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难以忘怀的几段革命经历
  我叫赵立达，今年已83岁高龄了，按我们中国的传统说法，我已步入了耄耋之年，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几段难忘的革命经历，心情就无比激动，往事在脑海中浮想连翩，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中学时代使我有幸
  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
  我1918年12月出生于历城区（原历城县）港沟镇大官庄村。我之所以能走上革命道路，是与中学时期接受革命进步思想有着很大关系。1936年，我就读于济南市里的华北中学，当时的校长于沛文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沛文同志后来是我国外交部第一任礼宾司司长），学校的教职工中也有一部分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在一些比较进步的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并向我们介绍苏维埃十月革命的情况，因此，我有幸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中学迁往山东诸城，我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冬，又去济南正谊中学读书，当时的班主任宁为民是地下党员，学校里也有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他们利用晚上时间，组织我们进步学生学习党的抗日政策，教育我们不要当亡国奴。那时我们村也有了党的地下组织，他们秘密地与我们休假的进步学生接触，向我们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在两处中学和家乡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我于1940年10月在大官庄村参加了党的组织，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家乡的革命斗争经历是我难以忘怀的岁月
  我从1941年夏至1946年春在历城开展革命斗争近五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我难以忘怀的岁月。1941年夏，组织上送我到革命根据地泰山地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一个多月后，组织上派我回家乡大官庄村以教员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主要是搜集日伪敌人的情报。泰山地委派何曙光与我进行单线联系，并向地委传送情报。1942年何曙光被敌人逮捕后叛党投敌，组织上为以防万一，派章丘县委书记吕子仪把我们章历边七个村地下党的9名主要负责同志接到泰山地委。当时记得有武家庄的尹天佑、吕荣升同志，南顿丘的李绍师同志，东顿丘的张伯炎同志，西顿丘的王健初同志，高二庄的高若星、高振卿同志（原名高延甲），东邢村的陈达同志，大官庄的我。我们九人中高振卿的学历最高，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过了一段时间，看看没发生什么事情，又把我们中间的七个人（当时都属章丘人）派到章丘一带组织武装打游击，留下了我和高振卿两人，高有文化，让他到《泰山时报》当了记者；把我留下后，组织上让我回历城西营一带开展工作，我去有个有利条件，因我家是地主，和西营龙湾一带一些有钱有地的人都有关系，当时的伪乡镇长我也认识。如：龙湾的伪乡长范而恕，积米峪的伪乡长李方荣，枣林的伪乡长崔登高等我都熟悉，这对我在那一带开辟工作很有利。1943年春天成立东梧区政府，当时成立大会是在西营红岭村召开的，到会的有伪乡长崔登高和李方荣，还有其他村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以及群众积极分子约80余人。县委书记吕子仪同志首先宣布东梧区政府成立，并宣布我为区长、赵文举同志为副区长，随后地委又派来了刘品三、李军、吕森林、何文、郭庆武等同志加强了区政府的领导。区政府刚成立时没有区委书记，后来，泰山地委考虑到历城南部山区工作的重要性，派来了具有丰富民运工作经验的泰安军区民运科长周明（是位老红军，后任历城县敌工部部长，并与尹天佑的女儿尹秀英结为夫妻）和陈图两同志，周明同志任区委书记兼管武装斗争；我任区长，分管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陈图同志为区委组织委员，负责与上级党组织联系。
  我从1943年春成立东梧区到1944年4月组织上调我到鲁中区党校学习，整整在东梧区工作了15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在历城革命斗争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我们东梧区政府在泰山地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党员群众，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日伪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与敌人进行了经济斗争，在解放区设立集市，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西营是日伪占领的大镇，是附近一带的经济中心。为了达到在经济上封锁敌人的目的，我们在西营东十几华里的解放区枣林村设了集市。设集市后，群众非常拥护，因为过去群众赶西营集，经常受日伪的欺压，每次赶集总是提心吊胆，在枣林设集市后，群众都感到赶集安全放心，所以，周围二、三十里以内的群众都愿赶枣林集，在集上买卖粮食、蔬菜、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杂货等，使枣林集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而使西营集市越来越冷落。我们在设集市的同时，在东梧区与敌占区的接界边缘处设岗卡，对到济南去卖粮食的一律卡住，不让他们到济南去卖粮，让日寇闹粮荒，在经济上达到了封锁敌人的目的。
