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烈士尹天佑又名尹伊。一九一三年生于历城东部武家庄。较富裕的家境使他有条件求学。十六岁在董家高小毕业，后到济南考入育英中学，在那里接受了党组织的教育，思想进步很快，“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同进步的师生一道，活跃在济南北关一带的街头巷尾搞革命宣传活动。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蒋介石消极抵抗政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一九三一年末因参予在学校中组织罢课活动被校方开除。
失学并未能动摇尹天佑对共产党的信仰并未能削弱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也并没有能阻止他对真理的追求，他准备去南方寻求革命真理，他对别人讲去杭州，做什么事至今无人知晓。
行前，好心的亲朋好友，受他父亲的委托劝阻他，苦口婆心的轮番说教，都未能改变他的初衷。他告别了老人，丢下妻子，放弃了富足的生活，义无反顾的乘上了南下的列车。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一九三五年秋天，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尹天佑回到了家乡。消息飞快传开，村上的人都来问长问短，他只说这二年是到杭州求学去了。
尹天佑自从“南方上学”回来后，经常向穷苦爷们讲形势；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日本鬼子；还教大家唱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革命歌曲。大家越来越敬重他。
有一年的秋天，地里的庄稼熟了，收割时不少人跟在尹天佑的大车后面拾庄稼，总觉得他家地里的庄稼特别多，后来有一伙人干脆将半截地里的豆棵拿光了，尹天佑却不让家里的人声张，他说：“没光了就算了，反正我们收了是吃，别人拿去也是吃。”就这样尹天佑言传身教以各种方式关心着群众。
尹天佑同志为了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他绞尽脑汁，多方努力，在他家西院办起私塾书房，收学生三十余人，由地下党员刘博泉同志任“先生”，白天讲《四书》、《五经》晚上召集青年学习党的基本知识，随时过往的地下党员多在尹天佑家食宿，参加培训的同志也多在尹天佑家就餐。就这样，尹家粮食吃光了，积蓄也花净了，尹天佑毅然将家中的牛和骡子卖了，后来又卖掉十几亩地，这些都做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可他自己的女儿却未能在刘先生的书房里就读。后来尹天佑曾计划做为革命火种派吕荣升同志去济南摆小摊，送女儿绪勤去纱厂作工，但由于形势变化这些均未实现。
武家庄北靠胶济铁路，离郭店车站很近，那里有日寇的据点，在这一带搞武装危险性很大。靠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靠群众觉悟高、关系好，靠贤内助赵秀堂的生死与共，尹天佑大智大勇，神出鬼没地打鬼子除汉奸。
尹天佑的家不仅是济王工委机关培训党员的场所，也是秘密联络点。那时经常到尹家去的除刘博泉同志外还有何曙光等。另外尹家西院子里还住有伤员，并藏有大量的宣传品和部分弹药。每当有地下人员来时，赵秀堂同志总是手拿一个针线簸箩，坐在大门外三叉路口大槐树下佯作做活，由于尹天佑夫妇掩护。许多同志避免了危险和无谓的牺牲。
一九四一年春的一天下午，高二庄的李某背着粪筐匆匆来到尹家向尹夫人说：“老赵，不好了！敌人在西顿邱南头抓走了天佑，五花大绑着用牛车拉着送往龙山车站了，可能接着送县局子。我去找吕荣升，你去找段村长，再找几个有名气的老人赶快去龙山……”。当段村长等五人赶到龙山车站时，敌人果然已将尹天佑押往王舍人庄的县警察局了。
