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世纪末，济南城乡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但到20世纪初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继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1905年济南自行开设商埠，伴随着近代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并展开了初期的政治活动，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做了准备。
  1904年以前，济南地区的章丘、历城、长清、平阴、济阳、商河等县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小农经济的大量解体，地主土地兼并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农村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到20世纪初，济南地区小农经济解体的速度加快起来，农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情况急剧增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清官府沉重的赋税、各级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高利贷的盘剥及灾年歉收等等，这些都使个体小农生产条件不断恶化，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以致许多农户濒临破产的境地。
  与大量小农经济解体相伴随的是大地主土地兼并的加剧。20世纪初，济南农村的土地兼并以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章丘县最为严重。例如该县旧军镇矜恕堂孟氏家族就是近代土地兼并的典型。至辛亥革命前，这家远近驰名的大地主拥有土地2140亩，其中1900亩是咸丰四年至宣统三年（1854～1911）兼并而来的。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后的短短几年，矜恕堂就先后购入棉田1140亩。又如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兼并土地达472亩；该村11户地主、富农占有全村土地的一半以上，而其余109户平均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造成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1900年前后已相当显著。例如，章丘西关村总计320户，其中地主富农120户，占37.5％；自耕农100户，占31.25％；雇农、佃农各50户，各占15.63％。这一变化的直接结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许多农业劳动力被排挤出农业生产之外，成为无业游民。据朱寿朋《东华续录》载：光绪三十年，山东巡抚胡廷干上奏：“东县人多田少，不敷耕种……闲民日多，弱者坐守饥困，黠者流为剽窃”。1900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解决闲民问题，缓和阶级矛盾，在济南设立“教养总局”，“专教穷民无业者学作粗工”。1904年，章丘设立“习艺所”，收容游民。此后随着游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济南陆续设立“济南工艺传习所”、“济南习艺所”、“济南劝工所”、“历城自新所”、“历城习艺所”等官营手工工场。此外，济南还设立了无业游民居住的贫民区——“栖流所”，和慈善事业——东、西关粥厂。
  其次-从农业生产中被排挤出来的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而经营所谓“末业”（工商业）。到20世纪初，“趋末务者比旧日加五分之三”。其中一部分人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例如，章丘铁业素称发达，铁匠“饶有声誉”，许多破产农民转营铁业，“生产方式一般为三人一组，组成一盘炉，多数带徒弟，师徒共同劳动”，这些手工工匠大量流往外乡。1902年刊《山东乡土调查录》云：去辽宁、吉林、山西、陕西等省者“道相望而踵相接”。
  再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封建租佃经营方式转变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地主经济。20世纪初，济南地区经营地主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剥削方式由租佃制改为雇佣制，由实物、货币地租改为货币工资制，雇工和雇主之间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据统计：章丘县27户地主共有土地7663亩，其中以雇工经营的土地达6393亩，占83.4％。仍然保留租佃经营方式的只有6户，其余21户全部采用雇佣方式经营。
