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当时泰山区的情况
  自1940年以来，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这给抗日军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泰山专区贸易局的成立
  1940年，中共泰山地委根据当时经济上被封锁的情况和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决定成立泰山专区贸易局，派刘方同志任局长，我任副局长。贸易局的任务是：
  （1）对内贸易。主要是实行自由开放政策，疏通流通渠道，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组织各种供销社和合作社，调剂市场，繁荣经济。
  （2）开展敌区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用根据地的土特产打入敌区，换进必要的军需民用品。后来为了以税收保证财政收入，又增加税收任务，并改名为税贸局，增派鲁介夫同志为副局长，分管税收工作。
  我是在1940年8月从山纵一旅供给部调到泰山贸易局的。当时，组织上因为我在一旅供给部粮服科工作时，曾于1939年秋派往章丘去采购做棉衣用的棉布、棉花、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所以组织上又派我去做这项经济贸易工作。当时，为了采运安全，要搞好驻扎在章丘的抗日友军翟毓蔚的统战工作。那次出发前廖司令叫徐仑同志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由王寿康（四支队供给部长王纪武的弟弟，章丘辛王店人）藏在响耳小车轴里带去的。因这时他还未受国民党省府委任，对我们南运棉花、布匹没有阻截。1940年他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十旅旅长后，即与我们决裂，成为顽固派了。这次我们为了打通敌区贸易，于1940年初又通过常公益（商人，我住辛王店房东常公训的哥哥），到济南大通棉栈认识了刘振清经理。
  大通棉栈内的“福盛恒”
  为了打破敌人封锁，必须做到以“合法”掩护“非法”。我们分析了当时根据地能运出的东西只有花生、羊毛、蚕丝几种，而我们的军需民用的范围却很广，我们也研究了大通棉栈不是单一经营棉花而是兼营土特产，便于我们去的货有地方存放、从济南外运的军需品也易于在此伪装外运，同时，我们认为刘振清经理当过店员，是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又有民族正义感，可以通过团结教育成为同情者。因此山纵一旅供给部决定在大通棉栈内设“福盛恒”商号，作为合法的掩护点。
  如何把根据地的土产运往济南，又从济南运回军需民用品呢？经调查，莱芜、历城、章丘三县的山区有以驮脚谋生的很多脚户。经莱芜古堆山村的傅同仁同志联系，有上百个脚户自愿组成了一支群众性的运输队，从而解决了运输问题。记得1940年初冬，有一天竟发出了九十个驮子。我们在运输中是以土布、估棉、杂货等合法货物掩护着军用品运往根据地的。当时运输的军需品，如电台上用的手摇马达、大电池、奇异灯泡等通讯器材和做手榴弹引火用的药以及医药品等，都是藏在估棉包里、杂货箱里运出的，当时给汪洋同志买的照像机就是装在火柴箱里运出的。为了出卡子时不让日本兵和警察开包检查，我们买通了北坦警察所的徐巡官和守卡子的警察，他们见到福盛恒的发货单就放行（每逢过年过节给他们送礼，记得中秋节时送了口镇香肠几十斤）。按从济南向泰山根据地运货是应走八里洼或东关卡子的，但有几次遭到卡子上的日本兵开箱检查，幸亏里边没有军用品。我们觉得这样就很不安全。为了预防万一，就选择了检查较松的北坦卡子，出卡子后再绕道向南。就这样坚持了三年。通过这条“输血路线”，打破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保证了泰山区部队的军需，受到了泰山区党政军负责人的表扬。
  我们靠什么取得了这些成果
