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瑞蚨祥之由来
  章丘的祥字号买卖素有八大祥之称，实有十余个之多，其中以庆祥、瑞生祥、隆祥历史最久，而以瑞蚨祥、谦祥益发展得最大，最为驰名。它们的东家同出一源——章丘旧军孟家。据章丘孟氏家谱所记，其始祖为邹县孟氏，以后由邹外迁，至明洪武二年由河北枣强迁来旧军定居。最初家业甚微，以后经营小本商业，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置买了一些土地，一步一步地发迹了。
  孟家经商卖布不知始于何代。据传说，开始只是到处赶庙会做生意（俗称“京货棚”）。至清朝乾隆年间，传至孟兴智和孟兴泰（孟衍升之子），便大为发迹，由行商变为坐商，在北京设立了瑞生祥绸布店，在济南设立了庆祥布店。孟兴智即瑞蚨祥之祖，孟兴泰即隆祥、谦祥益之祖。孟兴智字睿斋，堂号强学堂。孟兴智有子2人，长子孟毓翰，次子孟毓翀。兄弟2人分家时各立堂号，孟毓翰称强恕堂，孟毓翀称学恕堂。济南的庆祥和北京的瑞生祥均由强恕堂分得，学恕堂分得现金，自在瑞生祥选人在北京开设瑞林祥绸布店，自此瑞林祥自成系统，此文不述。
  强恕堂继承济南庆祥、北京瑞生祥以后，锐意经营，生意甚为兴隆，在不太久的时间内，除在北京的瑞生祥开设分店——瑞增祥绸布店以外，又在济南开设瑞生祥钱庄，在天津开设瑞生祥土布批发庄，在济南、周村、章丘开设吉祥当、阜祥当和公祥当3个当铺：强恕堂成为一个拥有4家绸布店、1家钱庄、3个当铺的资本家了。以后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庆祥又在保定、天津、济南设立庆祥分店。
  孟毓翰有4子，长子孟传璐，次子孟传瑗，三子孟传珽，四子孟传珊。以后兄弟4人分家又各立堂号，依次称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这一次分家与上一辈分家不同，上辈传下来的庆祥、瑞生祥（包括分店）以及3个当铺都不分，为4房共有，各房每年从各个店号分取若干红利。
  三恕堂等4房中以矜恕堂这一房最善于经营。矜恕堂就是瑞蚨祥的东家。早在分家以前，孟传珊之妻高氏（章丘西关资本家高赤诚的姊妹）即以私蓄在周村开设万蚨祥锅店，后以400吊钱倒了一个卖布头的店底，连人也用了来，增添绸布业务。由于职工的辛勤劳动，营业竟然很好。但至1916年（民国5年），反袁军兴周村遭兵变，商店全被抢劫一空，万蚨祥亦未幸免。不过这时的矜恕堂已在济南、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城市开设了若干个字号，万蚨祥的被劫和停闭，并没有动摇它的根本。
  矜恕堂开设周村万蚨祥后，又出资2000吊在济南芙蓉巷开设瑞蚨布店，专门批发章丘辛家寨子一带出产的土布，即所谓寨子布。瑞蚨祥就是由这个瑞蚨祥布店发展演变而来的。
  矜恕堂由于历年自庆祥、瑞生祥等4房共有店号中分得若干利润，加以瑞蚨布店的逐步发展，就为开设瑞蚨祥积累了资金。同治元年（1862年）在济南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路南购买地皮，建起5间门面的楼房，开设瑞蚨祥缎店，将瑞蚨祥布店的全部资本和人员并入，这就是瑞蚨祥的由来。
  （二）瑞蚨祥的发展
  济南瑞蚨祥设立时，经营项目有绸缎、绣货和布疋，以销售布疋为大宗，零售兼批发。开业时的资金数额已无人知晓，但从外观来看规模不小。据其老一代的代理人说，瑞蚨祥在早期的自有资金并不充足，全赖瑞生祥、庆祥的支持（后面还有叙述）。由于它的门面宏丽，地处繁华，再加上善于宣传和经营有方，所以一开张营业状况就很好。
  当瑞蚨祥成立之时，太平天国军已退守南方，起义捻军也被清军镇压下去，山东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农村稍有余力者，都要置办一些衣物，这也给瑞蚨祥以发展的机会。瑞蚨祥设立初期，资本主义的竞争还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济南绸布业除庆祥、隆祥2家以外，还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字号。隆祥字号虽老，也有充足的资金，但经营方式保守，门面和内部设备陈旧，备货不能适应顾客需要，总是跟在庆祥后面亦步亦趋。庆祥也有些保守，而且门面矮小。瑞蚨祥是一个新兴的字号，不仅门面大，内部陈设新颖，而且备货充足，适应时令，所以开业不久即赶上并且超过庆祥和隆祥。
  三恕堂4房分家后对庆祥、瑞生祥等共有店号的管理，原是由老三孟传珽执掌。至老四孟传珊的少子孟洛川18岁时，孟传珽见其颇有心计，便将掌管柜上的重任交给了孟洛川。从此孟洛川以东家代表的身份常驻济南，还不断到京津巡视，俨然成了庆祥、瑞生祥、瑞蚨祥的总理。
