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国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孙鸿泉教授，1910年9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南王文村一个地主之家。1932年在潍坊广文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医，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1938年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加拿大深造，在多伦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抗战期中曾历任华西、中央、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国民党空军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至1951年6月任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讲师、教授。在此期间他深感中国医学的落后，尤其是耳鼻喉科，很多大手术都不能进行，于是他决心再次出国深造。1948年8月赴美国圣路易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专业班进修一年，1949年5月在美国费城坦姆波（Temple）大学医学院内诊镜专业班以优异成绩毕业。1949年得悉祖国解放，他满怀爱国赤诚，毅然回到祖国。当时在美的亲友曾极力挽留，他说：“饱受战争创伤，百废待举的祖国更需要我们。”他不但自己放弃了国外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和优渥的物质待遇，还动员友好一同返回祖国。船到香港的时候，台湾当局曾派刘瑞恒（原国民党卫生署长）诱劝他去台湾，许以高官厚禄。孙教授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早已深恶痛绝，义正辞严地拒绝刘瑞恒说：“我是为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才回来的，倘为了享受，我就留在美国了。”孙教授回国后，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为改变祖国医学的落后面貌，勤奋钻研，积极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在耳鼻喉科的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他工作上的成绩，曾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山东省特等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60年还被特邀参加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他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学会山东分会理事长，山东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主任、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他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先后发表的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和著作有：《喉癌与喉全部切除术》、《内耳开窗术治疗耳硬化症》、《改良内耳开窗术》、《面神经麻痹的外科治疗》。这几篇论文详尽介绍了精细而复杂的耳内手术、面神经手术，为国内开展听力重建术和面神经麻痹修补术起了奠基作用；他还主编《医学院专科耳鼻咽喉科教科书》、编写了《医学院高级耳鼻喉科教科书》中有关耳科方面内容；在《耳科学》一书中他负责编写面部神经麻痹一章。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参考国外有关资料写成《耳科学》。该书切合实际，对临床教学及科研都有重要价值。与别人合写的《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喉科分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孙教授在耳鼻喉科的医疗技术方面精益求精。五十年代国内尚不能成功地作颈清扫手术和乳突根治术，他是最早获得成功的手术者。当国内还没有建立神经外科的时候，他又是最先开展经鼻部取出垂体肿瘤、前脑疝和听神经瘤手术的，而且均取得良好效果。1958年北京友谊医院一病人患颅底巨大脑膜瘤，当时苏联专家束手无策，表示“不能手术”。孙教授不考虑个人声誉得失，甘冒风险地经鼻部取出巨大肿瘤，手术顺利，使在场的苏联专家为之叹服。他还成功的做过许多开颅手术，当时报纸以“孙鸿泉胆大心细开颅取瘤，同时写成内耳开窗术学术论文并积极研究移植”为标题的报道，详细记载这一中外鲜见的手术过程和效果。
  他常说：“医生的手术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在庸医手里就会变成屠刀草营人命”。所以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爱护，基于救死扶伤的贵任感，他一向主张应多做尸体手术，以熟练技术。他有时为了考虑手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作出最妥善的手术方案，竟致失眠，所以他作的手术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南京军区某医院，一位喉科医生给两岁小孩作气管切开手术时，误伤了食道，发生了气管食道瘘，吞咽打呛，进食困难，影响全身发育，苟延残喘活到十岁，看上去只有二、三岁的样子。而且由于长期喉部功能废退，已经不能说话。该患儿八年中奔走各地求治，手术达七次，甚至做过两次开胸手术，仍未好转。他们打听到孙教授，在军医院的协助下，不远千里前来求治。当时孙教授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身体受到的摧残尚未恢复；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济南军区总医院王天铎医生的配合下，亲自为患儿进行气管食道瘘修补手术，一次获得成功，此后该患儿一切恢复正常。南京军区医院还专程派人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有一次，山东出版社一位编辑因失音来附属医院就诊，几位医生认为是喉癌，建议活检。孙教授那时尚被“监督使用”在门诊值班，一位医生让他看看。他看过以后，便肯定的说：“不是癌，是接触性溃疡，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例，世界只报告过二十例。”当时一些医生颇不以为然，后经几个医院多次检查以及活检，果然证明他的诊断正确，这是第二十一例接触性溃疡。他高超的医术，不但为病人清除了不必要的恐惧，也避免了错误治疗的后果。