  （1）靠与群众打成一片。我到大通棉栈后不久，就和上至经理、账房先生，下至店员、工人，在感情上打成一片。他们都认为我不打麻将、不嫖妓女、不吸大烟，甚至连纸烟也不会吸，因此认为我是个忠厚老实买卖人。就连刘振清经理的父亲刘老伯都认为我是个念书的正派人，所以我两次遇险都能在群众掩护下顺利脱险。一次是由泰山区回济南晚上下火车时，被车站上的日本兵拉到一边检查，连穿的毛衣都映着电灯照遍。我说是大通棉栈的，他们立即打电话，得到账房先生的肯定回答后才放了我。后来我总结了这次被检查的教训，认为是晚上戴墨镜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另一次是因我刚从根据地回来，脸晒得很黑，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进普利门时被日本鬼子拉到一个小院里盘问，我说是大通棉栈的，又是经电话询问后才放我走了。
  （2）靠以合法掩护非法。依靠福盛恒寄寓大通棉栈内这个合法地点，掩护了大宗军用品的外运。
  （3）靠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北坦卡子对出卡检查较松，徐巡官好交朋友讲义气，只要给他送礼、交朋友，他就会给我们很多方便。
  （4）靠政策。我对刘经理除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外，还讲了我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欢迎敌区工商业者到根据地经营。刘经理听了很感兴趣，曾派柜上张先生去莱芜根据地一趟，想在那里设点收购土特产。我还讲明政策，动员了霍加谕织袜厂派学徒工带着织袜机到根据地织羊毛线袜。
  （5）靠共产党员的忠诚和胆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无私才能无畏，只要有了一颗对党赤诚的心，就会产生无产阶级的胆略和智慧。在敌区工作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可能，这对共产党员来说是无所畏惧的。那时只有一心为党、一心为公，从不考虑个人享受、老婆孩子的事，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
  单景春叛变，刘经理遭难
  单景春是大众报社的采购员，常到济南采购。我是1940年在莱芜店子峪认识他的。1942年春，他穿着西装革履，留着鸠山胡子长鬓角，带着山纵一旅供给部的信，到大通棉栈找我，说给一旅买了东西，向我借款七千元。我当即请大通棉栈给他开了一张支票。他又要求我介绍他见见刘经理，并说介绍时说他是关先生。我当时没任何怀疑，都照办了。事后，我感到一旅供给部介绍他来借款发生横的关系是违反敌区工作纪律的，会成为出事的因素。果然，单景春叛变投敌后，带着日本特务到大通棉栈去抓我。先到后院我住的地方扑了空（这时我已回根据地），就把刘经理捕去了。济南解放后我见到刘振清同志时，他说来抓他时就是那个“关先生”领着日本特务来的。为了把投敌分子单景春逮捕法办，我于1961年到泰安任专员时，曾责令新泰县政府对此人作过追捕。后来了解，单景春于日本投降后潜逃东北，不知所终。
  刘振清同志被捕后，受尽了严刑拷问，并在枪毙人时陪过绑，但他始终没有供认我是共产党、八路军，只说我是大通棉栈内福盛恒商号的经理。敌人把大通棉栈的帐拿去查看，见运来的都是花生米，运去的是土布、估棉，找不到一点军用疑点。但由于叛徒作证，他仍得不到释放。后来刘经理倾家荡产凑了款项才赎了出来。
  当我们得知刘振清上述遭遇后，即秘密派人来慰问他，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刘振清同志未提任何要求，只让派来的人回去对我说：千万不要再来济南，因为敌人在普利门贴有“悬赏三万元捉拿房向山”的布告。
  解放济南前夕，搞“济南人物调查”时，我将刘振清同志为掩护我受到的迫害，和他在1941年我们经济困难穿不上冬衣时赊给了价值三十万元土布、估棉的情况，列入了“济南人物调查”表内。
  济南解放后的第三天，我到他家去看他，这时他恰巧去滕县还未回来，我即请其家人给他写信叫他快回来，因组织上有个意见想安排他到成大纱厂当经理。他回济后，我即把组织上的意见告诉了他，他感到一个人的工资难以养活这么多的家口（当时他有六个孩子和岳父母一家五口），还不如自己做生意好。当时我同意他的意见，仅将他的大儿子刘学孔保送到山东工学院上学（毕业后到东北一个保密厂工作，后来当了党委书记）。后来，刘振清同志开了个染厂，不久就停业了。这时济南市委研究安排他到木材公司工作，并选他为市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患心脏病，住院期间，我曾从泰安专程到医院看望他，不久，他逝世了。刘振清同志对抗日是有功的，他的名字应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