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杏坛老前辈党的好朋友——省政协委员孙东阁先生
  解放前后在历城任教的孙东阁先生（1880——1965.5）原名宝贤，山东省临清县张堤村（今属河北省临西县）人。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即留北京私立山东中学任教，后到山东任教育厅督学。1919年任聊城第三师范校长。至1930年又回济南任省教育厅督学。次年，任临清六县联立乡村师范校长。孙东阁先生在两处师范校长任内，思想开明、办学民主，大胆消除门户、派系之争，选贤任能，延聘了沙月波、王贵笙、金石兰等品端学优的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亲自任课，在教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仅重视学生文化知识的培养，还重视学生的思想和体魄，提倡学生亦文亦武，要有知识，会耕种、为人师表，还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护学生的爱国行动。在联师读书会能读到鲁迅、郭沫若及茅盾等进步文艺作品乃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学校演出队还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等抗日及反封建剧目。学校的消费合作社是地下党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在土地革命时期，支持、鼓励学生赴南方参加革命行动。“九一八”事变后，数次帮助学生摆脱敌人的搜查与追捕，有一批进步师生就是从这两处师范学校毕业后奔赴到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如金谷兰、黑若仙、李华光、李绍忠等为了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再如赵健民、夏子凡、鲁西良、姜凯风、张存恪、萧续武、李苦禅等同志，经过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有的成长为建国治国的栋梁之才，有的则成长为学识渊博，专业有所建树的专家、教授，有的则是深明大义、义无反顾的起义将领。满树桃李，争艳吐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孙东阁先生出走川、陕等地，仍坚持做教育工作，曾在川陕地区国立第六中学任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山东，执教于历城中学（在王舍人庄，现为济南十八中学）。据解放后在该校就读的同学回忆：当时孙东阁先生已近古稀，但迎来解放，精神颇佳，担任地理教学，授课开宗明义，语言简洁，加之先生步履曾遍及南北，见闻颇丰，讲课犹如高山流水，故同学皆愿听孙老师的课；孙老师衣着朴素、待人和气、谦虚谨慎，从不自得自诩、炫耀个人，亦无疾言厉色，涵养颇深，大有长者之风，深得师生的钦敬。孙东阁先生退休后居住济南市区。
  1954年，孙东阁先生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选为第一届省政协委员，并于1959、1963年连任第二届、第三届省政协委员及第二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58年被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员。1965年因病逝世。
  谢兆有
  主要参考书目：《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四十年》《聊城人物大辞典》《山东历史人物辞典》《山东省志·政权志》《临清文史资料》
  章历边区抗日民主小学校长——陈鹤声
  陈鹤声，1917年出生于济南市历城县西营村的一个善良人家。父亲陈文治一生忠厚，自幼勤劳，凭自己制作酱菜的手艺开设了“聚祥”杂货店。买卖公道，待人热情，街居有困难，他总是主动相助，很受乡亲们的好评。
  陈鹤声从小就受善良家庭的影响，聪明伶利，思想进步。他7岁上学，16岁就考入历城县立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深受爱国主义教育，接受共产主义进步思想。19岁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本村小学任教。1937年12月济南失守，侵华日军占领了省城。陈鹤声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他组织当时西营小学1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打着小旗，高呼着“打倒列强，赶出小日本”的口号，先后在西营、东、西岭角、红岭、坔窝、东峪等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8年农历二月日寇进住西营，在西营小学设立据点，西营小学被迫停课撤销。
  1942年春，在我抗日民主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他积极主张改革私塾教育，并主动和东峪、南坡、黑峪等各村私塾联络，将7处私塾撤并，重新创办了西营小学，由他任校长。由于当时西营被日军占领，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没忘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和当时的音乐老师李茂堂（现在邹平干休所离休，1944年调章历县文教局，后改名李言）共同研究，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国歌》歌词中“吾党所宗”的“党”字改为“民”字。每天早晨上课前，全校200多名师生列队，面向东方高唱：三民主义，吾民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风雨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胜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极大地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热情。