  又如，上海某工厂一位书记，因作报告时麦克风坏了，长时高声讲话，后来失音不能讲话。虽在上海、北京各大医院多方求治，总不奏效，且诊断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同志思想负担很重。当时的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同志，介绍他来济南找孙教授治疗。孙教授用喉镜检查之后，立即作出正确诊断：没有大毛病，只是声带过度疲劳。果然，按照他的意见进行治疗，几天就好了。如果没有这样正确的诊断，那些多余和错误的治疗只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九七九年，这位病人从上海到济南向他道谢的时候，孙教授已经偏瘫、失语，不能回答他的道谢了。
  孙教授不但在医疗上要求严格，他还带领全科同志积极认真的进行科研。1963年，炎热的夏天他和他的助手们在地下室反复试验在狗身上进行喉移植，忘寝废食，终于他听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喉移植成功后狗的第一声汪汪叫。他激动的热泪盈眶，这是国内第一例喉移植成功。后来他和王延础副主任一起搞硅橡胶喉膜移植，也获得成功。
  孙教授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他一向勤勉笃学，而又诲人不倦。毕生致力于壮大我国耳鼻喉科技术队伍的力量，并作出卓越的贡献。解放初期，他深感技术力量之薄弱，急需培养一批技术骨干，为此，1951年成立了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1953年又在山东医学院举办了我国第一批耳鼻喉专业班，后来这里便成为全国该科的进修基地。1957年专业班结业，这批来自全国的技术骨干，成为能够承担起高难复杂手术和先进医疗技术的耳鼻喉科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国内报纸为记载他的这一工作，说：“孙鸿泉积极为各地培养人材——1951年以来，已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五十名高级医师……，内蒙的徐维成，黑龙江的王志廉，广东的吴山，上海的曹佚林，北京的李哲生、赵应时等……”。
  他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尸体手术训练，达到熟练后，才在病人身上手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常结合疑难病例作专题讲座，力求理论与实际结合。他治学态度严谨，亲自制订培训和教学计划，一丝不苟。他倡导独立思考和首创精神，反对故步自封和各种反科学的态度。他经常到地区医院和县医院讲学，提高基层单位的技术水平。他说这样做可以减少病人长途奔波的困难和额外的经济负担。他是主张面向基层的。有一次，孙教授刚从县医院讲课回来，血压升至240毫米汞高，自觉头晕目眩，晚饭也没吃便睡下了，这时恰好有一位学生来找他辅导手术的问题，他便毅然起床对学生作了辅导。但由于过度疲劳，发生了脑血管痉挛，瘫倒在地上。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中，他偏瘫未愈，还被拖出去批斗，接受“群众专政”。即使在他沦为“牛鬼蛇神”打扫厕所期间，当有的学生或大夫偷偷找他辅导尸体手术时，他也千方百计满足他们的要求，这需要牺牲他那极为有限的休息时间，又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但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拒绝履行我的职责——教学。”
  打倒“四人帮”之后，他欢欣鼓舞，更加倍为发展我国的医学事业贡献力量。1978年5月间，他血压很高，心绞痛发作也较前频繁，他深感不支，对老伴说：“我预感到时间不多了，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就在这期间，他怀着春蚕要抽完最后一段丝、蜡炬要发出最后一抹光的赤子之心，找到卫生厅厅长、医院党委和两位副省长，提出要办一个省的耳神经外科、喉癌手术训练班的意见，他得到了支持。另外还有两个计划；一是办一个全国性的耳鼻喉科训练班，一是成立省耳鼻喉科医院。5月25日，训练班成立开课，参加学习的多是颇有经验的省内外主治医师。孙教授不顾个人血压持续下降，以惊人的毅力，拖着羸弱的身体，上午讲课，下午指导动物手术和尸体手术；别人讲课他也到场听课。在手术台上他连续指导两台手术而不休息，目的只是认为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把技术传授下去，造福于人民。训练班临近结束的时候，他接到去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此时他血压仍然很高，但他还是坚持到北京去开会。由于一直抱病工作，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会议期间他发生了脑溢血。邓小平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得知他的病情，要求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抢救这位忠诚的科学家的生命，并责成卫生部门尽快出版他的三部著作，以便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已为人民所接受。
  孙教授一生襟怀坦荡，公而忘私，把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中，有十四个月是出发在外带病工作着，这便是他的为人、他对待科学、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态度的最好证明。
  1979年12月15日孙鸿泉教授逝世于济南。孙教授辛勤一生，奉献一切，正如悼词所说：“……他在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四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