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南城东，济王公路彩石段，历城赵山之阳，郁郁翠柏簇生在一古老的土冢上。土家之中安息着隋代名臣、被誉为天下第一能吏的房彦谦。墓南一百二十米处立一高大的石碑，碑的左右及上部均用青砖镶砌。碑高一丈一尺，宽五尺三寸，碑额刻着“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个三寸五分篆字。碑文竖写三十六行，每行七十八字，共约二千余字，书体为隶。碑的左侧署“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右侧署“太子左庶子安平男李百药撰、太子率更令渤海男欧阳询书”，最后写着“贞观五年三月二日树”。
  碑材为当地所产石灰石，俗称青石。虽经一千三百七十余载的风吹日晒，更经历了历代之兵燹，石碑依然完整地屹立在墓前。
  （一）
  从现存的一些拓本来看，此碑之碑文在清代以前即有不少残缺之字，为今天研究碑文造成不少困难，所幸大部分字体仍清晰可辨，不至影响人们对碑文大体内容的理解。
  碑文一是序，二是铭。序，约占80％的篇幅，可分四部分。第一，从《易经》的天道、人道出发，以“君子居则观其象，动则观其变”作为立论，以“贾生董相”作为例证，引出碑文要写的主人公：“怀庶几之道（指圣贤之道），详观出处之迹，可以追踪胜业、继踵清尘者（清尘，尊贵之意），其惟都督临淄定公焉。”第二，写了房彦谦的家世。从七世祖谌“随慕容氏南度，寓于齐土”，写到其高祖法寿、曾祖伯祖、祖父翼、父伯熊的官职、爵位及功勋。第三，从性情神采、治学态度、仕途经历、高风亮节及重要业绩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房彦谦的生平。第四，写了房彦谦死后在贞观初年所得到的殊荣，追思并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亦表达了哀悼之情。
  碑文的第二部分是铭。铭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常刻于石碑或其他器物上，或称颂其德，或申以鉴戒，此碑之铭应属于前者，用四言句式为房彦谦歌功颂德。特别是提到其任职期间“御众以宽，在刑惟恤”，虽生不逢时——“才高位下，有德无时”，却能“树德不己”……最后用“一刊圆石，万世飞声”点明了立碑的作用和目的。
  碑阴，隶书十五行，一百八十三个字，记载了房彦谦归葬时朝廷所给予的“恩荣褒赠”及归葬盛况。
  总的说，碑文一气呵成，或排比，或对仗，或引典喻理，或直抒胸臆，句式简洁，错落有致，近似骈体。文中虽有溢美之词、艰涩之句，仍堪称是一篇酣畅淋漓的古代散文。
  一通石碑，能集墓主人房彦谦、撰文者李百药、书丹者欧阳询这样三位名人于一体，它的文物价值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是弥足珍贵的。
  （二）
  房彦谦（547——615）宇孝冲，隋官员。唐太宗李世民相房玄龄乃其子。世为著姓。祖籍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北），从七世祖房谌始，几经迁涉，至彦谦时，已成齐州临淄人。彦谦早孤，天性聪颖，其兄彦雅，教之读书，后又受学于博士尹琳，七岁即诵数万言。遂通涉五经。博览诗书、手不释卷。善属文，工草隶，有词辩。十八岁时，北齐齐州刺史、广宁王孝珩辟其为该州主簿。步入仕途后的他、清简守法，使境内肃然，莫不敬畏。北齐亡后，北周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恨当朝倾覆，将谋匡辅，谁知朝廷腐败无能，遂归家闲居。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经刺史韦艺荐举，授承奉郎，迁监察御史。后曾为本州考使，赴京朝集，向掌管考科官吏尚书左仆射高颖指出地方诸州在考课中存在真伪混淆、是非不明、评判不公等弊端，建议派遣官员，详加探访，务求褒贬合理，以期达到标奖贤能、改善吏治之目的。高颖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赏。并上报朝廷。可惜隋文帝并没采纳。彦谦在秦州任职期满后，迁为长葛县令，在那里他居官勤勉廉正，甚有政绩，百姓称其为“慈父”。仁寿年间（601——604），文帝遣持节使者巡行州县，意在考察长吏行能，彦谦凭真才实学被定为“天下第一能吏”，因此超授鄀州司马。