  二、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日伪展开坚决的斗争。首先，我们团结利用了无极道会门（红枪会）的力量，粉碎了王其祯的猖狂进攻。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三旅三团是胶济铁路以南章历边境地区的土匪武装，团长王其祯勾结日寇反对抗日力量，并到处敲诈勒索，杀害革命群众，无恶不作。当我们的主力部队奉命外调时，他想趁我主力部队不在的情况下，进犯我解放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团结利用无极道会门的力量，来共同抗击伪三团的进攻。我们认为无极道虽然是地主阶级的武装，但是他们看不惯伪三团勾结日寇，到处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的行为，他们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矛盾，他们看到我们的队伍纪律严明，对群众、对社会各界的利益秋毫不犯，所以，他们愿意和我们来往，我们也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团结和利用那些抗击日伪的无极道会门人员。因此，我们区中队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无极道会门的力量先后成功地粉碎了伪三团王其祯三次攻打区政府所在地龙湾的阴谋。二是为了共同抗日，对日伪政权内部的代表人物，坚持党的统一战线，采取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政策。我们首先对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伪乡长和伪军队长，采取团结和利用的工作策略，利用一切机会经常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如：西梧乡的王道儒，东梧乡的亓晓平，龙湾乡的范而恕，我们经常采取开会和登门拜访的方式接触他们，并教育他们说：“你们都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事是迫于无奈，不干也不行，但要有中国人的良心，要支持我们抗日。”经过宣传和教育，他们都主动表示：一定不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不失去起码的民族气节，并拿出实际行动来，给我们送公粮送钱，支持我们抗日。日伪西营据点中有个叫宋杰三的伪军队长，我们通过经常写信的办法教育争取他，经过多次写信教育，他认识到当汉奸是一条死路，想为将来找条出路，于是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系，为我们开辟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不少方便，并为我们送来了很多重要情报。如：1943年夏收前，西营日伪据点的60多个日本鬼子和汉奸，要准备向我解放区进行扫荡，宋杰三就通过积米峪的伪乡长李方荣为我们送了信，让我们区政府赶快转移，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及时地隐蔽起来，使日本鬼子和汉奸扑了空。对于这些真心支持和帮助我们抗日的日伪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经常鼓励他们，表扬他们这种“白皮红心”的抗日爱国行动。我们对他们经常这样讲：你们做了好事，共产党、八路军是忘不了的，广大群众看的也很清楚，希望你们要坚定不移地这样做下去。对于那些汉奸顽固派，我们采取经常写信的方式警告他们，信的内容大体是：日本鬼子的日子不长啦，你们肯定要完蛋的，你们做的坏事，总有一天人民是要和你们清算的，希望你们要悬崖勒马，弃旧图新等等。这样做既打击了顽固分子，同时也鼓励了向我们靠拢的人。
  三、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了锄奸斗争。当时东梧区刚刚成立，革命根据地刚刚开辟，环境比较复杂，伪三团王其祯利用奸细，对我解放区进行刺探情报和对我内部伺机搞瓦解破坏活动。龙湾村一个安清道义会的头目叫范希圣，成天游手好闲，老百姓称之为“光棍”，是伪三团王其祯的内线，他经常拉拢我们区中队中的不坚定分子，刺探我区中队内部的情况，并暗地里向王其祯报告。王其祯在掌握了我区中队的情况后，派了两个奸细到我区中队假投诚，想乘机瓦解我区中队，并伺机把区中队拉去投靠王其祯。但很快被我打入王其祯内部的地下党识破，并及时把情况秘密报告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的胡寅同志。胡寅同志当机立断设计在大龙堂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逮捕了两名奸细，并当场枪毙了其中一个比较顽固的奸细。在这一事件中，因为范希圣起了很坏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把他抓了起来。大官庄村一个地痞流氓叫孙寿远，他经常借到龙湾来赶集卖盐之机，专门搜集我军事情报，向日寇和王其祯报告。我们经过反复调查证明他确实是奸细后，经过我和大官庄地下党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除掉这个奸细。我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当时打入王其祯内部的地下党员孟昭铨（公开身份为王其祯部独立连连长），孟昭铨就派部队在孙寿远赶集回家的必经路口，开枪把他打死，铲除了这个与人民为敌的日伪奸细。