  孟洛川掌权后，特别关心瑞蚨祥的发展，他经常从庆祥、瑞生祥抽调资金发展瑞蚨祥。瑞生祥是当时济南有名的钱庄，与山东地方官僚有密切联系（光绪二十年间，瑞生祥钱庄经理李汉与曹州知府毓贤是朋友，毓贤来济时就住在瑞生祥，后来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双方过从更密）。官场中经常倾轧排挤，他们对于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都讳莫如深，因此存款利息很小，但求为其保密。瑞生祥便以代为保密为条件，经常吸收这些官员的存款。孟洛川则时常将那些数目大、利息小的官僚存款自瑞生祥提供瑞蚨祥使用，瑞生祥经理则敢怒不敢言。章丘还有1家隆聚钱庄也很有名，东家李萼楼与孟洛川的二哥孟铭心交好，因此隆聚也经常供瑞蚨祥用款。这些外来存款，对瑞蚨祥的初期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又如三恕堂、容恕堂两房开支浩大，经常由瑞生祥和庆祥支钱，矜恕堂也跟着比支，花不了则存于瑞蚨祥。因此瑞蚨祥的资金日益充实，而瑞生祥和庆祥却日渐削弱。所以，孟家有“瘦了绵羊肥了羔”之说。
  孟洛川对瑞蚨祥和庆祥还采取扶此抑彼的办法。庆祥看到瑞蚨祥发展很快，颇为垂涎，也欲扩建门面，把买卖做好。孟洛川认为这样会削弱瑞蚨祥的优势，坚不允许。
  孟家对代理人很注重挑选：一是必须对资本家忠诚；二是必须有经营才能，既能代表资本家管理职工，又善于业务经营。孟洛川执掌店内业务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对瑞蚨祥的经营，他注重栽培本屋学徒，以便将来充当他的代理人；在人才缺少时也不惜从别的字号拉人。瑞蚨祥开业不久，他便从钱业拉来沙文峰任经理。沙文峰也是章丘人，对孟洛川惟命是从。他虽不精通绸布业务，却长于管理店柜。他为了鼓励职工更好地经营，除建立制度、增加经营品种、改善服务态度以外，还极力关心和改善店员生活。结果，很有效验，柜上的生意为之一振。
  瑞蚨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又在北京抄手胡同开设鸿记布店，批发章丘土布，规模不大；在天津竹杆巷开设瑞蚨祥土布发庄兼钱庄（以上2号的开设年月都忘记了）。
  至19世纪90年代，瑞蚨祥积累了更多的资金，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沙文峰代孟洛川到北京考察市场。北京是清朝帝都，达官贵人猬集于此，生活日益奢侈，高级商品销路日增，而且这时清室正崇尚洋务，洋货销路逐渐增多，利润优厚。沙文峰认为在北京开设门市经营绸缎洋货有厚利可图。经孟洛川同意后，于1893年在北京大栅栏购买地皮，建筑门面，设立北京瑞蚨祥缎店。据说开业时共有资金8万两银子，以鸿记发庄的经理张慎堂为经理，以跑外的伙计孟觐侯为副理。孟觐侯是孟洛川的远房族侄，年仅30岁。孟洛川用他担任副理，主要是因为孟觐侯的叔父孟鹤泉是北京瑞生祥的经理，孟鹤泉和瑞生祥同清室的许多官僚有密切的联系。孟洛川想通过孟觐侯的关系取得瑞生祥更多的支持。孟觐侯果然因乃叔的介绍结识了许多官僚（关于资方代理人与官僚的联系在后面叙述），吸收了一些官僚存款，营业很好，颇为赚钱。
  1896年，瑞蚨祥在烟台设立分店，生意也很兴隆。沙文峰被提升为济南全局总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即所谓“庚子事变”，侵略者点起一把大火，前门一带繁华地区的店号俱遭火焚，设在大栅栏的瑞蚨祥被烧成一片瓦砾，仅有一部分布匹被压在底下未被焚毁。济南瑞蚨祥金柜经理贾宝山曾听孟荫轩说，1900年北京兵燹以前，瑞蚨祥的全部自有资金共40万两银子。这场大火损失了一大部分，所以北京店号被焚的消息传来，孟洛川吓得瘫在椅子上。随后孟觐侯赶来请示善后办法，天津经理孟访溪也赶来共商大计。据说孟洛川表示不再干了，孟觐侯、孟访溪、逯秋圃（济南经理）却力劝孟洛川复业，并提出了复业的打算：济南、天津发货拨款大力接济，天津经理孟访溪保证在天津通过瑞蚨祥钱庄活动款子（后来天津共接济北京15万两银子），他们并主张先重修房子以张声势，一面设摊营业。孟觐侯也提出了保证，孟洛川方才首肯。孟洛川在受到意外损失后固然有所顾虑，但他并非不想复业。因为北京终究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复业就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孟洛川所以迟迟不表示同意者，乃是对资方代理人使用惯用的一种手法——激将法。平日资方代理人每有建议，孟洛川即使心里赞成，也不立即表示同意，总是引而不发，乃至资方代理人再三请求并提出保证之后，方始首肯。这等于让资方代理人立下“军令状”。
