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0年初我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第十五期毕业，当时军校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要求，选派100名山东籍的军校毕业生到山东敌后工作。我是山东济南人，所以被选中，和一些山东籍的军校毕业生一起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山东，被分配到偏安在濮县的鲁西行署特务营工作，那时的行署主任是由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孙良诚兼理。孙的鲁西行署驻扎在濮县时，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及其总部也驻扎在濮县。1940年因石友三与日军勾结，阴谋叛国投敌，其部属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乃设巧计，在濮阳柳下屯摆下“鸿门宴”将石处死。因我当时适在鲁西行署工作，对发生在行署所辖地区的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知之较详，所以我愿将此事的经过追述于后，惟此事已过去半个世纪，笔者所述或有遗漏、错讹之处，敬请知情者指正。
  一、石友三阴谋叛国
  石友三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这个人阴鸷狡诈，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他虽然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但他却不能忠实于冯“从一而终”，先则投蒋（介石），继则投阎（锡山），后又投张（学良），为了自己的私利，石友三“有奶便是娘”，不管是与非。
  1937年7月，日军在北平卢沟桥无故向我寻衅，中日战争爆发，日军恃其军事上的优势，大举向我国进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国民党军队有的迅速南撤，有的化整为零沦于敌后，与敌周旋。这时石友三也带着自己的部队败下阵来，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边境一带，跟日本人对峙着。不过说石友三打游击战还不如说他是在浑水摸鱼，因为这时被日军击败的国民党军队，大都溃散在冀南、鲁北、豫北一带的农村，几千人、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各自为战，啸聚一地，名为“对日开展游击活动”，实则打家劫舍据地自雄。石友三部是其中兵力最大的一股，他看准了这是一个扩大自己力量的良机，于是他对这些溃兵或则收编，或则以武力吞并予以改编，从而使他的兵力迅速扩大，至1939年末，石友三吹嘘自己已有“十万之众”。有了兵石友三便有了本钱，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始则任命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继则任命石友三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借战乱之机，浑水摸鱼，青云直上，叱咤风云，俨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南面王了。
  1940年初，石友三商同孙良诚自冀南撤向鲁西。此时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为加强抗战力量，统一作战指挥，已呈准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将石友三部扩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下辖三个军、七个师、一个特务旅，高树勋的六十九军也被编为新八军，归属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成了高树勋的顶头上司。
  抗日战争时期是个艰苦的年代，特别是活动于临近日本占领区的游击部队，生活更为艰苦，被服、粮秣难以筹措，枪械、弹药难以补充，日军又经常“讨伐”、“扫荡”，加以抗日战争进行了几年之后，日本侵略军强占的中国国土越来越多，国民党军队继续在各战场败退，到了1940年以后，华北、华东、华南大部分已沦于敌手，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友三感到前途茫茫，胜利无望，更何况自己的部队是所谓“杂牌”部队，历来为蒋介石所歧视，即便是将来战胜了日本，自己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正因为有以上诸多原因，石友三才萌发了另谋出路的念头。谋什么出路呢？