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利民染厂在一九三二年秋创设之初，只由创办人凑集了股本四万元。至一九三三年春建筑安装完成，即已用去了三万多元，所余活动金只有九千元左右，实系不够周转之用。必须再召集一至二万元方可。既经开机试染，成绩颇佳，即有西关福升长颜料号经理刘子元，纠集了两家布商福庆长、同心诚，一家手工染坊鸿生东，一家银号福兴合，共同来厂要求加入股东四万元，共同合作，但须给一经理位置为条件。我们原始创办人，只求事业的发展，不论职位的大小。于是我（王文蔚）就声言退为副经理，把经理名义让出来，经他们相商以刘子元任经理。但副经理仍须全部负责，而经理则不过常来查问查问，共同商量而行，以总其成。于是新股东们当即交进股款四万元，至此利民染厂股本共为八万元整。当时新旧股东共同开了一个股东会，决议添置机器，扩大生产量。并派我去上海购置了一台立式烘干机、一台绳状水洗机、一部净炼罐（容量七百匹），我回济之后，与赵寿冈划分职务，以专责成。赵寿冈带领徒工王振芝专负厂内安装机器，化验颜料，及一切染色工务事宜。我则专负筹备棉纱布匹，及销售成品等一切营业上应管事宜。然彼时济南青岛市面上所销售的棉纱，只有三十二支纱、二十支纱与十六支纱，可作织布之用，我以为三十二支纱织出布来太薄，不大坚固，二十支纱与十六支纱织出布来太粗糙，用三十二、二十两合纱织出布来，则经纬不合亦不美观。我想来想去遂决意到了成通纱厂，与其营业负责人张京汉，在详细研究协商之下，订了他二十三支纱一百件，并请其尽早纺出，
  陆续交货交款，用完续订。随后又与仁丰纱厂协商订纺了他二十六支纱一百件，也是用完陆续再纺。将此棉纱事办妥，我遂带领柴栋臣等营业职员三、二人，去潍县东关租妥房子，分设了一个利民染厂收布处。并派人去潍县东乡，找到机户王林元、王福斋、赵鸿礼三人，去昌邑乡村找到吴世昌、马继颜、王梦仙三人。叫他们六人一同来潍，共同研究放纱织布事宜，及他六人到潍，我与其说明现在不用二十，三十二支纱了，我由济南订纺了二十三支纱和二十六支纱两种，不久即可发来，我打算用二十三支纱织四十码长的细布，用二十六支纱也织一种四十码长的细布，再织一种二十四码的白洋标，以备染红洋标之用。大家同声附和的说这样做很好，织出布来一定比用二十、三十二两合纱织的布细致好看。于是研究以二十三支纱织一种三十六英寸宽，三十九点五码长的细布。再用二十六支纱织三十六英寸宽三十九点五码长的另一种细布。及织三十一点五英寸宽，二十三点五码长的一种白洋标。每种用纱几何，及加工费几何，俱一讲好，订明每边添用合股纱六根（以后不用合股纱也能织的很整齐了），以使其边道整齐。严格的规定了织布规则，宽度、长度、密度，订有一定规格。并必须两边边道整齐，中无跳线空梭残破者为合格。有一样不合格者，一概不收。织布所用竹杼，是由做杼家定做的，密度划一，各机户领纱时即附给新杼一支，并确定以王林元、吴世昌等六人家中，为乡村发纱收布据点，由他们负责发给各织布户棉纱，并负责收进自布，送往潍县检验，再领回棉纱去。各织布户将布织成，须盖上个人图章，以备出错时，好为对证。此事办妥后，即留柴栋臣常川住潍，专负发纱收布之责，并派有两位专门验布者，及一位练习生以协助之，我即返回济南。是时本染厂所有机器业
  已全部安齐，而赵寿冈与王振芝亦已试染了许多布样，尤其是浅色布，如浅蓝、湖蓝、靠白、淡红、水红、雪青、雪灰、浅灰、米黄等等，格外漂亮好看。等候了十余日，而潍县所收之第一批白布，即已运到。现在正是仲夏之时，我与厂长商量先用二十六支纱所织之细布，染成各种浅色细布，在市面上可能好销。于是确定先染各种浅色细布，待至染成整理好，拿去城里隆祥、瑞蚨祥及西关批发布商一看，大家都认为布也细致，色也鲜艳，当时都要争先购买，显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又冲动了西关股东们的高兴，遂后股东们即邀经理刘子元，一同来厂找我与赵寿冈共同商量再行增股八万元，以资扩建厂房，添购机器，使生产再为扩大。