  孟觐侯取得孟洛川同意后，立即赶回北京，从废墟中扒出布匹，交染坊复染，在天桥设摊营业。北京绸布业不少业户被摧残得无力经营，尚有力经营者也因大乱甫平而深具戒心，停止了营业。瑞蚨祥在天桥的摊子竟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卖店，生意特别旺盛。由于济南、天津和申庄（瑞蚨祥的采购机构——下同）源源不断地发货拨款支援，北京有一些发庄见瑞蚨祥尚有力量，也大胆对瑞蚨祥赊销。因此，瑞蚨祥得以一面营业，一面重建门面，并有计划地清还客户存款。账册虽已被焚，但老管账员李梓封对于欠外欠内的账项大数都还记得。为了防止客户来收账，便有计划地主动还款。客方先还害怕摊荒账，纷纷前来提款，乃至看到又重修房子，又主动还款，也就放了心。于是瑞蚨祥又复兴盛起来。1901年新房落成，比前更为华丽，对顾客更有吸引力。重新开张后，正值慈禧太后自西安返京，慈禧及其宫女、太监、官僚等，在大乱中衣物损失殆尽，回京后重新置办，这又为瑞蚨祥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而且自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欧风东渐，过去轻易不出闺门的夫人、小姐也穿戴起来，走进社交场所，洋货很受欢迎，销量大增。瑞蚨祥适应市场的需要，扩大了营业范围，增添了新衣、皮货，增加了洋货品种，加以孟觐侯善于拉拢奉迎，所以第二次开张后不数年间，不仅恢复了旧时的局面，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入民国以后，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北京仍是政治中心，人稠物穰。孟觐侯又结交了一些新贵；袁世凯为筹办“登基”典礼，也在瑞蚨祥置办了一批衣物，如“衮冕”、象服和其他装饰品。加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趁机发展，也带来了市面繁荣，所以瑞蚨祥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异常迅速的。1903年至1918年先后又增设瑞蚨祥鸿记西号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和鸿记新衣庄，还扩充了皮柜业务。至此，北京瑞蚨祥在大栅栏共设立5个门市店。这些店柜的迅速增加，主要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与瑞蚨祥势均力敌的谦祥益坐落在一条比较背的大街上，看到大栅栏非常繁华，瑞蚨祥的生意发展很快，颇为羡慕，也想到大栅栏设店，屡次想在这里购地建房，都没有办成。原来瑞蚨祥深怕谦祥益进来分流自己的买卖，就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不让他在这条街上安点，时刻窥探谦祥益的行动，知道它要在哪里买房，就抢先买下，建筑门面，使谦祥益买不成地皮，无法插足。如为争夺庆乐剧院的地皮，瑞蚨祥竟至不择手段。本来谦祥益在先，已经讲好了价钱。瑞蚨祥知道后，四处奔走，想自己买下；但终因谦祥益与庆乐剧院已经谈妥，没有阻挠住；但瑞蚨祥把庆乐剧院门前的一块地皮以高价买下，声言如果开设其他字号，经营别的货品，可以免费使用这块地皮作为出路，如果开设布店，瑞蚨祥就在此建房把出路堵死。谦祥益见没有办法，只得放弃，到底也没有挤进大栅栏设店，以后乃转向汉口方面发展。
  济南瑞蚨祥于1904年在青岛开设瑞蚨祥缎店。1905年，天津瑞蚨祥在锅店街开设瑞蚨祥鸿记缎店分店，专营门市零售。
  1912年北京兵变，变兵南窜，天津竹杆巷瑞蚨祥与济南瑞蚨祥均遭火焚，但损失不大。事后天津瑞蚨祥自竹杆巷迁移到五采号胡同，济南瑞蚨祥于1914年重新建筑房屋后始行复业。
  1924年，济南瑞蚨祥在商埠经二路纬三路购地建房，开设瑞蚨祥鸿记分店，总店与分店同时增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详后）。瑞蚨祥鸿记开张后的第二年，张宗昌统治了山东。张宗昌的官府及其军政要员穷奢极欲，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一些珍贵东西和高级生活用品如黄金、皮货、首饰等，都成了他们的交际手段。他们买东西不问贵贱不惜重金，愈贵愈好愈买。因此，在张宗昌统治山东的3年中，瑞蚨祥一方面在军阀官僚身上赚得了一些钱，但是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张宗昌的摧残。张宗昌早就知道瑞蚨祥有钱，又加他的军法处长白荣卿与孟洛川之侄孟华峰结姻亲（见后），白荣卿在张宗昌面前大肆夸耀，更引起张宗昌的注意，正打敲瑞蚨祥竹杠的主意，适有章丘县长林正榜来文报告孟华峰侵吞地方公款（据说是诬告）。张宗昌即乘机向孟洛川问罪。孟洛川闻讯大惊，连忙携家避往天津。之后，孟洛川找孟觐侯出面调停。孟觐侯善于结交官僚军阀，张宗昌在北京时，孟觐侯即时常与之酒食征逐，张宗昌还给孟觐侯一个顾问的名义。孟觐侯便联络张宗昌的老上司王芝祥和张宗昌有桑梓关系的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以给张宗昌祝寿为名挂一节专车到济南向张宗昌说情。结果瑞蚨祥以拿出10万元了事，张宗昌给以自动捐献的名义，分期交款。自此孟洛川即长期留居天津未再回济南。
