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孟丽君是我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5岁时，即随其母登台演出，扮演娃娃生，后拜师学艺，得北京喜连成科班高喜玉等诸名师亲授面诲，13岁在南京正式挂牌露演，一举成名。解放前，名噪宁、京、沪等地，足迹遍大江南北、关里关外，红极一时。在京剧艺坛上享有一定声誉。她擅长花旦、武旦，尤善于表演女扮男装、文武带打的戏，如《大英节烈》、《红拂传》、《十三妹》等。长靠短打，无不精通，她虽专攻花旦、刀马旦，但在串演老生、老旦时，同样声情并茂，博得观众好评。在表演上，她能兼容并蓄各派艺术之长，是一位难得的文武昆乱不挡的演员。她的表演细腻传神，行腔抑扬，吐字清楚，刻划人物真切，形成了自己多姿多采的表演风格。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孟丽君思想进步很快，她积极拥护党的文艺政策，热情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带头投身于改戏、改人、改制等各项戏曲改革工作上，作出了一定成绩。她是我省民间职业京剧团较早演出《白毛女》等现代京剧的演员之一。
  她先后任济南市艺术学校副校长、山东省戏曲学校副校长，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并曾作为山东省妇女代表，参加过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50年出席了中央文化部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1951年被选为济南市的代表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文代会，在会上被选为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她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及山东分会会员，1985年她成为中国戏剧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荣誉代表。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孟丽君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京剧艺术。不论是学戏、演戏还是教戏，她都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她的一生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称道。
  孟丽君于1912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艺人家庭里。母亲姓方，山东肥城县人，艺名筱翠玲，清末民国初年曾在鲁西南一带演出，颇有些名气。父亲孟福田，济南市长清县人，在戏班干包头桌。孟丽君出生前，孟福田夫妇因为没有孩子，而领养了3个姑娘做女儿，大女儿没学戏，帮助料理家务；二女儿学唱花旦；三女儿学唱老生。孟丽君出生后，跟着前面3个姐妹排行，家里人习称她为四姑娘。
  孟丽君在襁褓中就随父母走南闯北，闯江湖，跑码头，风风雨雨，四处奔波，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艺人生活。
  孟丽君幼年十分聪慧，喜欢看戏，平时模仿剧中人物的动作维妙维肖，博得大人的喜爱和称道，大家都夸她是块戏料。5岁时，她母亲筱翠玲在南京演出期间，让她在《五元哭坟》里扮演五元。虽初次上台，她却演得十分成功，特别是在演到小五元受继母虐待而跑到他生母坟上恸哭诉说的时候，她边唱边哭，声泪俱下，台下观众也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从此之后，凡有孩子角色的戏，如《莲花庵》等，都让她上台扮演。母亲看她已经开窍，能吃唱戏这碗饭了，便开始给她请老师，教她学戏。
  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唱老生的张燕芝，开蒙戏是学《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第二个老师是北京喜连成班的高喜玉，艺名圆圆旦，擅长花旦、刀马旦。高喜玉教她的戏有《樊江关》、《醉酒》。高喜玉对她要求很严，台步圆场、身段动作、扎靠对打、一招一式，都要求做得规范，分毫不能差。这为孟丽君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之后，又得到京剧界名流陈香甫的指教，向陈香甫学习了《花木兰》、《坐楼杀惜》、《豆汁记》、《牢狱产子》、《香莲传》、《鬼孤传》等剧目。在孟丽君八九岁时，父母便带她飘洋过海，先后到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加尔各答等地搭班演出。这段时间，孟丽君一边继续练功，同时也在演出中担任一些角色，丰富了自己的舞台经验，得到了实践锻炼。