当其时我与赵寿冈实属无款可增，故亦未敢遽应，后来他们又来继续商量，并言本染厂的出品，实为各售货家所欢迎，确有扩大生产之必要。我与赵寿冈因而联想到，既能扩大生产，也是抵制日货之一法。并亦符合“实业救国”之旨，且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应尽之天职，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二人遂毅然决然的答应他们再加股本八万元，以备购买机器，扩大生产，至此利民染厂资本共为十六万元整。及他们交进款来，遂召开股东会修了一下合同，当时决议再添购上丝光机一台（生产能力日产一千二百匹），压丝光机一台，大二刻纹磨轴两用床子一台，烧毛机一台，拉宽机一台（至此拉宽机共有两台），挤水机一台，净炼罐一座（容量四百匹），漂白机一部，染纳富妥机一部，五节大锅炉一座（至此共有两座），开幅机一台，染色槽子等等，上列机器，有的购自日本三菱，有的购自上海，有的购自济南，俱已分头订妥。扩建厂房亦已开始备料建修。待至一九三四年春，订购的机器都已陆续运到，新建厂房将近完成。遂将厂内染布工作，暂
  行停止，把新旧两厂房合建为一。于是立即安装新机器，经过了两个多月时间才行安装完备。在此安装期间完全由赵寿冈负责，我则去找工业试验所所长宋清斋，和齐鲁铁工厂工师田子英，共同研究织华达呢、直贡呢、直贡缎、卡其、比及、人字呢等。织布机上用的小铁轮，经研究并试验好了，即由齐鲁铁工厂定做了二百套。待织布机上的小铁轮做好后发去潍县，我也立即去潍与织机户共同研究使用方法，既经试织成绩良好。因这几种布多系用合股纱织的，所以也不大出毛病，我嘱托了柴栋臣，要赶快备纱速织，我即返回济南。此时厂内机器将近安完，但尚未试开，待开车试验修理完毕已是六、七月间了。此时潍县新织之比及、华达呢等，业已运来，于是遂正式开工，使用新购机器。因时令关系，除暂时不做漂白外，共染出成品色布二十余种，日出成品由四、五百匹，增加到八百余匹，是时大宗销售的是各样杂色比及、青蓝华达呢、直贡呢、人字呢、枣花呢，以及纳富妥红布、耐晒霖（即阴丹士林）深浅蓝布、各色平光细布和压丝光细布等等，以上所染之布，绝大部分都是经过烧毛、上丝光、净炼，而再染色的，因此色泽鲜艳，坚固耐用，甚为广大人民所欢迎。而城里商埠的六大祥号及经文缎店门市部，统统是只要利民染厂出品的布，不要其他染厂出品的布。至本年公历年终，赵寿冈因他一人又得化验又得管理，实系照顾不过来，遂通过刘子元经理同意，着我去上海请一位染色工师，和三、四位熟手工人来。我到上海通过染色报刊编辑主任诸楚卿介绍，请了一位留日专门染织毕业的欧阳璇和五位漂炼熟手工人来。并通过诸楚卿的关系，参观了六、七家印染工厂，和专门漂白工厂，见其各家所安的机器部位虽不一样，然其染色工序，则是大略相同。惟见那一专做漂白布家，他所
  安的机器部位，净炼罐与绳状水洗、漂白、开幅、积水等机，统统连成一起，做起工来非常顺手，这是山东所没有。我回济后，向赵寿冈说知，赵寿冈闻之亦甚同意，把我们所安的净炼漂白部分，略微改正一下，即可合用。于是即托人由博山定做了五十个大磁圈，准备改装净炼漂白部分。及磁圈运来，而上海工人亦已来厂，他们是漂白熟手，安装起来亦很容易。及至一九三五年二月过春节之后开工，我们就大宗的做漂白布，及染纳富妥红布红洋标，随后并染各样杂色细布，和各样杂色压丝光细布，而赵寿冈与欧阳璇又共同研究的先上丝光后染色的青蓝布，以及耐晒霖蓝布，色泽格外鲜艳坚固，又为广大人民所爱用。此时赵寿冈与欧阳璇分负化验与管理之责，昼夜开工，每天共出成品一千二百匹。是时我厂的销路，除本市西关布庄与城里商埠各门市家外，上南销至徐州、宿县，西至开封、洛阳、西安，东至潍县，北至天津、北京，都有来我厂定货的客人。是年六、七月间又改染比及、华达呢、人字呢、青蓝布等等秋冬季节货，而定购的客人更多。