  张宗昌的另一暴政是滥发“军用票”，后来军用票一文不值，张宗昌的部下仍用军用票买东西，商家都不敢不要。瑞蚨祥只得把好货收藏起来，用一些布头应付门市，损失不大。可是吉祥当铺却葬送到军用票上。当户都以军用票赎当，结果吉祥当铺收进的大量军用票全成了废纸。吉祥当铺与济南所有当铺都同归于尽。
  在张宗昌失败去鲁之际，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商店一度停业，为时不久即行复业。以后，在陈调元、韩复榘统治时期，济南瑞蚨祥的营业也一直处在发展状态。
  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4房至清末民初，其家族内的矛盾越来越深，以至对庆祥、瑞生祥等共有企业不得不分伙，到1934年全部分完。济南庆祥昌记分店和天津庆祥分归矜恕堂，矜恕堂便将济南庆祥昌记改为瑞蚨祥昌记，天津庆祥改为瑞蚨祥庆记。至此，在瑞蚨祥名下又多了两个店号。
  民国初年，济南瑞蚨祥还在东流水街孟家花园开设手工染坊，专为本店染青蓝色布，不对外营业。在经一路纬三路开设鸿记织布厂，有人力机17台，工人40余名，专织粗布与条格布，除供应本市销售外，还直接对外营业，是一个有独立性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孟洛川有意向工业方面发展，而是因为原先矜恕堂在此处建筑了一大片房子，准备开当铺，后因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形势有变而中止。为了这片房子不致被军阀所占，才开设此工厂，厂内的工人有不少是孟家佣人的子弟。此外，泉祥共有9个店也是矜恕堂经营的。
  鼎盛时期的瑞蚨祥共有多少资本，除孟洛川一人外，别人均无从知道。就是济南一地的资本和历年的营业数字，因账册全部散失，也无可查考。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它的固定资产的简略情况。瑞蚨祥的固定资产分为两大类，一是房产，一是生产设备。
  1.房产：全国解放以前，在各地的房产有五六十处，约计3000余间。
  这里只是统计的处数、间数和用地亩数，而它的房屋特别是门市房、库房等，和一般店铺房屋相比，不仅结构好，而且内外装饰也好，造价特高。如济南瑞蚨祥门市，都是用工字铁或卍字铁制的铁梁、铁檩、铁柱，都是缸砖铺地、铁包皮的门窗；库房都是石墙、铁门，北京库房的墙竟有7砖之厚。为了防火，每处房产都有水龙头、水龙带、水箱等全套消防设备，有专人管理。
  房产虽不参加流通过程，然而也是整个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经营。这些房产究竟价值多少，实难准确计算。若以上海瑞蚨祥3处房产的原购价作为一般价格计算其他各处房产的价值，那么仅房产一项即有836万余元，这在当时可谓数额相当巨大。
  2.生产设备：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各店室内的家具垫底。瑞蚨祥各店的设备都比较富丽。如济南店内所有货架子都是铁包皮，所有家具都是大漆推光，经理室、会客厅一律地毯铺地，古玩、古书、名人字画，琳琅满目。桌椅披垫都是大红呢毡，沙发若干，套子常换，中西餐具一应俱全，各种瓷器也都古色古香。北京各店的设备比济南店的尤为华丽：室内有暖气设备，掩饰货架子的幔幛，都是大红缎面绿绸缘，柜台台毯都是以英国丝绒织成的，楼上楼下都是用地毯铺地，家具都是用楠木制做，角灯、台灯、宫灯更是不计其数。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济南瑞蚨祥几个资方代理人和几位管理货架子的老职工，曾对济南3个店的资本作了一番估计，以1疋双龙白细布为计算单位，“七七”事变前其固定资产为32023疋，存货为188990疋，合计为221013疋。此外还有现金60万元，分存于银行、钱庄。当时双龙白细布每疋的价格为5.5元到6元，统按5.5元计算，其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即商品）共为1215571元，加上存银行、钱庄的60万元，则共为180余万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快的发展。济南绸布业从民国7年、8年起，有若干中小布店应运而生，先后开业的有隆义和、隆源永、丰隆公、茂晟永、鸿茂永、广成、天丰泰、美华、志兴成、丰和祥、聚盛永、仁和祥、裕聚、恒盛永、庆昌等四五十家。但它们的资金都很薄弱，多数没有力量到产地进货，而是自批发庄进货，即有个别业户到产地进货，数量也很小，花色品种不全，质量也差。而瑞蚨祥为了争取顾客，对大路名牌货如双龙白布，卖货时特地放大尺码，把价格定低，争取尽量多的顾客到自己店内买货。中小布店没有这种竞争力量，门庭冷落，少人光顾。因此，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的中小布店，营业没有多久即行歇业。十余年间，多数中小布店被挤垮，只剩下经文、山玉成、源兴成、福茂恒等少数几家，绸布买卖几乎完全为祥字号所垄断。