  回国后，孟福田仍在南京落脚。为了培养女儿成为名伶，在孟丽君10岁的时候，就把她从南京送到上海，拜京剧老前辈王紫玉为师，一连3年，吃住都在王家，穿着自理。王老师教学很严，要求一字一腔，举手投足，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练功不出力，或者走板黄调唱错词句，就用戒尺打，或是用烟袋锅往脑袋上敲。王老师常对她讲，“台下千日功，台上一时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还要她站在水缸沿上练台步，冬天，泼水成冰在上面练〓功。王老师向她传授了《宝蟾送酒》、《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等花旦戏。
  孟丽君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京剧程式和一些特殊的表演技巧，以及能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不仅是由于受几位老师的严格训练，而且也是她本人苦练的结果。
  孟丽君的艺术生涯是在南京开始的。那时是1925年，孟丽君13岁，在南京大舞台正式露演挂牌。第一天的打炮戏是《木兰从军》中《从军》一折，观众看到13岁的女孩能有扮相，有嗓子，认为十分难得。接着她又连续演出了《天女散花》、《樊江关》、《麻姑献寿》，更是唱作俱佳，吸引了很多观众，场场爆满，一炮打响，唱红了，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有一位观众名叫李准，是清朝的遗老，又是北京城南游艺园的股东（游艺园内有曲艺、京剧、评戏，杂耍等）。他在南京看了孟丽君的演出，也为之吸引，有意聘她去北京游艺园演出。李回到北京后，立即派游艺园经理庞寿康到南京与孟福田联系，签订合同，包银约定1200块银元。是年，孟丽君15岁。孟丽君在南京演出二年，在京剧舞台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1927年，孟丽君进京演出。北京是京剧发源地，京剧界名流精英荟萃，外地演员要在北京站住脚不容易。孟丽君当时虽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小花旦，但在游艺园演出，却是唱压轴戏。那时北京还不兴男女同台演出，孟丽君到北京城南游艺园搭的班是“魁德社”，是个全坤班。有著名的女老生小兰芬、窦兰芬，女架子花脸张之寿，女铜锤花脸王庆逵，女武生姜贵凤，女小花脸宋凤云、梁花侬、一斗丑，女小生胡振生。她们在北京都已很有名望，孟丽君到后和她们合作演出。
  孟丽君在北京演出，还得到了戴正一、戴兰生父子二人的支持。戴家父子二人，在京办了两份小报，一份叫《群强报》，一份叫《时事白话报》，专门反映梨园界的动态，在戏曲界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凡进京唱戏的艺人，都要先去拜会他们。孟丽君到京后，由孟福田陪同前往，送上拜帖，请他们看戏。他们很欣赏孟丽君的才艺，还介绍孟丽君结识了程砚秋先生，并推荐她向荣蝶仙等名师学习。郭继香（艺名老水仙花）教她《大英节烈》、《十三妹》、《扈家庄》、《红拂传》，靳国瑞教她梅派《霸王别姬》等剧目。经过宗师前辈的教导点拨，吸收了京朝派各家之长，孟丽君在表演艺术上又得到了提高，剧目也较前有所丰富。1982年，袁世海来济演出看望孟丽君时，还共同回忆了这段历史。袁世海说：“您二十年代在北京演出时，我和盛戎才刚学戏，可那时你已经成角了，唱红了，我和盛戎为了看您的戏，还是爬过戏院的墙头，钻到戏院里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买票”。当时刊出的戏剧月刊《北京菊部大事记》第10期，登有她在北京演出期间的节目单。
  1928年，上海同时有三个剧场到北京邀角，上海舞台邀请了雪艳琴，第一舞台邀请了刘玉琴，都是名角。黄金荣开设的大舞台派黄全生到京邀角。程砚秋向他推荐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小花旦怎样？”经程砚秋先生的推荐，孟丽君被上海大舞台接去，包银定为2400银元。孟丽君到上海的打炮戏是《醉酒》。正巧上海舞台、第一舞台的打炮戏也是这出戏，这样，孟丽君与雪（艳琴）、刘（玉琴）不期而遇。在两位早已蜚声梨园的坤〓名角的比照下，孟丽君以精湛的艺术表演，赢得了上海剧坛的好评，在大舞台上站住了脚。从而出现了三台同演《醉酒》戏、三位“贵妃”皆醉人的情景。
  孟丽君在上海时与名角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金少山素有活霸王之称，金比孟丽君约大20多岁（孟丽君当时才17岁），但演出十分成功，两人配合默契，如珠联璧合。这期间她还与著名演员小达子（原名李桂春，李少春之父）合演《狸猫换太子》，孟丽君饰寇珠，小达子饰陈琳。她还和林树声合演了《木兰从军》。
  由于孟丽君的演出在观众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一个月后，大舞台老板主动给孟丽君增加了400块银元的包银，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孟丽君在上海演出有一年多时间，当时上海《大乐书》第2期登载着她在上海演出的盛况。有了宁、京、沪演出的盛誉和影响，声望远传，这为孟丽君后来的走南闯北打下了基础。
