乡亲们住在一处。后来才知道哪是开会，是到那里接受训练，毕业后再为日本人训练自卫团的骨干，为日本鬼子做事。在桃科我看到日本兵无故的痛打中国人，又怕又恨。第三天村公所又派人把我领回本校。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我老师赵子玉在当地开中药铺，是小有名气的中医医生，尤其是小儿科。当他到校知我被骗后，便立即到村公所训斥他们说：“我大哥（大哥是指我父亲）只有这一个儿子，要有个好歹，我要和你们算帐。”逼着村公所去人又把我从桃科领了回来。为什么村公所怕他三分呢？因赵子玉的岳父是山东省青年会会长，他们不敢不把我再领回来。我回校后，当时赵子玉便对我严肃地说，中国人不能为日本人做事，不能做亡国奴的事。他反问我说：“你知道你姥爷（他的岳父）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国民党山东省青年会的会长，我要为日本人干事，任我挑。他叫我几次我都不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做汉奸，不能为日本人服务办事。”
  这事发生后不久，有一天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我不知）刘允武（杨玉庆）便找我谈话，进行教育，不久便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的任务是：一是负责把赵凤刚、黄成宝（小名叫黄宝子）和我三人组成一个组，当时叫救国会，定期学习“抗战道理”小册子。每次学后，要把小册子藏在我家的墙洞里，定期收缴党费，进行党的秘密教育和气节教育。二是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1943年春节期间，我介绍赵凤山入了党，此人参加工作后，在泰山林场工作。三是搜集情报。为便于互通情况，我和刘允武分工，他卖豆腐，我卖花生。我有情况需向他汇报，便到他门口，大声喊叫“卖花生”；他有事需告诉我，便到我家门口用力敲打卖豆腐用的“木梆子”；用这种办法，经常来往，互通情况。也用这种办法见面，向我进行一些革命教育。我记忆深刻的是，他几次向我讲述泰安徂徕山区，我抗日情况和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实例，并教育我保守党的秘密，要做到上瞒父母、下瞒妻子，一旦遭受不测被捕，要保守气节，宁死不屈，直到英勇就义。在这段时间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夏天我去找一位同学，也是我族家哥哥赵凤霄去玩，他突然问我“1004”（仲宫区委书记陈杰同志的代号）给你来信了？我惊奇地否认，他用手比划着说，信里一个“众”字你认识吗？我追问他，才知是从赵凤刚处看到的。原来赵凤刚是他的长工，我的信是在赵凤刚转给我之前他看到的。为此事，我特向刘允武作了汇报，后来受到“1004”的来信批评。他在批评中指了两个人名，一是窝铺乡伪乡长董守谦（他是被我们区中队镇压的），二是陈独秀。我立即写了自我批评的检讨信。
  不久，组织让我去泰历县教育局教员训练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训练班的同志便找我谈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对我进行教育。一天下午，在南高而庄活动完返回的路上，后边传话“有人找赵凤翔”，等我看到找我的人时，他只问我一句“你叫赵凤翔吗？”就走了。我回到住处，训练班的同志问我说了些什么？你认识他吗？他就是“1004”，是你们区的区委书记，我这才知道“1004”原是他的代号。第二天因日本鬼子扫荡，学习班转移到长清住了两天。在回高而的路上，两位同志和我谈话问长问短，当他们谈到有的村建立抗日救国会时，我便脱口说出我们村也有，追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便说出真情。原来他们是想发展我入党，他们说：你怎么不带着关系来呢（当时党员不论到什么单位和地方都要带党员的组织关系信）？当时自己也不懂，为此事，陈杰同志批评了村支部。毕业后，组织让我去西坡村当教员或任本村村长，我怕不能胜任，没敢接受，便调我到区委跟随陈杰同志工作了。
  二
  我到区后跟随区委书记陈杰，去各村党支部开会，找党员谈话。时常出入伪乡公所、保公所做统战工作，并动员一些上层人物主动减租减息，向他们讲清保证减租减息，也保证交租交息的政策，使他们更自觉地进行“双减”。对一些顽固对象，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批判。有一次在齐城村召开群众大会，揭发一个地主拒不减租减息时，他不老实，当场把他绑起来带到田家庄，接受教育后才放他回家。杀鸡儆猴的做法，对开展“双减”起了推动作用。
