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生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在这期间，先生注意汲取古今中外图书馆的丰富经验，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使该馆从一个收藏不丰、管理落后的图书文物收藏单位，变成了现代的对外开放的图书文物荟萃的综合性图书馆、北方文献之重镇。对当时全国学术界、图书馆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山东省图书馆创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除收藏图书之外，还附设金石保存所，庋藏丰富的金石、古物，是当时主管全省图书文物工作的唯一机构。辛亥革命后，因经费不足，馆长更换频繁，很少发展。1928年“五三”惨案中，馆舍和藏书又遭到日军炮火的严重破坏。先生到职时，断壁残垣，百孔千疮，大量图书仍处于一片凌乱之中。1930年6月，晋军攻鲁，图书馆又被侵占，先生被迫暂时谢职，馆藏珍品赖全馆职工全力保护才免受浩劫。晋军去后，先生复职，又遇大雨，各室藏书多渍湿涴损。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组织人力，尽力抢救，经过短期的修补、整理，终于在同年9月开馆阅览。
  山东省图书馆的藏书，建馆初期均系普通本，多为公私捐助及学校停闭后之移藏，如旧藩库藏书、山东官书局的存书和版片、尚志堂存书、特别高等学堂存书和中德合办书局的存书。还接受了沾化古刹经典1800多册，山东通志局征集的本省府县志。至民国5年（1916年）藏书达13万卷。此后，由于军阀混战，图书馆经费逐年减少，到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前的10余年间，每月仅400元，馆务工作毫无进展。1928年，张宗昌统治时，工商银行倒闭，欠公款12万元，总理马惠阶（日照人）以家藏古籍365种抵押入馆，内多明清精本；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购置新书。民国18年（1929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菏泽人）请献唐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由于何思源对文化教育工作比较重视，图书馆的经费增至每月1300元到1700元，较前稍裕，该馆才陆续添购了大批图书。先生又调社会力量，接收了著名藏书家河南扶沟柳堂的藏书1033种，1.4674万册（后柳堂之子柳式古取回143册，实存1.4531万册）。先生与柳式古合编有《扶沟柳氏捐赠书籍清册》，其中宋元明佳刻不少。自1929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由于先生的多方收集，该馆藏书又增至21.8万余册，所藏善本书籍，如唐人写卷、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及钞校稿本合佛道藏（其中包括著名的《明南藏》6331卷）已达3.006万册有奇②。
  先生在收集馆藏的基础上，进而对近代图书分类法的编制进行了探索。以前使用的分类法是南通人袁绍昂编的《山东图书馆书目》，这个书目分八大类：经、史、子、集、丛书、科学、外国文、山东艺文。它在传统四分法的基础上增添了四个新类，以收新书，并突出了地方特点，是有一定特色的。但是没有科学体系，也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先生痛感没有一部完美的适合中国实情的图书分类法，因而撰写了《如何能使中外图书排列一处》的论文，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经过先生和编藏部同人的努力，在1932年编出《山东省立图书馆分类法》，这是省图书馆自编图书分类法的开始。分类法基本上采用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原理、基本大类和标记符号。基本大类除在总类下增设了经学一类之外，其它无变动，共有十一大类，序列如下：总类、经学、哲学、宗教、社会、语文、自然、应用技术、美术、文学、史地。至于细目，则多根据中国图书馆的藏书实际和发展趋势，做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从而使这部分类法能类分古今中外图书，这在当时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部分类法是中国近代社会图书分类进步的产物，其中不免掺杂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因素，但是，它到底标志着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后的实践证明，先生关于中外图书采用统一的分类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图籍已大集，先生嘱屈万里等同人撰集善本书目。在编制过程中，发凡起例，厘定版本，先生亦时与其役。历半岁蒇功，汇而成《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编》，后因抗日战起，未能付梓行世。稿本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全目计收经、史、子、集、丛五部1746种，3.5399万册③。书目中所列的珍贵版本古籍，现仍完好地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中，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先生在搜集图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金石古物的收集。