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綦际霖先生（1887—1969），名宗杰，是济南有名的教育家。他与我父亲虽无交往，但彼此知名，互相景仰。我的表姨父赵凤村先生与綦老在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是同班同学，友谊深厚。山东高等师范学堂后改为山东第一师范，由大专性质的学校降为中专性质的学校。我在1933年毕业于山东一师初级部。论资排辈，綦老是我的父辈长者，我是晚生后辈。但是，綦老对我从来没有摆过长辈架子，始终是热忱关怀，提携扶助。特别是当我遇到困难时，綦老冒危险、履艰辛，千方百计帮助我解决困难。綦老对我的帮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綦老与我共事，开始在1941年。这年冬天，当我正在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聚精会神地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封了燕京大学的门，我狼狈地奔回济南家里。在沦陷区，一个青年学生不上学，又没有职业，赋闲在家是很危险的。汉奸、警察和保甲长等狗腿子三天二日跑到家里“查户口”，盘问这，盘问那，总认为你是在搞抗日活动，起码是思想上抗日，是危险分子。这时我家的经济情况也每况愈下，我父亲逝世已十多年，我上高中、大学又花了不少学费，家中积蓄已消耗殆尽。家中老母、弱妹，再加上寄居我家的孀姐孤甥，一家四口皆须我一人供养。而当时又物价飞涨，生活实在困难。这对我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来说，国难家愁一齐压到头上来，真是过的是从出生以来最愁苦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候，綦老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顾我还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学生（而且是日寇封了门的大学），主动聘请我到他任校长的私立正谊中学去任史地和英语教员。一天（具体的日期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天气很冷的傍晚），綦老冒着严寒，由我的亲戚赵凤村老先生陪同，亲自到我家来了，赵老先生对我说，他曾向綦老说过“鸣岗是自己人，理应他先来拜望你这位前辈长者。不然的话，通知他到学校里见面，也就可以了。”而綦老却坚持要亲自“登门敦请”，说这才是“尊贤之道”。这真使我感动的手足无措。这天晚上，我与綦老第一次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深谈。通过这次谈话，我才深刻理解了綦老对全国和全世界局势的认识、立场和他的办学思想，从而产生对綦老十分崇敬的心情。我们先谈了国内的形势和世界形势。当时，国内因国民党蒋介石施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寇对蒋介石施行诱降，而以重兵疯狂地扫荡解放区，抗战正处于艰苦的阶段。太平洋战场上和欧洲、北非战场上，日寇与德、意法西斯势力接连得手，气焰十分嚣张。綦老和我都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中国绝不会亡国，抗战必胜，而全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在这一点上，我们深感同心。我于是向綦老倾诉我心中的苦闷。我的意思是我国正处在一个空前伟大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不能走向抗战前线，痛感辜负了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我还谈了在燕大学习时，我的老师、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中华二千年史》的著者邓之诚先生对我说的：“我们这些偷生在沦陷区的中国人，只有加强钻研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才能坚定这样一个信念：曾经创造过这么光辉的文化，对人类的文化有过这么伟大贡献的中国人，绝对不会亡国！书生报国无门，只有如此而已！”綦老很赞赏这个说法，他说，思敏老先生（私立正谊中学的创办人）在济南沦陷后，坚决不做汉奸教育部门的官，却千方百计地要使正谊中学复校。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正谊中学的校舍、校界、图书、仪器等等不至为汉奸学校吞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阵地上为国家努力保存一片干净土地，不让奴化教育污染了整个教育阵地！我们的力量就这么大，能对奴化教育抵制一分，就是报国一分，能抵制十分，就是报国十分。莫谓“书生报国无门”，这就是报国之一条路，起码是无愧于自己的爱国心。綦老还谆谆教导我，面对日寇、汉奸这帮恶毒的人，抵制奴化教育要十分谨慎、机智，不能露骨地、信口地讲，否则，便是冒险行为、愚蠢的行为。譬如讲历史，讲到日本是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影响，才开始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这样，不用添枝加叶，只是如实的讲历史事实，很自然地增加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形中抵制了奴化教育，还不让汉奸们抓到岔子。我问，如果形势所迫，非硬逼你讲日寇汉奸的谬论不可时，应怎样应付？綦老说，可以用“指出来源，照本念经，念完就算，不加发挥”来对付。所谓“指出来源”，就是说先讲这是“皇军”讲的，“现在政府当局”讲的，或“报纸上是这么登的”等等，然后照本子念，念完就算完了，不再多说别的。当然不能正面批驳，但也绝不正面发挥。这样做的意思是让听的人明白这一套胡说八道是日寇汉奸的心意，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了。中国人心不会死的，会有很多的人能领会我们的苦心的。綦老的一席话使我很受教育，我深感象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在险恶的环境里，初次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独立谋生就遇到这样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长者来扶持帮助，真是幸运。
