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济南师范的历史沿革
  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它创建于1902年，至今已有八十四年的历史，历经山东师范馆、山东师范学堂、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山东省立一师、山东省立济南师范等阶段。它经历了清末王朝、北洋军阀、日伪、国民党反动统治等历史时期，饱经忧患，历尽沧桑，解放后才获得了新生，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发展成为山东省重点师范学校。
  清末改良主义兴起，废科举办学堂之风先后在全国展开。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宣传“强国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办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山东师范馆就是在学习欧日、开办学堂的历史背景下，于1902年10月（清光绪二八年八月）在省城济南创立的。当时山东巡抚周馥（周玉山）考选山东廩生、附生、增生104人，在济南贡院（明、都司衙门旧址）开办了山东师范馆。由候补道陈恩涛出任监督（校长），这是山东最早的师范学校。由于初创，课程除古文、经书外，尚有数、理、化等科。
  1903年，改为山东师范学堂。因原贡院校舍狭窄，迁于城内铁狮峰下泺源书院，并拨库银两万两建造校舍、增添设备。分设长期班（完全科、三年），速成科（简易科、二年）两种。在师范馆与师范学堂期间，先后两批有八十二名学生去日本宏文书院等地留学，是山东最早的留学生。在1902年至1908年师范馆和师范学堂时期，学校的监督都由候补道、试用道、试用知府、候补知府、翰林、检讨出任，足见当局对这所师范学府的重视。
  1909年12月（清宣统元年十一月），设立优级班，遵章又改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经过整顿，开办文理等科，分为一、二、三、四类。第一类以文学、外语为主；第二类以史地为主；第三类以数理化为主；第四类以动、植、矿物为主。学制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相当于今天的师范学院。优级师范的监督先后由李豫同、周洪藻、王讷、赵正印、马荫堂充任。按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经过考核作为举人（最优者为国子监博士加五品衔，优者为国子监助教，中等者为国子监学正），均尽先选用，充任中学学堂和初级师范教习（教师）。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在国体变更下，1912年5月（民国元年五月），奉令改为山东高等师范。由徐鸿策、鞠思敏先后出任校长。与当时北京、南京、武汉三处高等师范合称全国四大高等师范学府。课程分设外语、理化、博物、史地四个部（相当于今天的系）。这批学生是当时我省教育界的精华，对民初山东中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14年（民国三年八月）全国各地师范学校进行一次大的调整，按照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个师范区的计划，北京、南京、武汉三所高等师范和以后成立的广州、成都、沈阳三所师范改为师范大学。山东高等师范因与北京高师同在一区，故山东高等师范奉令改为山东省立一师。
  山东省立一师是当时体制健全、制度完备、影响较大的师范学校。学制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学习课程达十七门之多，计有：国文、读经、教育、修身、外语、史地、博物、理化、数学、习字、农业、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等。一师学生一般功课较好，根底较深，质量较高，为省内外所称赞。校长先后有鞠思敏、于明信、王祝晨、李誉绅、蔡自声、于国源、蔡自韶。特别是王祝晨先生，为倡导新文化，革新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1917年5月，在济南北园又建立分校，并下辖有市镇小学（今黑虎泉小学）、村落小学（今杨庄小学）两处，作为实习园地。
  1934年8月，按照山东省教育厅指示，废除师范按数字排列，冠以所在地名，因此，山东省立一师又改称山东省立师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该校部分学生南迁，到四川后，成为国立第六中学师范部的一部分。日本占领济南后，1938年秋，在原校址重新招收新生，建立山东济南师范。由徐鸿策、贾子厚先后出任校长，在日伪统治下，度过了八个春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派员接收，与流亡南方归来的师范合并，成立山东省立济南师范。由张彦升充任校长，下属两处附小。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济南师范回到党的怀抱。因原校址在炮火中损失严重，于10月暂迁至小纬六路原向村中学和遗族中学地址（今济南宾馆和市委党校校址）。以后于1949年8月，迁至金牛山下现校址，并将济南女子师范并入，实行男女同校，改为济南第一师范。1950年8月，将济
  南第二师范（农师）并入，改称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至今。
  济南师范在1973年至1982年中，校内曾设有中师、幼师、师专等多种学科。1980年和1982年，根据上级指示，师专、幼师相继迁出另建新校，济南师范专办中师教育。
  二、“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
  “百年大计，重在树人”，济南师范从1902年至1985年止，在八十四年中，先后有288个班、12532名学生在校毕业。
  济南师范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对我国近代、现代、当代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许多革命先驱和知名人士，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二十年代有：山东党的创始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王尽美同志；省立一师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书记、山东潍县第一个县委书记、革命先烈庄龙甲同志；曾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同志；著名的北大教授邓广铭同志；全国著名作家、诗人臧克家同志；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工幼平同志；曾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老前辈朱道南同志（电影《大浪淘沙》主人公的原型）；曾任驻外大使的王若杰同志。三十年代毕业的有：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安波（刘清录）同志；全国著名电影演员项堃同志；中国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同志；山东文联副主任王希坚同志；曾任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的刘震同志；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吴鸣岗同志等。四十年代毕业的有：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陈捷民同志；石家庄工程兵学院系政委董华同志；中国摄影家协会办公室主任李元同志；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处长吴扬同志；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孟津同志……。解放后毕业的同学，更是遍布省内外各地。他们有的担任了省、市、县或大专院校的领导职务，有的担任了中小学的书记、校长，有的成了省、市、县的模范人物和特级教师。“佛山之下，明湖之边，巍然斯校，专业师范”（八十周年校庆陶钝同志题词）。济南师范真是“桃李满天下”（项堃老学友题词）。可见，该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是师资的摇篮。