  1944年4月西营敌人据点拔除后，组织上派我到济王（济南、王村）工委工作，在济王工委的领导下，主要是在胶济铁路上搞情报，我利用一个亲戚在铁路局检修科工作之便，经常和他来往，掌握了敌人在胶济线上的大量情报，特别是我搜集的敌人在胶济段上的整个检修计划，为我济王工委在胶济铁路线上同敌人开展斗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受到了济王工委领导的表扬。
  在东北和朝鲜的那段日子里
  日本鬼子投降后，中央为开展东北工作，决定从南京、上海、山东等地选派一部分干部到东北工作。1946年3月，我被分配到安东省政府建国学校（相当现在的党校）训练地方干部，由于东北过去长期属于敌占区，因此那里的党员不多，当时建国学校主要是从工人中选拔一部分积极分子，通过培训为党培养骨干，我那时任训练班班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对学员进行宣传我党坚持和平民主的建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平打内战的阴谋，使学员提高革命斗争的警惕性，安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高扬兼任校长，并经常到学校讲课，整个训练班共举办了两期，每期4个班，为党培养骨干100多人。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攻，我们于1946年10月23日撤出了安东。省委派我到桓仁县担任一区区委书记兼任四区区委书记，两个区中从山东带过去的干部就有20多名。由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带着两个区的干部在桓仁东部山区一带仍坚持斗争，后来由于环境恶化，1946年冬，我带着20多名干部到了朝鲜的出山县。当时，陈云、肖劲光等不少领导同志也去了朝鲜，苏联的部队也驻扎在朝鲜。我们在出山县休整期间，我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干部在纪律上要求很严，为了不给朝鲜老百姓增加负担，我们夜间冒着危险从鸭绿江上穿过薄厚不均的结冰面，到东北运粮食。为了解决做饭和取暖木柴紧缺问题，并冒着寒冷的天气爬到朝鲜的高山上砍柴，由于我们严格执行了纪律，受到了朝鲜当地老百姓的敬重。
  与苏联专家近三年的共事相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就是在洛阳铜加工厂与苏联专家近三年的共事相处。1956年春，冶金部调我到洛阳铜加工厂任党委副书记，分管基建和做苏联专家的工作。当时洛阳铜加工厂属中央冶金部的重点直属企业，厂内驻有八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他们是中央从苏联请来帮助我们搞建设的。因为厂内的大多数设备都是从苏联进来的，因此整个工厂的生产技术都由苏联专家负责。当时中央指示我们：专家的建议就是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服从。并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照顾好苏联专家。那时，我们确实把照顾和关心苏联专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在饮食起居上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由于大多数专家都带来了妻子和孩子，我们给他们安排了宽敞的住处；在当时国内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为他们购买充足的蛋奶肉等食品，使他们在生活上享受到优厚的待遇。针对两国的国情不同和民族文化所存在的差异等诸多因素，我们就经常利用各种方式和他们交流思想。由于他们当时对我国的大跃进持怀疑态度，曾一度工作消极，我们就靠上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他们能够及时的和我们沟通思想，愉快地和我们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交往，我们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友情，特别是专家组组长昂昂·诺维奇（译音）和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夫人维妮丝（译音）也是专家组成员之一。昂昂·诺维奇等专家看到我们非常尊重他们，并在工作和生活上诚心诚意地关心他们，因此，他们对厂里的生产建设和设备安装等工作认真负责，并手把手地把技术传授给技术员和工人们。可以说，在整个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期间，干部、职工和苏联专家合作是愉快的，这种团结合作的气氛也促进了全厂的生产建设。1958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们和他们还经常通过写信进行私人来往，互相问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也就渐渐的中断了。但是，回想起那段交往，如今还是记忆犹新的。
  以上回忆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几段经历，借建党8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过去走过的历程，更加激发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是党培养了我，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的一生永远属于党，永远属于人民。