  第二，经营目的以商品生产为主。经营地主的土地上生产的作物，作为商品的比例大大增加。例如矜恕堂孟氏以一半以上的土地（1200亩）进行商品粮棉生产。又如太和堂李氏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每年售出谷物达10万斤以上。
  第三，经营范围并不限于农业，其资本还大量投向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经营。在所谓“趋末利者比旧时加五分之三”的比例中，经营地主占较大比重。据前面统计的27户地主中，就有17户是以往经营商业起家的。这类地主往往是通过经商致富，购买大量土地，采用雇佣劳动进行商品性农业生产，并把土地经营中积累的资金用来扩大商业、手工业或高利贷经营。在这27户地主中，兼营高利贷剥削的有18户，经营手工业、商业的有20户。也有一些地主同时兼营多种行业。经营地主积累的资本，其较大部分流向城市，对济南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济南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光绪三十年（1904），已达14万人。到商埠开设之前，济南城市手工业、商业已颇具规模。
  清末，济南的商业中心已由东、南关和城内移到西关。当时，西关商界有“五大行”：国药行、杂货行、绸布行、鞋帽行、钱行。国药行有药栈五大家：全盛栈、永盛栈、广德栈、德和栈、泰兴栈；药局八家，经营小批发；零售药店有五六十家。杂货行有五大家货栈：泰来栈、致成栈、裕成栈、恒聚栈、复兴栈，经营批发业务。较大店铺有乾德和、乾德祥、公祥、春和等。后来，乾德和有“杂货王”之称。此外还有数十家大小店铺分布各街道。当时，杂货行经营范围很广，成为无所不包的行业。土产、海味、食糖、纸张、烟茶、南酒、糯米、迷信用品等均为大宗。绸布行中有五大家：隆祥老号、瑞林祥、瑞蚨祥、庆祥、鸿祥永；此外还有增福厚、阜升、志兴成等户。绸布行多集中在西关一带，经营土布、绸缎及棉布批发业务。鞋帽行计有二三十户，大多在芙蓉街、西门里一带。较大的有大成永、同祥义、一口斋、一正斋、惠成永、大同等十多户。当时有民谣：“头戴一品冠，衣穿大有缎，脚踏大成永，手拿有容扇，喝的春和祥，吃的仁寿堂”（有容堂笔墨庄的摺扇，春和祥茶庄的茶，仁寿堂药店的水烟）。钱行有裕茂、晋逢祥、永义、广茂恒、广兴恒五大家。钱庄早期只经营银、钱折兑，后来逐渐兼做存放业务，发行钱帖。
  除西关五大行外，还有粮行、饭馆业、糕点业、酱菜业、茶叶业、山果行、日用杂货业、洋广货业、京货业、铁货业、漆业、花行、笔墨店、书店、旅栈业、照相业、古玩珠宝业等数十种行业。
  在济南商业行帮中，当地土著势力并不大。除盐业之外，其他行业“强半为外县或外省人所经营”。例如，国药行多为陕豫人经营。国药五大家中全盛栈、永盛栈是陕西帮，广德栈是河南帮，德和栈、泰兴栈是章丘帮。其中，章丘帮经营的德和栈资本最雄厚，计纹银3万两。金融业中在市场上投放银两数量较大的是山西帮的汇兑庄，该庄的七八家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大德通、大德亨、新太厚、大德元几家。典当业中，谦裕、永吉、正立三大家是山西帮经营的；济祥、福盛、恒玉三家是章丘高家经营的；惠祥、惠和、惠丰三家是东关陈家经营的。绸布行五大家中，除鸿祥永之外，都是章丘旧军孟家的企业。
  章丘帮的势力，自清末在济南发展最快。《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云：章丘风俗素有“经营商业之特长，所有济南商号，为该县人经营者十属七八。数十年来，章丘帮隐然有左右济南经济之能力”。在章丘帮之中，资本最雄厚的是章丘旧军镇孟氏财团。孟家的发家史可以上溯到三百年前。到19世纪末，孟家开设的“祥”字号商店已达数十个，包括锅店、布店、茶庄、金店、钱庄、当铺等等，遍及周村、济南、京津等大中城市。瑞蚨祥布店和泉祥茶庄属于孟家的矜恕堂；隆祥、谦祥、鸿祥等属于远支的进德堂；庆祥、瑞生祥、瑞增祥等属于近支的三恕堂、其恕堂、隆恕堂等。近代以来，在各祥字号中，惟瑞蚨祥独步遥领，居于首位。瑞蚨祥是全国闻名的大商号，矜恕堂孟家也是山东首富家族。同治元年（1862），矜恕堂的万蚨祥锅店由周村迁来济南，在芙蓉街开设瑞蚨布店，专做批发章丘土布生意。后来迁到院西大街，改名瑞蚨祥，增加绸缎布料零售业务。到20世纪初，在资东孟洛川经营下，相继在北京、天津、烟台、青岛等大中城市开设分号，总资本达300万元以上。另外加上各地泉祥茶庄、当铺、药铺等字号共十余家，从业人员近千人，年纳铺捐达1万两之巨。
  开埠前，济南除了官办的“山东机器局”之外，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官办的“铜元局”、“教养总局”、“工艺局”等均属官营手工工场。如1902年农工商局主办的“工艺局”，下设铜铁、毛毯、花边、织布、木器、洋车六厂，主要是吸收无业游民从事强制性生产，保留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