  1943年秋，章历边抗日民主政府在章历边区的白炭村建立了抗日民主小学。学校成立这天，陈鹤声同志亲自带领西营小学的大龄学生20余人，抬着风琴避开日伪哨所，晚上赶到了白炭村，参加了抗日民主小学成立大会。会上章丘县大队和西营小学的师生分别演出了自编的抗日文艺节目。陈老师和李寿山（已故）老师合演了自编的双簧《太师爷》，博得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掌声。
  1944年农历正月25日，陈鹤声同志接到我泰山军分区司令员林乎加的亲笔信，要求他晚上准时到达西岭角村姚发夏家（解放西营的指挥部）参加会议，研究部署攻打西营的任务。会上林司令员首先讲话：“今天请大家来，是决定今晚拔掉西营的日伪据点。方法有两种，一是武装攻打，二是智取。”由于当时的伪警察所所长宋杰三等人已被我军教育转化，因此最后决定由他内应智取日伪据点。零点我军从西面登梯进村，包围了据点，很快结束了战斗。陈鹤声同志负责登记收缴的武器，并帮助运送到县大队。解放西营后，陈鹤声同志被调到白炭抗日民主小学任校长。同年9月他和李达（市工委干部）等5名同志，被西营区推选为历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并于9月29日光荣出席了在西营召开的“庆祝历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
  1945年陈鹤声同志被调任泰安城关区文教助理员兼城关完小校长。1946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军南下，后到河南省中共伊阳区委，先后任副书记、书记。1951年调任洛阳地委城市研究组研究员。1952年任中共济洛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文革期间，下放到灵宝县化肥厂劳动。1979年落实政策任洛阳地区知青办主任。1980年1月4日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63岁。
  杨景树
  李文山农救会长——吕素贵
  胸怀鸿鹄志扎实做好人
  吕素贵，济南市历城区彩石乡小龙堂村人。为人正直、善良，热心助人，性格倔强，敢说敢做，关心乡邻，关心社会。有救人于水火的壮志和豪情。然而，在那个黑暗的动荡年代，他只能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去实践他的理想和愿望。
  那时，村里吃水紧张。仅有的三口井，每天都排着长队。他每次挨号打水，轮到自己时，总让后边老弱有急事的人先打，而自己常常一推延就好几个人。每当这时，他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如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并设想盖一个井屋子，让下雨天有急事的人能有法打水。他想到了，也做到了。
  小龙堂村中的南北大街，多年来，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大道，吕素贵的大门正对着大街。炎热的夏天，过往行人总能享受到吕素贵在大门口准备好的大碗的开水。村中“十”字路口向北近300米的路段十分难走，下雨天更是寸步难行。吕素贵便带领乡邻，整平路基，铺上石条，从此，这段路风雨畅通，人们走在路上感激在心里……
  从点滴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吕素贵崇高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这是他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
  铁肩担道义成立农救会
  小龙堂地处南部山区的边缘，从抗日战争以来就是敌占区与解放区的过渡地带。白天敌人来，晚上共产党的部队来。这种拉锯式的局面一直到了济南解放才告结束。
  1945年春天，在党的领导下，小龙堂成立了农救会，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自救斗争。众望所归，吕素贵自然担当起了农救会会长。自此，他的鸿鹄之志终于得以施展。他在村里迅速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秧歌队等群众组织，并亲自担任儿童团长。经常护送革命人士进出村庄。然而，以敌占区为主要局面的政治环境迫使农救会的活动不能公开。即使这样，在吕素贵的组织下，其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以致引起了敌人的惊觉。
  危难之处显身手舍生救乡邻
  1946年麦收季节，小龙堂传统的早市，显得红火了许多。一天清早，人们象往常一样早早的来到市上购物买菜。忽然，从家北的北石桥路上涌进了一支20多人的国民党军队。他们迅速包围了早市，机枪架在高处，虎视眈眈地对着惊慌失措的人们。接着，就有不少青壮年被绑了起来，吕素贵的二儿子吕仁明也在其中。骑马的头目用藤鞭指着群众说：谁是农救会长？谁家有八路？谁家有共产党？谁家有枪和手榴弹？谁说出来就放谁！群众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国民党头目恼羞成怒，开枪威胁群众，已经藏起来的吕素贵，听到枪声，怕群众受连累，不顾一切地赶到早市，分开人群，站了出来。从容不迫地说：“你们谁也别抓，谁也别治，我就是农救会长，就是我自己。”敌人一涌而上，把吕素贵绑了起来。国民党头目用藤鞭一边毒打吕素贵，一边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搞什么农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秧歌队？！”吕素贵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气急败坏的敌人，一鞭子抽在吕素贵脸上。吕素贵的脸上顿时横着一道血口，鲜血直流下来。一位老大娘心疼不过，不顾一切地上前为他包扎伤口，被敌人一脚踹倒在地。