  赵立达口述安德祯整理
  注：赵立达，1918年12月生于济南市历城区（原历城县）港沟镇大官庄村。1940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官庄地下党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历城县东梧区区长，离休前担任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回忆随军南下的历程
  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经过著名的三大战役，我军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为了夺取新的胜利，解放全中国，党中央要求华东局抽调15000名干部随军南下，以便随时接管新解放区。当时，泰山地委从历城、莱芜二县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第一大队六中队，随军南下，参加新解放区的接收和管理工作。现将当年南下的情况回忆如下：
  一
  我南下前在历城县独立营任通讯班班长。1949年2月6日下午，营首长找我谈话，动员我带一个武装班准备南下，我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这样我拿着党组织介绍信和战士名单到县委报到，由刘鲁军、段盛华同志找我谈话，交待任务，我们这个班随军南下，县委要求我做好全班同志的思想工作，要求每人表态、表决心，全班同志经过认真学习和讨论，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感到南下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任务十分艰巨而光荣。1949年2月25日，我们按时到莱芜寨里（泰山地委驻地）报到。由历城县南下人员配齐被接管县的县委、县府机关和四个区委，莱芜配六个区委。在地委接受了短期训练，认真学习党的文件。这时我把毛主席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山东《大众日报》社论等文件送发到各个班。文件中提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对同志们鼓舞极大。通过学习，同志们受到了教育，鼓舞了信心，开阔了眼界。学习结束后，泰山地委召开了欢送大会，蔺长安同志代表六中队全体同志在大会上表了决心，提出“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广大干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纷纷表示，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通过培训，大家认识到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为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我们每个同志身带印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日记本，从莱芜步行到泰安城集合，溶入了浩浩荡荡的南下干部大军的洪流。
  二
  1949年3月初，我们奉命从泰安城坐火车到达临城（今薛城）以北管路口村，六中队和其他地区的南下干部在临城进行大会合，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训与学习。主要内容为：
  （一）在华东局驻地先后听取了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南方各省的基本情况。强调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应注意的问题，鼓励同志们要发场老解放区的革命光荣传统，勇追穷寇，做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我们六中队全体同志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二）学习了党中央、华东局制定的有关文件：《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以及简要的军事常识、城市生活常识和江南自然特点、风俗人情等介绍。学习期间，同志们特别注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充分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最后胜利，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坚决响应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作风的号召。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全体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对坚定南下干部的信心，以及南下后开展好新解放区的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三