  1930年，孟丽君18岁时离开上海经徐州到济南。济南虽是她的出生地，但成名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来济上演。演出地点在经三路纬四路口上的国民大戏院（此戏院现已拆除）。上演的剧目有《天女散花》、《鸿鸾禧》、《花田错》等，很受观众欢迎。在济南演出之后，她又第二次回到北京，轮流在开明剧院、三庆戏院、华东戏院、第一舞台等剧场演出，再次受到北京观众的好评，上座率经久不衰。
  1931年，她同老生韩少山同班过江南下，从九江演到武汉，从武汉又到湖南。在这段流动演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长沙演出时，结识了一位姓裘的老先生，是昆曲行家。昆曲唱腔悠扬，表演优美典雅，动作舞蹈性强，对我国戏曲各剧种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裘老先生精心向孟丽君传授了《思凡》、《费贞娥刺虎》、《春香闹学》、《拷红》、《金山寺》等名剧。孟丽君的花旦戏之所以别具风韵，与她有昆曲的功底是分不开的，这次学习，给她艺术上的影响十分巨大，开阔了她的戏路，使她在艺术上更加充实成熟了。
  同年，她结束了南方的演出之后，应邀奔赴东北。这次北上，几乎演遍了东北三省的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海拉尔等较大的城市。在东北期间，她还与两位全国著名演员周信芳、白玉崑进行合作演出。
  那是孟丽君在哈尔滨新舞台演出时，剧场老板秦玉峰特邀周信芳来演出《乌龙院》，周提出需要个好旦角扮演阎惜姣，秦玉峰向周信芳推荐了孟丽君。她虽然早年向陈香甫先生学过这个戏，但在陪周信芳演阎惜姣对戏时，又得到了周先生的精心指导。周信芳不仅就剧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的变化对她做了详细分析，就连脸部的表情、身上的动作，直至每一个细节都给她讲得非常具体。孟丽君心领神会，按照周先生的要求，体现无余。周先生那时在这出戏中只演《闹院》、《杀惜》两场，在演出中，孟丽君把人物刻划得淋漓尽致，配合得严丝合缝，演得十分精采。周信芳先生很满意，倍加赞许。孟丽君本人也感到与周先生这次合作演出，使她领悟了骐派的真谛，在表演艺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另外在东北还与白玉崑合作演出。当时白玉崑编了一出出新戏叫《天雨花》，写的是按察使左维明，微服私访，识破了一个勾结奸夫、嫁祸本夫的冤案。约孟丽君扮演主犯荀寒春。这是一出风骚花旦的应工戏，孟丽君很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使白玉崑大为称道，白玉崑说：“这出戏不知有多少旦角配合演出，都不够理想。而孟丽君不仅唱念俱佳，戏做得十分到家，并且把剧中人荀寒春卖弄风骚意欲勾引按察大人掩盖她杀人的罪恶心理，表现得维妙维肖，可以说演绝了。”孟丽君也通过与白玉崑的这次合作，把《天雨花》掌握到手，成了自己的剧目，经常上演。
  在东北演出期间，一件极大的不幸落在她身上。这时，孟丽君19岁，正值她在艺术上名闻遐迩、红极一时的黄金年龄，她却嗓子患病，割了扁桃腺，小嗓失音。一个旦角没有了嗓音，就意味着要退出舞台，这是关系到她艺术生命的严重时刻。她焦虑苦恼，但没有被这严峻的事实吓倒，她想：在北京游艺园全坤班里有女演男角的，在曲艺行里有用本嗓唱大鼓的，都毫不减色，我何不用大小嗓结合的办法来唱呢？通过吊嗓不断探索，终于摸索出一条用大嗓和大小嗓结合演唱的方法，形成了她自己用大嗓唱旦角的特有风格。当时这是少有人敢尝试的。孟丽君闯开了这条路。以后，在舞台上演出运用了几十年，并得到了观众的赞赏，观众还赠她“大嗓旦角”的雅称。
  1932年她结束了在东北的演出，回到关里，在河北、山东各地演出。在东北这段时间里，孟丽君始终坚持边演边学，广采博取。在哈尔滨演出时，老生演员明海山对她说：“你的戏做派好，又有大嗓，只要你愿意，我教你一出老旦戏《三进士》，这样你的戏路子就更宽了”。从此她学会了《三进士》，并成为她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在东北她还向俞赞庭学演武生戏《连环套》中的黄天霸。俞赞庭是俞振庭的九兄弟。俞振庭的父亲俞菊笙，名光耀，号润仙，外号“俞毛包”，先学武旦，后工武生，是俞派创始人。所以孟丽君的武生戏很有俞派特色，勇猛而稳健。孟丽君自己常说：“不管什么戏，什么行当，我都喜欢学，别人会的，我要学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学会，这样才能使我的戏路宽、功力厚。”她一生扮演了不下百余个性格各异的角色，创造了各种形象鲜明生动的人物，如：老旦戏有《三进士》、《罢宴》、《刺字》、《望娘滩》；老生戏有《孙安动本》、《十五贯》；小生戏有《白门楼》、《劈山救母》；武生戏有《连环套》；青衣戏有《李三娘打水》、《孔雀东南飞》、《牢狱产子》；花旦戏有《拾玉镯》；女扮男装戏有《花木兰》等。她偶尔也反串扮演彩旦，如《拾玉镯》中的刘媒婆。孟丽君早年的东北之行，是她在艺术上突破行当，自成一格的时期。她不守旧，故能兼容并蓄，文武昆乱不挡，能运用京剧程式，加以溶化贯通，不为程式束缚，化程式而不程式化，表演上得以日臻完美，成熟自如。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因为孟福田是长清县人，一心想回到济南找个安生之地，孟丽君一家便经青岛转回济南。当时济南因受时局影响，工商业异常萧条。孟福田带领傍角演员和乐队一班人，不能坐吃山空。当时进德会游乐场也已停业。孟福田便在大观园内第一剧场组成班子，以孟丽君为台柱，再加韩少山、耿永奎、杨寿山、郭德奎等演员演出连台本戏《济公传》、《狸猫换太子》、《西游记》，并以月薪300元重金，特从上海请来谢水福专事编写连台本戏。谢水福来济以后，编出《火烧红莲寺》，计十几本，一本即可演一个月。又专门从上海请来木匠老师做机关布景。从此戏班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不讲究艺术质量，以机关布景取胜，说个梁子就上场，有时没个准词，演员可以信口拈来。演出连台本戏，使孟家班底又复苏起来，大包大包的伪钞票进了孟福田的腰包。
