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清末到民初时期的情况
  山东省在清末与民初间，城市及乡村只有手工染坊。有的专染深、浅蓝布，有的专染大红和桃红，而昌邑潍县乡间，还有许多专染红、绿、青、黄、紫等杂色的染坊。他们染出布来用人工踩石梭（梭状元宝形重约百斤左右，土法，将布染色上浆晒干后，卷在光滑的枣木短轴上，再将石梭置木轴上，以双足踩石梭往返压之，使布光滑无皱纹，才算成品）。将布压光，这种布名叫梭布。销售于济南、徐州及河南、陕西等地，销路甚广。那时候的印花，只能用油纸刻成漏板，铺在布上刷上石灰浆糊，将布染成再刮去浆糊，即成为蓝地白花的印花布。周村潍县的绸绫染坊，也是专染红、绿、黄、黑、紫各样杂色绸绫，而没有印花。然至公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周村恒和栈绸绫染坊，由上海请来几位工师，也是用油纸刻成成套的漏板，套印五色彩花的绸被面、桌面等，没有花的空白地方，隔着罗底用指头弹上一些色点点，这种做法就叫弹染印花。这种绸子弹染印花被面、桌面等，是供出口的客人销售于南洋群岛等地。自恒和栈歇业后，再无继续做者。
  二、青岛双盛潍染厂创始及其失败
  青岛双盛潍庄，是烟台双盛泰与潍县双盛泰洋布庄合作，去青岛分设的，原是专卖洋布，它的经理是昌邑县城后村人董希尧。这位经理是一个精明强干，壮年有为的人，他认为每天所卖的各种色布，都是泊来品外国货，心中有点不甘。他又发现日本所来的红洋标，宽度只有二尺一寸，长度六二、四尺，就能卖价九元四、五角，并且非常好卖，他想昌邑潍县乡间，已有不少的脚踏铁机，他计算由青岛买棉纱发去昌潍乡间，找机户加工。按照红洋标的宽度、长度、密度织出白布来，每匹连纱价运费加工费等等算起来，也不过只合五元几角，按此预算干染厂的利益确是很大，并有发展的前途。他与双盛泰东家商议之后，约在公历一九一八年或一九一九年时间，即去日本大坂，买成了一部蒸气发动机、拉宽机、立式烘干机、卧式烘干机、烧毛机、挤水机、压平光机、炼布机、漂白机、绳状水洗机、染色、槽子等等，整个一套染厂装备，运来青岛（但没有印花机）。在东镇购买地皮，建立了一座双盛潍染厂，这就是山东首创的第一座机器染厂。闻其建设费用，自购买机器起至建筑安装毕，约共花费了十四万两白银。染色工师是聘请的济南公立工专学校染织科毕业的王舜卿，所用白布是自买棉纱发去昌潍乡间加工织成的，但开工试车后，因机器安得不准确，转动时常出毛病，染色的工师和工人，因初次使用大型机器染色，缺乏经验，定的工序亦不恰当。尤其是乡间织的白布，布面宽窄不一，边道太不整齐，染出色来烘干后，一到拉宽机上两边不是掉夹子夹不着布，就是撕破了布，因此种种原因，一直试
  验了两、三个月，尚未做出成品来。后又请去了留日染织毕业的宋清斋，研究试验了好久，先从整理白布起，必须要织的布面宽窄齐一，边道整齐，机器也要修理正确，改正了一些炼漂染色工序，这才成功的正式制出红洋标来。既经正式的做出成品来了，理应前进无阻，入于日见发展之正途。然其实则大谬不然。盖以那时旧中国军阀政府当道，丧权辱国的海关条约，海关大权，全操于外国人之手，对于进口的棉纱色布，所定关税甚为轻微，而日本垄断资本家，因见青岛双盛潍染厂业已成功的作出红洋标来，并已上市销售，他认为这个厂发展起来于他极为不利。他恃其进口关税小，东洋来货运费亦小，就将爱莲红洋标拚命的减价倾销，以使双盛潍染厂新出之红洋标，不能畅销而妨其发展。因此双盛潍染厂就受有成品积压之苦，渐渐的难于周转了。在那时中国的反动政府，并不支持本国民族工业。而中国、交通等等银行，也不贷款于工业家。因有以上多方面的原因，这家首创的双盛潍染厂，外受日本倾销排挤，内受经济压迫，强行坚持了二、三年，他的东家双盛泰也不愿支撑了，遂以停工歇业而告终。他的创办人董希尧，因受此打击也不愿再设工业，仍旧转向贩卖洋布去了。其染厂机器，一直搁有七、八年之久，并无提议复工者，而青岛的一般商人，一提起印染工业来，都以双盛潍染厂为戒。亦无倡议利用此搁置的闲机器，再作一次尝试者。
  三、潍县大华机器染厂的兴起及其发展和扩散的影响
