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单景春是大众报社的采购员，常到济南采购。我是1940年在莱芜店子峪认识他的。1942年春，他穿着西装革履，留着鸠山胡子长鬓角，带着山纵一旅供给部的信，到大通棉栈找我，说给一旅买了东西，向我借款七千元。我当即请大通棉栈给他开了一张支票。他又要求我介绍他见见刘经理，并说介绍时说他是关先生。我当时没任何怀疑，都照办了。事后，我感到一旅供给部介绍他来借款发生横的关系是违反敌区工作纪律的，会成为出事的因素。果然，单景春叛变投敌后，带着日本特务到大通棉栈去抓我。先到后院我住的地方扑了空（这时我已回根据地），就把刘经理捕去了。济南解放后我见到刘振清同志时，他说来抓他时就是那个“关先生”领着日本特务来的。为了把投敌分子单景春逮捕法办，我于1961年到泰安任专员时，曾责令新泰县政府对此人作过追捕。后来了解，单景春于日本投降后潜逃东北，不知所终。
  刘振清同志被捕后，受尽了严刑拷问，并在枪毙人时陪过绑，但他始终没有供认我是共产党、八路军，只说我是大通棉栈内福盛恒商号的经理。敌人把大通棉栈的帐拿去查看，见运来的都是花生米，运去的是土布、估棉，找不到一点军用疑点。但由于叛徒作证，他仍得不到释放。后来刘经理倾家荡产凑了款项才赎了出来。
  当我们得知刘振清上述遭遇后，即秘密派人来慰问他，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刘振清同志未提任何要求，只让派来的人回去对我说：千万不要再来济南，因为敌人在普利门贴有“悬赏三万元捉拿房向山”的布告。
  解放济南前夕，搞“济南人物调查”时，我将刘振清同志为掩护我受到的迫害，和他在1941年我们经济困难穿不上冬衣时赊给了价值三十万元土布、估棉的情况，列入了“济南人物调查”表内。
  济南解放后的第三天，我到他家去看他，这时他恰巧去滕县还未回来，我即请其家人给他写信叫他快回来，因组织上有个意见想安排他到成大纱厂当经理。他回济后，我即把组织上的意见告诉了他，他感到一个人的工资难以养活这么多的家口（当时他有六个孩子和岳父母一家五口），还不如自己做生意好。当时我同意他的意见，仅将他的大儿子刘学孔保送到山东工学院上学（毕业后到东北一个保密厂工作，后来当了党委书记）。后来，刘振清同志开了个染厂，不久就停业了。这时济南市委研究安排他到木材公司工作，并选他为市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患心脏病，住院期间，我曾从泰安专程到医院看望他，不久，他逝世了。刘振清同志对抗日是有功的，他的名字应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