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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坛上出现了著名的“后七子”。极负盛名的李攀龙，便是七子之首，蜚声朝野。不仅他的文学卓著，对地方志事业亦有贡献。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自号沧溟。山东历城韩仓村人。生于明正德九年，卒于隆庆四年，年五十七岁。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由于陕西发生地震，以念母告归。在家乡闲居十年。隆庆改元后，又任浙江副使、河南按察使。母丧回里，因悲哀过度得疾病，不久即卒。
  当李攀龙振声扬名的时候，“海内学士大夫，无不知有沧溟先生”。然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却是一条艰难坎坷的道路。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父亲李宝，佣工在外，除了偶尔托人捎点工钱来，自己常年不回家。李攀龙九岁时。父亲去世，抛下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为供攀龙读书，起早贪黑缝补纺织，让攀龙入私塾就学。自小他爱好诗歌，有人指责他是狂生。嘉靖十五年，山东提学佥事王慎中视察学政，发现李攀龙有才华，对他的文章极为赞赏。岁试中，李攀龙名列第一。十九岁乡试第二，三年后中进士。从政期间，政绩卓著。
  李攀龙是明代文坛上有名望的人物，是前七子和后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主义运动的主将，在刑部居官时，曾与同事友好结成“诗社”，晨夕唱和。后又与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被誉为“后七子”。他创建的“历下诗派”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当时“七子之名播天下”，李攀龙“为之魁”，成为左右文坛的人物。嘉靖三十五年，归里后，在故乡华不注山（今济南历城华山）脚下，盖了一幢小楼房，名曰“白雪楼”。专意读书写作其间，同友人唱和应对，切蹉学问，一时声满齐鲁，名闻天下。王世贞对他评介甚多。“书版无一笔凡语。若以献吉并论，于鳞高，献吉大；于鳞英，献吉雄；于鳞洁，献吉冗；于鳞艰，献吉率”。又云“于鳞字字合矣，然可谓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指出“李于鳞如商彝周鼎，海外环宝，身非三代人与波斯胡，可重不可议”。又指出“李于鳞如峨眉积雪，阆风蒸霞，高华气色。罕见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异宝，贵堪敌国，下者亦是木难、火齐。”对“春流无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宫”句指出“此联不惟对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在学术上，李攀龙推崇“前七子”之首李梦阳，又继承了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观点，提出了“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的口号。他们打出复古的旗帜，目的是反对当时萎靡的“台阁体”文风，这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的作品，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古色古香，他提出了“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文学标准，即提倡摹拟，以古人为准，甚至有损于观点内容也在所不惜。如《陌上桑》云：“日出东南隅，照我西北楼。楼上有好女，自名秦罗敷。罗敷贵家子，足不逾门枢。性颇喜桑作，采桑南陌头。上枝结笼系，下枝挂笼钩。堕髻何缭线，颜色似敷愉。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故绸缪。少年见罗敷，袒褐出臂耩。樵者忘其薪、刍者忘其刍。来归但怨怒，且复坐斯须”。同乐府辞《陌上桑》类似。可取作品有《岁杪放歌》云：“中年著书一字无，中岁学道仍狂夫。劝君高枕且自爱，劝君浊醪且自沽。何人不说宦游乐？如君弃宫复不恶。何处不说有炎凉？如君杜门复不妨。纵然疏拙非时调，便是悠悠亦所长。”这是李攀龙辞宫回家乡闲居时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一些处世哲学。又如《广阳山道中》：“出峡还何地，松杉郁不开。雷声千嶂落，雨色万峰来。地胜纡王事，年饥损吏才。难将忧国意，涕泣向蒿莱”。社会的实情有所反映，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疾苦的描写。殷士儋作攀龙《墓志》云：“文自西汉以来，诗自天宝以下，若为者毫素污者，辄不忍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拟古人。剨然读之，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高华伟丽，如见开元天宝间人也”。可说这正是对李攀龙创作的写照。
  李攀龙一生著作丰富。他创作编选的诗集，据《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就有九种，而其中就有六种为伪作。《诗学事类》二十四卷。“是编纂辑故事，分二十四门。观其所载，大都简陋。攀龙与王世贞共倡古学，谓学者不当读唐以后书。归有光等人排之甚力。然其学终有根底，不应疏芜至此。必〓名也。”认为《韵学事类》十二卷亦伪托。另有《韵学渊海》十二卷。“其书前无序例。名曰新刊增补古今名家韵学渊海大成。盖取坊间伪托攀龙所著韵事类、诗学事类二书合并成编”。还有《诗文原始》一卷，《唐诗选》七卷，《李沧溟集选》四卷等篇亦为后人选编，并非李攀龙著述。
  李攀龙的代表作当为《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是集凡诗十四卷，文十六卷，附录志、传、表、谏之文一卷。明代文章，自前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虏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有明隆庆六年（1572）王元美刻本，万历间平阳府刻本，清道光间景福堂刻本。
  《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每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
  《白雪楼诗集》十卷。“此集刻于嘉靖癸亥，犹在《沧溟集》之前。前有魏棠序，又有拟古乐府序二篇，一为历城许邦才撰，一为攀龙自序。盖当时特以乐府相夸，然而后来受诟厉者亦惟乐府最甚焉”。
  李攀龙对地方志亦有独到见解：称“方志也者，志也”，记一方人、事、物，但其重点是人事。纂修方志目的是发《诗》、《书》、《周礼》、《春秋》、《史记》之意，而“明世”。认为方志应图、表、志、传并用。封建、职官、选举当作表，星野、灾祥山川，风俗、户口、田赋、物产、古迹、官署学校、祀典、兵防、城池、关梁、驿传、乡社、陵墓、寺观、艺文当作志；宦绩、圣贤、封建、名臣、人物当作传。如此，志书才能完备美善。
  李龙攀居官从政十几年，廉洁奉公，为人民做了些好事，这是应当肯定的。他雄居文坛，风云一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于他在方志见解，当于书其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