  一九二九年冬潍县陈子玉，以价银一万六千元，买妥了青
  岛双盛潍染厂全部染色的机器一套，当先交了定金二千元，其余尚欠一万四千元，至拆卸机器时全部交清。但陈子玉只知其机器之贱，而不知其召股之难。他本人又无此财力，召股东召了好久，也没召着。至一九三〇年春因双盛潍催他去拆机器催的火急，他遂找着潍县寒亭村人张干忱，要把他买机器的权利，转让于张干忱，而张干忱亦认为此事并非一人能办的，他遂找了郭履平（济南公立工专学校染织科毕业）与我（王文蔚），其时我在潍县与人合做义聚兴钱号兼义祥茂猪鬃庄，然我认为钱号生意无何前途，猪鬃庄设在潍县乡间来往不便，脑中正想起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实业救国”，确系至理名言，也是商人的光明前途。正欲收歇钱号，另寻点工业做做，于是我们三人在共同协商之时，我首先表示赞同。并提议先去青岛找双盛潍染厂创办人董希尧访问一下，回来再与陈子玉作规定。他二人都同意我去青岛访问较为妥当，第二日我去青岛一直到了董希尧家中，谈了好久的时间，据董希尧说：“双盛潍染厂之失败是因中国关税不自主，所有进出口关税则例，皆系外国人所规定。而外国人企图，是买中国原料制成成品再来卖给中国，因此对于进口的各种色布，所定关税很为轻微，这就助成了日本资本家减价倾销，以抵制双盛潍染厂的良好机会。现在关税已经收回自主，对于进口色布，关税已提高了不少，日本人再也不敢来倾销抵制我们了。且昌潍乡间织的布，比以前也提高了，若再加严格限制，在机器染色上亦可不出毛病。关于双盛潍染厂的机器，绝大部分是完整无损，虽有过时的机件，那是最小一部分无大关系的。现在作价一万六千元买了去，可谓便宜之极。但拆卸时务要小心，不要碰坏。安装时更要精细一些，机器的位置，及轴与轴之间，筒子与筒子之间，都要安的不歪不扭，
  丝毫不差，到开机时一定滑顺无比，顺序的转动，就可绝对的不出毛病。据本人的意见，现在办印染工厂，可谓恰逢良机，并有厚望”云云。我回潍后即与张郭二人会见，在彼此相商之下，都同意了接受陈子玉转让双盛潍染厂机器的建议。当时即把陈子玉请来，共同协商同意，把他买机器的合同与交款的责任，全部转让于我们三人，以组染厂事业。他先交给双盛潍的定金二千元，也留在新组染厂里作为股本。他也是新组染厂的股东之一，他当即应允。并声明不担任新组染厂的职务，还是自己做他自己的压布工厂，我们也允其所请，任其自便，我们三人即共同协商把新组染厂定名为大华机器染厂股份公司。暂先公推张干忱为经理，王文蔚为副经理，兼营业主任，郭履平为工务主任兼染色技师，职务划分后，遂分头积极召股，三人共召了二万八千元，连原有的陈子玉二千元，共为三万元整，然统筹计划一下，光机价就用了一万六千元，加之买地皮、建厂房、拆卸机器、运机器、安装机器，还得留有运转金，以备织布等等，如此算来非得再召二万元不符应用。于是决定一面继续召股，一面进行建厂，我负责去青岛拆机器，他们二人负责购地建厂。拆机工人是请的济南齐鲁铁工厂李瑞安，带领着十几位工人去青岛拆卸的，费了两个多月的工夫才行拆完，及至运到潍县，已是一九三〇年的初冬了。此时建厂工作已经完成一大部分，可以进行安装，我们即与李瑞安协商，留其在厂专负铁工部责任，继续安装机器，李瑞安当即应允愿留染厂工作。而经理张干忱遂召集全厂负责人开会，说明股本尚未召足，我们应当从小处计划，暂时只先安装染红洋标与阴丹士林两种出品的机器能力，只求达到日出成品二——三百匹即可。计划先安发动机、锅炉、水泵及二十四筒的卧式烘干机一台、上浆机
  一台、拉宽机一台、炼布机一台、挤水机一台、水洗机一台、压光机一台、叠布机一台，以及染色槽子等等，其余机器一概存而不安。安装机器则请李瑞安多负责任，必须安的正确毫厘不差。定机织布工作，则请王副经理下乡办理，于是立即开始安装。我亦即去潍县东乡朱里村，找着王麟元、王梦仙二人，与其相商即以朱里村为据点，大华染厂发纱来此，由他二人负责在此发纱收布，他二人亦即应允接此任务。我即与其研究以前织布，两边太不整齐，中间亦有残破，今次是用机器染色，要独创牌子，必须先把白布织好。他二人研究着要两边必须整齐，则一边添用六根合股纱，那一定能以织整齐。