  1949年3月22日，离开临城坐火车经徐州、苏北新安镇、蚌埠、明光等地，在江北驻下待命。4月20日晚，我百万雄师遵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扬帆启航，万船齐发向长江南岸急驶。按上级命令，一大队划归35军指挥，随军支前工作。在35军打下浦口后，4月24日傍晚，我们乘坐木帆船从浦口强渡长江。当时我们过江的近百名干部中，没有一个人有手表，约抽二支香烟的时间到达南京下关。这天正好下大雨，我们的背包都淋湿了，人感疲劳走不动，当时南京城炮火连天，但同志们从不叫苦、叫累，从下关步行到南京医院。第二天到南京市励志社驻下，开始接管城市工作，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安定社会秩序。接管工作不到半个月时间，华东局命令一大队撤出南京城，当时撤出的主要原因是南京市原来由华东局接管，后来改为刘邓大军接管。六中队撤出南京到东北角唐王村又进行了整训，学习了《城市接管工作提纲》、《入城纪律十二条》等有关文件，重新学习《城市生活常识》，并请有关人员介绍了南方自然特点及风俗人情等。经过整训学习，看到了进城不足的地方，学习情绪很高，决心也很大，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做到进城“四不”：眼不花，心不动，手不痒，嘴不馋。对随军南下的任务更加明确，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与决心。
  四
  渡江之后，随着战争胜利的推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一大队六中队继续南进。从南京唐王村步行经镇江、常州、苏州等地，于1949年5月10日到达杭州拱辰桥待分配。浙江省委决定一大队随22军到二地委（宁波地区），到达宁波已是5月25日傍晚。我们六中队队部住在东亚旅馆，其他同志住江北岸的老轮船码头售票的地方，记得是一处叫90号的房子里。后来，地委决定去象山一个班，少数同志留地委，大部分同志随22军到舟山。大家知道舟山是海岛，有些同志担心晕船，海岛生活不习惯等，议论纷纷。通过学习和情况介绍，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决心服从组织分配，随时准备进驻定海。当时定海尚未解放，我们六中队的全体干部就暂时在宁波市军管会的领导下，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一批工厂和搞征粮支前工作。唐玉瑞、蔺长安到宁波正大火柴厂，亓同举、曹鸿声到宁波电话公司，王瑞卿、葛望春到宁波永跃电力公司，柳占魁、李会法到万信二厂，田子文、祝云成到宁波面粉厂，朱尔杨、赵成恩到万信一厂，房家书、王世昌到宁波恒丰印染织厂，张庆顺、亓永泰到和丰纱厂。后来地委通知派刘鲁军到余姚县委帮助工作，柳占魁、祝云成分别到余姚的周行、周朝二乡帮助征粮工作。
  为了积极准备解放舟山，地委通知英宜之、王裕民两位同志迅速把宁波、余姚的全体干部集合待命。六中队队部马上在宁波的东亚旅馆召开班长干部会议，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在会上口头宣布地委和省委决定，英宜之为定海县委书记，王裕民为定海县县长。7月10日在慈溪庄桥干部大会上，二地委组织部长马子城同志正式宣布了英、王两同志的职务。
  五
  1949年8月初，我们从庄桥进驻镇海县大矸头一带开展工作，定海县委、县府驻镇海的东岙村。为了早日解放舟山群岛，当时定海县委、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镇海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做好支前工作。分三个工作组抢修清水桥、大矸头、穿山一带的重要公路，保证军用物资运输的顺利进行。并在城关、小港、庄市一带进行支前工作，向群众借粮食、柴草保证军队的需要。
  县委根据宁波地委的意见，研究了定海县委、县府和区级政权机构的设置问题。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民运工作部、秘书室、团委、妇联、通讯班。县府设秘书室、民政科、文教科、工商科、财粮科、公安局。全县建立六个大区：分别为金榭区，区委书记亓同举，区长尹作起。城关区，区委书记唐玉瑞，区长陈守安。沈家门区，区委书记柳占魁，区长曹鸿声。岱山区，区委书记蔺长安，区长田文吉。六横区，区委书记朱尔扬，区长赵成恩。小沙区，区委书记张庆顺，区长董贞祥。1950年5月17日定海本岛解放，县委、县府随军进驻定海县城。
  在舟山解放五十周年之际，回忆起南下的历程，不由心潮澎湃，感奋至深。地方干部随军南下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历城、莱芜两县广大干部的积极响应。这些干部在新的解放区，克服了种种困难，坚强不屈，英勇奋斗，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上是对南下途中的情况回忆。如今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了，由于年代久远，因此，难免会有不足之处，请知情者补正。
  葛望春
  在舟山六横区剿匪镇反情况的回忆
  舟山刚解放时的六横区，管辖上庄乡、下庄乡、虾峙乡、桃花乡、登步乡，有18个岛峪有人居住。全区自西南向东北延伸100余里，呈半月牙形状。其中，六横岛面积92.9平方公里，是舟山群岛第三大岛，山势雄奇，港湾深良，人口密集，农产丰富。六横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敌情复杂，南邻土匪老巢穴南韭山及渔山、一江山等蒋军基地。当时，六横区是美蒋特务、海盗、土匪破坏活动的重点。在六横区猖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敌特海盗土匪有如下系统：
  一是老军统操纵的保密局和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系，江浙人民反共自卫直属纵队，以及宁台温沿海人民反共突击纵队所部徐继根（有名的黑老徐）支队、李福源支队及龙烈山支队。
  二是蒋经国系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3861部队），所辖郑达夫支队的五个大队，归CA美蒋情报局指挥。