敌人百般折磨尹天佑同志，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买卖人，敌人用狼狗咬他，衣服撕成碎片，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浇头。待他稍微清醒再逼问，尹天佑同志守口如瓶，没吐半点真情。这时党组织设法积极营救他、段村长、王福升、温子厚等跑到警察局坚持说尹天佑是无辜良民，并愿以生命财产担保，敌人见无懈可击，答应第二天放人。
翌日，人们拿着衣服去接尹天佑同志，但见他遍体鳞伤，身上衣服与肉粘在一起，有的伤口还往外洇血，其惨景目不忍睹。可是尹天佑同志却泰然自若，那时缺医少药，只好用盐水沾着将破衣服揭下来，见到皮开肉绽的伤势，使妻子和女儿泣不成声了，尹天佑同志硬是咬着牙说不疼，还劝家人不要难过，他头上却冒出大滴的汗水。他没有躺在床上休息，惦记着被捕前因敌人四面包围，他与吕荣升同志埋在地里的枪。第二天晚上叫上吕荣升去白菜地找枪，因地里白菜已收，费了好大劲才找回来。
一九四二年盛夏的一天，苏勋卿、孙志超等五位同志要过胶济铁路。当时铁路两旁挖有很深的壕沟，要过去必须过敌人的据点，敌人哨卡盘查较严，为避免危险，尹天佑夫妇物色了草帽，大小锄头等每人配了农具，换上农装，天佑同志当领工的，其余均视为短工，这样安全地到达铁路北的集结地。
为了行动方便，尹天佑同志与段村长协商办了七个良民证，证上的名子都是村上已死了的人。那时经常到武家一带活动的有：苏勋卿、陈达、李加福、孙志超、郭正元、高若星、赵立达等。他们多是书生打扮，只有孙志超同志每次都是肩背褡子（里面装些笔、书、墨、本子等）手拿拐杖，象个十足的书倌（卖文具的）。
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人员很好发展，可是要搞枪支谈何容易。尹天佑多方集资，托人在济南买了两支旧匣枪，将枪装在面粉里用自行车带到武家庄，又派人冒险参加杂牌军江守山部，然后伺机携枪开小差。就这样很快搞了七八只枪，尹天佑经过长期观察考验发展了七八个热血青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他们是段俊生、段友三、王福亮、武守才、王振甲、王振乾、王福中和温子厚的儿子，他们在尹天佑带领下扒铁路，除汉奸，一时搞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这只队伍发展到六七十人。尹家过去因人少地多雇用的伙计后来在尹天佑的开导下亦参加了抗日队伍。
尹天佑很注意搞统一战线工作，西顿邱有个叫王希文的人，他原来曾是我们的区长，后因家中老小扯后腿不干了，再后来又参加了王启祯的杂牌军，尹天佑经常找这个王希文了解敌情，要他支援子弹等，那时在尹天佑同志帮助下王希文确实做了些对革命有利的工作。泰山区地委派来历城工作的何曙光被敌人逮捕了，他出卖了同志叛变了革命，接受敌人派遣到武家一带活动，那时尹天佑同志已接到泰山区地委的通知，知道何已叛变准备迅速转移。转移前赵秀堂同志故意大声说：“这个家不要了，乡亲们看谁缺什么就拿什么吧！”这时只见尹家乱七八糟不象样子。赵秀堂收拾好小包袱，抱着儿子。领着二女儿待要离开时，只见不速之客何曙光来了，只见他身穿新衣服，脖子上扎一白色的新羊肚子手巾，当他看到尹家的情况时装出吃惊的样子问：这是怎么了？赵秀堂同志见不便走开，就故作镇静地与他进行寒喧。先是夸何身着新衣变俊了，后又转话题自叹倒霉。她说：我们庄东头江守山的兄弟江春泉被人打死了，江守山向岳伯芬告状硬说是俺家尹天佑干的，这不也把老尹吓跑了。临走时说待找到地方再捎信来叫俺娘们几个都去。何曙光本来是打探消息的，听到赵秀堂这么一说知道计划落空了，却故作镇静，晚饭后赵秀堂仍将何带到吕荣升家住宿，然后和戴秀英找其他几个同志商量除掉何，哪知这家伙却趁夜里溜回济南报信去了，就这样尹天佑一家只好真的转移了，临行前把大门用土坯垒上了。可是由于走的仓促，竟然将手枪的子弹忘在家中水缸围子中，尹天佑同志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叫上女儿绪芹，赶回家中，由绪芹从邻居家爬上栏棚顺树而下将子弹取走了。