于是就用此法每边添用合股纱六根，并定明宽度长度密度一定的规格，不够规格及中有残破跳线者，一律拒而不收，所有棉纱是用的青岛华新纱厂出品的国产松鹿牌棉纱，所定加工费亦比以前略高，因此布亦织得很整齐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机器业已安好，布亦备有一千多匹，所召之股已经将近五万元了，而大华机器染厂遂于是月正式开工。第一天染出红洋标一百五十匹，全都整齐合格无一残者，常住潍县的洛阳、开封及烟台等地客人闻知，就有不少客人跑去染厂参观，他们看见拉宽机上一匹一匹的平面拉过去，中间并无残破，两边亦甚整齐，当时就有客人跑到营业部去定货者，但我们知道机器出货的能力，每一客人要定货只可应他五、六十匹，百匹以外者则决不敢应承，真是一帆风顺。后来逐渐做到三、四百匹仍是供不应求，而大华的股子呢在开始召股时，想着叫人家多加入些，而人家不肯。现在开工不久就又加添了三万多元，共有了股本八万六千元整。我们赶快召集了一次股东会，会上决议不准再召股了，才止住不收。因大华染厂的迅速发展，当年年末就引起了济南手工染坊
  商人陈瑞亭的注意，他来潍县把大华染厂负责安装的技师李瑞安勾去。他们去日本买了一台上浆烘干机，一台拉宽机，一台压光机，并着济南齐鲁铁工厂给他做的染色槽子和锅炉，在潍县设立一个元聚染厂。而且影响到青岛亦有商人去日本买了机器，于一九三二年建设了一个阳本印染厂。大华染厂厂内工作是由工务主任郭履平负责领导，在此一年之中，每天经常开机出货，成品逐渐增加，且已成功的染出阴丹士林深浅蓝布，及各样杂色细布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又以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风行的抵制日货爱国运动，使大华之货，更为供不应求，我和郭履平正想与经理商议，把存搁的两台立式烘干机安装起来，以扩业务。然不料有一财力雄厚的股东潍县寒亭村人于均生，仗恃他是前清的拔贡，民元的众议员，潍县东乡的大绅士身分，又是大资本家，他见大华染厂发展迅速，又有存搁的机器，是有扩大余地的。他想独霸大华染厂，自发大财。以执山东财政之牛耳。于是他就串通经理张干忱，明着是和我与郭履平二人闹意见，暗地里以重价收买我二人所召之股，我与郭履平二人曾将大华染厂的纠纷，报告建设厅请其调解一下。建设厅即派技正孔尧卿去潍县调解了一次。孔尧卿回济后，于、张二人仍是进行他的收买股子计划。随后我来济南到孔尧卿家详细谈了谈，据孔尧卿云：“于、张二人是很难斗的人，于均生恃其有钱又有议员身分，说话压人，且是爱财如命。张干忱也是爱财如命，又是小阴谋家。他二人结起伙来，你与郭履平是斗不了他的。你们二人不如趁机把你们所召之股全部找出钱来，另买机器，另设一个新染厂，也不过多费六个月的时间即可设备完成。这不强于和他积气吗？若是积起气来，你们这种纠纷，恐系一年二年也解决不了的”。我听了孔尧卿之言，
  出来即到工业试验所与所长宋清斋商议（因我召之股内有宋清斋一千元），而宋清斋也是同意找出股子来，来济南建设一个机器染厂。我们即约同赵寿冈一同到了齐鲁铁工厂，与王理符、王敬甫共同商量，在济南建设一座机器染厂，我们五人共同决定请赵寿冈画图（他是电力机器化学全通，是个多才多艺的留洋生），着齐鲁铁工厂承做机器，计划先做两台立式烘干机、一台上浆机、一台拉宽机，与染色槽子锅炉等等。他们四人在济作此筹备工作，我回潍县与郭履平说知孔尧卿之意，是以提股另设新厂为宜。我与宋清斋、王理符、赵寿冈等共同作了决定，在济南另设一个新染厂，并欢迎你也参加。郭履平当即表示他很同意在济设厂，但他有家务的拖累，不能去济。于是我与张干忱开始交涉退股劈账，经过数次协商，彼此同意，于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将款提清，以解纠纷。此后我即带同一位徒工王振芝一同来济，与赵寿冈等计划，在杆石桥南街建筑厂房，并订购日本三菱公司一台压光机，一套拉宽机夹子。于是召集了一个股东创立会，大家公议本染厂定名为利民机器染厂，公推以我（王文蔚）为经理，赵寿冈为厂长。而潍县大华染厂的郭履平，亦于一九三二年年终把他所召之股一律提出，与德信亨布庄王绍虞等合作，在潍县大马路路东建立了一个信丰染厂。至此大华染厂遂分而为三，此后潍县的大华染厂就成了于、张两人的私有染厂，不是股份公司了。于均生、张干忱二人妄图独霸大华染厂，以发大财，成为山东印染工业的最高权威者，然其后果，则大华之发展，反不如利民、信丰两染厂发展之速，扩充之大，有利于国民经济。而于、张二人之妄想终归泡影，可怜亦复可笑。