  这时，吕素贵的二儿子吕仁明忍不住哭了起来。吕素贵大声说：“真不是你爹的儿！哭啥？就是死了，也是为革命，我们爷儿俩还在一个坟窝子里呢！”敌人问他：“你为啥干农救会？”吕素贵理直气壮地回答：“保长横征暴敛，贪污钱财，欺压百姓，我们组织起来，跟他算帐！”敌人见吕素贵大义凛然，镇定自若，必定有来头。便把他父子二人拴在马镫上带走了。临走时，儿子吕仁明哭着问他父亲：“我可呢？”吕素贵义无反顾地说：“哭啥？跟着我走就是，岳飞父子不是死在秦桧奸党手里吗？咱爷儿俩这不是一样吗？”
  吕素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在场的群众无不崇敬，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
  后来，吕素贵父子被敌人上交到国民党73军某团部。幸遇团长是一个进步人士，十分敬佩吕素贵的人格。让吕素贵找了保人，写了保状，便放了他父子二人。
  吕素贵这一英雄壮举，很快在解放区编成了小册子，广泛宣传和学习。
  英雄育虎子送儿上前线
  吕素贵父子被国民党释放后，他就带着儿子吕仁明毅然离家参加了革命。乡亲们一直把他们父子送到村南五里外的凤水岭，才依依惜别。
  吕素贵到了章丘区公所，便送二儿子吕仁明参了军。吕仁明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十分英勇，主动要求当侦察员，并在火力排任排长。他曾只身爬上敌人的坦克，用掀起盖子扔手榴弹的方式，一连炸掉敌人的两辆坦克车。在与敌人的肉搏战中，曾一连杀死十几个敌人。他多次立功，两次负伤，成了三等残废军人。吕素贵的英雄本色，又一次在儿子吕仁明身上闪光。
  驰骋公安战线鞠躬尽瘁一生
  吕素贵在公安战线一干就是十九年，直到退休。1946年，他在章丘区公所工作。1948年济南解放，他又调往济南公安处外线科，任科长。1963年，因身体欠佳，调回章丘县公安局，任政保股副股长。他从事的都是跟踪敌人，挖掘特务的刑侦工作。十几年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与敌人斗智斗勇。有一次，他卧底近一年时间，终于把特务揪出伏法，而周围的邻居，还蒙在鼓里，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由于工作机密，他的很多功绩都鲜为人知。
  长期繁重的工作，使吕素贵积劳成疾，得了肺癌。不得已于1965年3月提前一年退休。但59岁的他仍不能停歇：学生上学的路被雨水冲毁了，他就与三儿子吕仁刚从一里外的河道里抬来河沙，垫平修好。村南上山坡种地的大路要穿过河道，洪水一来，把河道冲成了宽宽的深沟。吕素贵就带着全家和邻居，运来石板，架起石桥……
  吕素贵退休五个月后，肺癌发作，不幸离开了人世。
  吕素贵革命的一生，在家乡父老的心中树起了永远的丰碑。
  吕素清吕仁刚李爱珍陈若贤口述
  李仕安整理
  革命功臣——张文举
  16年革命战争生涯，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尽管现在他的名字已不再像当年那样被人熟知，然而，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张文举。
  张文举，历城区柳埠镇葫芦套村人，今年79岁，1939年参军，1944年入党，1955年复员回家。先后参加过泰安、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大小战役百余次，曾被华中军区通令嘉奖一次、嘉奖令两次，被鲁中军区授予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四次，三次被评为战斗模范……
  参军，老人传奇人生的起点
  张文举生于1922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由于国家的不安定和家庭的贫困，他从八、九岁开始就给地主老财放牛，受尽了剥削压迫，饱尝了屈辱欺凌。直到1939年的春天，张文举刚好16周岁，在革命党人的指引下，他参军入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段壮丽人生。“那时候当兵，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打鬼子，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能做亡国奴啊！那时根本就没想到会过上今天的这种幸福生活。”老人讲的很动情，也很实在。入伍后，他先是分在鲁中军区十团，后来到了十一团，再后来又到了十二团。在十二团里，他经历了一次几乎是全团覆没的大突围，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那是1939年下半年，他所在的十二团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取得水北战役胜利后，各部队回防。也不知是因为胜利后思想麻痹呢，还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反正现在谁也讲不清了。一天晚上，他所在十二团突然被3000多名鬼子兵包围起来，全团战士全力突围，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战斗异常激烈、残酷，整个战斗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战场上血流成河，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了，全团五、六百号人到最后仅剩下11个人了。在那次突围到最后时，他与鬼子互拼刺刀，由于身单力薄，被敌人一刀刺中左肩部，鲜血直流，剧痛难忍，幸亏班长翟绪本（博山人）及时赶到，才将张文举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那一次，他大难不死，却从此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再次参军，放牛娃当了侦察员