  此外，还有宁奉象总队伊文英、象山县长章昌琛部及老浙保霍中柱的土匪也曾到六横岛活动。
  这些敌特海盗土匪衣着打扮与当地群众相同，腰部插着手枪。台州人很多，老百姓叫台州“绿壳”，向六横区许多（保）村岙派捐勒银元，强迫商旅、渔船做旗照（匪片通行证），肆意抢劫吊打群众，奸污妇女。有些曾向我区投降的土匪又叛变当土匪，有些乡保长、恶霸地主渔霸勾结敌特，打起“迎蒋反共”的黑旗。匪首潘礼从南韭山流窜到佛渡岛作跳板，指挥发展土匪300多人，拉起了5个匪游击大队，他们的破坏活动主要有：（1）搜集我军事、区乡干部情况以及村民兵、农会组织情况。（2）偷袭我党政军人员。（3）残杀我村基层干部、民兵，妄图搞垮我基层政权和民兵、农会组织，大搞反革命恐怖活动。（4）敌特采取打入我内部，又拉出去的反革命手法，企图搞里应外合搞垮我区、乡政府。（5）强迫商船、小航船、渔船做旗照（买匪片通行证）。（6）借区、乡政府征粮税款之机，土匪也搞摊派大米、勒索银元活动。
  1950年6月，定海县委书记英宜之（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指导员）、县长王裕民（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根据六横区土匪破坏活动猖獗的严重情况，与314团党委商量，县委和314团党委决定以部队为主实行双重领导，成立了剿匪领导小组，组长由314团政治处程××任组长，六横区区长赵成恩任副组长，统一指挥，相互配合，分工负责。剿匪工作方法与步骤：（1）摸清敌人组织、番号、人数分布等情况；（2）建立土匪向我投降、立功花名册，由部队保管；（3）对大股土匪，与陆、海军驻下庄大岙村观通站站长郭洪勋配合围剿；（4）互相通报敌情。同时，充实加强了六横区下属五个乡的干部力量。
  与部队配合在田岙老鹰咀围剿中，活捉了土匪大队长任小芳，并在下庄余姚房街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大快人心。大造舆论声势，解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顾虑。
  与部队配合，在上庄龙山活捉了浙江反共自卫军老匪陶芝山部队一大队长金克明，在上庄峧头街召开全区性的万人大会，在将军山执行枪决了金克明、陆金龙、马阿太、刘明和四匪首后，将布告张贴全区每个村岙，震动很大。这时，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气，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抬起头来，敢于骂“绿壳”了，敢于向我们报告匪情了。有了耳目，使土匪吓破了胆。
  我下庄乡指导员朱风友同志带领乡干部与部队配合，渡海进剿元山岛铜锣甩，8名敌特退入洞穴顽抗。此洞穴纵深30米，且暗道弯曲深险，火力无法射进。营长董占江急中生智，组织战士点燃大量柴草熏烧洞口，逼其敌特出洞投降，缴获枪8支，子弹300余发。
  我民兵与部队配合，在大沙头村活擒了蒋匪支队长徐继根。随后，我区武装班、下庄乡民兵等配合部队又擒获了蒋匪头目刘常华、杨彩生以及叛匪刘圣悦、李福仁等，并上报批准枪决。
  我派潘忠相带领武装班和峧头街1个班的民兵，渡海到元山马跳头村剿匪，夜间围剿俘匪4名，缴获手枪4支，子弹100发，当时《浙江日报》登报表扬了我剿匪成绩。
  1950年上半年，上级党组织为加强对匪特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浙江省委和七兵团领导（浙江省军区）谭震林、谭启龙提出：“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的剿匪方针。”全面实施“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1950年4月成立了定海县剿匪指挥部，王裕民任指挥，亓道学任副指挥（县公安局长），英宜之任政委。驻舟山22军向所属部队颁发了剿匪令，强调发动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展剿匪工作。这样，使军队、公安和人民群众（民兵）合力同心对敌坚决斗争。六横区委认为：铲除匪患是六横区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因此，党政军民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决心把土匪消灭光。王裕民同志对我们多次强调，要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敢于持枪顽抗的武装土匪和资匪的地霸、渔霸。教育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善于把剿匪和反霸斗争结合进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六横区通过处决一些首恶、匪盗、地霸、渔霸，使全区掀起了揭发检举敌特、海盗、土匪，以及通匪的地主恶霸、渔霸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镇反高潮。正在这时，浙江省军区王必成副司令传达谭震林同志指示：（1）对匪首惯匪首要分子坚决地镇压处以死刑；（2）凡3人以上为首的就是匪首，降匪反水持抢再叛就是惯匪；（3）登陆海盗一律杀掉；（4）确保“沿海三十里纯洁”，以巩固沿海边防。六横岛先后6次召开全区性万人大会枪决了75名惯匪恶霸，分别由定海县人民法庭和22军军事法庭判处并张贴布告，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迅速在全区掀起，结合土改、抗美援朝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在军事清剿取得胜利和镇压反革命掀起高潮的前提下，我们又大力开展政治攻势，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家喻户晓。使敌特土匪动摇分化瓦解，并利用矛盾达到打击少数，争取多数，各个击破之目的。同时，我们区乡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同志深入到土匪家中做家属工作，宣传形势和政令，让他（她）们叫子叫夫回头，政府宽大处理，化阻力为动力。全区结合反霸，为土改顺利进行，先搬石头，各乡同一夜行动，依法拘捕一批恶霸、反动党团宪警骨干、道会门头子，并通知一批特定对象到县公安局学习、管训，使敌特耳聋眼瞎，割断与南韭山土匪老巢的联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新局面。
