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2001年6月14日，我们专程赴杭州，拜访了原浙江省人大副主任王裕民老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王老也刚好80周岁，与党同龄。他虽已届耄耋之年，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对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仍历历在目，王老说：“革命战争年代，我在历城工作了七个年头，忘不了历城人民。在那时，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同历城人民建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感情。”
  接受任务到历城
  王裕民同志系山东莱芜尚家故事庄人，1921年农历3月12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自幼丧父，随母以讨饭为生，14岁当雇工。1940年4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担任本乡党总支宣传委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老来历城之前，担任中共鲁中一地委组织部巡视员，当时地委驻章丘县佛峪、道沟（今历城区西营镇）一带。王老回忆说：“1943年11月，鲁中一地委副书记兼济南工委书记张洪涛同志找我谈话，说‘现在有两项新的工作，一是下煤井当窑工，开展工运工作。二是去历城帮助尹天佑同志开展敌占区党的工作。组织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担任哪项工作合适？’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历城开展工作。这时，尹天佑同志已在地委等着，随即张洪涛同志把尹天佑同志叫去，并作了介绍，布置了具体任务。记得当时张洪涛同志这样说：‘天佑同志已在济南东郊的铁路两侧拉了个灰色武装，即岳伯芬十三旅特务大队，不少党员担任了领导工作并起了骨干作用。任务是打击日寇、汉奸，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岳伯芬的力量，打击岳伯芬的人。但为了斗争的需要又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以这个武装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决定，以天佑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为基础，建立一个从济南到王舍人庄的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济王工委）。天佑同志任书记，子文（王老原名尚子文）任组织委员。你们两个的具体分工是：天佑同志抓全面工作，子文同志在天佑的领导下多抓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何曙光叛变以后，要尽快抢救、恢复那里的党组织，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和破坏。’那时候干工作是不讲任何条件的，组织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因此，我两个当即表示一定要搞好合作，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当时，我穿的是老粗布的八路军军服，为不暴露目标，还简单化了装，把地委群众剧社的一块红幕布染成黑的，做了一件夹袄，穿上既象个学生，又象个商人。第二天黄昏，我和尹天佑同志及他的通信员王福亮三人第一站到了大龙堂。当夜又赶到了武家庄，在此开展敌占区党的工作。”
  同舟共济干革命
  王裕民老人说：“我原不姓王，姓尚，名字叫尚子文。因为武家庄一带姓尚的较少，怕暴露了目标，尹天佑同志便给我起了名叫王裕民。为给我起这个名，天佑同志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所以一直未改，直到如今，我的后代都姓王了。那时，我的身份是济南育英中学第十一期毕业学生，和尹天佑是同学，家住济南东门外（尹天佑让我对外说）。从此，我便成了济南来的学生，大家都称我‘小王先生’。”根据上级指示，王老他们到武家庄后便建立了济王工委，这个工委，就王老和尹天佑两个人。他们以岳伯芬十三旅特务大队的名义开展活动，尹天佑是特务大队的大队长。
  王老说：“1943年前后，章历边地区党的活动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尹天佑领导的济王工委，归鲁中一地委领导。另一部分是苏勋卿、郭正元、郭耀华、张守道、傅丰璞等一大批党员，分别打入国民党十三旅一团、二营和卫队第三中队，开展党的活动，归清河区党委领导。郭耀华同志担任了一团的政治部主任。郭正元同志担任二营营长。刘梅村、苏勋卿、王占元、牟杰（黎明）等同志打入卫队第三中队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在历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历城县委，苏勋卿任县委书记。县委通过特派员刘梅村和交通员刘德泉（清河区派来的）与清河区党委联系。第三部分是地下党员孟昭武、孟昭铨等同志，打入岳伯芬十三旅第三团开展党的工作，与章丘县委书记胡寅同志联系。孟昭武同志担任伪三团的团副，孟昭铨同志担任伪三团独立连连长。这三部分不发生横的联系，但心中都有数，互相了解，工作上相互配合”。