  1944年初春，陈杰把我留到了齐城一带，与县农救会王振华同志一起工作。晚上召开村干部各种会议，研究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农救会、开荒队开展减租减息，白天同他们一起上山开荒生产。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开展“合理负担”丈量土地、反黑地斗争等工作。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自己，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增强了群众观念和党性观念。
  同年7月，我和南高而庄民兵队长黄恩泰同志去鲁中南军区教导团学习军事知识。毕业后，回区在窝铺一条峪和刘春来同志一起工作。刘春来是出泉沟人，早期的党员，我跟随陈杰时常到他家。春来同志入党比我早，有工作经验，是窝铺点的负责人，我跟他学习工作，他对同志很爱护关心。1945年，区委在核桃园村开全区干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日本鬼子扫荡，春来身被机枪打穿八个洞，牺牲在出泉沟村外野坡里。
  刘春来同志牺牲后，我便与王子斌同志在窝铺点一起工作，进一步组织农会、民兵、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等，深入开展“双减”、“反奸除霸”斗争。王子斌是泥淤泉人，长工出身也是早期党员，是泥淤泉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利用开荒生产，在泥淤泉一条峪开展“双减”，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做出了贡献。后来到区工作，任区农救会长、区委委员、区抗联主任。1948年因病经领导同意回家养病。
  1945年春，我同区委书记尚文东同志在槲疃蹲点，发动群众开展“双减”生产运动。我们住在村支部书记、农救会长陈法明同志家中，他工作认真积极，当群众存有“变天思想”时，便上门做思想工作。有几次开积极分子会，陈法明同志没参加，说他在村外避风地方睡觉。尚文东同志找他谈话，批评很严厉，但他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坐在另一间屋子门口做针线活的他爱人实在耐不住了，便摆手叫我出去，她说别叫指导员训他了，别忘了还有敌人、坏蛋呢，你们住在我们家里，他能放心吗？他每天晚上整夜在门口站岗，一天二天还可以，日子长了便吃不消了，他才在白天找个有太阳避风地方抽空睡上一觉，再回来忙活。事后我问他，指导员这么批评你，你怎么不把情况说清楚呢？他说，夜里为你们站岗是我的责任，指导员批评的都是实情，我说什么。这是多好的党员干部啊！
  1946年，根据党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区委决定在出泉沟村试点，我和尚文东同志一起参加了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便在全区推开。我负责窝铺点的土改工作。这是一次摧毁封建势力的革命，深得广大贫苦百姓的拥护，但也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这时的历城虽然是老解放区了，但有的群众仍存有“变天思想”。在这场斗争中，农村党、团员起了重要作用。
  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热情非常高涨，这首先表现在参军、支援前线任务的完成上。土改后，接着便是“大动参”，在“保家乡、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鼓舞下，父送子、妻送郎参军上前线的实例数不胜数。运动轰轰烈烈，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身披大红花，离开生养自己的家乡，奔赴前线，杀敌立功。在全县召开的总结表彰土改、动参大会上，我还获得全县模范工作者的荣誉。
