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和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我省登州被迫开为商埠，条约内明文规定了保护传教的专款，英美传教士便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蜂拥到我省的烟台和登州（今蓬莱）二地。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对，招收教友异常困难。美国传教士们乃以经济为饵吸引人们入教。一八六二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收了最初的三名教友，据倪维思妻的记载说：“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教会在登州初立，有三个人受洗。一是宁波人，是我厨房作活的；一是林寿宝先生，他是个拔贡，是帮助倪维思抄书的；一是张干臣，先为我们抄书的。”这三个人都是依赖传教士为生的。美国传教士又鉴于当时人民群众生活困难，儿童入私塾，还得负担束修（学费），有时还需要负责校舍的费用，大大限制了学生入学的机会，乃以免费入学，供给衣食等为名，诱骗学生。倪妻于一八六二年冬天在登州找了“几个管饭的闺女安在家里”，便吹嘘说是“开一女学堂”，是“山东省第一个教中学房”。①（本段引语均见倪妻编：《传道模范——倪维思事略》，先用英文出版，一八九七年出汉译本，由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接踵而来的另一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②（狄考文（C.W.Mateer）一八三六年生于美国，一八六三年来华，以办理文会馆和编著数学教科书出名，一九〇八年死在青岛。）也于一八六四年着手招收六个“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加以教育，“不惟免其修金（学费），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鞋、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
  皆给自本堂”。狄考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本钱来办学校呢？据王元德先生自称：“自幼受先生（指狄考文，下同此）栽培，（文会馆）毕业后……与先生共事久，知先生之行颇悉”，对于狄考文办学的目的曾经有比较坦率的叙述。他说：
  “先生莅登州时，其他传道于中国者，惟赖一己之口舌……而先生窃思一人之能力几何，偌大之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不若招集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结以恩义，以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蓰”。①（王元德编：《文会馆志》三——四页。王元德一九〇四年文会馆毕业，先助狄考文翻译圣经，继在广文和齐大任教，最后经商，任华北酒精商行经理。）
  这里就明说狄考文是披着宗教外衣（“培之以真道”），以介绍资本主义的科学为掩护（“启之以实学”），进行以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法（“结之以恩义”），来培养中国代理人，以帮助他加速征服“偌大之中国”。
  帝国主义分子给钱是有条件的，学生一上他的钩，便要完全听命于他，一定要接受他那一套奴化教育课程，入学之前，学生家长还得给狄考文签订下列卖身契：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某府某县某社某村人子某名几岁，愿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裳，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归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狄考文）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相情愿，并无追悔。”（《文会馆志》35页）
  狄考文拿着这张契约便可以任意苛待学生，反正是只许我开除你，却不许你不念。打骂学生乃家常便饭，学生给他起个外号为“狄老虎”。当时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因受不了这一口气，不顾一切挣脱他的捆绑。第一年招的六个学生，便有三个不愿签字。“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计设学九载，学习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学满六年者仅四人……尚在学堂肄业者不过二十二人，余均不堪造就废于半途。”（《文会馆志》2页）
  这就是后来发展为齐大的萌芽。当时这座“蒙塾”也只有小学程度，是一座寄宿的私塾。职工共有四人：狄考文夫妇，狄教常识、算术，狄妻教音乐兼总务，课经儒师一人，即在倪维思那里受洗的张干臣先生，还有“司厨老媪一人”。“学校”即设在登州观音堂内，道士因吸鸦片非法把观音堂“卖”给了长老会。传教士把佛像偷偷地在夜间抛入河中，任意更改庙宇作为校舍。一八七一年添设高等科分置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而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英文校名为“登州学院”Tengchow College。所订的六年课程如下：
  由上列课程表可以看出文会馆的课程内容有下列三个特点：
