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访与党同龄的革命老人王裕民
  2001年6月14日，我们专程赴杭州，拜访了原浙江省人大副主任王裕民老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王老也刚好80周岁，与党同龄。他虽已届耄耋之年，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对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仍历历在目，王老说：“革命战争年代，我在历城工作了七个年头，忘不了历城人民。在那时，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同历城人民建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感情。”
  接受任务到历城
  王裕民同志系山东莱芜尚家故事庄人，1921年农历3月12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自幼丧父，随母以讨饭为生，14岁当雇工。1940年4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担任本乡党总支宣传委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老来历城之前，担任中共鲁中一地委组织部巡视员，当时地委驻章丘县佛峪、道沟（今历城区西营镇）一带。王老回忆说：“1943年11月，鲁中一地委副书记兼济南工委书记张洪涛同志找我谈话，说‘现在有两项新的工作，一是下煤井当窑工，开展工运工作。二是去历城帮助尹天佑同志开展敌占区党的工作。组织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担任哪项工作合适？’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历城开展工作。这时，尹天佑同志已在地委等着，随即张洪涛同志把尹天佑同志叫去，并作了介绍，布置了具体任务。记得当时张洪涛同志这样说：‘天佑同志已在济南东郊的铁路两侧拉了个灰色武装，即岳伯芬十三旅特务大队，不少党员担任了领导工作并起了骨干作用。任务是打击日寇、汉奸，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岳伯芬的力量，打击岳伯芬的人。但为了斗争的需要又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以这个武装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决定，以天佑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为基础，建立一个从济南到王舍人庄的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济王工委）。天佑同志任书记，子文（王老原名尚子文）任组织委员。你们两个的具体分工是：天佑同志抓全面工作，子文同志在天佑的领导下多抓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何曙光叛变以后，要尽快抢救、恢复那里的党组织，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和破坏。’那时候干工作是不讲任何条件的，组织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因此，我两个当即表示一定要搞好合作，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当时，我穿的是老粗布的八路军军服，为不暴露目标，还简单化了装，把地委群众剧社的一块红幕布染成黑的，做了一件夹袄，穿上既象个学生，又象个商人。第二天黄昏，我和尹天佑同志及他的通信员王福亮三人第一站到了大龙堂。当夜又赶到了武家庄，在此开展敌占区党的工作。”
  同舟共济干革命
  王裕民老人说：“我原不姓王，姓尚，名字叫尚子文。因为武家庄一带姓尚的较少，怕暴露了目标，尹天佑同志便给我起了名叫王裕民。为给我起这个名，天佑同志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所以一直未改，直到如今，我的后代都姓王了。那时，我的身份是济南育英中学第十一期毕业学生，和尹天佑是同学，家住济南东门外（尹天佑让我对外说）。从此，我便成了济南来的学生，大家都称我‘小王先生’。”根据上级指示，王老他们到武家庄后便建立了济王工委，这个工委，就王老和尹天佑两个人。他们以岳伯芬十三旅特务大队的名义开展活动，尹天佑是特务大队的大队长。
  王老说：“1943年前后，章历边地区党的活动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尹天佑领导的济王工委，归鲁中一地委领导。另一部分是苏勋卿、郭正元、郭耀华、张守道、傅丰璞等一大批党员，分别打入国民党十三旅一团、二营和卫队第三中队，开展党的活动，归清河区党委领导。郭耀华同志担任了一团的政治部主任。郭正元同志担任二营营长。刘梅村、苏勋卿、王占元、牟杰（黎明）等同志打入卫队第三中队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在历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历城县委，苏勋卿任县委书记。县委通过特派员刘梅村和交通员刘德泉（清河区派来的）与清河区党委联系。第三部分是地下党员孟昭武、孟昭铨等同志，打入岳伯芬十三旅第三团开展党的工作，与章丘县委书记胡寅同志联系。孟昭武同志担任伪三团的团副，孟昭铨同志担任伪三团独立连连长。这三部分不发生横的联系，但心中都有数，互相了解，工作上相互配合”。