有一次赵秀堂同志抱着儿子回武家村找尹天佑报告情况，不巧正碰上尹天佑等几位同志与江守山杂牌军进行巷战，天佑同志示意赵秀堂暂到中堂大叔家避一下，我们的同志因寡不敌众就转移了。江守山吼着要杀尹天佑家的人，当走到中堂大叔跟前时厉声问到这是谁家的孩子？大婶说是自己的外甥。这样赵秀堂母子才得幸免于难。但是隔了几天，他的二女儿绪俭因生了黑疹子（肺炎）不敢外出就医，耽误了病而离开了人间。
尹天佑同志曾被组织上派往敌人营垒中搞灰色武器，他足智多谋，作战勇敢，激起了敌人对他的仇恨，敌区长李少毅煞费苦心打听尹的家居下落，曾逼问尹天佑的三表妹，但并未如愿。敌人派出不少便衣特务，也都未能找到尹天佑的家属，此时组织上已派人将他们转移到章邱县去了。此间尹天佑只是利用开会的空隙时间和王裕民同志去看过他们一次。
敌人没有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狡诈的李少毅装作有诚意的样子。使人告诉尹天佑要和谈，尹天佑统战心切，不知其中有诈，便欣然答应如期赴会。那是一九四四年古历正月初九，尹天佑未做任何防范的赴约，在韩仓村北的侯家庄被敌人杀害了，年仅三十一岁。他没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没能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前，他只带着对事业未竟的负疚之心去了，但他却把名子留在青史上，把英雄的业绩留给了后人。
尹天佑牺牲后，敌人并没有放弃斩草除根的念头，流海乡乡长王维邦，通过武家庄的尹树德找到赵秀堂的母子，想利用家族观念打动他：说什么如果能原班人马带回家，可给她个官当。赵秀堂义正严词戳穿了敌人的阴谋，并告诫他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一席话使尹树德感到无地自容，灰溜溜地走了。
赵秀堂同志毅然将未成年的女儿送往革命队伍，她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把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赵秀堂同志病逝。
失学并未能动摇尹天佑对共产党的信仰并未能削弱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也并没有能阻止他对真理的追求，他准备去南方寻求革命真理，他对别人讲去杭州，做什么事至今无人知晓。
行前，好心的亲朋好友，受他父亲的委托劝阻他，苦口婆心的轮番说教，都未能改变他的初衷。他告别了老人，丢下妻子，放弃了富足的生活，义无反顾的乘上了南下的列车。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一九三五年秋天，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尹天佑回到了家乡。消息飞快传开，村上的人都来问长问短，他只说这二年是到杭州求学去了。
尹天佑自从“南方上学”回来后，经常向穷苦爷们讲形势；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日本鬼子；还教大家唱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革命歌曲。大家越来越敬重他。
有一年的秋天，地里的庄稼熟了，收割时不少人跟在尹天佑的大车后面拾庄稼，总觉得他家地里的庄稼特别多，后来有一伙人干脆将半截地里的豆棵拿光了，尹天佑却不让家里的人声张，他说：“没光了就算了，反正我们收了是吃，别人拿去也是吃。”就这样尹天佑言传身教以各种方式关心着群众。
