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东元盛印染厂之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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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济南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6259
颗粒名称: 济南东元盛印染厂之今昔
分类号: K295.21
页数: 9
页码: 10-18
摘要: 本文记述了济南东元盛印染厂之今昔,济南东元盛印染厂(即今济南第二印染厂)是济南印染行业中的大厂,历史悠久,迄今已度过八十八个春秋等情况。
关键词: 济南市 东元盛 印染厂

内容

济南东元盛印染厂(即今济南第二印染厂)是济南印染行业中的大厂,历史悠久,迄今已度过八十八个春秋。解放前经过五十年的惨淡经营,东元盛染坊已逐渐发展成为较先进的机械化生产的染厂,所产之“名驹青”“双鱼蓝”色布名闻遐迩,并销往东南亚各国。但是1937到1945年八年沦陷期间,横遭日伪的压榨劫掠,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巧取豪夺,企业遭受了严重损失,除了机器设备以外,流动资金已呈捉襟见肘之势。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染厂已处于极度困难之中。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贯彻执行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东元盛染厂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与扶持下,获得了新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1954年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更名为济南第二印染厂。今将其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述之于下。
  解放前的东元盛印染厂(1898——1948)
  山东周村,历来是全国蚕丝集散地之一。当地所产之丝线,绸绫织品颇负盛誉,行销全国。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春,先严张启垣及史懋增、史懋冉三人集资五百吊制钱,在周村创立东元盛染房,雇工七人,专为丝线商业加工染制各种颜色的丝线。1905年以后,丝线滞销,影响了染坊,乃转而为洋布行加工染布。1916年为避兵灾,企业由周村迁来济南。此时工人已达十人左右,继续加工染布。1918年春,企业一方面为洋布加工染布,一方面转向自己买布自染、自销,经营上比较灵活,业务情况很好,企业得到了发展,增加了利润。到1924年,企业职工已有二十七八人,每天能染白布一百余匹。在几年的自买、自染、自销经营中,一是感到白布价格高,二是旺季同行业中竞相购进,往往买不到白布,影响生产。为了保证正常生产,经计议决定自己买纱到桓台找农民加工织小标布(小标长老尺六丈二尺,宽二尺二寸,重三斤十二两)①(旧制十六两为一斤。),以适应手工操作染色的要求。1925年又增添了二尺四寸(老尺)宽幅小标布,产品有“白猿”牌佛青,“群英会”牌和“登坛拜将”牌各种规格的色布。随着业务的开展,工人数逐渐增至四十人,生产量由日产百余匹增加到四百余匹。到1926年企业盈余积累达七万元(当时流通的货币,下同),具备了安装机器设备的资金和条件了。1930年从上海购进部分机器设备,着手进行扩建。并由企业投资,开设了东元盛铁工厂,主要为染厂的机器安装和维修服务。投产后,产品亦有所变化,增加了“旭日”牌青、蓝细布,“一九〇”阴丹士林细布、线哗叽等。这时,企业是手工染与机器染的混合企业。经过两年的经营,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企业获得了较多的利润,积累流动资金二十多万元,为进一步扩建创造了条件。这时,在青岛、潍县、济南三地均有新建的和筹建的机器染厂。同行间的竞争,促使企业必须增置比较齐全的设备,便从日本和歌山铁工所购来烧毛机一部、精练罐一部、洗衣机一部,又山东元盛铁工厂自制铁染槽十对,木染槽四对,烘干机三部,拉宽机一部,洗水机一部,精练罐一部,轧光机一部,五吨锅炉二台,铁烟筒三十公尺。于1933年在北园边家庄购地二万平方米(三十亩)建厂。新厂建成后,厂房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由于供电不足,又由日本购进二百五十千瓦煤气发电机一部。后又增加跑空机一部,丝光机一部,精练罐一部等,设备增加了,工序协调了。此时工人已达八十余人,产量也增加到日产千余匹。鉴于当时斜纹布为群众喜爱,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又把东元盛铁工厂仿制日本丰田织布机四十台和全套附属设备安装在旧厂染布车间。1936年投入生产,专织线哗叽和提花呢一类品种。各种小标布因质量差、利润少而逐渐被淘汰。到1937年企业生产经营都很顺利,盈余亦多,经济力量比较充裕。
  1937年底日军侵占济南后,日商几家公司有的以巨额利润为诱饵,终日到厂谈判中日合作。企业的负责人不为敌人淫威所屈,亦不为巨利所动,坚持自营,虚与委蛇,拒绝了各种形式的合作。从1937年到1941年,在短短的几年中,改进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改变了工艺流程,增加了产量。特别是取消了色布染色后上浆,明显地提高了产品质量,所生产的名驹青布、双鱼蓝布名牌产品,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畅销国内,行销国外。据1942年粗略统计,储存的棉布、棉纱和存款约值白细布四万余匹,储存的染化料按年产量五十六万匹计算,超过一年以上的用量。1942年起,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统制,由于企业坚持不与日商合作,遭到日人的嫉视,企业储存的白布、棉纱被迫按日本官价出售,在经济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不仅如此,我的大哥二哥均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因我不在家而幸免于难。企业被迫停工,辞退了大部分工人,仅保留了技术工人作为护厂人员,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工商业者们认为“从此买卖好做了”,实则不然,国民党对工商业者的迫害摧残,无所不用其极。工厂附近的驻军竟以修筑军事工程为名,声言拆除工厂,这是明显的敲诈勒索。由于国民党破坏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铁路从1945年至1948年时通时断,最后只能东至郭店,北至桑梓店,南至炒米店,济南成为孤城。白布、染料等原材料十分短缺,加以电力不足,无法保证正常生产,工厂的生产基本陷于停顿。
