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18年出生在山东寿光县斟灌城里村的一个自耕自食的小康之家。这个村子有一所小学，在这所学校里，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
  当年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社会动荡不安。在家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于是在1930年我12岁时，随舅父下了关东。在关东的几年里，我饱尝了人间的酸辛，也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这为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外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命令张学良带领30万关东军撤进关内，把东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倒行逆施的卖国行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民的反对。此时我正在寿光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寿光县建党较早，张玉山、王云生、马保三、陈少敏（女）等同志在建党初期即相继加入了共产党。1929年我在县立中学附属小学上学时，县立模范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孟雪云同志，即经常到县中去活动。那时学生中孙聿修（陈少敏之弟，陈原名孙艳修）就是共产党员。1931年，学校中已有党的组织，褚文勋、王怀芝、王元奎、陈增光等同学都是共产党员，学校里的国文教师张千衡（共产党员，曾于1933年到张家口参加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李龙章（伯衡）、李龙泽（润亭）、王相轩等当时虽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以后都入了党），但思想都很进步，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家爱人民的教育。当时学生生活都比较艰苦，每天吃小米面窝头、咸菜，但学习都很刻苦。“九·一八”事变后，县中的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学生救国会，选出于庚金、李建梓等为领导，积极响应北平、天津、上海、济南等地学生发出的号召，进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发通电，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出兵抗日。并选派代表到济南，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黄来兴（当时济南各校学生请愿团总指挥，寿光县人）取得联系，约定一齐到南京请愿。这时，学校校长赵传业不但不支持学生们的抗日救国运动，反而伙同寿光县县长张贺元带领军警到学校镇压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还下令开除于庚金、李建梓、于瑞芝、郭玉如等四名同学，宣布学校提前放假，让学生们一律离校。他们这一反动行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学生们把上有被开除人名单的牌子捣毁，将张贺元及校长包围，并与之讲理。他们置公理于不顾，命令军警将学生驱散，并给参加捣毁牌子的褚文勋、王怀芝、赵修德等各记大过一次，令学生们限期离校。但他们的恫吓并未阻止住一部分同学到南京请愿。寒假后，校长被撤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继续进行。通过这次斗争，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朽无能。
  此时，我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也读了一些中外名著，如高尔基的《我的童年》、鲁迅先生的《徬徨》、《呐喊》、《阿Q正传》等。通过学习，我对中国近百年来清政府的腐败、康梁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等问题以及当时复杂动荡的社会形势，有了新的理解和较深刻的认识。
  日寇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侵略。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抵抗日寇的侵略，但遭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对，后来，在国民党军队和日寇的夹击下失败。冯玉祥下野，吉鸿昌被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使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加深了对他们丑恶行径的痛恨，同时，他们从内心里对吉鸿昌更为敬佩。
  当时我在北平弘达中学上学。在北平一起上学的寿光同乡约有50余人，他们分布在北大、清华、平大、朝阳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师大等。在北平上中学的同乡一般多在师大附中、中大附中、文治中学、山东中学、弘达中学等学校。这些人中象于庚金、李建梓、于瑞芝、郭如玉、黄来兴、左希敏等，都是在“九·一八”事变时，因在学校中主张抗日救国，领导同学罢课、游行、请愿而被开除过的。经过斗争，他们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积极活动。我与于庚金都在弘达中学上学，我们在西单一公寓租了一间房子，因家庭都比较清苦，所以每天下课后，我们常常买上一斤锅饼，喝开水，吃咸菜。有时一起到西单大街去吃一个窝窝头，喝碗稀饭，但精神、身体都很好，学习也很刻苦。他比我大，懂得事情比我多，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弘达中学靠近中国大学，我通过在中国大学上学的同乡田尊五、孙立中、李建梓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大学任教的进步教授齐燕铭（解放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吴承仕（后被日本人杀害）及中国大学学生、爱国青年王春裕（又名王建民，“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学生救国会主席）、黄诚（抗战时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刘子荣（抗战初期高唐县长）、管大同（抗战时期的专员）、高元贵、崔嵬（文学艺术家）、张瑞芳等。在他们的帮助和影响下，我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和《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等书，使我从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思想开始有了一点认识。我的同乡赵子德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黄埔军校，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参加过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并当过连长。吉鸿昌失败后，他逃至北平，住在我处。当时他衣服破烂不堪，满身都是虱子。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喜峰口抗日的经过和亲眼看到的日寇残杀中国同胞的情景，以及他们在国民党军队和日寇的夹击下，战士们的死亡惨状和吉鸿昌被杀害的经过。他当即发誓：宁做岳飞，不当秦桧。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启发。后来，他在福建被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
  1934年夏天，我因家庭贫寒，供不起学习费用，不能在北平继续上学，便转学到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因我在初中毕业时考试成绩优秀，被省立高中录取，每年县教育局补贴40元助学金，这就解决了我一年的吃饭问题。在同学中，孙玺琪、周嘉伟、许维修、吴传文、梁玉振等都比较进步，我与他们处得不错，感情上也很融洽。我们在一起成立了读书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经在山东省运河工程局当职员的族兄赵晓亭的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事丁梦荪（共产党员），并通过丁梦荪认识了建设厅的一个科员徐智雨（1952年在南京上学时加入共产党）。1931年徐与丁梦荪、马馥塘等在济南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1935年春，在此基础上，由徐智雨、丁梦荪、梁玉振（共产党员）、孙玺琪、赵修德等成立了济南市抗日救国会。徐智雨曾讲过他当科员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并说他的真正职业是革命。我开始认识到，只有国家有了前途，自己才有出路。那年秋天，我在与梁玉振交谈中，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共产党，终生为革命。他说：“你思想上完全够格，但年龄小了一些，可以先当团员。”我说：“那也可以。”随后，我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民先”山东省总队部队长。
  就这样，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注：作者系山东省军区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