八路军虽然在敌占区非常活跃，力量逐渐强大，但是共产党那套政治主张却很不合乎石友三的胃口；而日本，四十年代初却是日午当天，不但霸占了中国东半部的精华地区，而且自1941年底偷袭珍珠港后，又迅速占领南洋诸岛国，并扬言要与希特勒会师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时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也去南京粉墨登场，紧锣密鼓地组织起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石友三暗暗分析了这些国际、国内形势，权衡了利弊得失，于是他下定了决心：与日本人“合作”。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当中，日军在山东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曾三易其人，始而为饭田中将，继之是土桥一次中将，最后是西川中将。石友三活动的地区是山东日军的管辖地区，他要与日本人合作，自然要与山东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打交道。石友三要投降日本的时候，是抗日战争中期，这时山东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土桥一次中将，于是他派出了他的心腹要员，秘密到济南去与日军首领联系。商谈结果，在双方未达成正式协议之前，日军先停止对石部的扫荡、讨伐和空袭，如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到鲁西一带侦察、扫射、轰炸，石友三总部曾通知行署及石部所属各军，“当日本飞机飞临上空时，可在房顶上铺上白布或白色床单，当能免遭扫射、轰炸”。由此可见，1940年石友三与日军已经有了“默契”，不过因为石友三向日本提出要当华北五省总汉奸首领，日本人嫌石胃口太大，正在讨价还价，只待谈妥后发表合作”声明了。
  二、高树勋巧设“鸿门宴”
  石友三准备投降日本的事，事先他并没有征得他的所有部属的同意，他只和他的弟弟石友信及几个高级亲信秘密商谈过。石友三所属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便反对石友三降日，所以当石友三与济南日军首领进行秘密谈判的时候，高树勋却在秘密进行反对和阻止石友三投降日本的活动。
  眼看与日本的谈判即将达成协议，石友三觉得自己独踞华北的野心即将成为现实，内心颇为欢欣。这时他的总部里有一个名叫林慰君的年轻漂亮的女秘书，石友三对她早已垂涎三尺，乃示意其亲信劝诱林慰君嫁与“总座”，作石的第四房姨太太。在威胁利诱之下，林不得已答应了石的要求，但她声明石对她必须“明媒正娶”，并隆重地举行婚礼。石友三这时已年过半百，今日要重作新郎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加以和日本的交易即将拍板，欢欣之余，慨然允准了林慰君的要求，决定在濮县城里举行婚礼。石友三对此事早已急不可待，乃当即电话通知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及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以及其他将领，约请他们届时参加石、林的婚礼。结婚之日，将领云集，石友三大摆宴席，欢宴宾客。但是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却借故未来参加，仅派了军参谋长代表他出席，说是“因防务关系，不能参加总座的婚礼，务请原宥”云云。
  1940年12月石友三结婚不久，正在与林慰君欢度密月之际，一天，忽然接到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电话，说是“日前总座举行婚礼，职因防务需要未能亲临致贺，内心深感歉疚。近日新购得野味、海鲜，拟于某日上午设宴补行祝贺，并特邀少云（孙良诚别号）兄作陪，届时务请总座偕夫人光临”云云。与此同时，孙良诚也接到了高树勋的邀请电话。
  石友三和高树勋之间过去是存有芥蒂的，这一点孙良诚也素有所闻，所以当石、孙接到高的宴请电话之后，他们脑子里都盘算了一下。孙良诚想：高某此举纯属部下对直接上司的攀附补苴之举，并无他意，遂慨然允诺高之所邀，届时定当陪石前往。石友三接到高的电话想：虽然过去与高有过矛盾，双方多有戒备，但此行有自己的多年旧交孙良诚陪同前往，料高某此番宴请不会是楚霸王的鸿门宴；更况石友三此时正是金屋藏娇新婚燕尔之时，心中极为欢畅，故决计届时偕新夫人会同孙良诚一起前去赴宴。