  “由于我和尹天佑这一部分暗地里开展革命工作，在铁路以北遇到诸多困难，不能再坚持了，就拉到铁路以南。虽然仍叫特务大队，番号没有改，但很多人都知道是八路军。打入岳伯芬卫队第三中队的苏勋卿、刘梅村、王占元三同志连同中队长王剑桥是第二批拉出来的，这两批又合编为八中队（对内的代号），对外仍是岳伯芬十三旅特务大队，尹天佑任大队长，王剑桥任副大队长。特务大队下设两个中队，苏勋卿任一中队长，我任三中队长（没设二中队）。1944年初，为了争取历城六区的伪区长李少毅，搞好统战工作，打开从王舍人庄到鸭旺口的通路，进而向济南开展工作。尹天佑与我们商量，准备与李少毅进行一次谈判。阴历的正月初九，尹天佑同志在侯家庄和李少毅谈判，在谈判时，李的部下郭贵清和段成信把尹天佑杀害。为了给尹天佑同志报仇，我给李少毅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口口声声说爱国，现在爱国志士尹天佑被你部下杀害了，对此，你要负一定责任，这个帐我们一定要清算！你若不惩办凶手，我们将要杀你全家。以后，我带领武装向董家庄（伪区驻地）出击了几次，捉拿李少毅。由于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使李少毅在刘家庄将凶手郭贵清处死，另一凶手段成信解放后被我政府处决。1944年的秋季，郭正元同志第三批从岳部拉出来。当时，岳伯芬的一团团部驻在庄科，郭正元同志的营部驻在鹊鸦山。岳想把部队全部撤到铁路以北，再往外拉就困难了。为此，上级党组织派我赶到郭正元营部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趁岳伯芬向铁路北撤部队时，把队伍搞乱，乘机把二营拉出。结果，队伍顺利地拉出来了。部队拉出后带到莱芜的雪野村进行整编，成立了历城县大队。郭正元任大队长，王剑桥任副大队长，县委书记傅敦吾兼政委。郭正元同志拉出来的这个营整编为一、二连，特务大队整编为第三连，我任连长。县大队成立不久，我奉命带着三连到东梧区任区委书记。这个时候，在孟昭武、孟昭铨同志配合下，消灭了王其祯的伪三团，孟昭武、孟昭铨把自己带的部队拉出来，编为东梧区区中队。孟昭武任区长，孟昭铨任区中队长，我兼区中队指导员。”
  王老说：“1944年，历城发生了一次较普遍的会门暴动，唯东梧区的会门没有暴动起来，是孙锡汉（打入伪凤山乡任副乡长的地下党员）同志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一次，会门头子开会，准备暴动，孙锡汉同志列好名单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我们。根据报告的情况，我采取有力措施，先把会门头子看管起来，行动在暴动之前，避免了一场损失。”“孟昭铨同志打入伪三团做了不少革命工作。有一次，我们到章灵丘去征粮，被孟昭铨的部下抓去七、八个人。当时因为单线联系，不知道他是打入伪三团的，我带着几个武装人员到孟昭铨家里，对他的母亲说：‘给你儿子捎个信，如果不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就要抄你的家，杀你的人！’临走时我把他家一个很精致的南泥壶给砸了。隔了不几天，我们的人果然被放出来了。我心想，这家伙还真被吓唬住了，以后才知道孟昭铨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东梧区和孟昭铨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孟昭铨曾对我开玩笑说：‘老王，你砸了我的南泥壶，现在该还了吧？”，
  1946年，王裕民任路北区（现董家、唐王、遥墙一带）指导员。因王耀武驻守济南，占据了胶济路沿线，给王老开展活动带来了诸多不利条件。他无法与驻在南山区的县委取得联系，便主动取得了渤海军区的领导，战斗几个月，在路北区打开了局面，对敌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1947年5月6日，《大众日报》对王老的战斗事迹曾作过这样一段报道：（鲁中四日电）历城六区（即路北区）于莱芜大捷中重获解放后，县委特传令嘉奖坚持该区斗争的干部。该区位于胶济路北，去年六月蒋军侵占胶济路后，与县委失去联系，全部村庄沦于敌手，在区指导员王裕民、区长于子正率领下，区干部与民兵积极分子组成一支三十七人的武工队，主动取得了渤海军区的领导，插入敌人的心腹，紧紧依靠群众，奋战半年，计大小战斗三十余次，俘蒋伪军四十名，毙敌十名，缴获步枪三十六支、短枪四支、各种枪弹六百发、粮食五千斤、战马二匹。我方无一伤亡，并培养提拔了群众干部六人，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领导群众斗争，赢得了二次解放。上月全县干部评功会上，该区指导员王裕民被评为一等功，并提升为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区长于子正评为二等功；苏荣之评为二等功，提升为建联主任，另有五名同志记三等功。王老任历城县武装部长期间，带领武装干部，发动全县民兵，用地雷战和麻雀战消灭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8年，王裕民参加了济南战役，他曾向当时的鲁中南军分区司令员刘国柱立过豪言壮语：“不打开济南我决不结婚！”济南解放后，王老才与历城县妇女干部亓富兰同志在王舍人杨家屯结婚。
  随军南下赴舟山
  1949年2月，王裕民（任县委组织部长）夫妇一起随军南下，其所在的历城县南下干部工作队，编入鲁中南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英宜之同志任中队指导员，王老任中队长，随军接管定海县。1949年5月25日傍晚抵达宁波开始分散在宁波市帮助接管。为了积极准备解放舟山，全队于7月份集中到达慈溪县庄桥镇。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当地坚持干部和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在那里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定海县委和定海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委决定由英宜之同志任中共定海县委书记，王老任定海县人民政府县长。他们的中心任务是随军支前，消灭蒋军残余，解放舟山群岛，建立人民政权。当时的定海县委、县政府驻在东岙村。为了加快舟山的解放，王老带领支前人员抢修宁波至穿山的公路，抢运战备物资，并准备随军进岛接管。