  王大彤同志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34年冬患严重的结核病，卧床在家，“七·七”抗战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本是北京中国大学的高材生。到39年病体刚刚康复，綦老便聘请他为正谊中学的语文教员。
  杨德斋先生是美国卡林那大学的化学博士，齐鲁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后来又任总务长。“七·七”抗战后齐鲁大学南迁四川成都，杨先生是济南齐大留守的负责人。太平洋事变后，日寇占了齐大，把杨逮捕起来，囚禁了三个多月，后来释放出来，又勒令他足迹不得出济南，綦老先聘请杨为化学教员，因他善于理财，又请他担任会计主任。杨的侄子杨清波同志当时在解放区从事革命工作，綦老对此是清楚的，他本人的侄女綦秋若同志也正在解放区担任妇救会的领导工作。
  1943年春，赵丁夫同志应綦老之聘来正谊中学任语文教员，当年秋季才离开。赵丁夫同志是奉中共山东分局城市工作部的指令到济南来，以正谊中学教员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开展沦陷区文教界统战工作的。他来后，首先为王大彤同志恢复了组织联系。接着杨德斋先生的侄女杨淑贞（也是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后改名鲁光）也到正谊中学任教来了。从此，正谊中学开始有了党的地下组织。他们在綦老的掩护下，逐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教育了一批教师和青年学生，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同情者，扩大了党的外围力量。有一批青年学生就在这个期间陆续进入解放区，直接参加革命。例如赵义平、姜千里、王德馨、袁行云等，后来都成为党的好干部，现在，作为党的文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仍然在努力工作着。我本人也是从此开始，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或多或少地为革命贡献了一点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国民党反动政府派李延年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的身份来济南受降。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所谓“劫收”大员，其中有抗战前的正谊中学的校长路孟凡。路这时的官衔是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政治部上任。他趾高气扬，出入坐小汽车，护兵马弁前呼后拥，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到正谊中学巡视了一番。那时他丝毫没有再回正谊作校长的意思。哪知好景不长，46年年初，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撤消，济南新设立以王耀武为司令官的徐州绥署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李延年调苏北。“一朝天子一朝臣”，除了少数军事骨干随李延年南调之外，其余的官员们只好作鸟兽散，路孟凡这个政治部主任也不例外。路这个政客，这时想起了正谊中学。他估计国民党要召开伪国大，他想通过当选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谋在反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当一个校长，可控制一部分学生的选票，所以，他蛮横无理地要綦老把正谊中学的校长位置让给他。綦老当然不在乎什么校长位置，遂毅然离开正谊中学，到济南私立立达中学任教务主任（立达的校长是陈会文，他也是綦老的晚辈，又在正谊中学任过语文教员，当然热烈欢迎綦老去）。我也从此离开了正谊中学到济南第一临时中学去任教员。赵丁夫回解放区后，杨淑贞也回去了，只有王大彤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白区从事地下活动。他以济南第二临时中学教员和《山东公报》的编辑为掩护，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争取革命同情者活动，与我经常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分析形势，研究工作的具体步骤，积极活动。
  1946年6月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背信弃义地全部撕毁了政协决议，调集重兵，悍然大规模地侵犯解放区。我解放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自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开始了。济南的国民党于6月11日出动了大批军、警、宪兵、特务在全市没日没夜地进行大搜查、大逮捕。一个星期之内，全市约万余无辜老百姓被捕，分别被囚禁在监狱和秘密集中营内。我在第一临中被捕，王大彤同志也名列黑名单，在逮捕他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家。他闻讯立即奔向立达中学，在綦老的掩护下，度过一夜。因立达是个私立的规模小的中学，在那里也不安全。次日綦老又把大彤同志转送到齐鲁大学杨德斋先生处（日寇投降后，齐大复校，杨回校仍任总务长）。齐鲁大学有美国教会作后台，反动派是不大敢轻易触动的。在齐大大彤同志躲了一个时期。后来，找了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游击队司令、当时是王耀武的少将参议的杨明章。杨明章总算是天良未泯，山他掩护着，大彤同志奔向解放区，脱离了险境。