长葛吏民不愿他离开，有的相与哭泣，说：“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见隋书）后来长葛百姓思念他，便立了一块石碑，歌颂他的功德。彦谦赴任鄀州后，因这里久无刺史，州务皆由他处理，因处理得当，被称为“异政”。时被人誉为“一代文宗”的内史侍郎薛道衡，对彦谦非常尊敬，二人遂结为好友。后来二人诗文、书信往来不断，情感日笃。炀帝即位后，道衡转任番州刺史，路经彦谦任所时，连住数日，最后洒泪而别。有个叫张衡的，官至黄门侍郎，也与彦谦结为好友。当时隋炀帝正营建东都，穷侈极欲，民怨沸腾。汉王谅在并州起兵反炀帝，失败后受株连者甚众。彦谦见张衡虽当权朝中，但不能匡救，便上书给他，以北齐、南陈的灭亡为喻，用很多的篇幅，陈述了帝王更应近君子而远小人，恻隐为怀，体恤百姓；对汉王谅的谋反，当查清真伪，对胁从者，应从轻发落。但张衡得书后，只是叹息，不敢上奏、房彦谦见朝纲已败，遂辞官归里。
  彦谦在家仍过着简仆的生活。家中旧有的丰厚产业及所得俸禄，多用于救济亲友，剩余无几。其一言一行，都很少涉及自家私事。虽家资屡空，但怡然自得。一次他对其子玄龄说：“别人都因得禄而富贵，我独因为官而贫穷，我留给子孙的，只不过‘清白’二字罢了”。不久朝廷因置司隶官，盛选天下知名之士充任；彦谦素以公正著闻，众望所归，因此被征为司隶刺史。任职之后，精神重振，决心革除腐败，澄清吏治。凡是经他荐举之人，皆堪称表率。即使是被他弹劾过的人，也没什么怨言。其后随着朝政的腐败，朝臣们不再以江山社稷为重，给纷纷屈从于荒淫无耻的炀帝，而彦谦守直道，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因此受到当权者的嫉恨，被出泾阳令。不久患病不治而殁。享年六十有九。
  房彦谦死于隋，葬于唐，并在唐朝备享礼遇。贞观三年十二月，唐太宗下诏追赠“使持节都督徐、泗、仁、谯、沂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贞观四年十一月，又下诏追封为“临淄公”，食邑一千户，谥号定公。贞观五年三月，归葬房彦谦于齐州赵山之阳，即今济南市历城区西彩石村北。
  （三）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安平（今河北省）人。隋内侍令安平公德林之子。孩提时多病，祖母赵氏以“百药”名之。七岁即能撰文，时有父友齐州中书舍人陆乂、马元熙等常去李门造访、赴晏。晏席谈及读书，有人谈到近读徐陵著书，其中谈到“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琊之稻”。当时，席间无人知晓此事，百药站在一傍，见此窘况便上前谦恭地说：“《传》有‘鄅人借稻’一说，杜预注释：鄅为古国也，在琅琊（今临沂）北。”这样，百药便回答了“刘琅琊之稻”典故的出处。陆乂、马元熙等人惊叹不已。开皇（隋文帝年号）初年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遭小人忌妒而被免。开皇十九年赴仁寿宫令袭父爵。时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深爱其才，遂上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他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奏议文表多为百药所执笔。太子广出镇杨州曾诏百药同往，百药称病拒绝前往，广恨之并耿耿于怀。后广为炀帝，年号大业，为消前恨令百药出（离开京城）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境内）司马。大业五年授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充戍会稽，不久授建安郡丞。这时原上司沈法兴被起义军李子通所灭，子通以百药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不久另一支由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起义军，又一举打败了李子通，杜又授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时有人写匿名信诬百药谋反，杜将百药囚禁，百药写“省躬赋”以致其情，杜伏威也深知百药非反复无常之小人，何罪之有？这时杜伏威牢据江南，高祖有意招他，遂遣使者给百药捎去书信，令百药劝杜入朝，杜立即从之，接着他就安排辅公祏与李百药留守，他亲自去了京城，渡江时突然后悔，觉得不如用石灰酒毒死百药，遂置酒与百药共饮之，百药不知有诈，饮酒后少时腹痛若刀割，接着大泻，结果百药不仅没被毒死，连过去的陈病也除了根。