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于复新，字铭三，1890年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1911年他到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化验室任练习生，边工作边学习，因有创造发明和多部专著，先后被提升为化验室主任，技士专修科主任，1946年被齐鲁大学医学院聘为临床细菌学教授。济南解放前夕，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坚决留在济南迎接解放，在齐大医学院任教，并但任化验室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齐大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他任山东医学院实验诊断学教授。1960年于教授退休，但他仍然义务担任山医附院化验室的技术指导，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迫停止工作。在文革时期他患有冠心病，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休息，并遭受“四人帮”的爪牙的迫害，不幸于1969年1月21日病逝，终年79岁。
  自学成才 堪为楷模
  于氏家庭贫寒，8岁时患猩红热得不到应有治疗，致两耳失聪。12岁时才有机会入私塾就读，14岁转入教会小学学习，17岁因生计所迫辍学两年，去外地打工谋生，以后半工半读才完成中断了的学业。21岁时经人介绍到齐鲁大学医学院化验室当练习生，从刷试管等基本功开始，踏入了医学检验的门坎。在二十世纪初叶，我国的临床检验工作才刚刚起步，只有少数几家大医院才有化验室，且多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工作。因为实验诊断学是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现代科学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两耳失聪，文化水平低，中文学习资料少，成为他前进路途上的拦路虎，但这些都没有难倒他。为了掌握实验诊断这门先进技术，他把家务琐事托给了妻子，自己则全力投身于工作和学习中。他每天坚持跑步上班，以锻炼身体，随身带着窝头，饿了就啃上几口，就这样他以勤补拙，以俭养廉，不断地积累知识，提高业务水平。经过多年的艰苦自学和选课进修，他不但掌握了高超的检验技术，而且养成了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勤俭朴实的优良品德，成为患者最信得过的检验工作者。
  众所周知，在化验过程中，致病性和非致病性阿米巴的鉴别是很难掌握的技术，三十年代痢疾阿米巴病又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只有依靠化验检查才能明确诊断。为了找出痢疾阿米巴包囊与非致病性包囊的区别，他常对一份粪便标本连续观察四至五小时，多方比较。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取得了辨认各种阿米巴的要领，并总结出鉴别要点，写在了他的专著中。于教授不仅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连他的在海关做检疫工作的学生，也多次纠正了外国检验人员的错误检验，在医学检验界传为佳话。
  尤家骏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麻风病学专家，而他的一些病理检查及涂片检查则多得力于教授。于氏对麻风病人态度和蔼，不怕脏，不摆架子，和老病号成了好朋友。为了确定或排除一名麻风病患者，他常常为一名病人做十几次检查，查几十张片子以明究竟。他对检验工作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因此病人及其家属都对他感恩戴德。由于他多年来对麻风病防治研究的卓越贡献，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聘为济南市麻风病院的董事。
  于教授在医学检验方面是博学多才的，除以上所述，他在诸如黑热病、结核病、疟疾、法医检验、细菌学、血清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由于于氏的人品、才学非常出众，因此齐大徐伟烈教授等人，于1946年向齐大医学院联名推荐，被院方破格聘任为临床细菌学教授。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贫农儿子，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超群的工作热忱和高尚的品德，在外国人主办的名牌大学中被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当时我国检验界中是绝无仅有的。于氏自学成才的光辉榜样激励了不少检验界的后来人，这在巩固和提高我国检验队伍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
  于氏试验 名扬医坛
  在旧中国，梅毒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它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在大中城市尤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确诊此病的最先进的检验方法为梅毒血清反应——康（Kahn）氏反应和瓦（Wassemann）氏反应。这两种试验各有其优缺点：瓦氏反应的准确率高，为98.3％，但出结果需等一天以上，且操作复杂，并可因抗补体的因素而无法判定结果；康氏反应的准确度低，为94.3％，其缺点是易出假阳性，操作也较复杂。因此人们都在寻找简易、可靠的梅毒血清试验法。
  于氏在1921年发明了一种新的梅毒血清试验法，称为梅毒血清环状试验（后人称为于氏试验）。经过2000多份血清的比较观察，得到了充分肯定，于1923年发表在齐鲁大学《齐鲁医刊》第3卷第2期上。于氏试验的特点是操作简单，便于基层医疗单位推广应用。准确度为97％，低于瓦氏反应，而高于康氏反应。它最大的优点是不易出现假阳性，对于一些不能开展瓦氏反应，只能做康氏反应的检验科，加作于氏试验能明显的提高梅毒血清试验的准确度。
  于氏梅毒血清试验的出现，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我国检验界增添了光彩，对防治梅毒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于氏被聘请为华东区皮肤花柳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于复新教授的名字也名扬医坛。
  罄其所学教书育人