  宴会之日，石友三偕其新夫人林慰君，带领卫兵20余人，在孙良诚的陪同下，前往濮阳柳下屯高树勋新八军军部赴宴。石氏夫妇及孙良诚等到达高军驻地后，高树勋已偕其副官长以下高级军官列队迎候，寒暄已毕，石等被引至客厅，高借故离去，石、孙等抽烟、品茗、闲谈。当石、孙等一枝烟还未抽完的时候，忽然有五、六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窜进客厅，手持张着机头的短枪，向石友三扑去。石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刚要掏枪反抗，即被几个窜至身边的大汉反手绑了起来，拖出室外。孙良诚面对此一突发事件，一刹时间很愕然，遂即气愤地站了起来，大声地斥责执行人员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随后见将石友三拖出院外，孙站在客厅门口破口大骂道：“高建侯（高树勋字建侯），你他妈的真不够朋友，你让我陪他前来，怎么干这种对不住我的事！”但尽管孙良诚大声呼叫，可并无人答话。不一会，孙之传令队长胡某从另一座房跑来，把孙拉进客厅，低声对孙说：“孙先生（西北军将领其部属多称之为先生），石总的卫士全被缴械了，正在集合起来对他们训话。高军长让我告诉您，他逮捕石友三是因为石阴谋叛国，请你别多管闲事，赶快回咱们的行署去罢！”孙见高避而不见，知捉石必有原因，无奈只有返回濮县城东之行署驻地。
  三、石友信报兄仇弄巧成拙
  石友三被高树勋逮捕后，孙良诚急急返回驻地。当日下午，石的新夫人林慰君及其他随从卫士也被放了回来。返回前他们被告知：因石友三勾结日寇，阴谋叛国投敌，故奉令予以逮捕，云云。
  林慰君及众卫士返回石之总部后，即将石被扣情形告知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石部教导师师长）及总部高级人员。石友信闻讯后，当即要求石部总参议毕泽玉、副军长王清瀚火速派员去高军设法营救，但当石部所派人员到达高军之驻地濮阳柳下屯时，发觉高军已连夜撤走。经查问当地农民，说是昨日天黑以后，高军即紧急集合，随即撤走，临出发前，他们将一个大个子军官捆绑起来，拖往村外的树林内，勒死在一棵大树上，草草掩埋了。石友信闻讯号啕大哭，发誓要为兄报仇。他当即要求总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会上石友信提议石部各师抽调精锐部队，在濮县集结，分头去追击新八军，活捉高树勋。此提议当即通过，并通令其所属迅速执行。
  不几天，石友信抽调的各师的部队纷纷到达濮县，分驻在县城周围的大、小村庄。他们把当地农民撵到厨房、牛屋去住，自己住在正屋内；他们向农民要铺草、要饲料、要食粮、要烧柴，要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村民稍有怠慢或供应不及时，他们不是谩骂，便是殴打，简直跟日本鬼子一样厉害，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哭叫连天。乡镇保长不得已跑到鲁西行署哭诉，跪求孙良诚设法。孙安抚了众百姓以后，即亲自到石之总部找总参议毕泽玉协商，孙、毕当即商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临时驻军的问题。
  会议是在濮县城南某村毕泽玉的一个亲戚家的五间南向的大客厅里召开的，毕亲自主持会议，副军长王清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及有关各师长先后到会。石友信是最后来到的，他下马后，伪装解小便至大门以东拐角处站定，暗暗将随身携带的二号快机手枪取出，推上子弹，气势汹汹地走进大院。不料他这些动作被孙良诚的传令队长胡某看见了，胡即尾随其后进入院内察看究竟。石友信刚一踏进大厅的门槛，孙良诚即刻立起欢迎，口里喊着“老弟”，向石伸出右手准备握手。不料石友信一把将孙的右手抓住，掏出手枪，对准了孙的头部，扣动扳机；孙良诚十分机警，见势不妙，随即仰面倒下，因而石的枪弹未能击中他。与此同时，孙的传令队长胡某，见石友信向自己的长官孙良诚射击，即举起二十响头号手枪向石友信背后连连射击，石背部连中三枪，迅即倒下，胡又立即跑向前去，向石头部又补发一枪，石友信当场毙命。室中众将领相顾愕然，面面相觑，但此事是石友信首先发难，咎由自取，况石氏兄弟均已身亡，谁也不愿多事，故着人将石友信的尸体拖出了事。
  石友信为什么要杀死孙良诚呢？因为石误认为孙是高树勋杀害石友三的同谋者，本来他是想在活捉高树勋后，再收拾孙良诚的，现在恰巧孙良诚自己送上门来参加毕泽玉召开的会议，所以他决定先杀死孙良诚再去捉高树勋，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石友信弄巧成拙，反作了孙良诚枪下之鬼。
  石友三、石友信兄弟死后，石之第三十九集团军番号，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予以撤销，其部属多各奔前程。石友三要作华北五省汉奸首脑，作二十世纪的石敬塘的梦想，遂成一枕黄梁，兄弟二人均灰飞烟灭，他们的名字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于孙良诚，在石氏兄弟死后，也在日伪的诱迫下叛国投敌。而高树勋却能保有民族气节，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而且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因不满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人民怀抱。当然，这都是后话，不在本文记述范围之内了。

注：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孙良诚部工作，现为济南市民革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