  四、济南利民机器染厂的兴衰及染色的成就
  利民染厂在一九三二年秋创设之初，只由创办人凑集了股本四万元。至一九三三年春建筑安装完成，即已用去了三万多元，所余活动金只有九千元左右，实系不够周转之用。必须再召集一至二万元方可。既经开机试染，成绩颇佳，即有西关福升长颜料号经理刘子元，纠集了两家布商福庆长、同心诚，一家手工染坊鸿生东，一家银号福兴合，共同来厂要求加入股东四万元，共同合作，但须给一经理位置为条件。我们原始创办人，只求事业的发展，不论职位的大小。于是我（王文蔚）就声言退为副经理，把经理名义让出来，经他们相商以刘子元任经理。但副经理仍须全部负责，而经理则不过常来查问查问，共同商量而行，以总其成。于是新股东们当即交进股款四万元，至此利民染厂股本共为八万元整。当时新旧股东共同开了一个股东会，决议添置机器，扩大生产量。并派我去上海购置了一台立式烘干机、一台绳状水洗机、一部净炼罐（容量七百匹），我回济之后，与赵寿冈划分职务，以专责成。赵寿冈带领徒工王振芝专负厂内安装机器，化验颜料，及一切染色工务事宜。我则专负筹备棉纱布匹，及销售成品等一切营业上应管事宜。然彼时济南青岛市面上所销售的棉纱，只有三十二支纱、二十支纱与十六支纱，可作织布之用，我以为三十二支纱织出布来太薄，不大坚固，二十支纱与十六支纱织出布来太粗糙，用三十二、二十两合纱织出布来，则经纬不合亦不美观。我想来想去遂决意到了成通纱厂，与其营业负责人张京汉，在详细研究协商之下，订了他二十三支纱一百件，并请其尽早纺出，
  陆续交货交款，用完续订。随后又与仁丰纱厂协商订纺了他二十六支纱一百件，也是用完陆续再纺。将此棉纱事办妥，我遂带领柴栋臣等营业职员三、二人，去潍县东关租妥房子，分设了一个利民染厂收布处。并派人去潍县东乡，找到机户王林元、王福斋、赵鸿礼三人，去昌邑乡村找到吴世昌、马继颜、王梦仙三人。叫他们六人一同来潍，共同研究放纱织布事宜，及他六人到潍，我与其说明现在不用二十，三十二支纱了，我由济南订纺了二十三支纱和二十六支纱两种，不久即可发来，我打算用二十三支纱织四十码长的细布，用二十六支纱也织一种四十码长的细布，再织一种二十四码的白洋标，以备染红洋标之用。大家同声附和的说这样做很好，织出布来一定比用二十、三十二两合纱织的布细致好看。于是研究以二十三支纱织一种三十六英寸宽，三十九点五码长的细布。再用二十六支纱织三十六英寸宽三十九点五码长的另一种细布。及织三十一点五英寸宽，二十三点五码长的一种白洋标。每种用纱几何，及加工费几何，俱一讲好，订明每边添用合股纱六根（以后不用合股纱也能织的很整齐了），以使其边道整齐。严格的规定了织布规则，宽度、长度、密度，订有一定规格。并必须两边边道整齐，中无跳线空梭残破者为合格。有一样不合格者，一概不收。织布所用竹杼，是由做杼家定做的，密度划一，各机户领纱时即附给新杼一支，并确定以王林元、吴世昌等六人家中，为乡村发纱收布据点，由他们负责发给各织布户棉纱，并负责收进自布，送往潍县检验，再领回棉纱去。各织布户将布织成，须盖上个人图章，以备出错时，好为对证。此事办妥后，即留柴栋臣常川住潍，专负发纱收布之责，并派有两位专门验布者，及一位练习生以协助之，我即返回济南。是时本染厂所有机器业