  “由于我和尹天佑这一部分暗地里开展革命工作，在铁路以北遇到诸多困难，不能再坚持了，就拉到铁路以南。虽然仍叫特务大队，番号没有改，但很多人都知道是八路军。打入岳伯芬卫队第三中队的苏勋卿、刘梅村、王占元三同志连同中队长王剑桥是第二批拉出来的，这两批又合编为八中队（对内的代号），对外仍是岳伯芬十三旅特务大队，尹天佑任大队长，王剑桥任副大队长。特务大队下设两个中队，苏勋卿任一中队长，我任三中队长（没设二中队）。1944年初，为了争取历城六区的伪区长李少毅，搞好统战工作，打开从王舍人庄到鸭旺口的通路，进而向济南开展工作。尹天佑与我们商量，准备与李少毅进行一次谈判。阴历的正月初九，尹天佑同志在侯家庄和李少毅谈判，在谈判时，李的部下郭贵清和段成信把尹天佑杀害。为了给尹天佑同志报仇，我给李少毅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口口声声说爱国，现在爱国志士尹天佑被你部下杀害了，对此，你要负一定责任，这个帐我们一定要清算！你若不惩办凶手，我们将要杀你全家。以后，我带领武装向董家庄（伪区驻地）出击了几次，捉拿李少毅。由于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使李少毅在刘家庄将凶手郭贵清处死，另一凶手段成信解放后被我政府处决。1944年的秋季，郭正元同志第三批从岳部拉出来。当时，岳伯芬的一团团部驻在庄科，郭正元同志的营部驻在鹊鸦山。岳想把部队全部撤到铁路以北，再往外拉就困难了。为此，上级党组织派我赶到郭正元营部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趁岳伯芬向铁路北撤部队时，把队伍搞乱，乘机把二营拉出。结果，队伍顺利地拉出来了。部队拉出后带到莱芜的雪野村进行整编，成立了历城县大队。郭正元任大队长，王剑桥任副大队长，县委书记傅敦吾兼政委。郭正元同志拉出来的这个营整编为一、二连，特务大队整编为第三连，我任连长。县大队成立不久，我奉命带着三连到东梧区任区委书记。这个时候，在孟昭武、孟昭铨同志配合下，消灭了王其祯的伪三团，孟昭武、孟昭铨把自己带的部队拉出来，编为东梧区区中队。孟昭武任区长，孟昭铨任区中队长，我兼区中队指导员。”
  王老说：“1944年，历城发生了一次较普遍的会门暴动，唯东梧区的会门没有暴动起来，是孙锡汉（打入伪凤山乡任副乡长的地下党员）同志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一次，会门头子开会，准备暴动，孙锡汉同志列好名单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我们。根据报告的情况，我采取有力措施，先把会门头子看管起来，行动在暴动之前，避免了一场损失。”“孟昭铨同志打入伪三团做了不少革命工作。有一次，我们到章灵丘去征粮，被孟昭铨的部下抓去七、八个人。当时因为单线联系，不知道他是打入伪三团的，我带着几个武装人员到孟昭铨家里，对他的母亲说：‘给你儿子捎个信，如果不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就要抄你的家，杀你的人！’临走时我把他家一个很精致的南泥壶给砸了。隔了不几天，我们的人果然被放出来了。我心想，这家伙还真被吓唬住了，以后才知道孟昭铨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东梧区和孟昭铨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孟昭铨曾对我开玩笑说：‘老王，你砸了我的南泥壶，现在该还了吧？”，
  1946年，王裕民任路北区（现董家、唐王、遥墙一带）指导员。因王耀武驻守济南，占据了胶济路沿线，给王老开展活动带来了诸多不利条件。他无法与驻在南山区的县委取得联系，便主动取得了渤海军区的领导，战斗几个月，在路北区打开了局面，对敌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1947年5月6日，《大众日报》对王老的战斗事迹曾作过这样一段报道：（鲁中四日电）历城六区（即路北区）于莱芜大捷中重获解放后，县委特传令嘉奖坚持该区斗争的干部。该区位于胶济路北，去年六月蒋军侵占胶济路后，与县委失去联系，全部村庄沦于敌手，在区指导员王裕民、区长于子正率领下，区干部与民兵积极分子组成一支三十七人的武工队，主动取得了渤海军区的领导，插入敌人的心腹，紧紧依靠群众，奋战半年，计大小战斗三十余次，俘蒋伪军四十名，毙敌十名，缴获步枪三十六支、短枪四支、各种枪弹六百发、粮食五千斤、战马二匹。我方无一伤亡，并培养提拔了群众干部六人，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领导群众斗争，赢得了二次解放。上月全县干部评功会上，该区指导员王裕民被评为一等功，并提升为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区长于子正评为二等功；苏荣之评为二等功，提升为建联主任，另有五名同志记三等功。王老任历城县武装部长期间，带领武装干部，发动全县民兵，用地雷战和麻雀战消灭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8年，王裕民参加了济南战役，他曾向当时的鲁中南军分区司令员刘国柱立过豪言壮语：“不打开济南我决不结婚！”济南解放后，王老才与历城县妇女干部亓富兰同志在王舍人杨家屯结婚。
  随军南下赴舟山
  1949年2月，王裕民（任县委组织部长）夫妇一起随军南下，其所在的历城县南下干部工作队，编入鲁中南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英宜之同志任中队指导员，王老任中队长，随军接管定海县。1949年5月25日傍晚抵达宁波开始分散在宁波市帮助接管。为了积极准备解放舟山，全队于7月份集中到达慈溪县庄桥镇。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当地坚持干部和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在那里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定海县委和定海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委决定由英宜之同志任中共定海县委书记，王老任定海县人民政府县长。他们的中心任务是随军支前，消灭蒋军残余，解放舟山群岛，建立人民政权。当时的定海县委、县政府驻在东岙村。为了加快舟山的解放，王老带领支前人员抢修宁波至穿山的公路，抢运战备物资，并准备随军进岛接管。