伏威见百药不死，乃作书与辅公祏令杀百药，幸亏杜伏威的养子王雄诞从中保护才得以获免，公祏见计未成遂又授以百药吏部侍郎。时又有人写匿名信给高祖，说李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同辅公祏谋反，高祖大怒欲杀百药时，有人献上杜伏威令公祏杀百药书，高祖才没再深究此事，令发配泾州（今甘肃泾川北）。贞观改元太宗重其才名召拜中庶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史》。贞观二年除礼部侍郎。朝廷议将封建诸候，百药上封建论，深受太宗器重。百药据父旧稿，兼采他书，历时十年，成《齐书》五十卷（即后来的《北齐书》）。贞观四年任太子右庶子，翌年侍讲于弘教屏。
  年老致仕之后，李百药怡然自得，才思不减。有一次太宗令臣下写帝京篇，也让百药并作。百药稿成，太宗深为其作之精而赞叹，说：“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旧、老之意）而意之新乎？”贞观二十二年（648）卒，终年八十四岁。有文集卅卷存世。
  （四）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谭州（今湖南长沙）临湘（今长德武陵）人。祖頠隋大司空，父纥曾任广州刺史，后以谋反罪诛，询当时年幼意外获免。尚书令江总与纥有旧，遂将询收养，并教以书计，询面貌甚丑陋，但却聪悟过人，每读诗文数行并下、且过目成诵，众皆奇之。他博览经史尤精“三史”，隋时即为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时即甚爱之，后来高祖登基即迁询为给事中，贞观初，任太子率更令，封勃海男。他对做官并不甚感兴趣，但却酷爱书法之道，因此他在朝中为官，名声大大弗如书法名声。他的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模焉。时高丽（今韩国、朝鲜）常遣使求之。欧阳询初学书法以学习“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基础，吸收北朝碑帖之精蕴，融汇贯通而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欧体”或“率更体”。到了唐代，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高祖感叹地说，不意询之书法名声如此远播，人们见其字矫健，还认为其人亦一定高大魁梧呢。后代学者评论他的书法：“八体精妙，篆法尤精，飞白（指枯笔露白的一种特殊书法风格）冠古今，真行别成一家，草书跌荡流通”，因此被历代学者所推崇。
  欧阳询在书写房彦谦碑时七十四岁，其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其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便是在一年之后所写。现存的欧阳询书法碑刻，多为楷书，而房彦谦碑则具有隶书特征（见图），笔力刚劲，意态精密，于平正中见险绝，正如古人所指出的，此碑字体“极挑拔险峻之妙”。《山东通志》中的《艺文志》在评论此碑时说：此碑书体正是北朝由隶变楷，以楷写隶之余习。”此言是否精当，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房彦谦碑的书体，较多地体现了北朝碑帖的风格与神韵。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欧阳询书法艺术，特别是他的隶书笔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据元代于钦所撰《齐乘》记载，元朝盛行此碑，曾因榻碑之扰，引起村民不满。此碑在日本也享有盛誉，据《中国碑帖鉴赏与收藏》一书披露，199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赴日本东京举办“中国旧原拓本古书画文房四宝即卖会”，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房彦谦碑拓本，以九万日元的价格售出，合当时人民币4500元。多年来，常有日本友人来济南、至历城，寻找、观赏、研究房彦谦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