  （一）宗教必修传道为主。在文会馆里不但宗教是必修课程，每日每星期天的两次礼拜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学生在校还要参加一些传教活动。毕业后一般也都要传道三年，以表谢恩报德。辛亥革命前山东长老会里中国人任牧师职者三十余人，除三人外，其余都是文会馆毕业的。据一九〇二年毕业的张达忱老先生谈，他毕业后即被派到莒州（今莒县）传道，每月教会只给薪水十八串（其中三串还算是家属津贴，那就是说尚未结婚的毕业者只给十五串），实在维持不了生活。所以到了三年，一天也不愿多干，即到曹州中学兼师范学堂担任理化、
  算学教习，月薪五十两。当时传教士如赫士等都反对他到教会以外任职，不说长老会欺压剥削中国信徒，反诬蔑张离开教会出外工作是“为了多得钱。”①（根据张达忱老先生口述，济南除张达忱外还有朱学孺（希方）是文会馆的毕业生。）
  （二）坚决不教英文。文会馆的全部课程都是用中文教授的，并且自始至终不设英文课，这可算是当时教会学校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中也有狄考文的一套阴谋。他曾于一八八一年向美国差会总部解释他不设英文课程的原因。他说：
  “假若我们教英文，因此获得官员和财主的赞助，无疑我们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而我们则将要被迫放弃大部分学校的宗教特点，我们所招收的则将是另一班学生，那么我们虽在学校里，而学校的宗教气氛就将要改变……并且学生如果学会了英文，我无疑将有很大的困难留住他们；他们立刻要找别的工作，会英文将给他们好待遇。登州不是一个外人居住的商埠，不宜于设立一个重视英文的学校”。②（英文《狄考文传》D.W.Fisher著《C.W.Mateer》以下简称《狄传》。）
  狄考文曾经在一八九〇年在华传教士会议上大声疾呼说：“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该会记录458—459页）。
  从狄考文这两段话，使我们清楚看到他的阴谋。文会馆不教英文不过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手法。山东是个封建气氛较浓的
  地方，教会学校不教英文，而读四书五经更能骗得人们的同情与欣赏。他以小恩小惠拉拢一般穷困人家，特别是教徒家里的子弟，“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改变他们的阶级属性，使他们变为狄考文的“自己的人”，终身感恩戴德为他效忠，成为新的士大夫阶级，取而代儒学的地位。他所说的“宗教特点与气氛”，也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特点，不教英文更能表现这个“特点与气氛”。在狄考文的熏陶下，文会馆的毕业者中除王以成（一八九九年毕业）因后来留学日本，参加革命在光复诸城战役遇难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的。
  （三）一般科学的传授。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狄考文办学的目的是以介绍西洋科学为工具，向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进攻，狄考文在这一方面也有过他的“贡献”。头几年他根据美国课本，口授一般科学知识，后来将学生的笔记加以修改润色出版成书，在当时曾经风行一时。狄考文所编的课本计有：《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振兴实学》等，另外他还在课堂里给学生们讲授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等科目，让学生们笔记传抄学习。继狄考文为文会馆监督（校长）的赫士则编辑有《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学体要》等课本。
  自一八六四年到一九〇四四十年间文会馆共毕业了二十六班一百七十一名毕业生。①（《一九二六年齐大章程》。）王元德于一九一〇年曾把文会馆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包括潍县广文学校前几届的毕业生）作一个统计，从这个统计表里，也就可以看出来文会馆所毕业的学
  生都是为谁服务的了。
  由上表看到文会馆一共才毕业了二百零八人，除去死亡二十二人，六人的情况不详外，当时在社会上供职者一百八十人，就其数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新的士大夫阶级”对于改变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倒也起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后，帝国主义各国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屈服，一九〇五年废科举兴学校，现在需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人才，文会馆的毕业生曾有一度“供不应求”。山东各地争聘该馆毕业生，袁世凯还请该馆第二任监督赫士来到济南筹办山东高等学堂。赫士便带了刘永锡（恩九）、刘玉峰（蓬山）、张丰年（兆瑞）、王振祥（云阶）、王执中（允斋）、王锡恩（泽溥）等六名文会馆毕业者到该校分别担任算学、理化教习。其他省份也都来聘请。最突出的是朱学孺（希方）、
  王志高（仰之）、邵宝亮（次明）、生克敬、周易训等五人应聘远去云南分别担任该省方言学堂、优级师范、法政学堂的教习。又该馆毕业生于志圣、仲伟亿等还通过另一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的关系进到京师大学堂任教。据文会馆毕业的老年人回忆，当时全国十八省，除贵州外都有文会馆的学生。狄考文早就说过“教育的重要是为教会提供有效而可靠的教牧人员，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师，通过这些人把西方的优良教育介绍给中国。配备他们，使他们能够带头将西方文化、科学与艺术介绍给中国”①（《狄传》，30页。），也可说是达到了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