  解放后的东元盛印染厂(1948—1966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贯彻执行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将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我通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回顾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遭受的严重破坏,同时对照在解放济南的战斗打响后我遇到的几件事,使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当攻城部队行进到迎仙桥里的安乐街、锦缠街、锦屏街一带时,有一位解放军军官到我家中说,进攻部队进展很快,将有激烈的攻城战,动员我全家最好出城躲避一时。我接受了劝告,携眷赴周村暂避。第二,途经王村时受到检查,当时将随身携带的金银现款全拿去了,经过两个小时的盘查询问,证实我确是染厂厂长,即将全部物品发还放行,并对我进行政策教育说:“党的政策是发展生产,象你这样有企业,有技术的人,是党团结的对象,希望你在济南解放后,发挥你的才能……。”在大临池郊外又遇到民兵检查,也是丝毫未受损失。到达周村后,听说济南已解放,社会秩序很好,我即只身一人回到厂里,看到除动力线和水塔受到炮火炸断倒塌外,其余无大损失。第三,刚一解放,政府已派来护厂人员,为首的是工业厅刘处长,他主动找我谈话。大意是,济南解放了,要把企业整顿好,把工人召集回来,尽快开工生产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谈话,我很受教育,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根本道理,明确了工商业者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从而促进了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护厂人员的帮助和支持下,我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修复。这时民党飞机整天来侦察、轰炸,我便安排在夜间施工。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便整修完毕开工生产了。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实,深深教育了我,认识到共产党好。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在行动上就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为支援淮海战役曾献金四亿元,并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与扶持下,改善经营管理,接受工人的监督,努力创造条件,使企业开始走上低级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兹记述几件大事,说明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支援前线”接受军用品加工任务。解放初期,为了支援前线,我厂接受军事部门委托加工草绿军布的任务。当时染色的坯布大都是老解放区土机所织,长短不一,宽窄不同,不适于机器染色加工。经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想办法、提措施,终于完成了军用品的加工任务,及时支援了前线需要。
  (二)增添新设备。由上海购买了一台八色印花设备,这是济南染业的第一台印花设备。自此,东元盛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印染厂。
  (三)通风降温,安装防护罩,改善劳动条件,保证安全生产。染厂职工是在高温下操作的,车间温度平均可达四十度以上,工人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我厂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降低温度、改善劳动条件的号召,我曾表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让高温降下来。经过缜密研究,决定利用水质不纯的废井,井深水凉冷气逼人,在地面挖渠道通向井壁,用管道通向车间,然后用强力大风扇,透过循环提出形成水帘的井水,将冷风送往各个车间以降低温度。我厂投资十八万元,终于取得成功。送风后车间温度保持在摄氏二十八度左右,改善了车间劳动条件,受到政府表扬,并在染业行业中推广了这一经验。
  解放前我厂所有机器设备的传动部分,缺乏安全防护设备,经常发生工伤事故。解放后在劳动管理部门和厂工会督促下,全厂所有机器安装了防护设备,保证了安全生产,基本上避免了人身事故。
  (四)享受劳保待遇,实行劳动保险。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福利也有了提高,自1950年起全厂职工享受国家规定的劳保待遇,并实行了劳动保险。职工工资也由解放前的平均月工资三十八点五元(折合人民币)增加到四十八元。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三。1951年起开始兴建职工夜校、托儿所、浴室、保健站等集体福利设施。
  (五)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东元盛印染厂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捐献一架飞机。全市工商界完成十三架战斗机的捐献后,尚有一架“经理号”战斗机缺五亿元(北海币),由我补足。