  随着形势的发展，支前工作逐渐繁重。1947年莱芜战役的支前任务，就当时来说，是历城首次有民夫直接到战地前沿去抢救伤员，民夫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风险当然要大。区委指定我带领柳埠区窝铺峪的民夫，支援莱芜战役阻击战的前沿任务。战役刚开始民夫便遭敌机疯狂轰炸，他们纷纷退下，当时我便提出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共产党员跟我来！在党员带领下，重上前沿，顺利完成了任务，不幸的事是一名民夫被炸死。过后在县委召开的全县表彰大会上，我又荣立三等功。
  三
  1947年7月，我又调回卧龙区，接替尚文东同志工作，任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三大方面的工作：一是土改复查、“三查、三整”；二是对敌斗争；三是支援前线、发展生产、巩固后方。
  我到卧龙区不长的时间，根据上级土改复查指示精神和外地“经验”，开展贫雇农坐天下的“交权”运动。卧龙区在刘家庄召开了向贫雇农“交权”大会，会上有区委书记代表全区向贫雇农杀鸡盟誓“交权”。在会议期间，又传来兄弟区民兵也要向贫雇农交枪，而且中农不能参加民兵的消息。我们召开区委全会研究后，一致不同意民兵交枪和中农不能参加民兵的规定和说法。县委分工负责卧龙区工作的组织部长田勤耕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当时区委在刘家庄开大会，民兵还在对面山上和高而庄一带坚持对敌斗争呢。我们的大会刚结束，柳埠区以黄巢为中心的地主、富农、还乡团与反动道会门勾结联合了二十余村的道会门会徒，带着土枪、镰刀、锄头、红缨枪、木棍等武器，发动了武装暴乱，卧龙区泥淤泉一条峪受影响最大，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逃离本村。
  在当时情况下，卧龙区民兵虽没交枪，但实际上干部交权，取消村政权，改换村干部，党内思想异常混乱，民兵力量受到削弱，成了不交枪的交枪。有的村政权和民兵被坏人掌握利用，乘机进行报复，有的区干部也遭到严重打击报复。贫雇农大会结束后，被坏人掌握了村政权的常家庄马上向区委提出，把他村出去的一位区干部（名字忘了）交给村清算批斗。为保护这位干部，区委给他改名派到门牙庄工作，后来他们到县委告发要人。在县委指令下，只好将人交出。当时我对带人的民兵严肃地说：人你们带去，要好交好还不能绑打。表面上他们服从，后来才知道把人一带出突泉村（当时我在突泉蹲点）便五花大绑起来，回到常家庄便捆在树上毒打。由于我立即给常家庄和周围村党支部写信，要他们一定保住人的生命，他才没有被杀害。这次错误的交权运动，虽不久便被制止纠正，但造成的影响很大。那时干部们普遍反映说这是“磨道里杀驴吃”，心有余悸，工作消沉，很长一段时间转不过弯来，对工作造成了损失。
  后来，又开展了“三查三整”，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在查阶级中又提出“查三代，搬石头”。如果在查“三代”中查出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便调到外省去工作，否则便清洗回家。卧龙区有二位同志回了家，一位是区委秘书，官马场人，我记得此人临走曾写了一首不满的打油诗，“知事物者莫如我，混事一场无结果”。当时在官马场我们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他回家后，听说到吴家庄伪保公所为敌人办事去了，叛变了革命。另一位是刘元庆同志，南高而庄人，是当地最早的党员，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为我党在高而庄周围一带村庄开辟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等，做出很大贡献。后来到区工作时，曾因区委书记尚文东到鲁中区党委学习，刘负责一段工作。被清洗回家后不久，晚上敌人扫荡时，用机枪扫射南高而庄。当他逃出村外时，又因倾盆大雨，心脏病发作，牺牲在本村东山根地边上。通过“三查三整”，进一步提高了党员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工作。但由于在审干中，单纯强调了出身成份的组织路线，搞了所谓“查三代”、“搬石头”的做法，伤害了部分同志积极性，造成了一些人思想上的混乱，对工作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四
