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祖年：江苏省武进县人，出身进士。光绪二十二年（一九八六年）任文登县知县，此间曾一再出面与英国传教士为难，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控其“久蓄固执抗洋之心”，要总理衙门将其“参撤”。不久他果因教案而去职。至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复署利津县知县。翌年秋末，因原历城知县秦应逵调署恩县知县，经巡抚毓贤保荐，遂署理历城县知县。此时正值济南义和团初期发展之际，他同情义和团的反帝活动，因而他坐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他憎恨帝国主义，所以当时他对洋教也无好感。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初夏，在义和团的推动和影响下，李祖年也开始了自己的反洋教活动。六月初九日，他亲自率差役多名，赶赴城东洪家楼教堂，勒令中国籍教士，教徒出教，并指出：“出教、不出教，均须跪答”。因教士教徒均答“不出教”，便立遭李祖年严厉痛斥。负掌教全权的中国籍司铎商某，闻李祖年有“天主教不善，惹出这多大祸”之言，意欲辩解，更激怒了李祖年，李祖年下令将其拘拿进城，差役们上前揪住其发辫，就欲“扭送衙门”，以其他教士代为求情，始得释放。李祖年借势下令教士、教徒“各回本家，或投亲友家，不准逗留堂中”。于是，（教士、教徒）散去颇多，仁兹堂贞女有家者亦各归家，……幼女辈或随教友去，或投本庄外教家，惟数十人未去”。李祖年又下令将教堂院屋封锁，并在大门外贴上“天主堂产业充公”长条，始离去。午后，袁世凯为保护教会产业，竟派其防营中路炮队进驻修道院。据《拳祸记》称：当洪家楼教士、教徒及仁慈堂贞女散去途中，“所携衣物，均被匪人抢掠”，与此同时，“堂中所有钱物，失去不资。”事后，天主教即以此为借口，向官府大肆勒索。
  李祖年在处理了洪家楼教堂以后，又马上进城封禁高都司巷一带的天主堂总堂，“悬‘官书局’字样，将大门上铁十字架卸下，又欲拆堂顶上十字架，因无法上升，遂罢。”几天后，李祖年又雇工匠三百，意欲拆毁总堂大堂，一面又禀知山东巡抚袁世凯，结果遭到袁世凯的严厉训斥，只得暂且作罢。
  早在六月初之日（七月五日），李祖年往洪家楼教堂进行反教行动的同时，济南义和团也曾开赴高都司巷，包围了天主教总堂。正当义和团要焚毁教堂之际，李祖年即由城东赶回，对义和团好言劝慰，将总堂大门上“天主堂”匾额改为“官书局”，方使众人散去。可见，李祖年当时将天主教总堂充公等一系列反洋教举动，是在义和团的推动下付诸实施的。
  李祖年在义和团运动推动下所从事的一系列反洋教举动，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客观上对济南一带的义和团却仍是很大的鼓舞。因而继包围高都司巷天主教总堂事件之后，各处义和团又在进一步酝酿更大规模的斗争。鉴于洪家楼教堂己成为济南天主教势力的中心，内有不少教士、教徒不肯离去，故济南义和团决定围攻洪家楼教堂，以便摧毁天主教在济南的残余势力。六月初十日（七月六日），济南义和团便集众五百余人，手执大刀、长矛等武器，围攻洪家楼教堂。因教堂内有袁世凯的重兵把守，且教堂外有产业充公之告示，义和团遂又转至教堂附近茔地，铲平教士坟墓，砸毁墓前石碑，并将茔地数百棵松树“砍伐殆尽”，临走时，又将树林旁的教会房屋亦付之一炬，于是，济南义和团声威大震。
  此后，济南义和团又分头行动，把矛头又指向各处为非作歹的教徒，抢了他们的部分财物，以示薄惩。
  袁世凯闻悉义和团在洪家楼一带开展反洋教斗争的消息后，立饬李祖年加以镇压。李祖年无法，只得暂且“饬拿数人到署看管”。而济南天主教势力经此一击，元气大伤。负掌教全权的商司铎，被迫自行将仁慈堂之女孩陆续疏散，送往平阴县胡家庄教堂。但“尚有多名无处可往，坚言‘宁死不出仁慈堂”，虽经官兵再三逼出，也未能达到目的。商司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将仁慈堂墙中“另开一门，以送柴米”。