  瑞蚨祥的主要竞争对象是隆祥。如前所说，隆祥原先的经营方式非常保守，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看到瑞蚨祥的发展很快，受到刺激，也想改变原来的经营方式。1930年在瑞蚨祥鸿记的西边——经二路纬五路购买地皮，建筑楼房。一切效法瑞蚨祥，连房屋的图纸也效法瑞蚨祥鸿记。瑞蚨祥的资方代理人知道后连忙告知居住在天津的孟洛川。孟洛川在孟家一族中年龄最大，也是长辈。在相互竞争问题上，他常常摆出一副不与晚辈相争的面孔，其实他绝不相让。他常对代理人说：“咱不同他们拚，但也不能落后。”资方代理人根据孟洛川的意图，便采取跟而不拚的办法。隆祥筹备开业很有声势，瑞蚨祥对外不动声色，对内则多方设法应付。当时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是曾在北京与同业进行过激烈竞争的史彤雯。他一方面安排全店人员将货物、橱窗、柜台整理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要求店员提高打算盘、量尺子的技术和改善招待顾客的方法，另一方面用本店人员或跑合人以顾客身份向隆祥买货，借以了解隆祥的进货、定价、尺码等情况，与之竞争。同时加速备货，一律按隆祥的价格和尺码卖货。史彤雯还增加了店员改善生活的次数，并且邀牙纪人同吃，以示关切。
  隆祥开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的确吸引了大量顾客。据说头一天就卖出8300多元的货物。但绝大部分顾客都有一种好奇心和爱好比较的特点，既去光顾隆祥，又到瑞蚨祥看看，把两家做比较。顾客们看到瑞蚨祥店容整齐，有条不紊，花色品种比隆祥还全，价格也不贵，尺码也不小，觉得隆祥还不如瑞蚨祥。这样，隆祥的名声开张不久便渐渐降下去了。瑞蚨祥的名声却越来越高，终于占了上风。
  隆祥对在竞争中的劣势并不甘心，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35年，将院西大街老号的旧门面拆除，新建3层楼房，增添人员，充实货物，重新开张。由于规模在瑞蚨祥老号之上，在城里总算和瑞蚨祥争了个平手。
  1930年以来，资本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许多新的竞争方式如扎牌坊、登广告、敲锣打鼓大减价、大赠送等等，也自上海、天津传来。绸布业中小户在竞争中倒闭了，没有倒闭的也经营困难，勉强维持。几家祥字号买卖虽然资金雄厚，也受到一定影响。1934年史彤雯又回到瑞蚨祥，想出了一个统一价格的办法，召集同业各店开会，议定统一价格。这样做对祥字号企业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格低。小户明知如此，但如果再竞争下去更对自己不利，所以只有服从这一倡议。议价成立，竞争之风稍息。
  （三）瑞蚨祥的盛衰
  北京瑞蚨祥，至1929年即已发展到顶峰，以后由于国都南迁，北洋军阀官僚大都星散，清室贵族早已败落，北京人稠物穰的境界已有所逊色，市面趋于萧条。瑞蚨祥是以销售高级商品为主的商店，失去这些顾客，营业额自然大大下降，此后即把经营重点放在适应戏曲界、花界和过往客人的需要方面。以后奉军入关，营业略有起色，但并未恢复到以前的盛况。而且孟觐侯自北京瑞蚨祥中兴、升任全局总理以后挥霍无度，其亲信姚秀岩、李峨山等亦起而效尤，他们终日与一些军阀、官僚、清朝遗老在瑞蚨祥西栈朝歌暮舞，酒食征逐，有时一次宴会就花掉数千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北京瑞蚨祥自1927年以后几乎年年亏损，年终只好靠玩弄账册手法，暗中升值维持一定利润。孟洛川明明知道也无可奈何。因此资金日渐短绌，全赖拖欠申庄与向银号货款或由发庄赊购维持经营。1935年孟觐侯病故，姚秀岩瘫痪，孟洛川始令济南总理孟秀涵带12名职员，拨款30万元赴北平整顿。结果，孟觐侯的亲信叶星北（茶柜经理）调泉祥，刘鲁言调青岛，王启昆（会计头）调济南，刘仲林（绸货头）出号，还有其他资方代理人被调动，营业略见好转。
  1937年以前，济南、天津、青岛、烟台各店的营业都还不坏，维持着瑞蚨祥的整个局面。“七七”事变以后，整个瑞蚨祥一落千丈。
  1.资方之间的矛盾。