  济南解放后,我学习了共同纲领,参加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思想认识逐步有所提高。认识到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民族工商业者,能为祖国的繁荣兴盛做出一定的贡献是光荣的,党和国家一系列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是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扶持和关怀,从而使我树立了相信党、依靠党和跟党走的决心。由于我是济南市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济南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常向全市工商业者宣讲党的政策。我的一言一行对全市工商业者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更促使我深入学习党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政策,并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鞭策和考验。因此我经营的东元盛染厂自1948年解放之初即接受军用品加工任务,1949年下半年开始为国营企业加工,企业纳入了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轨道。1953年,学习了毛主席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随后又参加了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学习了陈叔通主任委员所做的《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的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的开幕词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明确了新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只有一条,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坚定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我回济南后即积极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争取乘上头班车,早日完成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行动在全市工商业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全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起
  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1954年4月20日,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厂为公私合营厂。国家投资二十八万元(现行人民币)。合营后,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生产发展,年产量由解放初的四百七十八万米,到1956年增至一千四百五十五万米。综合成本较合营前降低百分之十八点二一,厂房面积由解放前的二千六百六十二平方米,增到五千三百四十平方米。生产设备经过更新改造,又增加了新的。传统优质产品“名驹青”“双鱼蓝”曾于1955年获全国优质产品称号,并在北京展览馆展览。1956年开始生产“航天牌”大花哗叽,1957年又生产“航天牌”大花贡呢,都是优质产品,一直畅销不衰。集体福利方面,到1956年职工宿舍增建到三千九百一十五平方米,并新建了疗养室、大礼堂、俱乐部、理发室和阅览室等。职工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解放前全厂职工绝大多数是文盲,只有百分之五点八的职工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到1956年全厂职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三,达到高小文化水平的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一。合营前流动资金需三十万元方可周转,合营后经过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有八万元即可周转。以上事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以上的成就。
  东元盛染厂在公私合营十二年后,于1966年转为国营企业。现在拥有主要印染设备一百台,附属设备四十七台,各种车床二十六台,水煤气炉二台,二十五吨锅炉二台,四效设备一套,两条污水处理线,并从国外引进圆网印花机、树脂整理机、无底蒸化机、电子照像雕刻先进设备等。截至1983年年产量已达五千七百六十四万米。现在全厂职工正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今年是全行业公私合营三十周年。回顾东元盛染厂八十余年所走过的历程,追往昔,感慨万千,看今朝,喜上眉梢,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不仅给企业带来生产、技术和管理上的飞跃发展,而且对资产阶级的人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也由一个剥削者改造成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政治上党对我也是关怀备至,曾安排我为济南市各界代表会议副主席,济南市副市长,省人民政府委员,全国、省、市人大代表,企业经理等职务。现任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实践,我深深感受到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上的回忆,雄辩的证明了党的对资改造政策的无比正确,证明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工商业者的唯一出路。我虽已年逾古稀,但还要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为“一国两制”的实施,为争取祖国统一,为开展对港澳、台湾同胞、国外侨胞中的工商界人士的联络工作,为促进技术交流,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实现在本世纪末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知识出处

济南文史资料

《济南文史资料》

本书为济南史料,含有“鲁南大学及其附属机构介绍”、“我的叔父伦克忠”、“对济南市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回忆”、“济南市百货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概况”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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