尹天佑同志为了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他绞尽脑汁，多方努力，在他家西院办起私塾书房，收学生三十余人，由地下党员刘博泉同志任“先生”，白天讲《四书》、《五经》晚上召集青年学习党的基本知识，随时过往的地下党员多在尹天佑家食宿，参加培训的同志也多在尹天佑家就餐。就这样，尹家粮食吃光了，积蓄也花净了，尹天佑毅然将家中的牛和骡子卖了，后来又卖掉十几亩地，这些都做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可他自己的女儿却未能在刘先生的书房里就读。后来尹天佑曾计划做为革命火种派吕荣升同志去济南摆小摊，送女儿绪勤去纱厂作工，但由于形势变化这些均未实现。
武家庄北靠胶济铁路，离郭店车站很近，那里有日寇的据点，在这一带搞武装危险性很大。靠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靠群众觉悟高、关系好，靠贤内助赵秀堂的生死与共，尹天佑大智大勇，神出鬼没地打鬼子除汉奸。
尹天佑的家不仅是济王工委机关培训党员的场所，也是秘密联络点。那时经常到尹家去的除刘博泉同志外还有何曙光等。另外尹家西院子里还住有伤员，并藏有大量的宣传品和部分弹药。每当有地下人员来时，赵秀堂同志总是手拿一个针线簸箩，坐在大门外三叉路口大槐树下佯作做活，由于尹天佑夫妇掩护。许多同志避免了危险和无谓的牺牲。
一九四一年春的一天下午，高二庄的李某背着粪筐匆匆来到尹家向尹夫人说：“老赵，不好了！敌人在西顿邱南头抓走了天佑，五花大绑着用牛车拉着送往龙山车站了，可能接着送县局子。我去找吕荣升，你去找段村长，再找几个有名气的老人赶快去龙山……”。当段村长等五人赶到龙山车站时，敌人果然已将尹天佑押往王舍人庄的县警察局了。
敌人百般折磨尹天佑同志，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买卖人，敌人用狼狗咬他，衣服撕成碎片，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浇头。待他稍微清醒再逼问，尹天佑同志守口如瓶，没吐半点真情。这时党组织设法积极营救他、段村长、王福升、温子厚等跑到警察局坚持说尹天佑是无辜良民，并愿以生命财产担保，敌人见无懈可击，答应第二天放人。
翌日，人们拿着衣服去接尹天佑同志，但见他遍体鳞伤，身上衣服与肉粘在一起，有的伤口还往外洇血，其惨景目不忍睹。可是尹天佑同志却泰然自若，那时缺医少药，只好用盐水沾着将破衣服揭下来，见到皮开肉绽的伤势，使妻子和女儿泣不成声了，尹天佑同志硬是咬着牙说不疼，还劝家人不要难过，他头上却冒出大滴的汗水。他没有躺在床上休息，惦记着被捕前因敌人四面包围，他与吕荣升同志埋在地里的枪。第二天晚上叫上吕荣升去白菜地找枪，因地里白菜已收，费了好大劲才找回来。
一九四二年盛夏的一天，苏勋卿、孙志超等五位同志要过胶济铁路。当时铁路两旁挖有很深的壕沟，要过去必须过敌人的据点，敌人哨卡盘查较严，为避免危险，尹天佑夫妇物色了草帽，大小锄头等每人配了农具，换上农装，天佑同志当领工的，其余均视为短工，这样安全地到达铁路北的集结地。
为了行动方便，尹天佑同志与段村长协商办了七个良民证，证上的名子都是村上已死了的人。那时经常到武家一带活动的有：苏勋卿、陈达、李加福、孙志超、郭正元、高若星、赵立达等。他们多是书生打扮，只有孙志超同志每次都是肩背褡子（里面装些笔、书、墨、本子等）手拿拐杖，象个十足的书倌（卖文具的）。
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人员很好发展，可是要搞枪支谈何容易。尹天佑多方集资，托人在济南买了两支旧匣枪，将枪装在面粉里用自行车带到武家庄，又派人冒险参加杂牌军江守山部，然后伺机携枪开小差。就这样很快搞了七八只枪，尹天佑经过长期观察考验发展了七八个热血青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他们是段俊生、段友三、王福亮、武守才、王振甲、王振乾、王福中和温子厚的儿子，他们在尹天佑带领下扒铁路，除汉奸，一时搞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这只队伍发展到六七十人。尹家过去因人少地多雇用的伙计后来在尹天佑的开导下亦参加了抗日队伍。