  从上海接谢水福的同时，还接来一位武生陆少楼，他能文能武，筋斗翻得飘，把子打得猛，是一名很好的摔打武生，经常上演的戏目是《铁公鸡》、《伐子都》等。当时孟丽君已28岁，还没结婚，对陆少楼颇有情意。孟福田出于发展他戏班的思想动机，欣然同意孟丽君与陆少楼的婚事。陆少楼来时包银600元，后来给他增加至800元。但是按孟家的家规，陆少楼既然成了他家的一员，孟丽君夫妇所得包银要全部交到孟福田手里，每天只给他们夫妇5元钱作膳费和零花用，陆少楼当时还要赡养母亲，也要从这5元钱挤出来。孟丽君和陆少楼是孟家班的台柱，为孟家班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挣了不少钱，添制了不少新戏箱。孟福田这时也置下了房产，但孟丽君夫妇却是两手空空，毫无积蓄。孟丽君曾生过一个孩子，因得病贻误治疗年仅4岁就夭折了。
  孟丽君的生身母亲筱翠玲，在孟丽君八九岁时在东南亚与孟福田离婚。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一带形势恶劣，筱翠玲也返回济南，可孟福田不认前妻。筱翠玲为了生活，在大观园内摆一小货摊，出卖香烟和博山琉璃小玩意维持生活。孟丽君不忘生母，也从她夫妇这5元钱生活费中挤出一点接济筱翠玲。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了济南，市面混乱，剧场收入骤减。孟丽君这时也与孟福田分开自过，与陆少楼在大观园内的新新舞台以“七七剧团”的名义演出。为了争取观众，采取了卖零票的办法：观众入场不用买门票，演出当中不断有人来向观众收钱，观众可以随来随去，出入自由，随意交钱。在如此的生活境况下，很难设想她再有什么艺术上的追求。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了。刚转入人民手中的城市尚处在创伤未愈、百废待举的时期。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号召全市各行各业都开业经营，以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当时，大观园第一剧场处于瘫痪状态，孟福田不愿开业，在一旁冷眼观望，窥测时局的变化。一些靠每天拿份子钱过日子的老班底，这时也挣扎在饥饿线上。剧场不开戏，他们就没有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为了养家〓口，他们有的去修城墙，有的卖烧饼、摆小摊，住在后台，用幕布和箱子隔成小间，一家老小挤住在里面。当时大家都热切盼望开业。这时，马茂岭、韩少山、耿永奎、赵广林等几个业务人员，倡议组织共和班，自己开戏演出。没有服装道具，先租用孟福田的戏箱、布景，给他租赁费。这个主意虽好，但共和班最大的困难是缺少顶梁顶柱，即有影响的旦角和武生，这在当时是关系着共和班能否开业演出的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孟丽君毅然挺身而出，她表示和陆少楼一起参加共和班，同大家一起演出。这在当时真是雪里送炭，在最困难的时候，响应了政府号召，支持了群众。开业演出，为穷班底解除了困境。
  共和班的经济管理，采取按每天收入多少分份的办法，最高标准是三个份，最低标准一个份。扮宫女、丫环、院子的拿最低份，其他演员都拿二个份，参加打下手的学员拿开饭份。当时只有孟丽君和韩少山二人拿三个份。作为一个挑大梁、知名度颇高、过去一直拿包银的名角只拿三个份，和扮丫环、宫女的演员相差无几，这也是破天荒的。孟丽君不但在经济上不计报酬，而且还不计较名次牌位，这也是一般名角不易做到的。在解放初期的戏曲艺人，能有这样的态度，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建班时，共和班选出两名负责人，以韩少山为主，马茂岭为副。组建后不久，为配合反霸诉苦斗争，他们突击编排演出了《渔夫恨》（马润生改编的全部《打渔杀家》），孟丽君饰桂英，耿永奎饰教师爷，白亚南（女老生）饰萧恩，马文宽饰丁员外。一天演三场（早、中、晚），场场客满。台下看戏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解放军战士。该剧对激发阶级感情，鼓舞斗志，起到了积极作用。演到激动人心之处，观众中还有人高呼“打倒恶霸地主！”社会影响和效果特别好。济南市军管会文教局局长李澄之，社教科马次唐、流泽、周正同志都来看戏，一致赞扬这个戏演得好。认为济南刚解放，在演出剧目上就有如此大的改革，是很不容易的。社教科负责人马次唐和其他文艺工作干部，都给予鼓励。周正同志看完戏后，对演员们谈意见时说，一个旧戏班，能在济南解放之初就演出人民性很强的有进步意义的剧目，是很难得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和班的同志们当家作主的思想和态度。当时，有人造谣说：“国民党在双十节就要回来，谁演这个戏谁倒霉。”共和班的很多演员当即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共产党要是撤了，我们就跟着打游击去。”剧团的基本群众追求进步的态度是明确、坚定的，孟丽君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