  济南的私营手工业有染织业、铜锡业、翻砂业、砖瓦建筑业、首饰业等行业。手工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发展，但非常缓慢，多数作坊资金微薄。
  与国内其他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和发展较早的地区相比，济南的近代工业发展是较晚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沿海地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影响下，就已出现了早期近代工业。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已经出现，1872年～1894年，这种企业全国大约有五十多个，资本共500余万元。19世纪末，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据1895～1898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创办的较大规模厂家大约有五十多家，资本总额1200余万元。但是，到1904年开埠前的内地城市济南，仍与世界市场隔绝，外国资本尚未直接渗透进来，富商大贾的商业资本虽有较大增长，也渐有投资近代企业的要求，但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难以实现。民族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家郑观应就曾谈到山东封建官吏压抑近代企业开办的情形。他在《盛世危言·开矿下》中指出山东开办厂矿“官思欲分肥，多方剥蚀，设法侵渔，以致半途而废者甚多”，所筹办的各种企业“皆旋开旋止，徒费经营……有心人甚为惋惜”。济南兴办近代企业的要求也同样“大半为官长所误”。
  胶济铁路通车和自行开设商埠，使济南由封建城市转变为近代城市。济南的城市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胶济铁路于1899年9月23日正式开工修建，1904年修至省城济南，全线通车。济南历来是“商贾荟萃之区”，是全省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济南车站是胶济铁路终点站。铁路通车后，德国商业经营的商品旋即涌入济南。最早输入的商品有洋线、洋油、杂货等。因外国商品物美价廉，当地商人多由经销土货转而经销洋货，许多传统商品出现滞销，旧有的经济结构受到袭击。然而，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刺激下，济南城市经济则按照新的结构形式也迅速发展起来。
  胶济铁路通车一年半之后，1905年11月（一说1906年1月）济南正式开设所谓“华洋公共通商之埠”，举行开埠典礼。商埠的开设，标志着济南城市近代化的开始。
  济南自开商埠，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强迫中国所开五口通商口岸以及后来各国与中国的“约开商埠”不同，它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直接压力，而是由山东省清朝官僚袁世凯、周馥、胡廷干等人主动倡办的，首倡者是北洋大臣曾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清末统治集团内一部分人为了缓和封建统治的危机，主张推行“新政”，搞一些改良措施。袁世凯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在袁之后继任山东巡抚的周馥、胡廷干也属此类。胶济铁路通车不久，1904年5月，由当时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联名奏请自开济南商埠，并同时开设周村，潍县两处分埠。
  自开的商埠在济南开埠之前尚有直隶的秦皇岛、福建的三都澳、湖南的岳州。这类商埠的行政管理及税务权都掌握在清官府手中，“为主国者得以设关榷税，即于筹饷之道，亦属有裨”。正因为如此，清朝廷对自开商埠一直采取许可的政策。1903年，商约大臣吕海寰条奏外务部“广辟商场”，得到清朝廷支持，批示：“应由各省督抚详细查堪，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口岸之处，随时奏明办理”。所以，袁世凯、周馥等上奏请开济南商埠的动议，立即得到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济南商埠于1905年11月12日正式开埠。
  济南商埠设在西关外，“胶济铁路迄南，东起西关的十王殿，西至大槐树，南沿赴长清大道，北以铁路为限。东西长六里，南北长二里”。（此后于1918年，1926年范围逐渐扩大）商埠区设有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家处、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菜市、营房等。完全是近代城市的格局。1905年8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山东巡抚胡廷干拟定《济南自开商埠章程》，综括其主要内容为：（一）准有约各国在商埠设立领事；准各国商民任便往来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商埠定界以外，洋商不得租赁房屋、开设行栈。（二）济东泰武临道就近监督商埠事宜。省城济南设立商埠总局，派一熟谙交涉大员住局全办，亦可约派洋员帮同办理。（三）商埠开办经费如购买地亩、举办工程及常年经费，如办事人员薪水、一切因公杂项等由省署筹拨专款，随时动支。（四）设立邮政、电报、电话，并严厉限制，不得由外人开设。（五）济南商埠捐税照各埠通例以次征收。
