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自开商埠，为招商引资奠定基础
  1904年5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联名奏请自开济南商埠，同时开设周村、潍县两处分埠，该奏请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5年11月12日，济南正式开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举行了开埠典礼。济南商埠设在：“济南西关外胶济铁路迤南，东起十王殿（今官驿街西口），西至北大槐树村，南沿长清大道，北以铁路为限，计东西不足五里，南北约可二里，共地四千余亩”。商埠区内成立商埠局，并设有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家处、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菜市营房等，完全是城市的格局。济南商埠开设后，城市人口骤增，人口从清末的14万增长到民国初年的25万；市容有了很大变化，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建立起以粮食、煤炭、棉业、运输行栈为主体的新兴商业区。与之相伴随，各种服务行业如浴池、饭店、娱乐场所等纷纷兴起，济南商埠的开设标志着济南大规模招商引资活动的开始。
  二、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大量资金涌入
  济南商埠开设之初，为吸引各地商业资本，迅速扩大贸易范围，并未立即按照规定设关征税。“商埠之始，首重招徕”，关税“暂缓设立”。这些措施有效地吸引了国外和国内各地商业资本流入内地商埠，促进了济南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济南开埠后，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活跃的刺激，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逐渐对工业生产这一生财之道发生了兴趣。1905年，济南近代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该年，济南近代史上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济南电灯公司创办，继此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接二连三不断出现。据统计，自开埠后到辛亥革命前，济南创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共16家，再加上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约计20余家。与此同时，外国商业资本不断涌入，设立洋行、倾销洋货。到1919年，外商在济南设立的洋行机构达30余家。主要有德国的礼和洋行、哈利洋行、瑞记洋行等；英国的亚细亚煤油公司、太古洋行等；日本的日华公司、三好堂、华和公司等；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等，这些洋行经销的主要商品有煤油、烟草、棉布、石油、砂糖、洋火、纸、麻袋、木材、日用品等。除了倾销商品外，还大量采购工业原料及农产品、手工业品。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刺激下，济南城市经济按照新的结构形式迅速发展起来。
  三、铁路开通，为招商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
  1899年9月23日，胶济铁路正式开工修建，1904年全线通车。济南作为胶济铁路的终点站，为其带来极大的商机，作为“商贾荟萃之区”，成为全省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不但进出各通商口岸之货物都是由火车运载……内地货物但有火车可通之处，商人趋利成便，沿途又无捐税，往往改运火车”。1910年，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相接，使济南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成为华北主要商业中心之一。
  四、市场开放，促进了工商企业与国内外市场的接轨
  济南自开埠以来，济南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市场的制约和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粉出口大量增加，纺织品进口锐减，引起国内市场这两类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样就大大刺激了济南的面粉、纺织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食品加工、印染等行业的急剧发展。以面粉工业为例，继由章丘孟家财团控制的山东商业银行投资兴办的丰年面粉厂建立后，惠丰等大、中、小型面粉厂相继兴起，年产量达800万袋以上，远销北京、天津、烟台等大、中城市，每年达500万袋。相反，原来某些大宗出口的行业，则由于销路不畅，市场价格下跌，趋于衰退，如济南出口较多的地毯、花边、发网、草辫、肉牛等行业，都受到很大打击。洋布价格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度上升，但随着日本棉纱、布匹大量涌入济南市场，使洋布、棉纱价格跌落，许多布商因此亏损。
  五、近代金融机构的建立，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融资渠道
  济南的金融业逐渐由近代银行，取代旧式的钱庄、票号，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日益增长的作用。在各银行中，以官办的两家银行资本最雄厚，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济南分行，资本达800万元；官办交通银行济南分行资本600万元。商办银行共10余家，其中以1913年开办的山东商业银行最早，资本141万元、通惠银行资本60万元、齐鲁银行30万元、中国实业银行济南分行70万元、东莱银行济南分行200万元、工商银行6933万元、泰丰银行济南分行30万元、大陆银行济南分行100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济南分行50万元、丰大商业储蓄银行济南分行20万元。外资银行除清末德国人开办的德华银行（大战时关闭）外，大战后日商开办济南银行、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到1919年，济南已有10余家较大规模的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放、汇支、发行纸币、兑换货币、工商业货款等各项业务。近代金融机构的相继建立，对吸引游资，周转资金，促进工商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大规模地招商引资同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对济南经济的渗透和掠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但是，此举仍对济南近代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