  三、在辛亥革命和山东独立运动中
  早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山东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53人中，绝大部分是山东师范馆和师范学堂的学生，綦衍麟、丛禾生、谢一尘等都是当时同盟会的骨干分子。他们奔走革命、宣传革命思想，回国后在济南创办了《白话报》。除在各官办学堂秘密发展组织外，还募集款项在济南北郊杨庄办起了“山左公学”，该校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地点。通过宣传、扩大组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步深入到群众中，特别是学生和新军之中，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全国人民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各省新军及会党纷纷发动起义脱离满清。到10月下旬，全国25个省、区中，已有山东等15个省宣布独立。师范学堂同盟会师生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师范学堂的王讷、谢鸿涛等联合政法、农林学堂等校的革命党人和咨议局长夏维泉，共同组成山东联合会，并公推王讷、丁佛言等五人去西郊辛庄策动第五镇协统贾宾卿赞成独立。在山东独立运动中，师范学堂学生身居前列，全部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与济南各学堂学生及群众代表齐集山东咨议局举行大会，通过山东独立八项条件，组织临时政府，并通电全国。为庆祝独立，师范学堂和济南学生列队荷枪游行。山东巡抚孙宝琦是清廷的忠实爪牙，他赞成独立是在玩弄骗术，待骗取到山东大都督一职后，便旧态复萌，撕下假面具。他一面将司、道、镇、协同情革命者一律排斥不用，委以心腹接任，并把库款、军火移入署内；一面离间新军破坏游行，并把第五镇革命色彩最浓厚的两营新军诱调北京，同时密电清廷派兵增援，勾结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新任山东巡抚张广建等，对山东革命党人进行血腥镇压。师范学堂蔡子升、孙绍周和政法、农林学堂的丁佛言、刘溥林等独立运动的学生领袖，为粉碎孙宝琦的阴谋而四处奔走，发动组织了济南各学堂的学生与各界进步力量，并在青岛购买了一批枪械，准备武装起义。不幸由于所联络的济南警察局张子馨在危机时刻突然叛变，致使孙绍周、蔡子升、刘溥林、王鸣双、肖香坡、赵鼎铭、兰毓昌七人被捕入狱，山东独立运动宣告失败。山东高等审判厅、检察厅联合组成法庭进行审判，这些革命志士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大义凛然，师范学堂的孙绍周当场书写“供词”，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威武不屈、视死如归，旁听席上上千人士无不动容起敬。山东独立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些革命志士为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置生死于度外的高尚气节在今天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四、“五·四”运动中的省立一师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省立一师的同学们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接受了洗礼，经受了锻炼。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到济南后，省立一师学生很快宣布成立了救国委员会，选举王尽美、石愚山、崔书馨、朱孟武同学领导全校的斗争。同时，积极联系济南一中、女师、女职业、女桑蚕、齐大、正谊、育英，政法、农、矿、医科学校等十三所大中学校，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一师的王尽美、石愚山、朱孟武同学被选为省学联副主席和委员）。进而又联合省议会、商会、律师公会、报界，成立了“山东各界联合会”（一师石愚山同学被选为副会长）。短短数日，就形成了以学生为主的各界大联合。
  1919年5月7日，在省议会内召开以学生为主的国耻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两项决议，并致电北京政府，坚决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件、归还青岛、释放北京被捕学生。5月14日上午，省立一师又与济南各校数千学生奔赴南关演武厅参加学生联合示威大会。当时大雨如注，同学们冒雨而出，个个胸前佩有三角旗，上书“誓除国贼、还我青岛”。由于反动军警阻拦，会议改在省议会如期举行。会后大家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以七、八人为一组，沿街进行宣传，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为响应北京学联罢课宣言，一师联合济南各大中学校于5月23日实行全市各校大罢课。同时发表了省立一师罢课宣言，指出“亡国之惨，迫在眉睫，凡有血性，谁无意气？安能伈伈耽耽为人类羞，偷生于木屐之下乎？抑露我头角，展我抱负，与彼孤注一掷，以雪国耻……”。并成立评议、演讲、调查、编辑、印刷、干事、庶务等九个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一师与济南各校同学联合成立的山东学生演讲团有五十多个。大家擎着演讲团的大白布标语，在泉城内外各街头举行露天讲演，散发传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痛斥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劝告同胞迅速觉醒，以救国危。
  6月上旬，一师与济南各校同学为抗议北京政府无理逮捕学生，响应上海工人总罢工，联合济南工商界于6月6日召开济南各界罢市会议。大会决定：立即举行济南总罢市。会后学联又在一师开会，划分罢市时各校负责的区域，讨论研究了传达信号和对付军警的方法。6月10日拂晓，同学们百十成群，分别到达指定地点。约定时间一到，从腰间扯出白旗，大喊“罢市啊！”“罢市啊！”一时间，全市商店都关上大门，济南成了一座死城。一师学生负责的西门大街地区，只有山东银行一家没有关门，同学们苦苦劝说，声泪俱下。该行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感召下，终于关闭了大门。罢市成功后，一师同学又会同各校学生，齐集督军署、省公署请愿，大声疾呼：“山东外交失败，各省协力同心同谋抗敌。我等若以鲁人漠视鲁事，负国负民，公私两失……”。在学生义正辞严的陈诉下，督军、省长迫于情势，不得已向北京政府代转四项要求。济南当局虽派出大批军警强制开市，但应者寥寥，一直坚持到15日为止，前后共达六天之久，充分显示了济南人民反帝爱国的巨大力量。