  开设济南商埠，是山东当局煞费苦心着力经营的一项事业，不惜筹措巨额资金投资兴办。据后任山东巡抚孙宝琦1910年奏报，济南商埠需开办经费七八十万两，常年经费10万两。需款如此之巨，致使山东当局几乎“无从筹措”。几经周折最后确定商埠经费来源大致有两项：一是从胶州海关“洋税”中先提出39.15万两作为创办经费，以后每年提税银六成作为商埠常年经费；二是由省署各局认筹。此外周馥担任山东巡抚时，为提倡实业，饬令农工商局会同绅富招集商股，两年中收银15.2万两，这笔资金也全部用来支付开办经费。1905年4月，继任山东巡抚杨士骧请示外务部，将应上缴中央的款项中扣留一部分作为开办经费，得到批准。尽管筹经费十分困难，但为了吸引各地商业资本，迅速扩大贸易范围，商埠并未立即按照规定设关征税。袁世凯和胡廷干认为，“商埠之始，首重招徕”，税关应“暂缓设立”。1908年，因商埠常年经费一直没有着落，各项开支“均系暂行借拨”，所以直隶总督杨士骧与山东巡抚袁树勋反复榷商，奏请外务部，要求在商埠设关“专抽火车所运货物税捐”，以留作商埠常年经费。但外务部以“商埠商务尚未兴旺”为由，仍令“暂缓设关征税”。乃至埠内铺房捐也迟迟未收。这些措施有效地吸引了国外和国内各地商业资本流入这一内地商埠，促进了济南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济南开设商埠以后，城市人口骤增。到民国初年已达25万人，较开埠前的14万人增长约64％。商埠的开设适应了胶济铁路通车给济南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到1910年，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相接，使济南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成为华北主要商业中心之一。
  自胶济、津浦两铁路之相继通车，又因外城（圩子）的修建和开设商埠，济南市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商业市镇洛口，逐渐衰弱，其商店也大多迁至商埠，从而使商埠代替了过去洛口的地位。济南城市人口增加，市场繁盛，使得原有的东、南、西三个城门行人拥挤，交通不便。尤其是面向商埠的西关，素来商业集中，“行旅市廛……尤为拥挤繁盛”。经历城城区地方自治议事会于1910年议呈抚部院批准，新辟西北、东南、东北、西南四门，使全城四通八达，交通方便。商埠发展较城内更快。这首先表现为外国商业资本涌入、洋行林立、洋货充斥市场。外商洋行主要有德国的礼和洋行、哈利洋行、瑞记洋行、善全洋行、捷成洋行、顺和洋行；英国的亚细亚煤油公司；日本的日华公司、日华分公司、东南公司书药局、东亚分公司分局、三好堂、华和公司、中华公司等。这些洋行经销的主要商品有煤油、烟草、棉布、石油、砂糖、洋火、纸、麻袋、木材、日用品等。除了倾销商品外，还大量采购工业原料及农产品、手工业品。如小麦、棉花、落花生、花生油、大豆、豆油、生牛、牛皮、牛骨、猪毛、羊毛、麻、大麻子油、草辫、水果、丝、靛等等。除洋行大宗经销外，华商也开办了许多小型洋货铺、西药房，推销洋货。
  洋货的大量倾销，急剧改变着济南的商业结构，也冲击着某些传统的手工业，其中最明显的是染织业。物美价廉的洋线、洋布进入济南市场，传统经营土布的棉布行货物滞销，引起手工染织业的萧条、倒闭。例如，1906年芙蓉巷梁纪染坊因土布滞销，生意艰难，负债累累，以致破产，掌柜梁维秀潜逃。原来专作土布批发生意的瑞蚨祥，这时也经营洋布业务。土布加工、出售量减少，使农民家庭纺织业遭到严重打击，使广大农民更为贫困，破产失业的现象更加严重，游民人数不断扩大，许多人沦为乞丐。1906年十二月《东方杂志》登载山东“省城乞丐最多，各铺户例给月钱，免其滋闹”。贫民生活无着，至有鬻妻卖子于市者。
  外资对其所需工业原料和手工业品的大量购买，刺激了某些大宗出口商品的产销。其中最突出的是棉花。外商在济南大量采购棉花，使济南成为华北棉之买卖最大市场。每年冬季，东邻各县及直隶吴桥、威县、南宫、清河诸县“贩运土棉者络绎不绝”，“直省卖花商来东货如云集”，山东沿海如“登、莱之黄、潍诸县购花者亦麇集省垣”，棉商们通过花行经纪进行交易，由洋行转运出口。棉花的畅销，使原来很少植棉的济南地区，也出现大面积商品棉田。为了提高棉产量，济南农业专门学校和农事试验场引进美棉试种，并向各地农村推广，使棉花生产水平大大提高，棉农人数增多。小麦、花生、大豆的大量出口，也促使这些农产品得到发展。除农业外，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也很快。洋商对肉牛的大量需求，促使大批牛栈的设立。民国初年，商埠内所设牛栈达45家之多。为适应羊毛、猪毛、杂骨、杂皮的大宗出口，猪、羊、鸡的饲养量迅速加大，除原有的土产品种外，还从国外引进了埃法林打牛、巴克夏猪、约克夏猪、美丽诺绵羊、瑞西山羊、来克亨鸡、名古屋柯庆鸡等新品种，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草辫的手工生产完全是在国外市场需求下发展起来的。