到秋后因见西安来定货的客人特别多，遂征得股东同意，去西安广济街分设了一个利民染厂批发处，以李伯清为负责人。是年冬（一九三五年）刘子元经理，因其独资经营的福升长颜料号，生意亏空而倒闭。他在利民染厂之股本二万元，因欠三菱公司的颜料款，被三菱公司扣去。而刘子元亦即辞去利民经理之职。西关股东们又推举福庆长布庄东家宋华峰为经理。也是只顶其名，不来经常任事的，于是利民的股本只有十四万元了。然利民则是有余无亏的，光厂房机器不动产即占用了三十二万六千余元，又因出品多周转金亦得多，从外埠织布去外埠销售则循环律至少须得二至三月，才能循环一次，因此就得多压资金，那时虽负债六、七十
  万元，而所存原白布与色布，即有八、九万匹，还有棉纱原料等等，细算起来确是有余无亏的。但贷款之家，都是些银号钱鬼子，好占小便宜，常和他们打交道是很讨厌的。因此利民染厂就和交通银行作了仓库抵押，月息九厘，自用仓库有货即按七成给款，如此就便利了许多，所欠银号之款，亦即付还他们，也有很多银号，因知利民是有利润的，坚决不收，只好暂留不交。及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一过春节，各布少微涨价，光三月一个月份所售出之布，就有五万余元的利润。以后虽不能月月如此，然每月总有三、四万元的利润，这是很可靠的。这个一九三六年的一年，是利民最兴盛的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其所得利润，亦如一九三六年的上半年相仿佛。光六月份订卖的八月交货的各种色布，就有八万匹之多。所可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芦沟桥挑起了“七七”事变，火车不能畅通，以致未能发出。及日寇进攻到将近鲁北德州时，我厂即以最大的空运费并托人请客等等小花费，才由航空公司空运一部分色布到西安。并派有专人天天在车站上候着，也是常常请客联络的，把布包当行李快件，陆续运去西安三万余匹。此时工厂业已停工，而交通银行又认为我厂仓库不是钢骨水泥建筑的，即把准备外发的成品色布三万余匹，强运到经四路纬九路口他那新建的大仓库内。把所有贵重颜料及棉纱，也已运去。及日寇进攻到黄河北岸，祸鲁的韩复榘退却时，其部队住在交通这个大仓库者，先将好布抢了一些去，把乱麻袋点上火即逃走了。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抢风，把此仓库抢掠一空。这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是利民大不幸最大损失的一天。至二十六日日寇进城，即留一排兵住在利民厂中，轮流在杆石门站岗。不几日就听说南边有一个开小铺的女人被日兵轮奸了，我实在
  看不惯这种横暴奸淫行为的日寇。待过春节后（即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就回归昌邑老家去了。至一九三九年春，即接到赵寿冈宋华峰两人具名的来信，说“利民即要开工，请速来厂主持”云云。及我来到厂里，见已开工三、四天了。随后赵寿冈谈起去信之事，据赵寿冈云：“去信叫你来并不是光为开工，因去年宋华峰常常找我，说是想把利民染厂卖了，在那时我也没有一定的主意，遂商量着说有给四十万元的咱就卖了它。于是我就去找着横山（是常住济南给三菱公司卖货的日本商人），托横山把利民染厂给卖了，横山问其要多少价钱，我就说了四十万元，横山说可能卖三十万元，再多是卖不了的，有此一段经过，至今横山还是不断的来找，因此叫你来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回答横山。”我当即表示坚决不卖。以后宋华峰来厂我们三人即共同商议卖染厂与不卖的问题，我还是说以坚决不卖为对。并解释不卖理由。先说交通仓库被烧之货，应负责任者是交通，而不是利民。