  1948年底，在军管会文教局领导下，酝酿在共和班的基础上组建集体所有制，实行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且能自力更生的新型剧团。军管会文教局派周正同志去指导帮助筹建工作，确定以马茂岭为主进行筹建，还从班子里找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的耿式辉（耿永奎之子）参与拟订团章和各项工作细则、负责对外联系等事宜。这时，孟福田看到共和班收入可观，办得兴旺，又想把班子收为己有，自己再当老板。他企图用请客吃饭、给演员发包银的老做法，拉拢一些主要演员和乐队人员，另立班子。但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强烈反对，孟丽君对孟福田的作法也坚决不同意。孟福田见势头不妙，就没敢继续活动。
  1949年3月1日，集体所有制的大众京剧团终于诞生了。经群众民主选举，孟丽君被选为团委成员，团长是马茂岭。原前台经理李玉良、大观园经租处的王静波等，当时也都吸收在领导班子里。同年11月改组了团委会，孟丽君仍为团委，马茂岭为团长，耿式辉被选为副团长。1951年，“三反”运动时，第二次改组，团长由马润生担任，孟丽君和耿式辉都被选为副团长。从此，孟丽君踏上了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孟丽君生性豪爽，心直口快，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对同行对长辈都很尊重。孟丽君关心群众，对生活上有困难的艺人，有求必应，经常解囊相助。参加团领导班子后，她主要分管业务，只要对剧团和广大群众有益的事，就坚决支持，积极办理。当时，孟福田不参加演出，靠出租戏箱、布景和前台凳子获取赁金，仅此一项要拿十二个份子，另外，不干活还坐分三个照顾份，这样他一个人每天就从演出收入中拿去十五个份子，群众认为这很不合理。经剧团团委会研究，决定取消孟福田的照顾份，孟丽君完全同意这个决定，还主动做孟福田的工作。同时，为了加强剧团的基本建设，剧团章程规定，剧团从经济收入中提取公积金10％，作为添置戏箱、排演新戏的费用。还提取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解决职工福利的费用，每天还提出二个份作折旧费。这些做法，都得到了孟丽君的坚决支持。她认为从剧团发展的大局出发，剧团必须自己备有戏箱和演出必需用品。她联想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有感慨地说：“从我唱戏以来，用自己汗水挣的钱，置下了一套十蟒十靠的全箱行头，可我却没有所有权，舞台上演出使用的服装头面，下台后，都成了别人的私产，我一点也不能动用支配。例如：解放前，我和陆少楼应邀去徐州演出，向孟福田借用一些行头，他却只借给一小包衣服。一个角儿，带着一小包不象样的行头去唱戏，真是丢人，气得我直伤心掉泪。解放后，1951年，为配合抗美援朝，演出古装神话戏《百花园》，向孟福田借服装，借给的全是旧的。”从这些令人心酸的往事中，孟丽君得出结论：旧社会艺人挣了钱，不置房子不置地，第一件事就是置备行头，这是演员在台上的门面。我们的剧团要想顺利发展，也必须得有自己的服装道具，这才能到时候不受难为。她还给有些反对提取公共积累、要把收入全部分光的群众做思想工作，她说：“我的份子高，摊的公益金也必然要比大家多，但是，考虑到现在剧团租用戏箱、布景，一年就要拿出去四五千元，如果自己有了戏箱和剧场设备，每年不但省下了这一大笔租赁费，还有了自己的固定资财，这个账应当这样算。”经过说服，又实际看到剧团有了崭新的戏箱和灯光设备，群众也就拥护这个规定了。此后，孟丽君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剧团建设上。做戏装时，亲自设计，挑选图案，提出服装制作的规格要求。虽然这段时间她全部身心都挂在剧团建设上，但还要参加排练新戏和演出，工作十分劳累，但心情却是愉快的。
  解放后，孟丽君政治上获得了新生，艺术上也焕发了青春。她积极参加了很多新编历史剧和京剧现代剧的演出。这时的孟丽君虽是三十六七岁的人了，但仍积极参加《白毛女》的演出（饰喜儿）。她还积极参加演出了许多新编排的戏目，主要有《闯王进京》（前饰李岩，后扮红娘子）《关羽之死》（饰陆逊）、《花木兰》（饰木兰）、《双蝴蝶》（饰梁山伯）、《望娘滩》（饰老旦）、《百花园》（饰花神）、《宝莲灯》（前饰刘彦昌，后扮沉香）、《红楼梦》（饰宝玉）、《白蛇传》（饰许仙）、《猎虎记》（饰顾大嫂）等等。马少波同志对剧团十分关心，解放初，就亲临指导，帮助排练《闯王进京》，在剧团中建立起导演制，注意到舞台演出的完美统一。排戏、演出等制度日趋正规，在剧团业务建设上，马少波同志花费了不少心血，在旧戏班旧作风的改革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孟丽君也得到了他的具体指导帮助，业务上他帮助分析角色，探讨新唱腔设计。孟丽君在表演上也更认真严肃地对待角色，一丝不苟地刻划人物，表演上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孟丽君说：“我演了一辈子戏，但是用正规的导演制度排戏，还是第一次，过去虽然也说戏，可不分析剧情、角色。现在经导演解释分析，演戏心里就亮堂了。”