  从参军入伍，到突围失利，前后不到一年，然而，这近一年的战斗经历却使革命的种子在张文举的心中深深扎根。在回到家乡的那一段日子里，他没有一日一夜不想着寻找大部队。苍天不负有心人，1940年初，他徒步跑到泰安城，二次参加了革命。当时部队里缺少侦察人员，考虑到张文举的那次特殊战斗经历，连队领导便安排他到鲁中军区侦察科学习侦察。一天下午，在博山南野外训练结束后，大伙原地休息。这时候，张文举远远的看到两个人朝这边走来。看那姿势和走走停停的样子，他凭直觉认为这两个人不地道。等她们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两名中年妇女，张文举冷不丁地叫住了她俩，并按照老师平时讲的仔细盘问，由于她们早有准备，对答如流，一点儿破绽也没露、一点可疑的东西也没发现。学员们都说他多心了。但张文举就是感觉两名中年妇女不对劲，便没有放松警惕，一直细心留意二人的一举一动。当两名中年妇女走出几步远时，细心的张文举终于看出了破绽：走路的样子怎么这样别扭，一定有问题，张文举心里暗自揣摩。“站住！”他再一次叫住了这两个人。又一次被叫住，两个人慌了神，神情和语言也不像刚才那样自然了。经仔细盘查，最后在她们身上搜出了两支手枪和一份重要情报，原来真是两个女特务。那一次让张文举名声大振。学习结束后，张文举回连队在侦察班干起了侦察员。1942年下半年侦察班班长调走，他任代理班长。1943年，日本鬼子在泰安南王庄修筑据点。接部队命令，张文举带领三名战士化妆成普通民工混了进去。名义上是为鬼子修筑工事，实际上是找机会消灭敌人，破坏修筑工事。装模作样地干了三、四天，他们对鬼子的人数、人员分布、活动规律及据点周边的环境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头一天晚上，他将有关情况向连队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一起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中午趁鬼子们聚在一块吃中午饭的时候，张文举冷不防掏出手枪，击毙了值班站岗的鬼子兵，紧接着向正在吃饭的鬼子连投两颗手榴弹，还没等鬼子们弄清楚是咋回事儿，就全部“报销”了。之后，民工们抄起家伙将眼看就要完工的碉堡，变成了一堆废墟。与此同时，根据张文举他们提供的情报，连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日本鬼子50多人，极大地鼓舞了整个连队的士气。
  两颗门牙的故事
  交谈中，张文举老人几次谈到自己“命大”，比起那些永远倒下去的战友来说，真是幸运啊！他除了在十二团突围时挨过鬼子一刀和扭伤腰以外，印象最深的一次负“重伤”，就是被手榴弹砸飞两颗门牙的事儿啦。那是淮海战役刚刚开始，已经担任特务连连长的张文举，带领他的特务连，作为第一梯队首攻郯城。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刚上城头，敌人的一颗手榴弹迎面飞来，正好砸在他的嘴上，当时他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5米多高的城墙上摔了下来，晕了过去（手榴弹就在手旁炸响，他愣是没事儿）。他满口是血，两颗门牙被砸飞了。醒来后，大家劝他不要再参加攻城了，好好休息一下，但他坚决不肯，再次爬上城墙，带领战士们攻城。最终，他率领全连战士率先攻开南城门，为整个战斗的胜利打下了基础，那一次，他被鲁中军区评为战斗模范。
  出身贫困的张文举，住了两个月的总统府
  南京总统府可谓豪华之极，出身贫困的张文举还在里面住了一段日子呢？并且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开始进行渡江战役，给国民党军队致命一击，直捣蒋介石的南京老巢。此时，张文举已担任鲁中军区35军（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将领吴化文带领部队起义后改编而成）的特务连连长。一天凌晨4点，张文举带领战士们从浦口渡江，命令传来，全连战士像入海的蛟龙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争先恐后勇猛渡江。等到了对岸，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已开始弃城而逃，大伙一气追了三四里。直到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立刻赶回总统府，等着收集俘虏，大家才一个个毫不情愿地停下来，果然，回到总统府还不到一个小时，负责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我方兄弟部队开始押着一队队的俘虏回来了。当时，没地方看押大批的俘虏，上级安排张文举的特务连在总统府里看押他们。于是，张文举就在总统府里住了下来。因为当兵的大多都是穷苦人出身，像总统府这样的豪华地方根本就没进过，结果出了不少笑话。一天晚上，有位战士值班巡查，他持枪走到一间大厅时，发现对面有一持枪人迎面而来，情急之中，战士赶忙射击。枪声惊动了张文举，他循声走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值班战士错将门镜中的自己当成了敌人，结果出了笑话。
  只身入虎穴，张文举没在战场上倒下，却险些在短暂的和平时期丢了“性命”
