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国货售品所”既然是专门推销国产工业品的，自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嫉视和习惯势力的阻碍。因之国货售品所在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30年代初，爱国人士宋斐卿先生创办的天津东亚毛纺厂生产了第一批国产“抵羊牌”毛线，天津国货售品所便承担了在华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推销50万磅毛线的任务，山东分担的是20万磅，我和牛健亭先生承担了这一任务。我们的推销计划是：济南6万磅，青岛4万磅，烟台2万磅，胶济沿线各县4万磅，济南至徐州津浦路沿线各县4万磅。这个推销计划看来还比较切乎实际，但是在推销、订货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当时济南各大百货店销售的毛线只有两种，一种是西洋货，一种是东洋货。西洋货是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这两种毛线都是久负盛名的名牌；东洋货是日本的“樱花牌”、“海鸥牌”。从价格上来说，“蜜蜂牌”每磅3元左右，“学士牌”每磅1.8元；两种日本毛线每磅均在1元上下。据了解，日本毛线大都是棉、毛混纺，这种毛线无弹力；两种英国毛线却是花色繁多，质地优良。国产的“抵羊牌”毛线虽是纯粹澳大利亚羊毛所纺，但花色、质量都比洋货差。在这种情况下，推销实感困难。这时出产“蜜蜂牌”、“学士牌”毛线的英国博德运毛纺厂驻上海办事处，听说我们到各地推销国产“抵羊牌”毛线，即派人到济南、青岛两地，向销售毛线多的各大百货店施加压力，扬言该厂生产的“蜜蜂”、“学士”两种毛线暂不定批发价，待旺季到来再定价，但肯定比“抵羊牌”毛线便宜，如有订“抵羊牌”毛线的，该厂就不供应蜜蜂、学士牌毛线，以此来威胁各大百货店。但是，30年代的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已非19世纪末我国的工商业者那种惟利是图，他们大都已经意识到提倡国货是自己的天职，因此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动。如济南祥云寿百货店经理汪志和、青岛谦祥益经理石品三，都曾对英国博德运毛纺厂推销员说：“你们供应我们毛线也好，不供应也好，我们一定要推销我们的国产‘抵羊牌’毛线。”他们的这一举动使外商非常震惊。结果，我们在山东推销“抵羊牌”毛线的任务比原计划超额3万磅。
  另一次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表现在推销大华铅笔这个问题上。大华铅笔是由中国人投资在香港设厂生产的文具用品，当时被称为“二等国货”，虽属二等，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生产的。30年代，我国用的铅笔都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西洋货中有德国的“施德楼牌”铅笔，日本货是“樱花牌”铅笔。当时日本人几乎垄断了济南的铅笔市场，因为他们的铅笔价廉物美；德国产的“施德楼”铅笔虽然质地优良，但是价格昂贵，我们的大华铅笔较日货价高，较德国货也便宜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销国产的大华铅笔，真是困难重重。为此，我们制定了一套推销办法：委托文具店代销，大店送5罗（12支为1打，12打为1罗），小店送1～2罗，卖出付款，卖不出再还给我们。有一次我们到芙蓉街教育图书社推销铅笔（该店是当时济南文具批发业首屈一指的大店，山东各地教育局和文具店均由该社供货），遭到了该社李主任的拒绝，其理由是：大华铅笔不易推销，它比日本货价高，比德国货也便宜不多。当时高档的日本铅笔不超过2元1罗，中档的1元左右，次品只七八角钱，德国货每罗4元3角，而我们的大华铅笔却是每罗3元7角。该店主任很抱歉地说：“不是我不愿代销，而是怕你们送来的货卖不出去，不好看。”当时我委婉地说：“先送5罗试试看，如实在卖不出去，我们再拿回去可以吗？”最后李主任终于同意试试看。当天我即送去5罗，并将价格降低了3角，按3元4角1罗发售。不料未出3天，李主任打电话叫我再送去10罗。当我问及那5罗卖与何处时，李主任说是卖给了博山和周村的文具店了。后来各地的采购员说：“既然有了我们国产的铅笔，为什么还要卖洋货呢？我们有责任推销国货。”由此可见我们的工商业者的爱国观念已逐步提高。
  1935年，因天津国货售品总所营业日趋兴盛，济南国货批发分所也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天津总所函告我们在济南设立国货零售分所。当时济南的“三友实业社”不愿继续经营，拟歇业倒闭。该社的5间门面原为瑞蚨祥绸布店所有，就改租给国货零售分所。开业年余，因我们销售布匹呢绒，引起瑞蚨祥不满，他们多次提出要收回房子，我们便将零售所迁移到院西大街，照常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