  在土改镇反高潮中，六横区多次召开全区性万人大会，枪决了153名重犯。其中，敌特海盗土匪、通匪、窝匪的首要分子121名，占80％，恶霸地主、渔霸32名，占20％。瓦解土匪投降260多名。
  从1949年10月7日至1951年8月，经过仅两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使六横区敌特海盗土匪全部、彻底消灭干净。
  舟山六横区的匪患，是历代王朝都无法解决的一大忧患，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才使起伏几个世纪的六横区匪患终于灭绝了。
  赵成恩
  我与蒋纬国先生的一段交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新形势下，作为“九三”的一名成员，在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感召下，自当为祖国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兹将我与蒋纬国先生的一段交往记叙如下：
  1993年，我收到蒋纬国先生来信，信中说得悉我自溪口武岭学校毕业后攻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孜孜于传道，授业解惑，杏坛著绩，曷胜慰佩”，信中还谈到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离乡时便已立定心志，希望回大陆探亲，但因政治环境尚未成熟，暂时未能如愿，届时关于回乡事宜请我给予协助。接到来信，使我感慨万千，世事沧桑，中断了四十多年，现在终于恢复了通讯联系，多少年前的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
  我祖父林鲁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为宁波商会会长，独资开设“泰怡钱庄”，在当地工商界、金融界颇具影响，与距宁波数十里的奉化溪口蒋介石一家素有交往，可说是世交。
  蒋介石自发迹后，于1926年在溪口置地办学校，校内因有武山横亘，遂定名为武岭学校。1945年，家庭遂送我去那里上学。学校座落于武山两侧，风景优美，占地较广，无论教学设备，师资力量，在当时堪称一流。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蒋经国、蒋纬国任教育长，他们常来校召集全体同学训话。从此，我与蒋纬国相识。1949年，蒋介石携蒋经国、蒋纬国撤离大陆去台湾。
  蒋纬国先生去台湾后，曾任台湾装甲兵司令、联勤总司令、国安会秘书长等职，上将军衔，晚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总统府资政、中华战略研究会会长等职。他是坚决主张一个中国的，坚定地反对台独，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插足，企图重占台湾。他在1994年，出版“纪念中国甲午马关辱国条约一百周年”一书中指出：“有一批对政治上有野心的政客搞起台湾独立运动……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日本早已安了暗桩，在台播下种子，培植了一批恋日者（指李登辉之流），他们在五十年后爆发了，他们丧心病狂地展开了‘皇民化’和‘归顺化’，一意想把台湾重入日本之掌握和压榨”。蒋纬国先生对台独分子企图勾结日本引狼入室，为虎作伥表示深恶痛绝，指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九瓣菊花（其后经日本国会通过改为16瓣）为日本皇家的标志，而今台独设计的所谓台湾共和国的国旗，竟甘心自定以八瓣菊为其国徽标志，这更是亡国心理的证明”。由于蒋纬国先生的反台独思想，便遭到民进党的报复。1995年，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指责蒋在任联勤总司令期间建的别墅赠予儿子蒋孝刚违法，撤消了蒋对土地的拥有权，并于1996年初拆除该幢住宅，为此蒋孝刚向台湾监察院投诉，监察院认为台北市政府无法理依据拆除别墅，市政府应归还土地，从而使阴谋报复未能得逞。李登辉之流原系日本在台湾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官吏，甘心成为日本之皇民，丧心病狂地策划“两国论”，已成为台独势力的总后台。前不久，经日本政府批准，以去日本治病为幌子，企图勾结日本右翼势力，阴谋策划台湾从祖国领土中分裂出去，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是，强大的中国已决非一百年前可以任意宰割的清政府，祖国已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任何台独阴谋决不会得逞。
  自从1993年收到蒋纬国先生首次来信后，彼此书信往来频繁，基本上每信必复，以后即使重病在身，亦未间断。1995年3月，“九三”市委领导从市台办得悉，有一位女士自济南启程即将去台湾探亲，她的父亲为蒋经国的秘书，当即，由“九三”市委出资去建联药店买了两斤上等阿胶，以我的名义附便条托她捎去，以表心意（当时考虑买得太多，携带不便），3月31日收到纬国先生来信“阿胶两盒已经收到，备蒙关心，甚以为感”。并告身体欠佳，随时遵医嘱去医院作内脏功能检验，平时从事学术研究，偶尔参加社会有意义之活动，并附上病历一份，还邮寄他于最近出版之著作一本。是年他80大寿，经有关部门同意，我准备了字、画等礼品拟去台湾祝寿并探亲，不久又收到纬国先生来信，对来台祝贺生辰感谢盛情美意，但目前台方尚难获准，待双方政令尺度放宽，必能如愿。为了表示对我的深情厚意，特寄来了他的最近相片，本人自传与著作一本，这是一本为纪念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著作《胜利·旧痛·今忧——近思马关辱国条约及台澎同胞英勇抗日的惨史》，还以我的名字为首字书写大幅题字：