因抵押仓库借款，是抵押的利民仓库，而不是说放在交通仓库作抵押。这次搬仓库是他用强硬主张搬去的。他那仓库是用钢骨水泥建筑，大铁门上锁着两把大锁，他那看门的是已经带着钥匙走了。兵要钥匙他不当找回看门的人来，给兵钥匙。如不给兵钥匙，是砸也砸不开，烧也烧不了。因此这个损失是应由他负。而我们仓库里还存有五千余匹，是一匹也没损失。利民虽系欠有银号的债务，光西安的存布即还之而有余。且现在业已开工，每天染出三、四百匹布来，也很好销售，算起账来除去人工伙食一切费用，还有盈余。何必急急于要卖染厂。他两人听我说完，也都认为以不卖为对，此后日本人横山又来问时，我们就回答不卖了，但他以后越来越紧了。隔过十天半月来问一次，……一直推延了七、八个月，
  而横山找他们找的更紧了，并提出合作计划来。横山对赵寿冈说“你们不是说三十万元不卖吗？现在就作价三十五万元，两方合作，由东洋纺织公司拿出二十万元给你们，你们留下十五万元作资本，这可行啦。你们快快的商议，明天就办。”及我们找到大家商议时宋华峰说“这个事情再办不妥，我得开小差逃出济南去。”而赵寿冈也说“你开小差我也得开小差。”我听了听他两人都不敢说不卖了，而其他股东们也没有说话的。我自己孤掌难鸣，只有随之而已，于是就算同意出卖二十万元与东洋纺织公司，作为两方合作。从此利民染厂的命运，即转入日人之手。名誉日落千丈了。利民染厂自一九三九年秋，被日人强行合作接收之后，日方即派来经理，及财务业务人员，总揽一切财务业务的大权。中国人当时在厂者虽云一律照常任职，然只是听其役使，对于有关财务业务大事，概不能问。自其接收之日起，以至日寇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交代之日止，共经营了六年半的时间，所获利益很大，但每月只是照常开出职工薪水，而股东们从未得到分文利润。这就是日本财阀掠夺中国人之财富，及夺取工人劳动果实之一证。若非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战胜利，则利民染厂之财产，将永为日本财阀所侵占，非为中国人所有了。及日本人将利民染厂交还国民党伪接收委员会，而委员会又批准交给利民原有人时，突有国民党反动派李延年长官部内的一个军官，勾结一个坏买卖人，企图强占利民染厂为己有，而未得逞。他即怀恨在心，捏造了一些罪名，把我与赵寿冈捕去，押在长官部军法处内。经军法处长审询数次并无一件事实，白押了我们四十余日才把我们放回。我们接办利民之后，因无原白布匹，直至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才行复工。然仍以自布缺乏时开时停。最不幸的是一九四八
  年九月济南解放前夕，被反动派王耀武部下住守杆石桥门的队伍，将利民染厂的布匹抢去，放火烧毁机器厂房，即行遁逃。我闻知后即到那里看了看，我只认为是不堪收拾了，无法恢复，遂忍痛往上海去了。济南解放之后，经解放军帮助与督促，打扫的干干净净，以后即备料修建厂房与整修机器。然主要机器损坏不大，稍加修理即可使用。于是即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开工复业。及至四九年九月我由上海返济，亲见染厂里正常的天天开工染布，心中甚为高兴。随后我即到了济南市人民政府敌产清理委员会，彻底声明了日本人加入利民资本二十万元，作为中日合作的经过。并交出一切账本请予审查处理。当时即蒙丁梦孙主任面予嘉奖。自此以后，利民染厂即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业务蒸蒸日上，惟以厂址窄狭，乃迁去北商埠合并于人民染厂。现今人民染厂厂房也不敷用，正在拆除另建钢骨水泥的大厂房，以后业务必有更大的发展。我虽是退职的老人，我仍愿祝其加添印花，而为名副其实的印染公司，更好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