  已全部安齐，而赵寿冈与王振芝亦已试染了许多布样，尤其是浅色布，如浅蓝、湖蓝、靠白、淡红、水红、雪青、雪灰、浅灰、米黄等等，格外漂亮好看。等候了十余日，而潍县所收之第一批白布，即已运到。现在正是仲夏之时，我与厂长商量先用二十六支纱所织之细布，染成各种浅色细布，在市面上可能好销。于是确定先染各种浅色细布，待至染成整理好，拿去城里隆祥、瑞蚨祥及西关批发布商一看，大家都认为布也细致，色也鲜艳，当时都要争先购买，显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又冲动了西关股东们的高兴，遂后股东们即邀经理刘子元，一同来厂找我与赵寿冈共同商量再行增股八万元，以资扩建厂房，添购机器，使生产再为扩大。当其时我与赵寿冈实属无款可增，故亦未敢遽应，后来他们又来继续商量，并言本染厂的出品，实为各售货家所欢迎，确有扩大生产之必要。我与赵寿冈因而联想到，既能扩大生产，也是抵制日货之一法。并亦符合“实业救国”之旨，且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应尽之天职，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二人遂毅然决然的答应他们再加股本八万元，以备购买机器，扩大生产，至此利民染厂资本共为十六万元整。及他们交进款来，遂召开股东会修了一下合同，当时决议再添购上丝光机一台（生产能力日产一千二百匹），压丝光机一台，大二刻纹磨轴两用床子一台，烧毛机一台，拉宽机一台（至此拉宽机共有两台），挤水机一台，净炼罐一座（容量四百匹），漂白机一部，染纳富妥机一部，五节大锅炉一座（至此共有两座），开幅机一台，染色槽子等等，上列机器，有的购自日本三菱，有的购自上海，有的购自济南，俱已分头订妥。扩建厂房亦已开始备料建修。待至一九三四年春，订购的机器都已陆续运到，新建厂房将近完成。遂将厂内染布工作，暂
  行停止，把新旧两厂房合建为一。于是立即安装新机器，经过了两个多月时间才行安装完备。在此安装期间完全由赵寿冈负责，我则去找工业试验所所长宋清斋，和齐鲁铁工厂工师田子英，共同研究织华达呢、直贡呢、直贡缎、卡其、比及、人字呢等。织布机上用的小铁轮，经研究并试验好了，即由齐鲁铁工厂定做了二百套。待织布机上的小铁轮做好后发去潍县，我也立即去潍与织机户共同研究使用方法，既经试织成绩良好。因这几种布多系用合股纱织的，所以也不大出毛病，我嘱托了柴栋臣，要赶快备纱速织，我即返回济南。此时厂内机器将近安完，但尚未试开，待开车试验修理完毕已是六、七月间了。此时潍县新织之比及、华达呢等，业已运来，于是遂正式开工，使用新购机器。因时令关系，除暂时不做漂白外，共染出成品色布二十余种，日出成品由四、五百匹，增加到八百余匹，是时大宗销售的是各样杂色比及、青蓝华达呢、直贡呢、人字呢、枣花呢，以及纳富妥红布、耐晒霖（即阴丹士林）深浅蓝布、各色平光细布和压丝光细布等等，以上所染之布，绝大部分都是经过烧毛、上丝光、净炼，而再染色的，因此色泽鲜艳，坚固耐用，甚为广大人民所欢迎。而城里商埠的六大祥号及经文缎店门市部，统统是只要利民染厂出品的布，不要其他染厂出品的布。至本年公历年终，赵寿冈因他一人又得化验又得管理，实系照顾不过来，遂通过刘子元经理同意，着我去上海请一位染色工师，和三、四位熟手工人来。我到上海通过染色报刊编辑主任诸楚卿介绍，请了一位留日专门染织毕业的欧阳璇和五位漂炼熟手工人来。并通过诸楚卿的关系，参观了六、七家印染工厂，和专门漂白工厂，见其各家所安的机器部位虽不一样，然其染色工序，则是大略相同。惟见那一专做漂白布家，他所
  安的机器部位，净炼罐与绳状水洗、漂白、开幅、积水等机，统统连成一起，做起工来非常顺手，这是山东所没有。我回济后，向赵寿冈说知，赵寿冈闻之亦甚同意，把我们所安的净炼漂白部分，略微改正一下，即可合用。于是即托人由博山定做了五十个大磁圈，准备改装净炼漂白部分。及磁圈运来，而上海工人亦已来厂，他们是漂白熟手，安装起来亦很容易。及至一九三五年二月过春节之后开工，我们就大宗的做漂白布，及染纳富妥红布红洋标，随后并染各样杂色细布，和各样杂色压丝光细布，而赵寿冈与欧阳璇又共同研究的先上丝光后染色的青蓝布，以及耐晒霖蓝布，色泽格外鲜艳坚固，又为广大人民所爱用。此时赵寿冈与欧阳璇分负化验与管理之责，昼夜开工，每天共出成品一千二百匹。是时我厂的销路，除本市西关布庄与城里商埠各门市家外，上南销至徐州、宿县，西至开封、洛阳、西安，东至潍县，北至天津、北京，都有来我厂定货的客人。是年六、七月间又改染比及、华达呢、人字呢、青蓝布等等秋冬季节货，而定购的客人更多。