  清末从袁世凯开始，历任山东巡抚都积极操办“新政”，以兴办工艺，抵制洋货为“当务之急”。从袁世凯设工艺局开始，济南陆续出现了一些官办手工工场。工艺局设铜铁、毛毯、花边、织布、机器、洋车六厂，其中大多是手工生产。开埠后，工艺局改为工艺传习所，增设电镀、染色、矿金、手巾、洋烛等厂，并聘请中外技师，改进工艺，以提高生产水平。至1910年，济南地区官办手工工场共有6个，除工艺传习所外尚有：章丘习艺所，生产布匹、巾带；济南习艺所，生产爱国布，柳条布；济南劝工所，生产柳条布、毛巾；历城自新所，织布、织带、编席、打绳；历城草绳公司，生产草绳。1910年，官方还在商埠设立商品陈列馆，以推广工艺技术。在官府的扶持下，工艺传习所所属各厂及后办各厂，逐渐采用机器生产，以期与外货抗衡。这些官办局所的设立，对济南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活跃的刺激下，逐渐对工业生产这一生财之道发生兴趣；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这就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商埠开设后的1905年，济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该年，官僚地主庄钰、刘福航等人发起创办的济南电灯公司，是济南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此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接二连三，不断出现。据统计，自开埠后到辛亥革命前，济南创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共16家，再加上其他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约计二十三四家。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可谓济南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就全国来说，19世纪60年代就陆续出现了近代工业，然而当时基本上为官府垄断，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要求自由发展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官府被迫作出让步，表示“提挈工商”。1900年，由总理衙门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规》，表明封建国家垄断新式企业的局面结束了。因此，济南近代民族工业虽然出现较晚，却生逢良时，从一开始出现就迅速发展起来。济南开埠后出现的首批近代企业，大多是私人集股开办的，极少官办或官督商办。这时期山东当局财政空虚，根本无力垄断、投资于近代企业。官款只能作为提倡、补助之需，办厂全恃官商集股（这里的“官”是指官僚私人入股）。事实上个别较大型企业中的官股也只是在扶植的意义上加入的。例如，1905年开办电灯公司，开始由于股本仅4万两，所发电只能供应院前、院后和西门一代照明用电。若全城都安装电灯，至少需银20万两。1908年，省抚部院谕令扩充电灯公司，附入官股加以支持。于是公司增添两部电机，并筹建总厂，逐步将电灯照明区扩展到商埠及全城。又如，1909年创办的泺源造纸厂，也因为规模较大而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该厂名义资本26万两，其中官股仅3万两，其余全招商股。实际只收足6万两。由于股份不足，设厂一年后还未投产。主持该厂的官僚、劝业道道员丁道津只得再请求于“官款项下各拨二三万两，以资周转”。还有一些企业是在官方“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的名义下予以支持和保护的。小清河轮船公司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胶济铁路通车后，一向往来频繁的小清河航运顿时冷落下来，“不但进出各通商口岸之货物多由火车运载……内地货物但有火车可通之处，商人趋利乘便，沿途又无捐税，往往改运火车”。为重兴小清河商务，1905年在农工商务局的提倡下，由唐荣浩招股设立小清河轮船公司，资本银10万两，买浅水轮船两只，定制运货船42只，客船4只。羊角沟、黄台桥两处设立栈房码头，岔河、洛口、济南等处设立局所。但是，开办后生意清淡，客货稀少，亏赔增多，仍无法与胶济铁路分利抗衡。于是，山东巡抚周馥“许以官盐包运”，又许“挖通羊角沟以通海船”，又许“小清河专利行轮十年期限”。在官方的保护和支持下，小清河轮船公司才得以维持。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济南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济南资本主义企业出现晚，发展快，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在20世纪初这一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完成的。