  1950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占定海。定海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全体同志同日傍晚也进驻了定海县城。王老回忆说，他们随军抵达舟山岛上的时候，山上看不到树木森林，海边看不到一只渔船（全被蒋军砍伐、征用）。村庄里听不到鸡鸣狗吠，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哭声。许多群众无米无柴，濒临死亡的境地，人民群众急待人民政府救济。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20日，定海县人民政府正式布告对外开展工作，并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新政权建立后，王老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逐步发展舟山经济。定海一解放，县人民政府立即发放急赈大米115万斤，领导群众抢修被国民党破坏和被台风损坏的海塘以及其它水利工程，并在农区进行土地整理和减租。第二项就是剿匪。舟山地处东海，解放前海匪经常出没；敌人逃跑时，又有计划的隐伏了许多武装匪特。他们到处抢劫掳掠，造谣惑众，暗杀干部，破坏生产，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实现反革命复辟，气焰非常嚣张。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集中力量消灭匪特。10月29日成立定海县剿匪指挥部，由王老兼任指挥，英宜之任政委，李春华、亓道学任副指挥。他们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的方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清剿，共歼灭匪特7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基本上肃清了岛上的匪特。
  在土地改革中，王老他们及时领导全县人民废除“长元制”，解除了长元对渔工的剥削，使34037户少地无地农民分到了胜利的果实。并结合土地改革在全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渔霸）、匪首、惯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封建道会门头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同时，全县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有1400余人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有120名青年学生报考军事干校，有40多万人次参加了支前。全县共捐献飞机大炮款60余亿元（旧人民币），折合买飞机4架。
  1951年8月，王老带领县委一班人本着“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在蚂蚁岛、茅岭乡和岱西乡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引导渔农盐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发展生产的道路。到1952年年底，各种类型的互助组达到全县渔、农、盐户总数的30％左右，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县渔业总产量由1951年56540吨增加到82769吨，增长46.7％；粮食生产由6.99万吨增加到9.57万吨，增长37％；盐业生产虽然受到不利天时的影响，仍达到2.89万吨，为1950年的4.58倍。
  1958年，少奇同志视察舟山时曾题词“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当时，在王老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消灭敌人，解放人民，建设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奔向社会主义。这也是他们当时的工作中心。
  1973年6月，王裕民调离舟山到浙江省水产局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农办副主任。在舟山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王老长年累月坚持在渔农村第一线，和广大渔工贫苦渔民、贫下中农吃住在一起，白天和群众一起生产，晚上和他们一起共商大计。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中，还是在舟山群岛解放初期各地进行生产救灾、剿匪反霸和土改镇反斗争中，都和群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发扬了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一些老同志都称王老是老舟山。王老的名字又曾经改过，江华同志把王老“裕”字改为“渔”字，一直叫王老渔民，这反映了王老与舟山人民的鱼水关系。至今省里一些老同志还开玩笑的叫王老“东海渔霸”。王老把定海作为第二故乡，认渔民为良师益友。“海岛精神、渔民风格是我的精神支柱。”王老在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会上曾说过，他在舟山工作中，特别是在那特殊年代，遭受了不少挫折，但他从没有向困难低头，也从没有产生过要求调离舟山的念头，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舟山，他曾向舟山的干部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工作在舟山，死后埋在普陀山。”