尹天佑很注意搞统一战线工作，西顿邱有个叫王希文的人，他原来曾是我们的区长，后因家中老小扯后腿不干了，再后来又参加了王启祯的杂牌军，尹天佑经常找这个王希文了解敌情，要他支援子弹等，那时在尹天佑同志帮助下王希文确实做了些对革命有利的工作。泰山区地委派来历城工作的何曙光被敌人逮捕了，他出卖了同志叛变了革命，接受敌人派遣到武家一带活动，那时尹天佑同志已接到泰山区地委的通知，知道何已叛变准备迅速转移。转移前赵秀堂同志故意大声说：“这个家不要了，乡亲们看谁缺什么就拿什么吧！”这时只见尹家乱七八糟不象样子。赵秀堂收拾好小包袱，抱着儿子。领着二女儿待要离开时，只见不速之客何曙光来了，只见他身穿新衣服，脖子上扎一白色的新羊肚子手巾，当他看到尹家的情况时装出吃惊的样子问：这是怎么了？赵秀堂同志见不便走开，就故作镇静地与他进行寒喧。先是夸何身着新衣变俊了，后又转话题自叹倒霉。她说：我们庄东头江守山的兄弟江春泉被人打死了，江守山向岳伯芬告状硬说是俺家尹天佑干的，这不也把老尹吓跑了。临走时说待找到地方再捎信来叫俺娘们几个都去。何曙光本来是打探消息的，听到赵秀堂这么一说知道计划落空了，却故作镇静，晚饭后赵秀堂仍将何带到吕荣升家住宿，然后和戴秀英找其他几个同志商量除掉何，哪知这家伙却趁夜里溜回济南报信去了，就这样尹天佑一家只好真的转移了，临行前把大门用土坯垒上了。可是由于走的仓促，竟然将手枪的子弹忘在家中水缸围子中，尹天佑同志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叫上女儿绪芹，赶回家中，由绪芹从邻居家爬上栏棚顺树而下将子弹取走了。
有一次赵秀堂同志抱着儿子回武家村找尹天佑报告情况，不巧正碰上尹天佑等几位同志与江守山杂牌军进行巷战，天佑同志示意赵秀堂暂到中堂大叔家避一下，我们的同志因寡不敌众就转移了。江守山吼着要杀尹天佑家的人，当走到中堂大叔跟前时厉声问到这是谁家的孩子？大婶说是自己的外甥。这样赵秀堂母子才得幸免于难。但是隔了几天，他的二女儿绪俭因生了黑疹子（肺炎）不敢外出就医，耽误了病而离开了人间。
尹天佑同志曾被组织上派往敌人营垒中搞灰色武器，他足智多谋，作战勇敢，激起了敌人对他的仇恨，敌区长李少毅煞费苦心打听尹的家居下落，曾逼问尹天佑的三表妹，但并未如愿。敌人派出不少便衣特务，也都未能找到尹天佑的家属，此时组织上已派人将他们转移到章邱县去了。此间尹天佑只是利用开会的空隙时间和王裕民同志去看过他们一次。
敌人没有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狡诈的李少毅装作有诚意的样子。使人告诉尹天佑要和谈，尹天佑统战心切，不知其中有诈，便欣然答应如期赴会。那是一九四四年古历正月初九，尹天佑未做任何防范的赴约，在韩仓村北的侯家庄被敌人杀害了，年仅三十一岁。他没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没能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前，他只带着对事业未竟的负疚之心去了，但他却把名子留在青史上，把英雄的业绩留给了后人。
尹天佑牺牲后，敌人并没有放弃斩草除根的念头，流海乡乡长王维邦，通过武家庄的尹树德找到赵秀堂的母子，想利用家族观念打动他：说什么如果能原班人马带回家，可给她个官当。赵秀堂义正严词戳穿了敌人的阴谋，并告诫他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一席话使尹树德感到无地自容，灰溜溜地走了。
赵秀堂同志毅然将未成年的女儿送往革命队伍，她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把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赵秀堂同志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