  罢课、罢市对统治者是一个沉重打击。惊恐万状的督军张树元和省长沈铭昌急忙张贴布告，命令商家一律开门营业，并派出军警包围一师、一中、女师等校，严禁学生外出。但军警的刺刀吓不倒一师的爱国学生们。6月11日，大家一声怒吼，冲出校门，会合其他各校数千人，浩浩荡荡向商埠的日本领事馆挺进。张树元急调步、马、炮队分两路围堵。学生队伍冲过纬一路封锁线到达纬二路时，军警围堵重重，持枪相对。一师代表向他们陈说利害，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一些士兵激于义愤也纷纷落泪。由于军警拦阻，学生队伍改向城内督军署进发。张树元命令封锁了城内大小街道，把学生队伍围阻于芙蓉街至西门大街一带。同学们不畏天气炎热，席地而坐，进行静坐示威。敌人军警林立，马队巡逻，如临大敌，双方相持直至深夜。一师和各校学生的爱国行动感动了广大群众，许多商号、居民送来大批点心、面食、茶水及清凉药品。同学们虽然一整天滴水未进，但没有一个吃的。最后张树元迫不得已，与一师、一中、女师的张郁亭等四位学生代表举行谈判，答应将学生提出的“对德和约不能签字、惩办卖国贼、无条件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件”四项要求转电北京政府。这次西门大街的露天斗争充分表现了一师和济南各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及顽强的斗争精神。
  济南反动当局为防止学生运动继续扩大，于七月上旬提前放了暑假。一师和济南各校学生在假期中又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一师成立了“华醒商行”，女师成立了“爱国商行”，号召同学一律使用国货。并号召民众不买日货、不穿洋布、不坐洋车、不乘胶济路火车（当时为日本管辖）。一师同学还联络济南各校学生组成稽查日货小组，分别在商埠、北园、北关、桑园等处稽查日货。这些活动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并迅速蔓延到山东全境。因此，日货进口大减，经营日货的商店多数歇业，日本股票大跌，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断粮”是另一个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手段。在“决不供应日军粮食”的口号下，一师北园分校的同学们在杨庄、刘家井、霞侣市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宣传，拒绝卖粮给日军和日侨，并联系当地李维寿等爱国人士和北园老乡一齐动手，把通往市区的道路、涵洞全部堵截，设人盘查，日夜巡逻。断绝了日军收购大米的来源，使日军一时出现粮荒。
  济南《昌言报》是亲日派安福系的机关报。该报对学生运动极力抵毁，大骂学生“狂热”。为打击亲日分子，7月21日，一师王尽美、石愚山同学带领百余学生，怒砸了《昌言报》馆，把经理张景三等亲日分子拉向大街示众。在押往省公署的途中，街上人山人海，纷纷指责这些民族败类。在学生们的压力下，省长沈铭昌被迫派卫队把这些亲日分子交给普利门审判厅，从而伸张了正义，打击了卖国分子的气焰。
  事件发生后不久，督军张树元借口学生“凌蔑法纪”，宣布7月25日济南全城戒严，并任命四十七旅旅长马良为济南戒严司令，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马良逮捕了支持学生运动的“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并亲率军队包围了省立一师，当场逮捕李澄等十三位同学，命令手持大刀、腰系捆绳的拳术队对校舍进行大搜查。同时将一师同学及前来救援的一中、女师学生全部赶入一师大礼堂听马良“训话”。马良拍着桌子大声威吓，说什么“谁造反，老子就逮捕谁”、“国家大事用不着你们学生来管……”。山东学联副主席、一师本科同学石愚山愤怒回答：“学运是爱国行动，爱国无罪……”。吴夏蒲同学说：“爱国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所驱使……”。马良勃然大怒，喝令卫队捆绑石愚山，命令重打吴夏蒲三十大板。全体学生一声怒吼，纷纷站起反抗，马见风头不对，才没敢下手，声言“请示督军，再行枪决”，便灰溜溜的滚出一师。狡猾的张树元深恐事态扩大对己不利，最后无奈才下令把被捕的十三位同学全部释放。马良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8月20日山东学生和各界代表二十人，会同北京、天津的刘清扬、郭隆真、瞿秋白等，三次向北京“总统府”请愿。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取消了济南戒严令，撤换了马良，斗争获得了胜利。
  在“五·四”运动中，一师学生救国委员会创办了《省立一师学生周刊》，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唤起广大民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这一战斗性的爱国刊物，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对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对鞭挞北京卖国投降政府，为唤起各界民众反帝爱国和指导济南学生运动，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马克思主义在济南师范的深入传播
  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同学被一师开除后，学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领导工作就落在庄龙甲同学身上。1922年夏，本科十七班的龙甲同学经尽美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省立一师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由庄龙甲同学担任书记。龙甲同学才能卓越，被选为济南学联负责人兼文书股长。省立一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24年建立了“书报介绍社”，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一师的党团组织。刘照巽、孙兆逊、杨一辰、马守愚、邓广镇、田慕韩、李广田等一大批进步同学纷纷参加CP（共产党）和CY（共青团），革命空气相当活跃，省立一师成为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