到秋后因见西安来定货的客人特别多，遂征得股东同意，去西安广济街分设了一个利民染厂批发处，以李伯清为负责人。是年冬（一九三五年）刘子元经理，因其独资经营的福升长颜料号，生意亏空而倒闭。他在利民染厂之股本二万元，因欠三菱公司的颜料款，被三菱公司扣去。而刘子元亦即辞去利民经理之职。西关股东们又推举福庆长布庄东家宋华峰为经理。也是只顶其名，不来经常任事的，于是利民的股本只有十四万元了。然利民则是有余无亏的，光厂房机器不动产即占用了三十二万六千余元，又因出品多周转金亦得多，从外埠织布去外埠销售则循环律至少须得二至三月，才能循环一次，因此就得多压资金，那时虽负债六、七十
  万元，而所存原白布与色布，即有八、九万匹，还有棉纱原料等等，细算起来确是有余无亏的。但贷款之家，都是些银号钱鬼子，好占小便宜，常和他们打交道是很讨厌的。因此利民染厂就和交通银行作了仓库抵押，月息九厘，自用仓库有货即按七成给款，如此就便利了许多，所欠银号之款，亦即付还他们，也有很多银号，因知利民是有利润的，坚决不收，只好暂留不交。及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一过春节，各布少微涨价，光三月一个月份所售出之布，就有五万余元的利润。以后虽不能月月如此，然每月总有三、四万元的利润，这是很可靠的。这个一九三六年的一年，是利民最兴盛的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其所得利润，亦如一九三六年的上半年相仿佛。光六月份订卖的八月交货的各种色布，就有八万匹之多。所可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芦沟桥挑起了“七七”事变，火车不能畅通，以致未能发出。及日寇进攻到将近鲁北德州时，我厂即以最大的空运费并托人请客等等小花费，才由航空公司空运一部分色布到西安。并派有专人天天在车站上候着，也是常常请客联络的，把布包当行李快件，陆续运去西安三万余匹。此时工厂业已停工，而交通银行又认为我厂仓库不是钢骨水泥建筑的，即把准备外发的成品色布三万余匹，强运到经四路纬九路口他那新建的大仓库内。把所有贵重颜料及棉纱，也已运去。及日寇进攻到黄河北岸，祸鲁的韩复榘退却时，其部队住在交通这个大仓库者，先将好布抢了一些去，把乱麻袋点上火即逃走了。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抢风，把此仓库抢掠一空。这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是利民大不幸最大损失的一天。至二十六日日寇进城，即留一排兵住在利民厂中，轮流在杆石门站岗。不几日就听说南边有一个开小铺的女人被日兵轮奸了，我实在
  看不惯这种横暴奸淫行为的日寇。待过春节后（即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就回归昌邑老家去了。至一九三九年春，即接到赵寿冈宋华峰两人具名的来信，说“利民即要开工，请速来厂主持”云云。及我来到厂里，见已开工三、四天了。随后赵寿冈谈起去信之事，据赵寿冈云：“去信叫你来并不是光为开工，因去年宋华峰常常找我，说是想把利民染厂卖了，在那时我也没有一定的主意，遂商量着说有给四十万元的咱就卖了它。于是我就去找着横山（是常住济南给三菱公司卖货的日本商人），托横山把利民染厂给卖了，横山问其要多少价钱，我就说了四十万元，横山说可能卖三十万元，再多是卖不了的，有此一段经过，至今横山还是不断的来找，因此叫你来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回答横山。”我当即表示坚决不卖。以后宋华峰来厂我们三人即共同商议卖染厂与不卖的问题，我还是说以坚决不卖为对。并解释不卖理由。先说交通仓库被烧之货，应负责任者是交通，而不是利民。因抵押仓库借款，是抵押的利民仓库，而不是说放在交通仓库作抵押。这次搬仓库是他用强硬主张搬去的。他那仓库是用钢骨水泥建筑，大铁门上锁着两把大锁，他那看门的是已经带着钥匙走了。兵要钥匙他不当找回看门的人来，给兵钥匙。如不给兵钥匙，是砸也砸不开，烧也烧不了。因此这个损失是应由他负。而我们仓库里还存有五千余匹，是一匹也没损失。利民虽系欠有银号的债务，光西安的存布即还之而有余。且现在业已开工，每天染出三、四百匹布来，也很好销售，算起账来除去人工伙食一切费用，还有盈余。何必急急于要卖染厂。他两人听我说完，也都认为以不卖为对，此后日本人横山又来问时，我们就回答不卖了，但他以后越来越紧了。隔过十天半月来问一次，……一直推延了七、八个月，