  1947年下半年，卧龙区形势不断恶化，联防队便驻扎在张家庄，把守着南山区的大门。我接任卧龙区委书记第三天，县独立团和军区部队联合打仲宫敌人，卧龙区负责组织民兵担架队支前。老百姓听说打仲宫敌人高兴极了，都纷纷出力支援。我和区武装部长马庆山带队前往，在行军途中下一个陡崖子时，事先还预计到别与部队失掉联络，所以，我让马庆山同志走在前边带队，我在民夫队伍的最后一个下崖子。因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下崖子不方便，进度很慢，等我最后下去时，竟听不到前边有人。正在这时部队发现他们身后无人，便回原路联络，与我带的民夫担架队接上头。当部队到达埋伏的目的地时，我一检查找不到马庆山和八副担架民夫，怕暴露目标，又不能去找，急得就地打转，只好等到天亮战斗打响。谁知，当马庆山下陡崖子后，与前边部队失掉联络，便带着八副担架和民夫，向营而庄西山走去，等待天亮战斗打响。当爬到山顶时，敌人已占领山顶，30余人除一位军属跳崖逃脱外，全部被俘。第二天得知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使我束手无策。当我到汤家庄县委书记李频如同志住处时，他也难过地安慰我。回民兵联防队后，立即动员民兵，化悲痛为力量，为马庆山等同志报仇雪恨。被俘人员中，有一位村干部被带到仲宫后数日便被杀害，马庆山被敌送到济南绥靖区监狱。济南解放前从监狱释放，济南解放后，分配到遥墙区武装部工作，听说不久吐血过世。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坚持武装斗争的开展，经区委研究决定后，全区分成三块，组成二个民兵联防队，分别有区委书记王子元、区长房加书、副书记田立湘分工负责。具体分工是：王子元、张积良（区武装部长）、毕立秋带一个民兵联防队，在张家庄到北高而庄、并渡口到突泉一带坚持武装斗争，专门对付从济南出动的敌人和驻扎在仲宫据点敌顽八军三团的敌人；房加书、陈庆文、章兆林带一个民兵联防队，在南高而庄、官马场一带坚持斗争，对付从万德、吴家庄进犯的敌人；泥淤泉一条峪是后方基地，有区委副书记田立湘同志负责全面的生产、支前和日常工作，工作很重。三条线有分有合，机动灵活，运转良好，积极主动。
  卧龙区处于拉锯式的游击地区，敌人频繁出动扫荡骚扰，妄图打通去南高而庄和柳埠的通道。民兵联防队对敌武装斗争任务很重，除了有时配合县独立团活动外，更多时间是采用机动灵活方法对敌斗争。本着“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打，有利便打，不利不打”的原则，有时突然插到并渡口了解敌情，打击敌人碟报活动。有时夜间到各村活动，白天睡大觉。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力量和活动规律。为了堵截敌人，打击敌人，我们也有时与敌人周旋，整天拖得敌人疲惫不堪。有一次，我们得到情报，敌人要集中一定数量的部队向南山区扫荡。我联防队就先占领了张家庄东山、营而庄南山、并渡口北山，封住了敌人企图深入到柳埠或南高而的去路。敌人来后，东山上枪响，南山上枪响，北山上地雷响，枪打地雷轰，弄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从早上一直周旋到傍晚，敌人不得不龟缩回仲宫。
  在艰苦的斗争中，地雷大显威力。我们用的地雷有铁的，也有石头的。刚开始埋地雷时地雷线露在地面上，敌人吃了几次苦头后也学聪明了，再扫荡时赶着羊群在前趟雷，或用火烧山把地雷线烧断。斗争实践也不断提高我们的智慧，我们就把地雷线埋到土层里，埋到敌人认为安全或意想不到的地方。敌人来后，我们的地雷满地开花，炸的敌人哭爹喊娘。一年多来，光用地雷就炸死炸伤敌人百余人，敌人一听说有地雷就胆战心惊。一天我们在出泉沟准备吃中午饭，饭刚做好，敌人从核桃园过来，我带一个班向核桃园方向赶去，刚过了河到核桃园山口处，敌人在西山用机枪把我们盖住。正在吃饭的爆炸队长李川同志听到枪响后就把爆炸队拉出来，想把敌人引到爆炸队方向来。可敌人看到爆炸队战士都身穿黄军衣，怕趟着地雷，连河也没敢过，便夹着尾巴逃跑了。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南高而庄、官马场联防队斗争形势越来越困难，他们的阵地面广、分散，敌人多从长清的吴家店出动，一旦发现敌人，敌人便处在高而庄、邱家庄西山，地形对我极为不利。甚至后来活动后，晚上必须回到泥淤峪休息。有一次，晚上我们从闫家河出发，准备到出泉沟驻防开展工作，在过闫家河去出泉沟的大山时，便发现对面山上有亮光出现，我们便用手电筒发光与对方联络，对方果然立即也用手电筒亮光回应。当我们到出泉沟住下时，岗哨报告，发现有人眈视，因天黑没抓到人便不见了，分析后当机决定，冒着地冻严寒天气撤回闫家河。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发现闫家河西山上有敌人。原来敌人沿着南高而庄东山直深入到出泉沟东山和核桃园西山，山上全是敌人，敌人企图合拢出泉沟消灭我们，由于我们警觉，使敌人捕了空。