  言行一致，益彰事功
  顺从中道，协和万邦
  他的书法写得很好，据说在台湾也是很有名的。自1996年下半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曾数次寄来详细的病历报告，看来病情日益严重，不仅患糖尿病，而且发展到肾衰竭，在台北荣民医院只能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1997年元旦，还曾以他与夫人蒋丘如雪名义寄来贺年卡，并祝新年如意，诸事顺心。1997年下半年病情加重，生命垂危，遂由他的秘书刘炳鉴先生数次代笔，嘱我当前虽因入境条件所限，无法专程去台，希望将来一定要争取机会去台湾。1997年11月11日，突然接到蒋纬国先生之子蒋孝刚函告先父逝世之噩耗，并提到母亲蒋丘如雪感激我对蒋纬国先生的尊敬与怀念。
  蒋纬国先生走了，其一生功过自有史家评说，但从我与纬国先生几年来的通讯联系，相告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从史学研究角度阐述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通过信函交流来看，感到他的思想有较大变化，一是思念大陆与故乡亲人之心甚切，时刻希望回乡探望，不但去看望溪口家乡之亲友，亦想亲睹大陆各地风土人情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同时去他曾经供职的徐州等地参观。二是坚定了一个中国的理念，坚决反对台独，他曾著文痛斥台独分子引狼入室，企图将台湾重新沦为外国的殖民地。1994年，我专程去溪口，当时纬国先生派他的秘书去溪口，为他回大陆作必要的安排与准备，去北京时拟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接待，不幸此举受到李登辉的重重阻挠，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又日益恶化终于未能成行，成为终生遗憾。
  林言顺
  回忆我村的土改
  我的家乡在未划入历城县前，属于济南市郊五区王庄乡，土改是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进行的。记得第一次进村的土改工作队员姓孙，进村就教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运输队长蒋介石》等。第二次进村的土改工作队由区指导员薛其萍带队，工作队员有侯金水、郑继泉等。当时形势还很紧张，邻村安家庄发生了把贫农会长落井下石谋害事件。工作队进村后召开贫下中农会、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区长李同居也曾来俺村指导编排宣传文艺节目。
  我那时是儿童团员，每人发了两条白羊肚子毛巾，成天扭秧歌，搞宣传，贴标语，唱“八路军独立营，谁参加谁光荣，骑着马披着红，你看光荣不光荣？”斗争地主的时候，儿童团长小玉带领我们走在队伍前边，他进门一石头把地主家的穿衣镜砸了，然后，牵牛的牵牛，抬柜子的抬柜子，浩浩荡荡，我们只能搬个抽屉什么的。那几天是我们孩子的节日，学不用上了，成天跟着大人闹土改，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专门在大衣柜里找铜制钱玩。斗争来的浮财都存放在郭老六家的大院里，由“颇有文墨”的潘春鹏、潘金盈父子登记总帐，我们小孩子就围着桌子看热闹。
  划分阶级成份，分土地，分房子，分浮财，乐坏了贫下中农。一辈子没房子住的，分上了四合院。统一焚烧旧地契，随着一片火光，旧的土地制度消灭了。颁发盖着区人民政府红色关防的新土地证，给新分土地户吃了定心丸。丈量土地，分地块，我们学生也插上了手，用毛笔写木牌子，“东至谁家西至谁家，南至谁家北至谁家”，写得清清楚楚，乐得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合不上嘴。
  我村是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500多人，经过土改，划了八户地主，三户富农。我家当时八口人，15市亩土地，划了个中农，既没分出土地，也没分到浮财。
  土改后，我村出现了三多：青年参军的多，铆劲种地的多，娶新媳妇的多。土改运动极大地调动起贫下中农参加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十多个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要求上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土改后，农民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过去没地的农民，有了用武之地，把地种得像插花一样，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还积极交售爱国粮。贫下中农通过土改，社会地位大有提高，十多家找不上媳妇的青年，娶上了新娘，幸福的生活开始了。为了巩固土改成果，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政府适时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我村逮捕三人，其中镇压了二人。
  郭永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