  “书报介绍社”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交流进步书刊的组织。庄龙甲、邓广铭、臧克家、李广田、王幼平、刘照巽等二十余名同学是“书报介绍社”的骨干力量。他们秘密组织同学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教育学大纲》、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恽代英的《中国青年》和《向导报》，以及鲁迅编的《语丝》等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1927年，王幼平同学等又筹办了“甫晨书社”，订购《语丝》、《洪水》、《莽原》、《创造》和《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分别出借、出租、出售给一师和济南学校中的进步学生。“书报介绍社”的创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这在当时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确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同学们冒着风险，四处奔走，有的秘密向京沪各地赊购大批新书，有的以个人名义到有关私人家去筹购，冲破了军阀的搜查，作了大量工作。后来由于不慎暴露目标，本科十八班朱渥丹和理科的孙维善同学，被山东督办张宗昌以赤化罪名进行追捕。1928年李广田同学因寄送进步书刊被张宗昌的特务逮捕，关在东门大街监狱，判了死刑（直到北伐军打进济南才释放出狱）。“书报介绍社”的同学们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 “书报介绍社”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寻求真理、争取进步而发挥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同学摆脱了封建意识的桎梏，继续发扬“五·四”精神，走向革命道路。1926年，庄龙甲同学毕业后，返回原籍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潍县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二十五岁时不幸牺牲于敌人的铡刀之下。在大革命的年代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启发熏陶和中共山东省委的组织引导，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冲破省督军张宗昌的封锁，一师有九十多位同学会同一中、正谊等共一百多名学生，通过各地地下党的帮助，秘密化装，分几批转往青岛、上海，南下武汉，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他们有：一师的朱道南、谢拙民、杨容林、曹星海、臧功郊、崔荣全、孙叶煊、王智云、王学孔、王英杰、王一民、李如华、刘增、阎书古、杨天华、尹象升等和一中、正谊中学的今公寿、刘辉等同学。大多数同学考入武昌军政干校，在时代洪流中接受考验，跟随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道路。
  在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之下，“狗肉将军”张宗昌，为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控制，对学校实行武力镇压和文化腐蚀双管齐下的反动政策。起用前清状元王寿彭为山东教育厅厅长，大搞尊孔崇儒，下令各大中学校一律读经，辞退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教师，换上清代的老举人、秀才。省立一师王祝晨校长被撤职，换上了封建顽固的李鉴绅。这些反动措施和愚民政策，激起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慨。进步与腐朽、民主与专制的斗争非常激烈，终于在1927年8月，一师又爆发了第二次学潮——驱李学潮。全校学生积极响应，大家砸烂校长室的门窗玻璃，实行全校总罢课，并上书山东督军张宗昌，坚决要求撤换专制腐朽的李鉴绅。这次学潮发生在北伐军直下赣、浙、苏、皖的胜利进军形势下，自然引起反动军阀的严重不安，因而采取软硬兼施手段，企图分化瓦解。张宗昌甚至指出“给督军上呈文，岂能用‘要求’两字，应用‘恳求’，这是对大帅的大不敬……”。最后同学们毫不退让，决心坚持到底。又恼又怒的反动当局与李鉴绅密谋勾结，竟以“滋生事端、扰乱治安”为名，贴出布告，开除邓广铭、邓广镇、王幼平、高元贵、司东英、赵维巽等十余名同学。这次学潮罢课一周，充分显示了同学们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决心。
  六、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学生、工农群众、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国怒潮。一师同学在地下党员陶钝、纪子佩等同志的领导下，立即成立了以学生会主席张天民同学为首的省立一师抗日救国会，并进而联络济南各校学生，建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会。1931年9月25日济南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平、津、宁各地学联抗日救国会采取一致行动。罢课后一师与济南各校一齐出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反对无耻退让！”的口号。一师还出版了《抗日救亡》铅印小报，与全国各地学生、工农大众一起，汇成了抗议、示威、罢课、罢工、抵制日货、要求出兵抗日的斗争洪流。12月5日在一师召开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会紧急会议，决定为挽救危亡、抗日救国而组织济南救国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消息传出后，南京政府急电山东当局严禁济南学生乘车南下，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急调手枪旅一个营到济南火车站镇压。12月7日，一师、一中、女师、女中、一职、二职、止谊、育英、齐鲁、爱美及齐大等大中学校学生三千多人齐集省政府门外，要求韩复榘派出专列。被拒绝后，大家万分愤慨，数千名学生浩浩荡荡奔向火车站。学生们一声怒吼，冲破军警封锁线进入站内，大家轮番卧轨，断绝了铁路交通。同学们不顾市长闻承烈、教育厅长何思源、警备司令雷太平等的恐吓和韩复榘停发各校经费的威胁，表示：“学生请愿纯属救国，抱必死决心，如不开车，誓不返回……”。大家忍受饥饿，露宿车站，坚持了两个昼夜，结果韩复榘被迫拨给火车专列，卧轨斗争得到胜利。为统一开展活动，在南下途中整顿了组织，组成“济南学生救国请愿团”，设执行委员二十一人，其中包括：一师的张天民、王金声、赵金铭、单鸣皋、杨敬笃、刘去病七人。下设交通、纠察、文书、宣传、交际、通讯六个股（队），全团共分二十五个大队，每队百余人，济南赴京请愿学生共计二千五百二十七人。大家虽然连日疲劳，灰尘满面，饥饿寒冷，但精神非常饱满。他们沿途散发传单、油印小报，高唱抗日歌曲，以唤起民众。10日下午火车到达浦口，请愿团代表严厉驳斥了企图瓦解学生斗志、替蒋介石开脱的上火车讲话的国民党政客。济南学生请愿团在中央大学驻地进行整顿后，于12月12日下午冲风冒雪，高喊着口号到国民政府请愿。同学们列队齐声怒吼，最后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代表严正向蒋提出“迅速出兵东北、放弃投降外交、发给学生枪支北上抗日……等十项要求。蒋在卫队层层保卫下站在桌上讲道：“中正北伐抵济，对济南同学印象很深，大家爱国很好。望大家体念政府处境，要精诚团结”，并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打仗用不着同学们，政府自有主张”，还欺骗说，“如果三年东北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之头以谢天下！”当学生代表质问蒋介石“你是否代表民意”时，蒋以流氓口吻说：“当然代表民意，不然你们怎么到这里来？”同学们对蒋讲话非常不满，吵嚷起来，蒋趁势要走，代表们要他作明确答复，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要好好求学，勿为坏人所利用……”。济南学生千里迢迢赴南京请愿，对蒋的欺骗表演异常不满，为表示抗议，将请愿团改为“济南示威团”。