  官马场一带三个月没过去活动了，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群众恐慌不安。为保护群众利益，悍卫土改胜利果实，我们两个联防队合起来连续三个夜晚突击活动，宣传全国形势，揭露敌人谣言。一次我们化装成敌人的“六五八五”碟报队，直插房家庄（玉皇庙里边一个村子）去抓一个地主分子——当地谍报头子。此人依靠还乡团反攻倒算，群众恨之入骨。我们到他家门口几脚将油漆大门踢开，这家伙没在家，便给他留个条子警告他，要他投降不再做坏事，如不悔改，小心脑袋。虽没捉到那个地主，但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灭了敌人的威风，给群众撑了腰，鼓舞了群众斗志。过后干部群众便来联防队反映情况说，这次活动留下了两件憾事：一件是作宣传时，在玉皇庙爬到一家老百姓房顶上，一不小心把屋顶踏个大洞，当时也无法道歉和赔偿；另一件是那个地主反攻倒算回去的羊约有一、二百只，当时有位区干部是放羊出身的，经我同意，把羊赶回区公所，虽说这些羊在当时经济困难情况下，解决了不少民兵穿衣、生活等问题，但应归还群众的东西没有还。所以，年底在参加地委整风时，县委书记李频如同志批评我两条：一是冒险主义，与大于自己力量的敌人整天周旋，一打就是一天，向县委要子弹，不给还有意见；二是违犯政策，就是指赶羊这桩事。此时陈述出来算是向官马场、玉皇庙一带群众致以过时的道歉。
  1947年底和1948年春节前后，卧龙区不仅军事形势不断恶化，经济情况也特别困难。因此接上级指示，卧龙区民兵联防队战士留下枪支，各自回家。
  此时正遇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济南敌人又大举扫荡，直逼近柳埠村，我区委干事刘春梅同志就牺牲在西坡村。民兵留下枪支各自回家，虽是经济形势所迫，但给卧龙区坚持斗争增加的困难不可估量。有的党支部被破坏，村政权被破坏，有的甚至秘密资敌，有的村成了伪政权。最严重者是大小门牙庄，完全控制在敌人手中，还乡团常住在大小门牙庄，我们针也插不进去。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还是手中没有民兵这支武装力量，失去了主动活动的条件。面临村政权的破坏，出现了整顿村政权的新任务。有些村子原有村干部不能工作，敌人安插的人员也不敢出面为敌人办事。我们便利用这一特殊情况，趁机安排我们自己的人，又安排些中间人物出面在村里办事，这就出现“两面政权”的形式。对中间人物进行“白皮红心”教育，使其成为我们的人。所谓“两面政权”就是敌人来了，应付敌人的差事，一有情况就立即给我们送信，“两面政权”在当时情况下起了一定作用。一次通过“两面政权”，得知仲宫敌人要出动到张家庄一带抢粮，于是我们便连夜赶到各村，告诉村长们敌人要来抢粮，通知老百姓做好准备，布置家家户户都做糠菜、野菜饭，抢粮敌人闯进村里掀开锅，看看都是糠菜做的饼子、窝窝，敌人抢粮计划落了空。另一次敌人要伐树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在敌人进攻前头天晚上，我们又连夜到各村通知村长说：第二天拂晓，我们在罗家园东边“拉山子”，山上设埋伏袭击敌人，你们听到枪声，便到东沟村的东山沟里去等候开会。这样给村干部创造条件作借口，如果事后见到敌人，便说，你们没听见枪声吗？一早八路军就把我们都抓去了。用此办法，敌人一连三天进村找不到办事人，一棵树也没砍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种种抢掠阴谋，使敌人趟趟扑空。在利用“两面政权”的斗争中，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小并渡口村长共产党员周志亮同志，被坏人告发后，由本村地主勾结仲宫还乡团深夜把他五花大绑，用布塞住嘴投入井内。周志亮同志被暗害后不久，敌人又把他的儿子杀害，父子俩为革命事业双双献出了生命。
