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京剧老艺人耿永奎，济南人，1892年生，系京剧世家。父亲耿连奎唱老生，在安徽、河南、山东一带颇负盛名。其父三十六岁时，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在济南病故。一年后其母也相继去世。因此，耿永奎刚满八岁就成了孤儿，在街上流浪讨饭，而后被京剧艺人粉菊花收进了他的科班学戏。十三岁去北京，带艺投师搭班学艺，出科后就在北京唱戏。1911年到上海，又受到名师王文华的指点，并被招赘为婿。从此他就跟着岳父一起生活，和师兄弟们如紫金仙（刘振廷）、毛韵珂、葛华卿等往返于上海、南京、江西、武汉之间，而后又赴东北各省以及海参崴等地演出。1915年离开他岳父回到山东，长期活动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县等地。1937年，“芦沟桥事变”时，由青岛携眷回到济南定居。
  他本工老生戏，因嗓子条件不足，便对做工戏狠下功夫。如带白满（白胡子）的老头戏《扫松》，《铁莲花》、《生死板》；带黑三（黑须）的戏，如《坐楼杀惜》、《打严嵩》、《审潘洪》等戏，演得有声有色，恰到好处。他演“里子活”（主要配角），如《四进士》中的毛朋、《群英会》中的孔明、《玉堂春》中的刘秉义等都能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能把主角很好地衬托起来。他对念白口是极讲究的，主张轻而不飘重而不拙，要掌握抑扬顿挫，轻重适度，这样念出来的词又清楚，又好听，否则，声音轻了叫人听不明白说的什么；念重了叫人听起来逆耳，尤其对大段的白口，绝不能以快取胜，要念的快而不乱，把握气口，把吐出来的字，要一个个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他念白口，不但受到观众的称赞，就是同行也承认他嘴里干净，吐出来的字有分量。
  耿老先生戏路很宽，能演老生、老旦、彩旦、小花脸。尤其对丑角戏，他特别注意台词的净化，在他嘴里从来不带脏字儿。他批评那种乱抓台词、胡说淫词秽语的恶习不是演戏，是糟踏戏。这样虽然能把观众逗笑了，可是把戏给搅了，实际上也把演员自己的人格降低了。正由于他有这种见解，所以在丑角戏里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风格。譬如他在闹剧《双沙河》里扮演人才驸马张天龙和《黑驴告状》中的山西老客屈申这两个丑角，从他上场到剧终都能连续不断地博得观众的掌声，但他并没有乱抓噱头，哗众取宠之处，而是通过他幽默含蓄，绷着脸逗哏的表演手法收到艺术效果。在演屈申时，他有一个动作是站着不动，一句话也没有，居然掌声不止，能叫观众捧腹大笑，舞台效果十分强烈。他演丑角的艺术格调在这两个戏里，充分的体现出来，堪称拿手杰作。
  他演彩旦戏同样如此，在《拾玉镯》一剧中他扮演刘媒婆，他主要抓住“勾奸卖奸”这个中心情节，以自嘲的手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活象一个说媒拉线的媒婆子。当他扮演《孔雀东南飞》一剧中的焦母时，就大不相同了，脸是阴森森的，眼睛里包藏着使人望而生畏的凶光，哪怕是一哼一哈，一喜一怒都足以使儿媳妇在心里上感到发怵。他演到“狠”处，能使人恨得牙根发痒；他演到那无知蠢妇丑态百出时，又不禁使人捧腹大笑，活生生的勾画出了一个封建恶婆婆的丑恶形象。他和著名京剧演员孟丽君多次合演这出戏，可称得上是珠联璧合。
  在他的艺术生活中有不少趣闻是值得回忆的。那是在日本投降后，1946年，程砚秋剧团来济南，在北洋戏院（今人民剧场）演出，打炮戏是全部《六月雪》，特邀耿老先生配演女禁卒。演出时在《六月雪》前头演出老生戏《击鼓骂曹》，就在这个戏将近结束时，台下突然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台上的人都怔住了，后台的人急忙跑到前台一看，原来在两侧的楼帮上各贴上了红纸大字海报，上写“今晚特邀耿永奎配演女禁卒”。说明他深受观众的欢迎。
  还有一次，那是1936年在青岛“大舞台”，谭富英带的一帮演员都是京剧界的名宿，其中如：小生姜妙香，旦角芙蓉草，花脸马连昆，丑角金鹤年等。谭小培（谭富英之父）提出请耿先生在他们“临别纪念”最后一天演出拿手戏《双沙河》，芙蓉草表示和他的徒弟陪着唱两位公主，金鹤年说他陪着唱丑角卫小生。这出戏唱得真是旗鼓相当，异常精彩。
  再一次是名净金少山也是在“临别纪念”演出时，最后一天要请他合演一出戏，演什么戏由耿老先生点。他提议：俩人合演一出《李七长亭》，由耿陪演解子。这出戏可真演绝了，金少山扮演李七，真象半截黑铁塔一样，嗓音洪亮，念白响堂干脆，把李七演得活龙活现。耿老先生这个解子，演得幽默含蓄，滑稽可笑，两人捧逗得体，笑趣横生，收到了强烈的剧场效果，在青岛一时传为佳话。
  耿老先生在艺术上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对丑角戏的造诣是很高的，可是他从来不演《法门寺》中的贾桂和《审头刺汤》中的汤勤这两个角色。他说：“这样的戏我唱不好，我唱丑角是“挂角一将”，我应不起工来。唱戏不象，不如不唱，要对得起观众那张戏票，不能给师父丢人。”所以他在《法门寺》一剧中总是扮演刘媒婆。这是正确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
  耿老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给人的印象严肃持重，亲切热情。如果有人找他学戏，他从来不藏私，对谁都是认真的言传身教，一连说多少遍，他也不嫌麻烦，不嫌累。有外路来的同行被困住了，只要找到他，无不解囊相助，愿意留下唱戏就帮他搭班，要走就给他出路费。他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人在难处要助一把，我从小要过饭，我知道穷是什么滋味。”
  他喜欢交朋友，但不乱交。对同行中的一般同仁，按他的话说叫“苦哈哈”特别有感情，经常往来不断。但对那些上层达官贵人和财东老板，却从来不攀高枝。他对官场人物更是“敬”而远之。1946年国民党七十三军“七七剧团”的负责人闫三胜，当初也是唱戏的，和耿老先生同过班，是老相识。他一来到济南，就到耿家以探望故友为名请他参加“七七剧团”，并许给他一定的官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被他拒绝了。后来，闫三胜又接连去找过他多次，均被婉言回绝。
  解放后，耿老先生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尽管他身患重病，仍然以满腔的热情，为改造旧戏班、建设新剧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革命新戏《渔夫恨》、《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等剧演出中，他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山东省第一届文代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于1953年9月不幸病故。省、市文化主管部门为他举行了省、市剧团全体人员参加的追悼会。省文联主席王统照同志致唁函表示哀悼，由陶钝同志主祭。大会对耿老先生一生从事戏剧事业所作的贡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