  请愿未解决任何问题，愤怒的济南学生于13、14日到外交部、教育部、中央党部等处游行示威，并捣毁外交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12月17日又与平、津、宁、沪、粤各地学生联合大示威，在中央日报社与军警发生冲突。大批事先埋伏的军警吹着冲锋号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冲击，学生英勇搏斗，军警开枪射击，发生了死伤百余人的“珍珠桥惨案”（其中一师学生三人被捕，十余人失踪）。南京政府借口学生有“越轨行动”，18日拂晓，大批军警包围了济南学生驻地中央大学的四座大楼，迫令学生离京。南京政府还假惺惺地在捕口发给牛肉干、面包，但同学们均抛弃不食。济南示威团20日乘火车回到济南，同学们不顾仆仆风尘又在街头进行了强大示威。以后各校代表又在一师开会（由一师张天民同学主持），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并向韩复榘提出要求：对提前放寒假返籍的学生们，由北平、泰山号两辆钢甲车沿津浦、胶济线分送回乡。韩被迫一一答应。一师及济南的学生，在前后十三天的赴京请愿活动中，不畏困难，不怕牺牲，忍饥受冻，艰苦奋战，进行了英勇斗争。不仅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而且对唤起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有着重要影响。
  国民党自己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并到处疯狂镇压，民众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韩复榘成立捕共队，收买叛徒，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33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和济南、青岛市委连遭破坏后，敌人的魔爪又指向各学校。3月20日，逮捕济南教职工、学生80多人。一师的陶钝、任子佩、范明枢老师和三名同学、一名工友相继被捕入狱。一师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只剩下教师袁素和学生杨向裕二名党员，
  学运处于低潮。但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摧毁不了进步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意志。1934年，新任济南地下党工委书记林浩同志，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发展济师师范部十级安波（刘清录）同学为地下党员，重新建立了以安波同学为首的师范地下党支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进步师生继续进行了顽强斗争。
  国民党卖国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相继与日本订立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并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把华北送与日寇之手。华北告急！平津告急！中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深重的民族危急，使济南师范学生无比愤慨，他们忧心如焚，在地下党员安波同学的领导下，立即成立了“济师支援‘一二·九’抗日救国会”（下设宣传、组织、行动三个股）。张贴救亡标语，出刊《救国》校刊，印发抗日传单，并联合济南女师、正谊、育英、齐鲁、鲁光、一中和齐鲁大学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17日实行全市总罢课。18日，师范和济南各校学生数千人，走向街头，举行强大的游行示威。师范宣传股的同学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渤海怒涛》、《救救东北姐妹》、《高粱叶子青又青》等节目。许多同学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在街头演讲，控诉日军暴行和南京政府的无耻卖国行为。19日，韩复榘派出大批军警把守济师及各校大门，禁止学生上街活动。一面宣布济南各学校全部提前放寒假，一面用钢甲车押解学生离开济南。可是，同学们的斗争未消沉，又在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济师地下党支部书记安波和学生领导人宿国晶同学，组织济南附近的同学，于1936年1月接待了从北京来济南的北京学联代表和清华大学的“自行车宣传队”，并在齐大校园举行会议，进一步研究布置了以后的救亡工作。会议决定：继续展开民间抗日救亡宣传，健全济南市学联组织，与平津同学发起成立了全国抗日学生联合会，继续推动抗日救国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二·九”运动后，一扫数年的沉闷空气，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6年春，安波同学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会议。在济南工委书记林浩同志的帮助下，济师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当时一些进步学生如刘汉、郭友邻、于洪锦、孙恒博、孙宝贵、刘纪玉、杨原德、胡腾蛟、李得志、刘瑞新、朱承宗、王志鼎（王若杰）、孙培修、李度及进步教师顾民元等都参加了救国会。为避开韩复榘的注意，救国会巧妙地利用“读书会”这一合法形式，在教务处训导处备案，公开贴出通告，扩大组织。读书会下辖现代问题研究会、语言问题研究会，共有七十名同学参加。其中现代问题研究会的同学各抒己见，发表对现代问题的看法，争论非常热烈。语言问题研究会学习研究世界语、新文字、英语、日语、罗马字五种语言。安波同学才华横溢，世界语和日语成绩最好。文学研究会主要学习当代文学作品，如高尔基《我的大学》、《在人间》、《母亲》、邹韬奋《永生》、美国作品《石炭王》、苏联作品《士敏土》，及鲁迅、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巴金、丁玲、王统照、冰心等进步作家的新作。读书会在晚上课余开展，韩复榘曾派人来校搜查，但苦无证据，只好作罢。通过这一组织，不仅使同学们获得了知识，而且从中发现了积极分子，培养了学生的骨干力量，壮大了救国会。1936年秋，救国会正式更名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以后这批同学，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抗日游击队，都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救国会还积极进行校外联系，与乡师赵健民、景晓村（地下党员）及女师同学接头，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同时联系地方上的救国会，如省建设厅徐智雨、丁梦荪同志建立的职业界救国会，使济南地区抗日救亡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华北局势日益恶化，日寇节节进逼，但蒋介石还在陕北进剿红军。济师救国会为了迅速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安波、刘汉同学联系乡师赵健民、景晓村同学及地方上的徐智雨、丁梦荪同志，凑集资金，秘密印发《告全国同胞书》，连夜在师范、乡师内外、大明湖公园、马路上、街巷口张贴，并以救国会名义寄给省、县机关、民众团体、报社、军营。“一夜雪片从天降，救亡檄文满泉城”，这犹如一颗炸弹，引起了山东反动当局的严重不安和恐惧。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师范内部也不是平静的，学生中存在左、中、右三种力量。