  由于大小门牙庄这块阵地失去，给开展突泉村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大约1948年5、6月间，济南敌人二一三旅又扫荡南山区，第二天县委指示我们了解一下扫荡敌人的番号等情况。我和区干事相宝福（突泉村人）、外石栏村一名复员军人到突泉了解情况，进村前捉到门牙庄一位妇女，怀疑她是碟报，由相宝福带着，认为是邻村人，相宝福便把她放走了。我们进得突泉村后，一见街上敌人贴些反动标语，我们三人一边揭去标语，一边与村内乡亲们了解敌人进攻时的情形，完后又找几个地主谈话，要他们老老实实做人，不要做坏事。后来便到村东头，此时老百姓告诉我敌人进村了。当我们去找卖花生的一位老人（也是我族家祖父）问详情时，敌人已到面前，我立即开枪，敌人还没来得及回应，我们便向东跑去。跑出村外，左右都有敌人开枪，当时敌人是从村子两边包抄，一股进村的企图活捉我们，敌人没开机枪。追到西坡村时，敌人机枪、小炮一齐开打，但晚了。我们进到西坡后，西坡村民兵开几枪还击，敌人再也不敢追赶，便逃回去了。敌人刚退，县独立团部队有任务经过，我们三人又回到突泉，敌人已无影无踪。后来知道，敌人所以大胆进村，就是因为放走的那个女碟报去门牙庄报的情况。另一次，我们住在外石村，晚上派相宝福和小艾去突泉摸情况，当相宝福越墙到赵世信家中时，墙外放哨的小艾不留神被敌人暗中捉去。济南解放后小艾才从监狱解放出来，后随部队工作。这些历史教训深刻，回想起来，实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五
  济南解放后，我便调济南东郊的张马区任区委副书记，协助区委书记吕道成同志工作。刚解放了的张马区情况复杂，国民党的散兵、伪乡公所、伪保公所的武装和恶霸地痞等反动势力，不断进行破坏和骚扰活动。我们住在宿家张马村时，敌人夜间向区政府丢手榴弹，住在卧牛山村时，夜里打黑枪。一段时间我带区中队活动在各村清剿匪特，破坏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进行登记，促使他们悔过自新，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收缴敌特枪支弹药。
  敌人在张马区经过长期经营，在村中基础很坚实，村村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都有三青团的基础组织。三青团员在青年中所占比例很高，地方武装力量也比较强。国民党的一个伪保长，有一个警卫班保护，一个伪乡长，有一个整排警卫人员保护他。各乡、保都有自已的武装力量，武器配备也很强，有的还配有机枪。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全区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张马区收缴武器弹药进展顺利，数目之多出人意料。敌特组织得到了清剿破坏，国民党、三青团基层组织和党、团员个人都进行登记悔过，工作进展顺利，效果之显著，除归功于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外，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参与，功不可没。
  1949年1月底，我到历城县委任民运部长，后改任副部长兼青委书记。团县委建立后，任团县委书记。8月离历城到团中央学习，共8个月。这次学习对我以后成长，特别是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是个转折点。我这次去学习特别高兴，因为长久以来，在心目中就存有一种想法，能亲眼见见毛主席他老人家，那该多幸福啊！这次可以见到了，当时就能预感到。中央团校一开始在河北省的良乡，因生活条件差些，开学不久很多同学生病，校方提出愿回原单位的同学组织上同意回去。当时泰安地委去了我们两人，另一位同志是泰安地委某县的宣传部长，他怕吃苦，动员我一同回原单位，我说还没见毛主席怎么就回去呢？我拒绝了他。那位同志走后没多久，生活就改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校同学全部参加了开国盛典。我们队伍在金水桥边上，就在天安门最前边，我兴奋得心真要跳出来。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走上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城楼前沿时，顿时，整个广场都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震得天动地摇。团校队伍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穿着崭新的军服，迈着整齐步伐，全城人们都争先恐后看这支年青的队伍，每个同学都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回校大家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天安门太高，瞻仰毛主席面容不过瘾。在良乡学习三个月后，便搬到北京城内。