  这个新兴的阶级，又分为不同的阶层。
  受到封建官府大力扶植的近代企业经营者，多半是一些官僚。例如，济南电灯公司创办人之一庄钰是官僚兼地主，另一创办人刘福行是道员、山东机器局总办；大公石印馆创办人沈景臣是工艺局总办；晋济草绳有限公司创办人黄绍斌是县丞。这些由封建官吏转化而来的资本占有者，与封建统治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企业多依仗官府的资助，资本较厚，并享有某些特权。例如小清河轮船公司包运官盐、专利十年；泺源造纸厂垄断官纸印刷等等。这部分人大多属于资产阶级的上层。另一类投资者，是大地主、大商人。在开埠后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潮流推动下，一些原来从事农业、商业经营的富绅积累的资本迅速向城市近代企业流动。例如，美聚棉花公司创办人金毓珍就属于这一类。这部分人属于资产阶级的中层。一般衙署小吏、中小地主及小本经营的商人、小手工业主中的一些人，多采取集资合股或在股份公司购股方式投资，许多商办企业正是吸收这部分资本建立的。这些人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
  济南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是同它的阶级意识的产生相伴随的，而它的阶级组织也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济南近代企业尤其是商办企业的早期投资者，大都把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作为开办企业的宗旨。1905年创办的林木培植会，宣布“不许外国人购票”；1907年周庆冕等集资创设济合机器公司，制造各种机器“以开通风气，抵制洋货”；唐世鸿开办中安烟草有限公司，也宣称“挽利权”。1901年成立的济南商会到1905年明确显示了它的民族资产阶级性质。该年订定的会章宣布“以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为宗旨”。1905年7月由于美帝国主义歧视、凌辱旅美华工、华侨，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为此暴发了一场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这场爱国运动是以工商界号召抵制美货为主要斗争手段，由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商学界发起，迅速推向全国的。7月20日，上海人镜学社与福州、济南等30城市商会商定，“各地不定美货，以为抵制”。在抵制美货中，济南商会和工商界在各地推动下汇入了这场运动。这表明，济南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上已同全国民族资产阶级联成一体，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它的力量。1908年，在山东发生的抵制德货运动中，济南资产阶级起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更加成熟的阶级意识。
  保路运动是20世纪初影响较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津镇铁路（后改为津浦铁路）是继胶济铁路通车后修筑的经过济南的第二条铁路。按清官府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订立的津镇铁路合同，德国承办天津至山东峄县段，英国承办峄县至江苏镇江段。在全国保路运动的浪潮中，1905年6月，济南商会与天津商会协议“自造津浦铁路”。以济南商会的举动为开端，山东全省展开了“废约自办”的保路斗争。1905年7月15日，山东京官集议筹款设立公司，“自办本省路矿”。1906年4月，直、鲁、苏三省留学生发出告三省父老书，指出：“外人假铁路实行殖民政策，谋我三省之财政权、行政权及其他各权，矿业、商业及其他各业”，“津镇铁路之自办与英德二国代办，即我三省存亡之枢纽也”。1908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将原合同改为津浦铁路500万镑借款合同。直、鲁、苏、皖四省官绅设立津浦铁路有限公司，力争筹款自办，收回路权。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不足，筹款自办津浦铁路的愿望没能实现。然而，这场斗争却大大促进了各地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团结，显示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在这场斗争中，济南工商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载《济南简史》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