  浩然正气钟长鸣
  “有权不谋私，无官一身清。离休不离党，国事尊至上。”第一句是王老为官50年的自我鉴定，也是他的真实写照。1994年2月，王老由浙江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他一身清白，生活坦坦荡荡，为官时从不以权谋私，舟山人可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给王老造了那么多罪名，但没有一处说王老有贪污受贿、生活作风等问题。第二句是王老离休以后的行动规范。王老虽然不在其位了，但是他认为还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要坚定不移地把国家大事放到首位，充分发挥自己的余热。“春蚕到死丝方尽”、“秋菜经霜味更鲜”这就是群众对王老的公正评价。
  “少进官场，多到民间，不攀高门，多走冷门，不必争挂公牌，更不能借公牌谋名利。”“为捍卫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而努力奋斗。”“只有自己正才能正人，只有正才能硬，要一正二硬才能发挥作用。”王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一个与党同龄革命老人的高尚情操。
  李有峰
  在舟山的历城人
  有谁能记清或说清，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历城有多少好儿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青年时代就离开了父母兄弟、离开了养育他们的故土，他们出生入死，经受着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事业，他们又把自己的宝贵年华献给了异地他乡。我们在舟山拜访的八位历城籍革命老人，就属那个历史年代，历城的好儿女之列。如今，八位革命老人都年逾古稀，他们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了舟山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建设事业。其中有五位是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的干部，有三位是曾经参加济南、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解放舟山群岛后，又长年驻守在舟山群岛的军队干部，为了使更多的人们能够了解他们，我们特将八位在舟山的历城籍革命老人作一简要介绍：
  田文吉，历城区（原历城县，下同）锦绣川乡北坡村人，生于1928年3月。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革命。1946年初至1947年春在家乡担任后沟、牛家、艾家等九个自然村的民兵联防大队副大队长，1948年10月担任泉泸区区委组织委员。1949年2月随军南下，同年10月担任舟山群岛的定海县岱山区区长，1952年3月至1985年5月，历任沈家门区区长，定海县公安局副局长，岱山县公安局局长，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舟山地区分院检察长，舟山县朱家尖公社党委书记，舟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舟山县副县长，大巨县县委副书记、县长，舟山地委党校副书记，定海县委书记，舟山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舟山行政公署副专员，浙江省政协舟山地区联络员等职务。1988年11月离休。
  赵成恩，历城区柳埠镇突泉村人，生于1925年10月。194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参加革命。1945年1月至1948年9月分别在仲宫区、卧龙区、历城县政府从事抗联工作。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任历城县董家区农会会长。1949年2月随军南下，舟山解放初期，曾担任定海县六横区区长，朱蒲区区委书记。1954年8月至1959年9月曾任普陀县农工部部长，舟山钢铁厂副厂长。1959年10月至1965年7月分别担任芦花公社党委书记、沈家门镇党委副书记、六横区区委副书记。1965年8月至1984年9月曾担任舟山地区手工业联社副主任，工业、手工业局副局长，舟山地区工会办事处负责人，舟山盐业局副局长，舟山地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建材公司副经理等职，1984年9月离休。
  葛望春，历城区柳埠镇柳西村人，生于1929年12月。1946年1月参加革命，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历城县独立营6连战士、班长。1949年2月随军南下，曾任定海县城关区委组织委员、城关区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小沙区委组织委员，定海县机关党委书记，岑港人民公社社长，党委第一书记，舟山县小沙区区委副书记，舟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定海县老矸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定海县农林水利局党组成员，党总支书记等职，1989年4月离休。