  团校迁到北京后，每次上课都写条子，要求毛主席接见。1950年毛主席访问莫斯科回来后，师哲同志向我们介绍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怎样重视毛主席的访问和毛主席到各地访问时的情景。师哲同志还给我们讲了毛主席访问时的故事，说毛主席到格鲁吉亚访问时，看到一个老头在大门口哭，从旁边走过一个老头问他哭什么？答：我爷爷打我来，此故事说明格鲁吉亚人寿命长。师哲同志还说，毛主席的厨师给毛主席做菜时，厨师用净水将青菜洗净后准备做菜，这时斯大林的厨师开口问，你这菜是做给谁吃的？给毛主席吃的。斯大林的厨师严肃地说，你们太不负责任了，不经卫生检查、化验，用冷水洗洗就给毛主席烧菜吃。毛主席的厨师一听便很惊讶地说，你们对毛主席的健康这么关心爱护？答：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的健康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他在世多一天，中国人民就多一天的幸福。当同学们听后都非常受教育，都为之感动。师哲同志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天天在毛主席身边，请他代同学要求毛主席接见，定能办到。大家纷纷写条子给师哲同志，要求他转告毛主席，大家要见见他老人家。师哲同志当场答应，一定要转告你们要见主席的要求。可是当我们学习任务完成后仍没信息，大家天天议论，要求校部向上反映。这时又正遇上打预防针，由于药物反应，都懒洋洋的，天天睡觉。正在这时，校方通知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大家。真奇怪，一下子药物反应都没了，也不痛了，个个都神龙活现，跳起来了。大家坐在怀仁堂里，睁大两眼死盯着两扇门。一看两扇门动便起立鼓掌，几次动作都不是毛主席。后来突然两扇门大开，毛主席来了，我们立即全体起立，掌声、欢呼声响彻怀仁堂。当冯文斌校长指挥大家坐下后，先有朱总司令讲话，朱老总讲话后，大家齐喊请毛主席讲话作指示，朱老总、冯文斌校长在台上也请主席讲话，可毛主席只是频频招手微笑。当毛主席接见完后，大家在回校的车上，都说咱们真幸福，当面亲眼见到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身体真健康、真强壮，这才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医生说，毛主席能活到150岁，我的双手鼓掌鼓得都红了，也有的说我鼓掌鼓得手表带都震断了，还有的说我的表震得不走了。大家一会儿议论幸福时刻，一会儿齐声欢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北京过了“五·一”劳动节后，便各自回到原单位去了。我回山东后分配到泰安县，任团县委书记，后又调团地委任少儿部长兼学生部长。
  六
  1952年向华东输送青年干部，我调上海，接着分配到上海吴淞机器厂（上海柴油机厂）任党委宣传委员兼车间党支部书记，后任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文革”时靠边站，接受批判，下放劳动……
  1964年企业学习解放军，工厂建立政治部，我去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三个月。毕业时，我又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这次接见看的最真切，毛主席从我们面前走过，我感到极亲切、幸福。仍和上次接见一样，毛主席没有讲话，毛主席边走边向我们招手，面带微笑，学员的掌声、欢呼声响彻大会堂。同毛主席一起接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除了林彪以外，所有党中央的党政军领导人都参加了接见。接见后，毛主席和所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这真是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调到教育单位，筹备建立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建成后留校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85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