  孟洛川兄弟4人，行三夭亡，尚余其三，孟洛川为行四。长房的堂号为勤记，其子孟筑亭迁往天津后不久即死去，遗子1人孟星五。次房为俭记，有子2人，长子孟华峰（大排行老二），次子孟静宇（老六）。孟洛川为恭记，有子5人，死3余2：孟肄庠（老七）和孟建初（老八）。孟洛川虽然一生经营资本主义商业，但在家族中又保持着非常严格的封建家规。当全家还住在章丘时，他怕子侄们到城市不好管束，不能守成，便不让他们到城市里来，也不让他们与闻店务，更不让他们进学堂。他们读的是诗书，身居农村，孤陋寡闻。这时封建礼教对他们还起一定的作用，大体上还服从孟洛川的约束。1924年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孟洛川仍想维持原状，全家住一个大院（自建的房子），一个厨房吃饭，一个账房花钱，不准迁出另居，不准经营私产。但是他的子侄们到了天津以后，眼界宽了，交游广了，再也不愿受孟洛川的约束了，矛盾越来越大。开始表现在家庭琐事上，后来就发展到分居、比支、争权。
  恭记这一房人口最多，开支最大，勤记、俭记两房觉得不合算，也比着在瑞蚨祥支钱，各立账房，花不了则经营买卖。孟华峰首先开设福英纸行，孟静宇也开设瑞昌祥银号。1939年孟洛川死后，他们更加比着支钱经营私产，于是瑞蚨祥的资金，由大家族的资本向小家庭资本分散。他们先后开设的企业有：
  勤记孟星五：隆记布庄、泉祥隆记茶庄
  俭记孟华峰：福英纸行、裕康布庄
  俭记孟静宇：瑞昌祥银号、慎兴布庄
  恭记孟肄庠：恭记商行布店
  独孟建初尚恪守乃父家规，未经营私产，因而对乃兄等大为不满。
  孟华峰等不仅比着支钱经营私产，还互相争夺瑞蚨祥的管理权。当孟洛川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孟华峰、孟静宇就想干涉柜上的事务，取孟洛川而代之。以孟静宇野心最大，因上面还有乃兄孟华峰，还不敢公开干预。况且，孟华峰是嫡出，又是长子，孟静宇是庶出，嫡庶地位还有不同。因此他只能在背后操纵。资方代理人遇事须先同他商量，然后再报告孟洛川，否则就要遭到他的打击。孟洛川为了缓和家庭内的矛盾，遇事也同孟华峰、孟静宇商量。孟洛川死后，孟华峰等兄弟之间和孟华峰等与孟星五叔侄之间，争夺掌管店内权力的斗争更加激化。他们各树羽翼，各自拉拢资方代理人；而资方代理人也各找自己的靠山，因此，资方代理人中也形成了若干宗派。资本家家族内的矛盾引起了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资方代理人的活动又加剧了资本家家族的矛盾。恭记一房与勤俭两房的矛盾最大，俭记与勤记两房的矛盾较小。勤俭两房常常互相利用以打击恭记，恭记则常常借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以打击勤俭两房。如天津瑞蚨祥鸿记副理孟次尧是孟静宇的人，与经理孟少亭对抗，恭记孟建初则嗾使孟少亭拉拢店员把孟次尧赶走（以后孟静宇又把他调到济南），以打击孟静宇。俭记、恭记两房亲兄弟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孟洛川年迈不能管事后，不得不按长幼轮班管事。
  如前所说，孟华峰自青少年起就游手好闲，到天津以后更沉湎于烟色。资方代理人经常见不到他，如济南总理史彤雯（1936年孟秀涵升为全局总理后，史升为济南总理）1936年提议把鸿记手工染坊改为机器染厂，1938年又主张将存款收购棉花，以免遭伪币贬值的损失。应当说这两项主张是对瑞蚨祥非常有利的，但孟华峰竟听孟秀涵之言，说他胆大妄为，破坏孟家的经营传统，辞之出号。以后伪币贬值，瑞蚨祥在银行、钱庄的存款遭受很大损失（数目忘记了）。孟华峰掌管瑞蚨祥不到3年就死了。继而由孟静宇掌权，此人揽权而不敢负责，与资方代理人又有矛盾。不久孟静宇病死，孟肄庠掌权，但又有孟建初在背后对他掣肘。由于孟氏家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和资方代理人矛盾的加深，所以瑞蚨祥的业务便日渐衰落。
  2.沦陷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瑞蚨祥的状况。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山东即遭沦陷。沦陷后的前两三年，由于社会游资都投向囤货，物价逐步上涨，但彼时尚有一定货源，日本侵略者尚未全部控制我省经济命脉，有些行业尚可苟延，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经济实行全面控制，各行业都成立了所谓“组合”，一切物资几乎完全控制在各种“组合”手中，商业货源日渐枯竭。绸布业最先成立了“纤维组合”，勒令各业户陈报存货，瑞蚨祥由于漏报货架零货，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劫掠，经理人被毒打。后来虽发还一部分，但损失不小。陈报存货后又限令定价，名曰“自肃价”，不得随意涨价，不得囤积不售，进销多少及其价格须逐日陈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自肃价”经常大大落后于市价，因此居民都向瑞蚨祥抢购。有一次居民见瑞蚨祥定的价格很低，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抢购，门窗柜台几被挤毁。瑞蚨祥不敢不售，几天以后大量棉布被抢购一空。进货方面的限制很大，须由各个“组合”配给，既不经常供应货物，又没有众多的品种和畅销货，却经常搭配一些冷背货，不好出手。绸货虽然可以到上海进点货，而又汇兑不通，须以物易物，因此卖下的货款常常多日买不进货来。伪币迅速贬值，物价急剧上涨，卖出货去立即买货尚恐不及，何况一拖再拖，存下的货币价值已大大降低，等买回货来数量已大大减少。就这样经常的低价售出，高价买入，流通资金便损失殆尽了。