救国会、“民先”是左派，以安波同学为首；国民党CC系的“学行社”是右派，以训育主任张敏之为首，他们以“饭碗”（工作）问题拉拢中间学生，因此斗争非常激烈。救国会揭露“学行社”的“抗日不到最后关头”的投降论点，并派人打入内部掌握其全部活动，进行揭发，争取团结中间大多数学生，战胜右派势力，使师范进步力量占据绝对优势。这在纪念文化先驱鲁迅和“援绥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全国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人们一致沉痛悼念。师范救国会在安波、刘汉同学的号召组织下，不顾反动当局的阻挠，战胜学校内部的右派势力，于10月下旬在师范大礼堂举行了追悼鲁迅先生的大会，有济师、乡师、女师、一中等济南各学校的师生和省市进步人士参加。会场庄严肃穆，摆满了花圈、挽联，其中一幅挽联是“不要纪念，偏要纪念。埋掉拉倒，不能拉倒。”表现了对山东反动当局的抗议。师范艺体科同学还编写了追悼文化先驱鲁迅先生的歌曲。这是一次正义进步的大会，获得了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但却遭到反动当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无耻攻击。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立即由副刊编辑王冰洋写文章进行恶毒攻击，咒骂学生“无知妄动”、“人云亦云”。以安波为首的救国会奋起反击，并在《救国日报》上开辟“人云亦云”专栏，针锋相对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投降主义，介绍鲁迅先生的优秀品质和爱国精神。同时利用《山东日报》、《新西日报》、《平民日报》，大量刊行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这次报刊上的笔战，轰动了整个山东教育界，博得了山东各界进步力量的赞美和支持，挫败了反动势力的进攻。
  纪念鲁迅后，救国会另一次斗争活动是支援绥远前线抗日。1936年11月，绥远爱国军民一举收复百灵庙，师范救国会立即在泉城发起了一次“援绥运动”。全校举行罢课，并组成几十个宣传劝募小组，打着“坚决支援绥远抗战”、“坚持保卫华北”的红绿小旗，在城内、商埠开展募捐。当时正在济南演出的梅兰芳先生，捐献了银元一百元。这些捐献的现金、衣物，带着济南民众和师范学生的深情，送到了绥远抗日前线。师范艺体科的学生们，在街头大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学生们的宣传活动，更加激起了济南人民的抗日怒火。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年的时间，同学们除在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参加一系列的抗日救国斗争外，还十分珍惜时光，兢兢业业，发奋求学。师范三十年代课程较
  多，份量较重，计有：教育、心理伦理、乡村教育、教学法、教育与统计、农村经济、童子军、国文、数学、英语、生理、博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美术、音乐、劳作、军训等二十五门。一些北大、师大等校毕业的教师汇集济南师范，他们头脑较新，教学能力较强。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范明枢、顾民元、王俊千、祁蕴璞、孙云召及地下党员教师陶钝、纪子佩、袁芸雪等，对改革教育，推行新风，抗日救亡，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校体育一向有光荣传统，三十年代在山东省市运动会上，长跑、篮球屡获冠军，并在第四、第五两届全国运动会上破全国纪录，成为山东体育界的一支劲旅。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国民党一溃千里，山河破碎。为抗日救亡，师范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立即组织“济南学生界抗敌后援会”，由师范地下党支部书记孙衷文同学出任该会总务（秘书长），会址设于师范校内。已在费县教学的安波、孙宝贵同学，亦赶回济南，帮助开展抗敌活动。后援会成立之日，《民国日报》以套花边的新闻予以报道。为扩大影响，后援会还在大明湖的历下亭举行了《山东新报》、《民国日报》、《新西日报》、《华北新闻》等济南新闻记者会。为争取合法活动，安波、孙衷文、孙宝贵等代表，会见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教育厅长何思源。在后援会的领导下，济南各校学生迅速展开了抗日宣传、募捐慰问北上抗日士兵等活动。短短月余，济南师范成为济南各界抗敌斗争的中心。但后援会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他们以“扰乱全局部署”为名，于8月上旬逮捕了孙衷文、安波等15名代表。抗敌无罪，救国光荣，在各界人民的抗议和平津流亡来济学生的声援下，反动派只好把关押了四天的代表全部释放。大家不怕艰险，于9月18日这天，在济南皇亭举行了各界万人抗敌大会。嗣后局势日益恶化，大批平津学生、民众云集济南。为进一步开展抗敌斗争，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指示，对济南学生进行重新组合。挑选了600名进步同学，改建为“济南市民族抗日先锋队”（平津流亡在济学生亦在济南组成“平津民族抗日先锋队”），由师范学生孙衷文担任组织部长，孙朝左同学担任训练部长。实行有组织的教育训练，学习游击战术，佩带红袖章，在济南商埠等地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日侨财产住宅。一直坚持到12月17日济南即将沦陷之时，在炮火隆隆声中，才含着热泪离别了家乡济南。
  日本占领济南后，于1938年秋，在师范旧址重新招生，建立起日伪师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学生，推行奴化教育，先后派唐昌明、东方引雄、中山元次、佐佐木四个日本教官加强对师范的控制。开办日语课，实行军训，教唱日伪歌曲，进行一系列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中日提携”等奴化宣传。同时，大力提倡尊孔，配合奴化教育，妄图以精神统治使青年学生“勿犯上作乱”。但生活在沦陷区的学生，处处尝到亡国奴的滋味，日伪的高压与控制并不能阻止学生们的反抗。1938年秋，校内发生了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事件，抗日歌声响彻了整个校园。日本宪兵队入校镇压，以“带头肇事、图谋不轨”的罪名，开除了刘丹忱、秦兆銮、刘励云、刘寅四名学生。1939年冬，发生了全校罢考事件。日本宪兵队又到校抓人，带头交白卷的刘克泰同学幸早逃脱，结果又以“滋事生端”为名，开除刘克泰等八名学生。日伪时期学生生活很苦，加以物价上涨，校方贪污，生活更坏。1940年元月，又发生了全校性的“伙食斗争”。上述斗争，充分显示了同学们对日伪统治的不满和反抗。
  1939年春，中共济南地下市委书记赵辛（辛树声），发展师范的四级同学茅少溪为地下党员。是年冬又发展同班傅雅英同学入党，从此，师范有了日伪时期最早的两位地下党员。茅、傅同学在险恶的环境中，积极工作，开展地下斗争。为宣传抗日，用铅字在日伪几分钱的纸币上印上“打倒日本侵略者！”“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等抗日口号。并油印抗日传单，在公共场所散发，搜集敌伪情况，发展“青抗先”组织，为革命作了大量工作。1942年元月，赵辛叛变，茅、傅两同学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这两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身受酷刑，忠贞不屈，为抗日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他们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历下区已建有祠堂）。