  1945年，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文举所在的部队先是到长清万德驻扎，为防止日本兵反扑卷土重来，他们连日破坏铁路几十里。随后，部队到泰安城北关岱家庵驻扎。当时，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和平，张文举差一点在这一时期牺牲。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泰安城里，为了解情况，上级安排张文举进城打探。他二话没说，只身入虎穴，不成想，在门岗上，他就被心怀鬼胎的国民党守军司令宁春仁部下抓住，关押起来。期间，张文举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查胁骨等酷刑，他都一一领教。然而，他始终咬紧牙关，一句有价值的话也没向敌人说，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被关押了三、四个月，直到后来国共两党及美国三方组成的执行小组到泰安出面调停，张文举才被解救出来。这一回，他再次大难不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欢呼雀跃。然而，此时还不到30岁的张文举由于长年征战，东奔西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1950年他得了严重的胃病，病魔折磨得他不成样子。重庆市内的大小医院他都住遍了，但病一直没治好。到了1955年，他的病情开始有所好转，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加上自己没文化，张文举决定离开部队回家，不给国家添麻烦。尽管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再三挽留，但倔犟的他就是铁了心，最终离开了培养他成长的连队，回到了阔别已久、生他养他的家乡——葫芦套村。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老人感慨万千：“比起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战友们，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徐化平
  英勇不屈的热血青年李腾雨
  李腾雨，字润田，历城区彩石乡北宅科村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耕读门庭，其父在济南一家商行当先生。李腾雨自幼天资聪颖，知礼好学，被父视为掌上明珠，在家乡读几年小学后，便跟随其父到济南上高级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27日，日军攻占济南，学校被迫停课，他的学习生活也随之而告终，返乡务农。
  “七七”事变后，城乡形势动荡不安，日军为了巩固地盘和扩大反动势力，不断派部队和汉奸打着“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幌子，到处安设据点，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发展汉奸队。每到一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搞得各村户户不宁，害得百姓苦不堪言，这位性情爽直、颇有革命气概的知识青年，目睹此情，长夜难眠，义愤填膺，时刻想寻找报国之路。就在日军向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之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40年4月，由山东军分区派来的武工队进驻虎门、宅科、塔窝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团结进步人士，发展革命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1941年由宅科地下党员邢攸良、孙光义介绍李腾雨到莱芜参加青年培训班学习，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回乡后配合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基础。
  当时，北宅科村办事人员王京友、张长福、陈若兹等勾结敌伪，鱼肉村民，狼狈为奸，贪污腐化。李腾雨凭一颗报国之心，慷慨直谏，有时面对面的开展斗争，王京友等便怀恨在心，伪造黑信，诬为八路军坐探等罪名，将其举报到山东省国民党保安十三旅三团团部。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李腾雨被捕，在审讯中敌人先施以种种毒刑，继之以洋狗撕裂，让他供出北宅科地下党员。面对敌人的狰狞面目，李腾雨赤心耿耿，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勇敢揭露恶徒罪恶及国特的惨无人道、陷害革命、误国殃民等罪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中，年仅24岁的李腾雨壮烈牺牲，全村民众闻者痛心，见者流泪。
  1944年4月由章丘县胡寅政委带领部队作保卫，民主政府区长张智房、区委书记杨东亮主持，在北宅科村召开了千人军民诉苦大会，将坏分子王京友、张长福、陈若兹押上台进行了面对面的讲理斗争，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事实，李腾雨的亲属在大会上诉了苦。王京友等坦白认罪，愿以万余元为李腾雨披麻戴孝、重新送葬，并为李腾雨树碑纪念，将纪念碑立在集市场一侧，让革命精神永垂千古。
  李腾雨叔伯弟李腾俊口述
  李裕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