  而横山找他们找的更紧了，并提出合作计划来。横山对赵寿冈说“你们不是说三十万元不卖吗？现在就作价三十五万元，两方合作，由东洋纺织公司拿出二十万元给你们，你们留下十五万元作资本，这可行啦。你们快快的商议，明天就办。”及我们找到大家商议时宋华峰说“这个事情再办不妥，我得开小差逃出济南去。”而赵寿冈也说“你开小差我也得开小差。”我听了听他两人都不敢说不卖了，而其他股东们也没有说话的。我自己孤掌难鸣，只有随之而已，于是就算同意出卖二十万元与东洋纺织公司，作为两方合作。从此利民染厂的命运，即转入日人之手。名誉日落千丈了。利民染厂自一九三九年秋，被日人强行合作接收之后，日方即派来经理，及财务业务人员，总揽一切财务业务的大权。中国人当时在厂者虽云一律照常任职，然只是听其役使，对于有关财务业务大事，概不能问。自其接收之日起，以至日寇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交代之日止，共经营了六年半的时间，所获利益很大，但每月只是照常开出职工薪水，而股东们从未得到分文利润。这就是日本财阀掠夺中国人之财富，及夺取工人劳动果实之一证。若非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战胜利，则利民染厂之财产，将永为日本财阀所侵占，非为中国人所有了。及日本人将利民染厂交还国民党伪接收委员会，而委员会又批准交给利民原有人时，突有国民党反动派李延年长官部内的一个军官，勾结一个坏买卖人，企图强占利民染厂为己有，而未得逞。他即怀恨在心，捏造了一些罪名，把我与赵寿冈捕去，押在长官部军法处内。经军法处长审询数次并无一件事实，白押了我们四十余日才把我们放回。我们接办利民之后，因无原白布匹，直至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才行复工。然仍以自布缺乏时开时停。最不幸的是一九四八
  年九月济南解放前夕，被反动派王耀武部下住守杆石桥门的队伍，将利民染厂的布匹抢去，放火烧毁机器厂房，即行遁逃。我闻知后即到那里看了看，我只认为是不堪收拾了，无法恢复，遂忍痛往上海去了。济南解放之后，经解放军帮助与督促，打扫的干干净净，以后即备料修建厂房与整修机器。然主要机器损坏不大，稍加修理即可使用。于是即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开工复业。及至四九年九月我由上海返济，亲见染厂里正常的天天开工染布，心中甚为高兴。随后我即到了济南市人民政府敌产清理委员会，彻底声明了日本人加入利民资本二十万元，作为中日合作的经过。并交出一切账本请予审查处理。当时即蒙丁梦孙主任面予嘉奖。自此以后，利民染厂即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业务蒸蒸日上，惟以厂址窄狭，乃迁去北商埠合并于人民染厂。现今人民染厂厂房也不敷用，正在拆除另建钢骨水泥的大厂房，以后业务必有更大的发展。我虽是退职的老人，我仍愿祝其加添印花，而为名副其实的印染公司，更好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五、双盛潍、大华、利民三染厂对于山东印染工业影响及其贡献
  双盛潍染厂之失败，影响了一般中小资本家，对于使用机器印染，都是生有戒心，不敢再作尝试。然在其失败中也得出一些宝贵的经验来。那就是说①要办印染工业须要关税自主，防止外国货的倾销压迫（因此种纱制物品，是与外国货相抵抗的），并须政府与银行大力支持。②厂内机器必须安装正确，毫厘不差（因彼时动力是用发动机与天轴，不似现今用电力这