  中共济南市委遭到破坏后，师范地下党组织，是由晋察冀边区党委城工部建立的，一批德州来的同学，在德州中学时就被发展成为“民先”队员，入师范后又相继被发展入党。1943年春，师范五级甲、乙两班已有盖世贞（李元）、高允夫、范敛英、刘鼎春、陈捷民五个地下党员，他们领导团结同学开展斗争，成为师范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扩大进步力量，使师范的“民先”队员发展到15人，成为地下党开展斗争的有力助手。鲁中南区党委的城工部门，也在师范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斗争比较活跃。在日伪统治下，联络方法异常秘密，与晋察冀解放区来往通信，都是用牛奶、酒精、米汤及化学物品书写，并用假名和指定地址直接联系。他们利用假日回德州时进行接头，或直接去河北省阜平县晋察冀边区党委城工部汇报情况，接受任务。1943年夏，根据党的指示，徐国栋、姚庆祥两同学提前离校，在保定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接送一批批平津进步师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师范地下党和“民先”的同学们，在极其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完成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成为沟通晋察冀和鲁中南解放区与济南沦陷区之间的一座桥梁。
  师范地下党为团结更多同学一齐抗日，1943年秋，建立了“地下读书会”。在日伪统治下，进步书刊禁止阅读，大家就采取多种办法搜集，如在山水沟集旧书摊上选购，通过关系到私人家筹集或“偷”出师范图书馆所封闭的“禁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季的《我的生平》、利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河上肇的《新教育学大纲》……。大家分散保管，秘密传阅，连夜攻读。后被校方发现，才秘密保留了其中精华部分，向校方交出了“偷”的四大筐书。“地下读书会”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提高了思想认识，他们了解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投奔解放区是有志青年的方向。在地下党的帮助和“地下读书会”的启发影响下，师范五级的刘振泉、李荫培等一批同学投奔了晋察冀解放区，吴其俊、朱伯焕等一批同学奔向鲁中南解放区。
  七、斗争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派“接收大员”张彦升于9月份接收了济南师范。张是清平县人，于是“清平帮”把持了整个师范。当时学生，一是“接收”的日伪师范的旧学生，二是从鲁西北和济南邻近县招考的新生，三是从后方带来的所谓“抗战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三年中，由于蒋介石挑动内战，时局动荡，经济困难，师生难以温饱。课程除日语和修身改公民外，基本与日伪师范近似。国民党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戡乱建国”等反共宣传，进行“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反动教育，并加强对学生的控制，搜罗后备力量，在南营进行军事训练。特别是三青团气势非常猖狂，在师范成立了以军事教官、训导员吕模堂为首的三青团区分部，加紧对进步学生的监视、迫害。1946年10月，国民党在济南各校进行了全市性的大逮捕，师范的老教师蔡德纯因在讲课中说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话，就被国民党以“宣扬邪说”为名将其逮捕入狱。师范十四级学生柳镇衡在校刊上发表打油诗，内有“你看这棵墙头草”一句，结果以影射“蒋主席”为名亦遭逮捕。师范共有师生20人被捕，关押在经六路集中营，直到1947年春节才“甄别出狱”。
  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师范地下党和进步同学冲破三青团的严密控制，为争取团结中间同学，孤立打击顽固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45年11月份，地下党员、十二级同学王树杞团结进步学生在校内张贴、散发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和“反对独裁”、“要求国共和谈”、“我们要和平”等革命标语，引起当局和校方的震动和惊恐。校长张彦升追查半月之久，结果毫无所得，只好悻悻作罢。1946年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进步学生庞为、杨庸、袁受祜、李伯海（十三级）四位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巨人》校刊，与三青团把持的《海潮》校刊针锋相对。以散文、诗词、歌曲形式，发泄对国民党黑暗腐朽统治的不满，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向往，深受同学欢迎。他们不畏三青团的威吓、攻击，挫败了硬要与《海潮》合并和撕毁《巨人》校刊的种种破坏，坚持办了十期，在师范校园内外，产生了良好效果。
  由于国民党专制独裁，进行内战，摧残文教事业，使公费师范连吃饭都成问题。经费不但极少，而且迟迟不发，物价如脱缰之马，法币几同废纸，全校师生陷于贫困之中。同学们讽刺说“师范师范，吃饭艰难，胜利复员，一年不如一年！”同学们实在忍无可忍，于1946年秋，以师范为主，联合山东医专、山东第一、二、三、四、五临中等数千名学生，列队去山东省政府请愿，包围省主席何思源，进行了全市性学生反饥饿大示威，给了国民党山东当局一次沉重打击。何思源被迫答应改善学生生活，大家才整队返校。1947年8月，由于校方克扣学生伙食，师范又爆发了第二次反饥饿斗争——反张学潮。“张彦升从师范滚出去”、“反对贪污中饱的吸血鬼”、“我们要吃饱饭”的红绿标语，从校园一直贴到西门大街，学生们痛打了张彦升的老乡、事务员张荣星，轰动了整个济南市区。最后教育厅长李泰华到校安抚、解决经费，才结束了这场斗争。校长张彦升是省参议、山东教育协会会长，属山东教育界的权贵。他在1947年竞选伪国大代表时，营私舞弊，伪造假学生名册；他为了搜罗选票，对学生施以小恩小惠，暂时改善了师范学生伙食，从吃三合面窝头，一跃为吃大白馍，并提高菜的质量，但同学们对其卑鄙行径深恶痛绝。在选举投票时坚决不投他的票，有的画上大王八表示抗议。
  1947年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夏，济南已成孤城，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学校当局于8月份停发火食费，同学们生活陷于困境。为了生存，在地下党的号召下，大家挺身走险，一齐动手，抢分了山东救济总署鲁青分署存于师范的“美援”物资。这次行动，获得了部分面粉、黄豆、奶粉等食粮，暂时解除了学生的饥饿威胁。国民党当局严令查办，但济南朝不保夕，各自保命，终不了了之。中秋节前夕，我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校长、教职员纷纷逃跑，学校无人过问，同学们则满怀信心，排除困难，坚持到解放军胜利解放济南城。“赤旗飘扬泉城，万众欢呼解放”，千百年苦难深重的泉城重见天日！饱经忧患的济南师范获得新生！解放军进入学校，拯救了饥饿中的同学们，迅速供应食粮，进行妥善安置，济南师范回到了党的怀抱，步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八、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学府