綦老和杨老送走大彤同志之后，立即设法营救我。他们不顾年岁已高，冒着酷暑烈日，东奔西走，联系亲友，多方探听消息，反复研究营救方法。后来，綦老联合了立达、正谊、懿范、黎明、齐鲁等五个中学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以及名教员共二十一人，上书国民党反动当局保释我。那篇呈文是綦老与好友研究后亲自写的，我被囚禁在集中营中，与外界断绝联系，没有见到呈文原文。据事后我的好友告诉我，綦老为写那篇呈文真是费了心血。呈文措词得当，不能过于激烈，担心刺激了反动派会招来不良后果，又不能哀哀求饶，有损我们的气节，而且要严格按照官场的公文格式来写。不是綦老，我的友好中，他人是写不出这样的呈文来的。到了八月，因济南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解放军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46年是不夺取济南这样的城市的），又因反动派抓不住定我的罪的真凭实据，我终于被保释了出来。我到綦老的府上去感谢他，当时见面悲喜交集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再三向綦老表示感谢，綦老却说：“鸣岗，不要说了。你遭了事，我能不管吗？我们之间，用不着说‘谢’字”。接着喟然长叹，又说：“看来，和平无望，这个仗非打到底不可了。我只是担心大彤，不知他的身体怎么样了？但愿我们能早日重新见面！我想，总会比八年抗战的日子短吧！”
  果然，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了，大彤同志立即回来，我们欢天喜地重新会面了。紧接着，这年10月初，大彤同志、綦老和我同时受济南市府的任命，各自去主管一个中学。大彤同志任华大附中（原第一、第二临时中学合并而成）校长，綦老任济南第三中学（原第三、第四、第五临时中学以及流亡到济南的县城中学合并而成）校长，我任扶轮中学（铁路局办的，后改名为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校长，立即开始了复课和对旧学校的调整改造工作。因为各人忙于自己的业务，相互接触的机会反而比以前少了，但是彼此还是十分关心的。一九五〇年，党调我到民政局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五五年济南市政协成立，党又调我到市政协专职驻会，从此不再作教育工作。但是綦老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人士，经常出现在广大的群众集会场合，所以我们还是经常见面的。据我所知，綦老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是热情参加，表现积极。平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全心全意地跟着党走。记得在“五反”运动中，在一次体现党的宽大政策的集会上，綦老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人士发了言。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台上（指大会主席团）台下（指一部分因抗拒运动受处分的工商业者）都有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发了言。你若听党和政府的话，坦白交待你的‘五毒’行为，你就是‘座上客’，反过来，你就是‘阶下囚’。你们各位都看清楚了吧？我活了六十多岁了，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代我都经历过。只有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真正的言行一致的政府，真正说了话算数的政府，真正取信于民的政府。今天的事，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我劝各位回去认真想想自己今后到底怎么办？千万不要用老眼光看新政府了。‘老皇历’不能再翻了。我不是佛教徒，但是，今天我要借用佛经上的一句话奉送给诸位，那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听者为之动容。运动结束后，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工商业者说：“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我之所以有今天，首先是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但我也要感谢綦老先生，那一天的大会上，綦老的讲话，真正触动了我的思想，从此，我才开始交待自己的问题。”
  1957年初，綦老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随之被推选为民主促进会济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接着，“反右”斗争的风浪起来了，通过这一风浪的考验，綦老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60年初，綦老患老年性脑动脉硬化症，从此长期卧床，不能继续工作，但老人家在病榻上仍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亲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冲击了这位久病的老人，红卫兵“清四旧”抄了他的家。对此，老人家并不埋怨，坚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些问题的。綦老病逝于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无法在老人临终前再见一面，这是至今思之仍感痛心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綦老的遗愿实现了，1980年党在济南英雄山烈士纪念堂为綦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綦老逝世至今已十七年了，但綦老的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