  1950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占定海。定海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全体同志同日傍晚也进驻了定海县城。王老回忆说，他们随军抵达舟山岛上的时候，山上看不到树木森林，海边看不到一只渔船（全被蒋军砍伐、征用）。村庄里听不到鸡鸣狗吠，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哭声。许多群众无米无柴，濒临死亡的境地，人民群众急待人民政府救济。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20日，定海县人民政府正式布告对外开展工作，并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新政权建立后，王老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逐步发展舟山经济。定海一解放，县人民政府立即发放急赈大米115万斤，领导群众抢修被国民党破坏和被台风损坏的海塘以及其它水利工程，并在农区进行土地整理和减租。第二项就是剿匪。舟山地处东海，解放前海匪经常出没；敌人逃跑时，又有计划的隐伏了许多武装匪特。他们到处抢劫掳掠，造谣惑众，暗杀干部，破坏生产，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实现反革命复辟，气焰非常嚣张。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集中力量消灭匪特。10月29日成立定海县剿匪指挥部，由王老兼任指挥，英宜之任政委，李春华、亓道学任副指挥。他们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的方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清剿，共歼灭匪特7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基本上肃清了岛上的匪特。
  在土地改革中，王老他们及时领导全县人民废除“长元制”，解除了长元对渔工的剥削，使34037户少地无地农民分到了胜利的果实。并结合土地改革在全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渔霸）、匪首、惯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封建道会门头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同时，全县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有1400余人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有120名青年学生报考军事干校，有40多万人次参加了支前。全县共捐献飞机大炮款60余亿元（旧人民币），折合买飞机4架。
  1951年8月，王老带领县委一班人本着“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在蚂蚁岛、茅岭乡和岱西乡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引导渔农盐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发展生产的道路。到1952年年底，各种类型的互助组达到全县渔、农、盐户总数的30％左右，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县渔业总产量由1951年56540吨增加到82769吨，增长46.7％；粮食生产由6.99万吨增加到9.57万吨，增长37％；盐业生产虽然受到不利天时的影响，仍达到2.89万吨，为1950年的4.58倍。
  1958年，少奇同志视察舟山时曾题词“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当时，在王老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消灭敌人，解放人民，建设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奔向社会主义。这也是他们当时的工作中心。
  1973年6月，王裕民调离舟山到浙江省水产局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农办副主任。在舟山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王老长年累月坚持在渔农村第一线，和广大渔工贫苦渔民、贫下中农吃住在一起，白天和群众一起生产，晚上和他们一起共商大计。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中，还是在舟山群岛解放初期各地进行生产救灾、剿匪反霸和土改镇反斗争中，都和群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发扬了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一些老同志都称王老是老舟山。王老的名字又曾经改过，江华同志把王老“裕”字改为“渔”字，一直叫王老渔民，这反映了王老与舟山人民的鱼水关系。至今省里一些老同志还开玩笑的叫王老“东海渔霸”。王老把定海作为第二故乡，认渔民为良师益友。“海岛精神、渔民风格是我的精神支柱。”王老在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会上曾说过，他在舟山工作中，特别是在那特殊年代，遭受了不少挫折，但他从没有向困难低头，也从没有产生过要求调离舟山的念头，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舟山，他曾向舟山的干部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工作在舟山，死后埋在普陀山。”
  浩然正气钟长鸣
  “有权不谋私，无官一身清。离休不离党，国事尊至上。”第一句是王老为官50年的自我鉴定，也是他的真实写照。1994年2月，王老由浙江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他一身清白，生活坦坦荡荡，为官时从不以权谋私，舟山人可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给王老造了那么多罪名，但没有一处说王老有贪污受贿、生活作风等问题。第二句是王老离休以后的行动规范。王老虽然不在其位了，但是他认为还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要坚定不移地把国家大事放到首位，充分发挥自己的余热。“春蚕到死丝方尽”、“秋菜经霜味更鲜”这就是群众对王老的公正评价。
  “少进官场，多到民间，不攀高门，多走冷门，不必争挂公牌，更不能借公牌谋名利。”“为捍卫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而努力奋斗。”“只有自己正才能正人，只有正才能硬，要一正二硬才能发挥作用。”王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一个与党同龄革命老人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