  1950年冬，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由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各大区选派的戏曲工作干部和著名演员参加，山东选派的代表是赵剑秋、马次唐、孟丽君、耿式辉4人。建国初期对参加这种会议的演员要求很高，要有代表性和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并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负责人田汉同志所作报告中，对济南市大众京剧团在改革方面作出的成绩给予肯定和鼓励。这次会议，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宴请全体与会代表，孟丽君也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她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并为自己能成为一个新的文艺工作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决心今后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在改人、改制、改戏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来。
  1951年，山东省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召开，孟丽君参加了大会，会上她演出《鸿鸾禧》（饰金玉奴）。这次演出，剧场情绪活跃，在文艺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省第一届文代会上，孟丽君被当选为省文联委员和省剧协副主席。
  1952年7月，省文教厅借用济南第一中学校舍举办了第一届戏曲艺人训练班，由省文教厅副厅长王统照任主任，赵剑秋、王非任副主任。训练班集中了省各剧种著名艺人和戏改干部190余人，孟丽君、马润生等也都参加了训练班。通过学习，使她懂得了文艺工作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从此，孟丽君的工作劲头更大了。她随剧团上山下乡，慰问部队，配合宣传，演出中不辞劳苦，有时一天要演三场戏，和全体演员同甘共苦。
  1956年，大众京剧团由集体所有制单位被批准转为国营剧团，这是对民间职业剧团加强领导的一个措施。国营剧团，要求在制度上比较健全，队伍比较整齐，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经过解放以来几年的努力，大众京剧团是符合这些条件和要求的，转为国营后孟丽君仍担任业务副团长。
  1957年，大众京剧团分两个队巡回演出。孟丽君、李幼林是去东北演出的一队，一路经锦州、鞍山、沈阳、大连等地，市文化局派胡枫林副局长带队。到锦州演出时，有些老观众问：“还是当年那个孟丽君来演出吗？”事隔20多年，老观众们还没忘记她，可见孟丽君三十年代在东北演出时给观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大连演出的节目有《闹天宫》、《三进士》、《盗宗卷》、《钟馗嫁妹》等。这次演出上座情况空前，经剧场要求，只得分包，同时在两个剧场演出，演员来回赶场，这种情况在当地是罕有的，这与孟丽君、李幼林等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当孟丽君在《三进士》中扮演的老旦孙淑林一出场，立刻响起一片叫好声和掌声，每演到孙淑林去做八珍汤，在音乐小锣垛头的鼓点声中，她那急走慢跑的踉跄碎步，总在观众中激起热烈的掌声。这次演出，进一步扩大了济南大众京剧团在外地的影响，孟丽君再度在东北观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8年，济南市京剧团成立总团，下设三个分团，孟丽君任总团副团长。
  1960年以前，孟丽君一直参加演出，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她没有上过学，只是粗通文字，可是她记忆力过人。排《孙安动本》时，她饰孙安，台词接起来有几尺长，为了让这出戏早日与观众见面，她仅用一个星期就把所有的台词都记住了，与她在一起工作的导演和同行无不佩服。
  建国以后，孟丽君不遗余力地辛勤工作着，艺术上焕发了青春。1954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她演出了《醉酒》，由上海京剧团派黄正勤（黄桂秋之子）、孙正阳协助，分别饰演裴力士、高力士，荣获了演员一等奖。1956年，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孟丽君为大会作示范演出三进士》，荣获演出纪念奖。1957年，演出现代戏《刘连仁》，获二等奖。孟丽君得到了山东省和济南市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她先后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被选为市妇联委员。早在五十年代，由济南市推荐，她作为山东省妇女代表，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58年被推举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荣誉代表。