齐鲁是我国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为金石荟萃之地，所出商周铜器、古代货币、封泥、印章、古陶文字和汉画石刻等甚多。尤其是临淄（古齐国都城）及邹、滕一带所出周秦陶器，多有文字。这些文字在周秦文字之中别为一支，与金文不同，当为东方之古文，别具特色，是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先生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又多次从潍县金石文字收藏名家陈介祺的后裔购得金石陶文拓本1.5万余份，装粘112册；又得藏书家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藏泉（钱）724板，1229品（与马国翰所撰《泉品》核对，溢出546品），合其他零星小品，共9600余件。后又购得潍县陈氏所藏古泉、汉陶、六朝碑拓等金石文字凡3828件。至1937年，金石物品已达1.7万余件④。这些藏品在考古学上有很高的价值，足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先生对此都有研究和考证，并分门别类地整理出版。
  由于馆藏文物图书日臻丰富，原有馆舍渐不敷使用。在先生的倡议下，由省议会拨款5万余元，于旧馆西北毗连处建收藏大楼。先生自行设计，组织施工，于民国24年（1935年）10月落成（即今山字楼）。颜曰：“奎虚书藏”。“奎虚”者，齐鲁之分野也。楼门镌置黑石金字之记，由先生挚友文安邢蓝田撰文，蜀中词人兼书法家向迪琮书。裒新旧典籍，得21.8万册，别出善本，辟专室藏之。中外学者来访不绝，成为蜚声海内的学术宝库。
  1930年10月，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先生受聘为委员。
  是时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从国外归来，专程至济造访先生。吴先生于1928年在济南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0年、1931年进行了两次发掘。献唐先生与吴先生以及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共同领导了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对其他的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的发掘。对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寺庙、碑碣、造象，都采取了抢救、保护的措施，有的文物还运回馆内陈列，使之免遭破坏。如滕县宏道院发土时所得汉画九石，经商洽归馆。后又于城北门外访获二石，先生于大雨中从岩下掘取，水深没股，也在所不顾。历城龙山镇北，有汉琅琊相刘君墓表，欲运至馆中，村民不肯，扰攘半月方运回。先生至峄山访古牧山，入汉新阳侯墓中，触石拗，臂欲折。益都高柳村有北魏兴和造像二躯，各高8尺及9尺，先生在田中见到，即命移归馆中保藏，先生为保护乡邦文物做了大量工作。
  在对读者服务方面，以前图书馆仅有阅览室一处，先生增至四处。除善本书籍闭架阅览外，其他各室均采用开架方式，为读者阅览图书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昔日每天到馆阅览仅四五人次，先生到馆后骤增至400人次。其中普通图书阅览室每日达300人次左右，儿童阅览室为100人次左右。时至盛夏，明湖游人纷至沓来，图书馆读者也随之激增，最多时日可达千余人次。
  为了增加读者对古文物的感性知识，先生设立展室四处：（1）古物美术展室，榜曰：“博艺堂”，陈列善本书画、碑帖、铜器、磁器、乐器、玉器，以及其他古物；（2）碑龛陈列室，陈列碑碣及造像等；（3）汉画堂，陈列汉代画象石刻等；（4）罗泉楼，于右任书榜，楼上陈列玉函山房藏泉（钱）和有关泉（钱）币的书籍。室中各物品皆分类编号，以便保管，并加文字说明，以便阅者明了各物情况。观众日可达数百人，可见当时景况之盛、影响之大了。
  先生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宣传工作，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如陈介祺藏品和拓片的陈列展览，海源阁善本书展和高鸿裁上陶室砖瓦陶文展，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先生还亲自编印了《到图书馆去！》、《砖瓦图书为甚么要开会展览》等宣传材料，对读者进行利用图书馆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进一步开展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先生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于1930年创办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季刊门类，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新出书籍之批评、图书馆经营方法之研究等。先生亲自撰稿，又征求省内外友朋之作，每期约20万言。1930年出版了第1集第1期，1936年出版了第1集第2期，后因经费紧缺，抗日战起，遂作罢。出版图书馆刊物在山东还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一个省份。
  先生又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采取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工作井然有序，使该馆进入了当时国内图书馆的先进行列，成为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著名图书馆。为此，称先生为山东现代图书文物事业的先驱者，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