  在上述情况下，其他商号可以灵活经营。如不能立即买回本行商品时可以买其他货物；也有的将资金调往内地如西安等处经营；有的则在物价上涨时贷款买货，搞投机活动；有的购买“纤维组合”人员，在配给品种和数量上得到优待，在配给时间上得到优先。这些做法，都不适用于瑞蚨祥：一是受经营传统和铺规的限制，经理人谁也不肯甘冒嫌疑和风险；二是当时的经理张玉甫耽于赌博，会计头单福五贪污营私；三则资方代理人被日本宪兵队吓破了胆，不敢大胆经营，所以济南瑞蚨祥的损失尤大。
  天津、北平、青岛、烟台等各店也都受到了上述种种摧残，损失较济南轻一些。一则由于这是些大城市或沿海城市，货源较多，“纤维组合”配给的麻毛织品较多；二则北平、天津店的经营比较灵活。如天津店在棉布被侵略者控制以前，即将本店的存货运往英国租界，变卖成其他货品。北平在发生了一次政治案件（见后）之后，同日人拉上了关系，在配给货上常常得到优待。如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失败之前，瑞蚨祥还以货款买了“纤维组合”的30箱毛麻织品。
  瑞蚨祥申庄也有一大批存货被日本侵略者的商统令强加以陈报不实的罪名罚了一大笔款，还将其存货强行收购，付给了一部分黄金（后被国民党政府收购），其余则开给一张分期付款的存单，拖延很久才付给一部分伪钞，而这时的伪钞已大为贬值，其余部分成了坏账。
  济南鸿记织布厂、鸿记染坊，由于没有原料而告歇业。管理人员分别安排在瑞蚨祥和泉祥，工人则被陆续遣散。
  瑞蚨祥还常常受到日本侵略者狗腿子的敲诈勒索。伪警察局设有经济科，是日本侵略者的经济特务组织。警察人员经常敲诈工商业户，稍有不从，即遭陷害，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他们常向瑞蚨祥赊购货物，从来也没有给钱。有的甚至赊购货物以后，等价格涨了再将原货卖给瑞蚨祥，既得找钱给他，还得笑脸相迎。
  瑞蚨祥不仅在经济上受到严重摧残，其经理人和职工在政治上还受到残酷的迫害。1942至1943年间，店员焦玉德调往北平店，他给萃华金店捎了一个在黄金上印徽章的“痕子”，想仿此再做一套。不料在火车上被日本宪兵队查出，发现上面有国民党字样，认为有政治问题，到北平后把他押了起来，严刑拷问。与此同时，还捉去北平瑞蚨祥店员20余名。他们在日本宪兵队受尽了非刑，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店员焦芳林，在狱中两腿被烧烂，出狱不久就死了。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高芑泉被日本宪兵队捉去，说他与国民党警察局长王达有政治关系，受了很多折磨。1944年，店员因工资低，生活有困难，而会计头兼办外跑的单福五却专横跋扈，营私肥己，更为店员所不满。其他资主代理人与单福五亦有矛盾，同店员一起反对单福五，单福五却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总理高俊亭、总店经理张玉甫、分店经理高芑泉、店员李清成与焦念祺捉去。单福五对店员尤恨之入骨，谎称店员有共产党嫌疑。日本宪兵队对店员严刑拷打，焦念祺被摔得死去活来。后来由经文布店资本家辛铸九和双盛太布店经理贾子彬等出面，向日本宪兵队活动，才把他们要出来。焦念祺受了重伤，出来不到3个月就死了。经过这几次事件，资方代理人都吓破了胆，早晨起来，一听见格格的皮靴声，就胆战心惊，以为日本宪兵队又来捉人了，天黑上了门，心才稍稍放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来了。警察还是旧人员，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可以经常遇到。那些税务人员天天到店查账，如果不开窍，不给他好处，查起账来就没完没了，还得给他行贿。