  1960年，孟丽君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离开了舞台生活，转而从事戏曲教育工作，先在济南市艺术学校任副校长，后于1963年调至山东省戏曲学校任副校长。
  她48岁告别舞台，作为一个老演员，在艺术上还正是“老花未悲秋，枫丹燃心头”的时候，可她却服从了工作需要，抱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心情，决心为培养京剧艺术事业的接班人作出新的贡献。
  在省、市戏校工作期间，孟丽君主要分管教学业务。她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业务上认真把关，参加教学研究活动，在培养京剧学员方面，特别重视打好基础。她说：“练好基本功，才能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了培养学生一定要按年级和程度的不同进行循序渐进的教学措施，在教学方法上要根据学生的条件因材施教。并亲自参加拟定各年级的教学剧目和计划。
  在省戏校工作期间，孟丽君亲自执教，教的剧目有传统花旦戏《鸿鸾禧》、《铁弓缘》，老旦戏《刺字》、《罢宴》，现代戏《红灯记》、《送肥记》等。她的教学态度一如她上台演出一样认真。她经常与同剧目的其他行当的老师一起反复探讨磋商，把每句唱腔、每个动作及剧中人物在一定情景中应有的心情，都分析得非常透彻，然后再进入课堂，求得教学上的统一。教老旦戏时，就向老旦老师王右亭请教，甚至锣经过门都仔细落实，她说：“我虽然演过老旦戏，但是，当演员可以自由发挥，现在教学生，得规范化，来不得半点含糊，老师自己不清楚，学生就学得不扎实，老旦原非我的应工，还是要学地道了再教好。”
  孟丽君在教学中，总是认真把自己丰富的表演经验和演唱方法传给学生。经她教过的学生先后有三四批，其中如魏慧俐、王东征、孙小平、于世芬、孔庆霞等，都是山东京剧界的后起之秀，活跃在京剧舞台上。说起于世芬，还有一段插曲。小于原是济南市艺术学校招收的学员，后来市艺校要下马，学员都作了处理安排，于世芬是作为安排回家的，临走前，她还照常练功，被孟丽君发现了，经过了解情况，再仔细端详于世芬后说：“她是唱老旦的好材料，能培养出来，还是留下好。”就这样，根据孟丽君的意见，小于被留下来，送到省戏校进修，后来成为演老旦的新秀。孟丽君在识别人才上，是独具慧眼的。
  省戏校为提高戏曲教学质量，安排孟丽君辅导山东梆子科、吕剧科的青年老师。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艺经验教给他们。教的戏目有昆曲《思凡》、《春香闹学》等。在教学中，她一丝不苟，一招一式地进行指导。青年老师臧美倩、魏薇、张秀亭等人，也都认真地练拂尘和身段动作。大家都感到她身为一个著名演员，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是难能可贵的，十分令人钦佩。许多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十分推崇她的艺术造诣和为人。
  孟丽君在改革基本功训练方面，也作出了一定努力。1964年，在北京观摩了全国戏曲现代戏会演回来后，就积极尝试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动作，按京剧舞蹈形式，予以规范化。她同其他几位业务副校长关丽卿、白玉崑、周亚川一起探讨研究，准备把推磨、打场、锄地、射击、刺杀、投弹等动作设计出较系统、演现代戏所需用的形体训练组合作为教学内容，使京剧程式得以发展补充，也使学生能更好地打下基本功基础，以适应艺术实践的需要，这也是孟丽君多年的愿望。早在三十年代她就演过时装戏《空谷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小学女教师的形象，也演出过《啼笑姻缘》，她认为京剧是完全可以演现代戏的。
  正当孟丽君满腔热情、全心全意投入戏曲教育工作时，遇上了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的“文革”，她不仅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都破灭了，而且还以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首当其冲地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受到了批斗、拷打，多次被抄家。所有的剧照、演出资料都荡然无存，甚至连华东会演获奖的奖状、奖牌都被抄走，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解放十几年来，她得到了党的关怀和教育，这使她对眼前所发生的事不得不有所思考，虽然还说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她坚信自己唱了一辈子戏，特别是解放后热爱党、热爱戏剧事业，所做的一切是问心无愧的，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1970年，她被解除隔离回到群众中。