  “地覆天翻乾坤转，横扫腐恶换新天”。1948年9月下旬，以袁驼同志为首的工作小组进驻师范，接管学校工作，取缔了国民党三青团反动组织及训导处，聘请知名人士王俊千担任首届校长。袁驼任教导处主任，建立了解放后第一个中共济南师范党支部（由袁驼任书记）。着手稳定校园秩序，建立学生会，有系统地进行“五大单元”的政治思想教育，清除国民党的反动流毒和影响，改善教师、学生的生活条件，健全学校机构，改造旧教育，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于1949年招收新生，使济南师范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学府。
  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学制暂定为一年半至二年。先后办有速成师范、前期师范、幼儿师范、艺体科及中小学教师训练班等多种类型的师范班，计有772名同学在师范毕业，迅速充实了基层中小学教师力量，为发展新中国中小学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反动统治留给人民的是无尽的苦难。1949年秋，连年失修的黄河出现了六十年来未有过的特大洪峰。师范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保卫大济南！”、“到黄河第一线去！”全校七百余人开上黄河大坝，抬土筑堤，紧急抢险，与全市人民一道，取得了战胜黄河洪峰的胜利。这次抗洪中，有五十多名师生被评上一、二、三等功。1950年，又响应市委号召，积极开展支援皖北灾胞，开展捐献运动。大家“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捐献衣被千余件、粮食三千斤、款192万元，受到市领导机关通报表扬，同时使同学们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发扬了学校的优良传统，树立了新校风。
  建国初期，在火红的年代里，师范全体师生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社会上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1950年组织160名同学，分赴历城、长清、泰安、汶上四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有二十多位同学获得“土改模范”的光荣称号，其中张英华（女）同学被评为“特等模范功臣”。1950年6月，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师范学生积极开展街头宣传。他们捐献270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有六十名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政干校。1951年春，组织师生五十人，参加社会上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些活动，使同学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从1951年后，师范根据上级指示，专办后师教育，实行三年学制。各科课程计有：教育、心理、各科教学法（八种）、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生理、音乐、美术、劳作、物理、化学等十七门。为突出师范特点，专业学科相对增加，每周课程有三十至三十二节，三年之内，授课达3248—3286课时。1953年至1956年中，师范在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重视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思想性；学习先进经验，开展观摩教学和教学检查活动；加强课外辅导，树立“毕业为教育”的专业思想；进行教育参观、实习的新尝试；开展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使师范教育质量逐年提高，被省确定为山东省重点师范学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人民教师。1957年和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整风反右、大炼钢铁，与其他学校一样，造成了很大损失。1960年起，学校贯彻了烟台会议精神，转向教学为主，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师范进行了大量改进措施，废除苏联的“五分制记分法”，恢复了百分制，提高了教师教学水平，恢复了教学的检查和辅导，并开展了“以老带新”和领导“种试验田”的活动。加强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合理安排了劳动与教学、政治和业务的比重关系，并开展了“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活动，力求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料，1966年5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十年的大动乱中，济南师范与全国各学校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灾难，学校名存实亡。1969年被迫改弦易辙，变成了培养中学生的场所。先后招收三十一个中学班、1788人。1973年，才停止中学招生，转向师范教育。但是由于极左错误的影响，师资质量很低，很多人难以胜任教学工作。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济南师范才冬去春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整顿恢复教学，树立新风，师范劫后复苏，出现新的气象。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春风，激励鼓舞着师范师生高歌猛进。“春风吹新绿，教学倡改革”，为突出师范特点，贯彻了“双基”方针，改革了教学的内容方法，推广电化教学，同时进行了新形势下的理想、品德、专业思想等教育，使师范校园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
  解放后三十七年来，济南师范在党的关怀领导下不断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现校址北依金牛公园，南毗无影山麓，面积达69733平方米，藏书达十一万余册，有各种仪器设备三千余件，是一所环境优美宁静的师范学府。现有教职工150余人，学生十六个班共七百余人。建国后，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共有毕业生8732人，占八十四年来毕业生总数的63.8％。
  祖国在前进，济南师范在前进。全校师生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发扬师范革命光荣传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拓前进，办好师范教育，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教师而努力奋斗，为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