  使瑞蚨祥损失最大的是法币和金元券的贬值。法币自1946年下半年开始膨胀，先还是逐步贬值，后来即猛烈膨胀，几同废纸。法币崩溃了又出来金元券，每1元金元券兑法币300万元。这时物价瞬息数变，上涨幅度之大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袋面粉为金元券9元，即法币2700万元。而且这时交通梗阻，货源枯竭，瑞蚨祥的经营等于收市歇业，残存的一点货底，仅2年多的时间又损失大半。至解放前夕，流动资金已为数甚微。据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次劳资座谈会的回忆，折合双龙细布，总店为1595疋，瑞蚨祥鸿记为1144疋，昌记为985疋，共3724疋，实际已成了一个空架子，与“七七”事变前相比，约损失90％以上。
  （四）瑞蚨祥金柜之始末
  瑞蚨祥附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业务，于1924年3月开始筹备，11月开张营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在中国大量抛售黄金，以致金价大跌。1919年金价每两由平时的三十五六两银子跌至十三四两银子。孟洛川以为良机难逢，令申庄经理孟星文自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买进一批黄金，每一金块为300～400两不等，共买了多少，已不得而知，但他贮藏起来的就近3000两。孟洛川死后，勤记、俭记、恭记3房于1941年才把这些黄金分开，各分900余两。瑞蚨祥金柜经理贾宝山于民国30年曾赴天津为恭记化金，将三四百两一块的黄金化为每10两1条，共花了八九百两。同时也为勤、俭两房各化了一小部分，故知之较详。俭记孟华峰、孟静宇兄弟2人将分得的黄金以及自己私蓄之珍贵物品存入英国汇丰银行。据俭记的仆人们说，存入时共为3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大烟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接收英美银行，对俭记所存的3个箱子，只发还了烟土，其余则予没收。孟静宇视财如命，骤失巨金，心痛万分，因而患了精神病，旋即死去。勤记将黄金藏在夹壁墙内，至解放后“五反”时期被店员揭发出来，才售给国家。
  孟洛川买到这笔黄金以后，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军阀、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日益奢侈，金银首饰成了他们最流行的装饰品和贿赂、馈赠、应酬之物。因此，金店生意非常兴隆。孟洛川对各房儿娶女嫁的事也要置办一些金银首饰作为聘礼或陪嫁，每桩喜事至少要置办十五六两黄金的首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增设的金柜。1924年从庆云金店拉来店员贾宝山负责金柜业务。贾宝山进店的头一年，年工资300元，第二年增为400元，年终再馈送200元，10年后又开了2厘股的份子。
  贾宝山进店后，首先到上海购货，买来黄金300两，当时黄金已涨至每两50元，共需15000元，还买到五六千元的珠翠钻石。金柜雇用工人六七名，徒工三四名，筹备就绪后于1924年11月开张营业。金柜的制成品多种多样，有手镯、戒指、项链、表链、耳坠、帽花、凤冠、银盾、银花瓶、银花插等等，还有金条、金元宝。制造金银首饰的工序是很复杂的，除本店工人完成主要工序外，还找首饰作坊加工。
  当时金店业所炼之赤金点九九八成色，即称为“足赤”。瑞蚨祥向以货真价实相标榜，设立金柜时亦欲在业务上独树一帜，争取顾客，特加工精炼，取名“炼赤”，成色的确与众不同，价格也高于一般，颇为豪门富户所喜爱。
  金柜开张不到半年，除置办炼金工具开支1000余元外，赚得纯利四五千元。第二年平均月销黄金200余两，白银300余两，年纯利为七八千元。金柜的实际占用资金不过3万余元，利润率竟高达资本额的20％以上。当张宗昌退却以前，其部下都以自己的“积蓄”抢购黄金，瑞蚨祥共卖出六七百两金子。韩复榘退走前亦大量收买黄金，瑞蚨祥又卖出七八百两。“七七”事变以前，金柜的利润年年都在七八千元。
  1942年，日伪警察局经济科以禁卖黄金为名，查封瑞蚨祥金柜，将贾宝山逮捕，其实这不过是土匪绑票而已（其他金店照常营业），贾宝山被关押10余天，经花钱赎出方启封营业。1937年至1944年以前，营业额尚称不少，每年都有利润。平日经常存黄金600两，白银4000两。1944年因会计穆鸿尧、李明实主谋盗卖黄金180两，穆李2人为缄众人之口，将盗卖黄金之款也分给经理张玉甫及其他会计人员一部分，形成集体舞弊案。资本家派总理李峨山来济查办，账房10余人惧而辞职，经理张玉甫至年底被辞出号。黄金也未追回，就此了事。
  张玉甫出号后，瑞蚨祥昌记经理孟锡九为总店经理，孟次尧为副理。孟锡九年迈，大权落于孟资尧之手。孟次尧利用职权营私肥己，而店里则坐吃山空。贾宝山不满其所为，遭孟次尧之嫉，于1944年向资本家建议结束金柜业务。资本家同意，瑞蚨祥金柜至此结束。结束时尚有黄金160两，白银40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