1971年春天，省戏校全体职工拉练到宁阳县陶邵大队整党，行程数百里，孟丽君也随同前往，在整党将结束时，由老师们为当地群众演出《沙家浜》。雷振东饰刁德一，王曰亮饰胡传奎，刘碧饰阿庆嫂，就缺饰沙奶奶的老旦演员。孟丽君自告奋勇，担任了这个角色，现学唱腔现排练。那年，孟丽君已经年近花甲，但登台演出，丰采不减当年，演技更是炉火纯青，饰演的沙奶奶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不但受到当地群众欢迎，连老师们也多次观看，一饱眼福。回济后，孟丽君还多次在省戏校礼堂演出，在向省三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博得好评。
  1971年，她整党结束回济后，省里成立了山东省“五七”艺校，设有京剧队，她才得以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她不顾年老体弱，坚持每天到校上课，参加备课和教研活动。教的戏有《红灯记》、《沙家浜》。
  孟丽君在教学岗位上辛勤工作着。1976年初，她突然发作脑血栓病，虽经抢救治疗脱离危险，但却由此造成了半身不遂，生活上丧失了自理能力。由于孟丽君顽强地同病魔斗争，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她的病体得以较快地恢复，1980年后，能够让人扶着起坐了。更万幸的是她仍然头脑清醒，精神矍铄。一生好强的孟丽君，当她离开了自己酷爱的艺术事业时，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在她病后能够说话的时候，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还要工作，我还想工作，我还能够工作。”为此，省戏校京剧科的领导曾派学生来到她的床前，让她指导唱腔。老师们也经常到她床前问候，并向她请教剧词、身段问题。学生们演出时，就用轮椅推着她去看戏。著名戏剧家马少波同志专门前去看望她，北京、上海等南来北往的京剧演员，如刘长瑜等，也都曾前去探望。
  孟丽君在回忆自己得病原因时说：“当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时，我一夜没合眼，伤心悲恸不能自制，而引起病发。”她不时地回想起五十年代在北京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尤其是在全国文代会上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代表们，当走到她面前时，周总理握着她的手，问她是哪个省的代表，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山东代表孟丽君。”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孟丽君，好名字，孟丽君演孟丽君，希望你能更多地演戏，演好戏。”周总理亲切的面容，爽朗的笑声，一直在激励着她。孟丽君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孟丽君。旧社会，多少艺人死后用破席子一卷就埋了，多少艺人冻死饿死，象我这样半身不遂的人在旧社会根本没人照管，死后早就被扔到乱石岗上去了。旧戏班是不养老，不养小啊！”旧社会艺人的悲惨遭遇，仍历历在目。只有亲身经受过旧社会生活遭遇的人，才会有这种发自肺腑的感情。
  1985年，已是古稀老人的孟丽君终于实现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激动地说：“是党给了我一切，使我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独立、精神上的充实。党对我的关怀，真是无法报答。我一生别无所长，只知道学戏、演戏、教戏。我衷心希望京剧后继有人，并能有所发展。虽然我卧病在床，但我愿意把自己的演戏经验传给后代。我还要发挥余热。”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出了老一辈京剧演员的心愿。的确是这样，孟丽君卧病在床时，还和人一起探讨程砚秋先生的水袖组合呢。
  孟丽君作为一个旧社会饱经沧桑的知名艺人，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热心为群众服务，为新中国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京剧艺术事业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从而也使她的人生道路脱离了一个旧艺人的窠臼，获得了新生，并取得了在旧中国不可想象、也无法比拟的丰富的人生内涵。学戏、演戏、教戏，孟丽君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京剧艺术事业，京剧艺术也造就了孟丽君的一生。
  注：作者系离休干部，曾任山东省戏校教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