  在义和团攻打洪家楼教堂事件的影响下，署理历城县知县李祖年又曾策划一起反洋教行动，雇三百工匠欲拆天主教总堂大堂，以遭袁世凯干预而罢（事见前）与此同时，一些流氓无赖，无业游民也闻声而动，意欲乘机劫掠教会财物。如历城县署某青年，即曾率众数人，“腰藏铁尺”，欲“强入仁慈堂”抢劫，官兵阻之不听，逐将其逮捕，送往营官雷震春处发落。雷震春“喝令鞭答，并命斩首”，这些人“始求绕命，卒以取保释出”。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致在八国联军进攻下连吃败仗，天津、北京相继失陷。西大后在逃往西安途中，一面派李鸿章等人向八国联军乞和，一面又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于是，袁世凯遂出动所部各路清军，对济南及各地义和团运动施以残酷镇压。济南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了失败。
  济南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袁世凯便写信给正在青岛、烟台“避难”的济南等地传教士，向他们赔礼谢罪，并献媚地相邀说：“现在一切都平定了，尊敬的先生们，如望回到内地，敬请先为通知，我一定命令军队到处谨慎保送护卫！”在他的盛情邀请，保卫护送下，原在济南传教的各派教士“陆续归来”，并争先恐后地向官府敲诈勒索。
  还在传教士返济之先，袁世凯就曾多次札令李祖年保护好教会产业，保障即将归来的传教士的人身安全。李祖年意识到传教士回来后一定会进行反攻倒算的。为使无辜百姓少受连累，他便违心地为洪家楼教堂“捐廉（先后达三千五百余千文）栽新树，修碑碣，重修墓旁房屋”；另外，又“（将）省堂大门之十字架，重置原处，饰以金，光辉夺目，（欲）借以消教士之气”。十、十一月（十一、十二月）间，天主教总司铎陶万里回到济南，“袁中丞（世凯）与洋务局（总办唐绍仪）先后送席”。李祖年也被迫随后应酬”，除送席外，又送佛手等果，并以洪家楼（教堂）失于防范至受亏累等情来堂赔罪”。陶万里乘机进行讹诈，声称：“省堂及洪家楼（教堂）所失财物，多至万余两，……”要求赔偿。李祖年只好“托洋务局员余则达、前平原县（知县）杨德成再三调处”。结果，除赔补教堂财物损失一万六千串、坟地周围以一千六百串修建圩墙外，“并备席一桌补商司铎所受之辱”。席间，由余则达代为“赔礼”，并表示要将“毁坏碑碣之人，分别严惩”。
  至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夏初，洪家楼教堂“诸工告竣，另立一碑，以志其事”。其碑文内容如下：
  “此茔地向无圩墙，自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年）夏间，拳民群起灭洋，附迎奸徒乘机损坏石碑、树株。迨各国联军将拳匪剿办，官长以失于防范自引为咎，除捐廉重修外，四周建圩墙，以为久远稳固之计，遂觉焕然改观焉。是为记。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五月上浣立。”
  但是，事件至此，尚远远没有结束。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一九〇一年五月）马天恩自青岛回到济南，又借口教民被抢，于六月（七月）间由驻华法国公使鲍渥（PAULBEAU）（向清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并由马天恩亲自与山东洋务局总办唐绍仪具体商办。七月（八月）间，马天恩病故，改由署理主教陶万里与唐绍仪继续商办。陶万里声称：历城等州县在教民人，“几至无一不受拳匪之害，当时和议未定，惟恐滋生事端，有碍地方太平，未敢令其向地方声诉，索求恤款，当将教堂所存银两，随时拔垫赈抚”。护理山东巡抚胡廷午为防与英美教会牵涉含混，遂礼饬济南府知府徐世光等分别查明办理，经徐世光查知：“历城县李祖年任内，捐廉修理法国洋楼用京钱一千九百五十千文；修理洋坟围墙用京钱一千六百千文，两共京钱三千五百五十千文。又交赔款济平银六千二百两”。当时对济南总堂所辖教民被扰被抢的抚恤款项，陶万里一张口就是百余万两，经唐绍仪再三力争，双方终以十七万余两作结，稍后，在陶万里主持下，这些银子陆续发放教区各县，其中济南府历城县一带教徒抚恤共动支白银四百五十八两。也就是说，天主教又通过所谓教民损失，又额外讹取了四百五十余两银子。教会之节外生枝，贪得无厌，由此可见一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