  于教授毕生从事临床检验工作，热心培养医务人才，并著书立说罄其所学教书育人。在二十年代，他深感中文医学检验书籍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检验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和经验，汇编成《实验诊断学》一书，于1929年出版，贡献给检验界同仁，这是我国早期的自编检验专著。为培养我国自己的高级检验专业人才，他于1937年主办了我国最早的医学检验技士进修班，史耕九教授、史博之教授等就是该班的学生。1937年于氏又改版了他的《实验诊断学》，行销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该书在于教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华东解放军卫生部重印，作为解放军检验人员的重要参考书。那时济南尚未解放，而于教授的专著却已在为解放战争作贡献了。
  1948年济南即将解放，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南迁。于教授深明大义，毅然留在了济南，和革命群众一起迎接解放。人民是不会忘记支援过解放战争和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的，1949年7月，于老应邀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并担任筹备委员。1950年被聘为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华东区皮肤花柳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科普协会筹委会委员、济南市麻风病院董事长等职务。
  于教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精湛的检验技术，因此先后受国家卫生部、华东卫生部、青岛海军医院等许多单位的邀请，去实地指导工作或建立检验科，为提高重点医院的检验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于教授在解放后（1951—1958年）短短的九年中，编著了三本临床检验专著，其中两本是全国临床检验专业教材，共计120多万字，为医学检验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
  于教授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他组织和领导济南市检验界同仁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亲手制备瓦氏抗原和康氏抗原出售，积极义卖捐献，支援抗美援朝运动。解放后他从历年来几万份梅毒血清检查结果中，看到了梅毒试验阳性率逐年减少，性病趋向消灭的光明前景，便在国内一级医学刊物上著文，以实际数字颂扬人民政府这一德政。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响应政府号召，把老家的少量遗产卖了，把所得款项捐给家乡人民政府，支援家乡经济建设。
  于教授对他的学生充满着爱护，积极培养，鼎力相助不遗余力。由于他在国内的知名度高，对人热情、诚恳，因而全国慕名来学者不乏其人，如曾任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化验科副主任、后任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化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电镜、病毒专家洪涛教授，都曾跟他进修过。在济南解放初期，齐大医学院还归外国人经办，没有助学金制度，有些同学经济困难，生活难以为继，面临辍学的困境。于教授青年时期曾有家贫辍学的痛苦经历，得知此情况后，对这些同学深表同情，他便从他所经管的伙食费利息中，提出部分资金补助这些同学，使之能继续学习。当时被资助的这十多位学生如张茂宏、刘丽思、唐子洵、赵玉田、昊兴闵、刘景祺、高秋生等都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人才，正在为我国的医疗卫如今生事业作贡献。“三反、五反”运动中，于教授这一义举，反被诬指为“贪污行为”，责令于老将救济学生的钱全部退赔。以后事情弄清楚了，于教授对此也毫无怨言，认为这是历史的误会。他为自己做了一件应做的事而怡然自得。
  闪闪发光的遗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迫离开了义务技术指导的岗位，中断了他心爱的事业，这加重了他冠心病的病情，他预感到为人民服务的日子已经不多，为防止不测，他挥笔写下了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我死后先作尸检，如发现对科学研究或教学有用的组织，可留作标本，存山东医学院病理科使用，余体可以火化”。另有一条是“除了火葬费外，不许浪费一文，火化时穿我平日穿的衣服，不许另做衣服……”一个来自旧社会，成长于外国人所办的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仅在生前能为建立我国的医学检验事业竭尽全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其即将与世诀别之际，还把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倡导的节约美德铭记在心，还要把自己的遗体的有用部分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是于教授思想品德的升华，他这种罄其所学教书育人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附：于复新教授的主要论著 （1）《实验诊断学》，1929年出版，齐鲁大学医学院印。 （2）《实验诊断学》，1937年出版，齐鲁大学医学院印。 （3）《实验诊断学》，1951年华东医务生活社出版。 （4）《实验诊断学》，195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国医士专业教材。 （5）于复新、徐涛、田君藩：《临床检验》全国临床检验专业教材，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6）《梅毒血清环状试验》，载《齐鲁医刊》1923年度。 （7）《诊断梅毒血清各种方法之比较》，载《齐鲁医刊》1930年度。 （8）《梅毒反应的百分率及血型分类统计》，载《华东卫生》1951年度。 （9）《单做康氏反应的缺点及其补救办法》，载《内科学报》1952年度。 （10）《乏色曼氏补体结合反应、康氏、环状两种沉淀反映之比较》，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5年度。 （11）《梅毒的血清诊断问题》，载《临床检验杂志》第二期，1957年度。 （12）《解放前与解放后济南梅毒血清阳性率的比较》载《中华内科杂志》第二期，1957年度。 注：作者系山东医科大学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济南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