  样便宜）。机器位置，必须按工作程序安装，以省人力与时间。③所用布匹，须要织的边道整齐中无残破（因彼时是乡间脚踏铁机织的布，也不似今时电力自动机织的这样整齐）。这些经验，在现今说起来，是极为平常，人人皆知。然在那时就成了宝贵经验，是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大华染厂是因接受了双盛潍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机器安装极为精确细密。织布方面，也和乡村织布户订有严密的规格。染色方面，则有专门染织毕业的郭履平精心试染布样。因此一开工一点毛病未出，即告成功。这对于不敢使用机器染布的戒心，就完全打破了。对于销货方面，因那时适值万宝山发生惨案之后，又继以“九一八”事变，全国涌起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销货极为顺利，且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大华染厂就很快的发展起来，前途光明无限。但因于均生张干忱二人，是些唯利是图的发财主义者，在厂内制造种种矛盾，厂外偷买别人所召的股东，于是即造成分裂的局面。在一九三一年大华的铁工负责人李瑞安，即被人请出去在潍县创设了一个元聚染厂。一九三二年我与郭履平即将各人所召之股本，全部找出来。我来济与朋友们创立了一个利民染厂。郭履平在潍县与王绍禹创立了一个信丰染厂。至此则机器染色之谜，全行揭穿了，影响扩大到济南及青岛潍县等地，在一九三二年青岛即创立了一个阳本印染厂。一九三三年济南的东元盛手工染坊，也添制了染色机器，改为东元盛机器染厂，解放后又添制了印花机器，现在已是印染工厂了。一九三四年济南耿雪琴又创立了一个德和永染厂，潍县魏新泉又创立了一个德聚染厂。这些新创设的染厂，都是受到大华的影响而才建立起来的，大华之矛盾，反成为助长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利民染厂创办之初，只有赵寿冈、宋清斋和我等五人，原来计划是设立一个小型染厂，渐渐的来发展。没想到西关布商股东们，一看见所染出布来，都是很合销路的，于是即冲动了他们的高兴，两次增股添购机器，这就把染厂很快的扩大起来了。然以厂内工作负责人，只有赵寿冈与徒工王振芝二人，实系顾不过来，于是我（王文蔚）去上海请来一位东洋留学专门染织毕业的欧阳璇工师，他与赵寿冈厂长共同研究的先上丝光后染色的硫化青青布、硫化蓝蓝布以及耐晒霖和阴丹士林蓝布，染出布来格外鲜艳坚固。这个染法虽是多费一点苛性碱，但亦节约了颜料，减低了成本，这种披子线平面布从来没有如此染法，既经利民染厂发明首创出这个染法来，其染出之布，甚为广大人民所乐用，因此也就很快的传播到其他染厂，至今还是沿用着这个染法。至其所染出的华达呢、直贡呢、枣花呢、人字呢、比及、府绸等等，都是固体颜料，或硫化颜料，不怕洗晒的，尤为广大人民所欢迎，因此城里与商埠隆祥老号和瑞蚨祥等六大祥号及西关经文绸缎布店，七家共同的长期订购利民染厂各种色布，其他染厂出品他则一概不要。彼时利民染厂声誉之高，概可想见。而且赵寿冈与欧阳璇二人都具有学者风度，诲人不倦，对于在化验室试验的及管理染色的徒工们，都是不厌其烦的详为解释，所以很快的就培养出二十几位青年徒工，可任技术员工师的人才来，如王振芝（现已升为工程师）、于鸿运、韩善诗、王成武、李同礼、吉永福、李殿珍、刘凤岗、赵明英、王文道、高全义、徐世栋等等（其余已忘其名字），分布于青岛、潍县、济南、徐州、西安、成都等地，俱是充任了技术员或工师，对于印染工业也贡献了他们的技术与经验。总的来说，利民染厂发达之后，虽被日寇强占了好久，
  而衰落下去，然在“七七”事变之前，其染色技术的成就，与人才的培养，在山东印染业中，也起了一些推动与启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