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日寇侵占济南后，有一部分日军便驻扎在华庆面粉厂内。进厂几天后，他们就检查厂的职工人数，并把职员集合起来，日兵持枪对立，逼索枪支。厂里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故无枪可交。不久，日军走了，紧接着就下令军管。一天，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到厂里，检查企业帐簿、库存成品、原粮等，指令一概不准动。就这样实行了军管。以后日寇又下令要求与之合作。首先是由商会会长苗兰亭召集会议，对合作问题进行讨论。当时华庆面粉厂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冷镇邦已逃往西安避难，经理赵景舆因日军进厂横行扰乱逼他交枪，吓成了精神病，不能问事，不久就离厂回家。厂内原无副经理，我是营业主任，对外只好由我来应付。关于合作问题，经过多次在商会讨论，后来苗兰亭代表成记面粉厂，倡议同意合作，李锡三代表宝丰面粉厂坚决拥护合作办法。我总是想：为什么要与日本人合作呢？还会有我们的好处吗？我就是想不通，所以在几次会议上我都表示不同意。苗兰亭曾私下几次劝我，他说：“大家都同意合作，你一家不同意不好啊！”还说：“这是个好机会，以后你再想合作，或许还捞不着呢！”后来惠丰面粉厂也同意我的意见，拒绝合作，我觉得有了同伴，更坚定了。
  有一天，两名日兵带着翻译来厂，把我带到三井洋行，逼问我合作不合作。他们把成记、宝丰、成丰三家面粉厂已经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拿出来给我看，强迫我当时签字。我仍婉言拒绝，说：“我厂的情况还能够自营，不需要合作，而且厂里主要负责人都不在济南，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的话还没说完，日本人便拿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上，说：“你的同意，不同意！”我还是婉辞作上述回答。这时他猛然一把抓住我，拉到一间小屋里，把我关起来。到了晚上，他们又问我，我还是那样说。他们说：“你的回去考虑考虑！”便放出我来。这时我觉得日寇步步紧逼，难以应付，于是我找到常务董事袁瑞卿说明情况，请示办法。袁说：“召集在济南的董事开会商议吧。”在董事会上，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不同意合作。当时大家推举张韶采（华庆大股东）暗中代理董事长职务，决定仍由我代表厂里对外应付。
  此后，商会连续开会，并一再对我进行劝说。这时我觉得有了董事会的决议，自应按董事会的决议办，于是不合作的信念更坚定了。不久，有日兵数人和一个便衣特务带着刑具来到我厂，交给我一分“觉书”，指定时间叫我到日本特务机关去答复，气焰逼人。我有些害怕，于是向董事长说明了这一情况。他也认为问题严重了，遂在石泰岩饭店（德商经营）召集紧急会议。董事会仍决定由我去应付，不能接受合作，并说：“你去应付，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如果你去后两小时不回来，我们就去找阚子兰（汉奸），请他去探听消息并说情；如果你超过四小时不回来，我们就去找张亚东（大汉奸），请他设法营救。你放心，无论花多少钱，一定把你救出来，你放心好啦！”当时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届时我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在那里我看见了惠丰厂的曹庆三已先到。当时觉得有了同伴，心里稍微镇定了些。当时一个穿军装的特务问到合作问题，曹庆三说：“华庆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吧！”说完哈哈一笑，不作具体答复，态度很不严肃。这个特务大为恼火，遂过去左右开弓一连打了曹庆三几个耳光。我看情况不好，便严肃地说：“事情重大，回去研究，五天以后，一定来答复”。过了两天，商会又召集会议，再次劝说。我仍然应付了几句，说明不能合作。从这以后，拖了较长的时间，没有人来找，商会也没召集开会。突然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厂，说是要推荐两个职员。很明显，这是日商因合作不成，便又生一计，企图推举两个人进来控制企业。当时，我便以营业不好，婉言拒绝。不料第二天，宪兵队派人把我抓了去，横遭毒打，也不说为什么，打完了就关起来了。第二天，什么事也没说，只是说叫我“开路开路的”！把我放出来之后，隔了几天，就接到勒令停业的通知。一年之后，到1938年年底，才允许开工生产。虽然允许生产，但处处受到限制和敌视，百般刁难，动辄得咎。1943年春，日寇诬称我厂生产的面粉掺沙子，再次把我抓到宪兵队，非刑拷打。和我一起被抓去的还有我厂的生计课长和财会人员，他们也受到了毒打。实际上，我厂生产的面粉不但没掺沙子，而且质量很好，还优于合作厂的产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为日寇嫉恨的原因之一。我被抓去之后，由企业里的一个日籍顾问小池和翻译李大寰（顾问和翻译原是兴顺福雇用的，张韶采担任董事长之后，介绍来华庆）进行串通说情，最后送给宪兵队五百包面粉，才把我放了出来。
  回忆八年沦陷期间所受之迫害与折磨，真是不堪言状；但我始终没有屈服，没有接受日寇的合作，惨淡经营，保持了民族气节，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