  田启厚，历城区柳埠镇南田村人，生于1924年5月。1942年6月参加革命，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6月至1948年1月，曾在家乡和西营区参加土改，动员参军和支前工作。1948年1月在鲁中南第一党校学习。1949年2月随军南下，舟山解放初期，曾担任定海县沈家门区农会主任。1953年8月至1962年2月在舟山曾担任普陀县六横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普陀县工业交通局局长，舟山县岑港公社副书记，定海县农林办主任。1966年6月任定海县马目农场书记兼场长。1972年12月至1979年6月曾任定海县盐业局局长、经委副主任等职，1984年12月离休。
  李芳明，历城区柳埠镇里卧龙池村人，生于1928年11月。
  1946年11月参加革命。曾任历城县独立营2连战士，历城县政府交通员。1949年2月随军南下，担任交通员。舟山解放后，曾担任定海县城关区公安员，岱山社教工作组副组长，1979年12月在舟山市物资局因病提前离休。
  王庆章，历城区郭店镇武家庄人，生于1929年2月。1942年2月参加革命，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历城县大队、警2团1营营部、一军分区特务营营部通信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历城县独立团团部通信班班长，鲁中一军分区警2团警通连排长、文化干事、连副指导员、指导员，35军105师某部连指导员。1951年后，在舟山历任22军66师某部营副教导员、宣传股长、防坦克炮营教导员，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沈家门守备营教导员、19团和21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普陀守备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舟嵊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军级）等职。1989年10月，由中央军委批准离休。
  曾参加过莱芜、泰安、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七大战役。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王秀宝，历城区柳埠镇里石村人，生于1929年11月。1943年10月参加革命，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历城县第九区交通员，区抗联工作员，区中队班长，县大队战士。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历城县独立营一连战士，鲁中军区警备2团1营班长、排长，鲁中南纵队46师某部副连长，35军105师某部警卫连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22军66师某部侦察股长、营长，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团参谋长、团长，舟嵊要塞区炮兵处长。1984年5月离休（副师级）。
  曾参加过莱芜、泰安、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七大战役。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王守吉，历城区柳埠镇外石村人，生于1926年9月。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历城柳埠区中队、历城县大队战士。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历城县独立营战士，鲁中军区警备2团班长、排长，鲁中南纵队46师某部警卫连副连长，35军105师某部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22军66师某部营参谋长、营长，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嵊泗守备营黄龙独立守备营营长，守备团副团长，普陀守备区普陀山团团长，普陀守备区司令部师参谋长。1982年9月离休（副师级）。
  曾参加过莱芜、泰安、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七大战役。荣获三等功三次，1988年获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1年6月16日，我们赴舟山市，在舟山市政协领导同志的精心安排下，见到了以上八位革命老人。老人们看到家乡的来人都心情无比激动地说：“你们的到来，体现了家乡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关心和惦念，我们非常感动。虽然我们在舟山与家乡相隔数千里，但我们的心是和家乡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来，我们虽然没有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我们时刻挂念着家乡的变化、家乡的发展。”“我们虽然没能和家乡人民一起建设美好的家园，但是，我们无论在哪里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寥寥数语，既反映了革命老人对家乡父老的惦念之情，又体现出了革命老人志在四方的博大胸怀。老人们把大半生贡献给了舟山，舟山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城有这样的好儿女，历城人民也为之骄傲，为之自豪！
  老人们在与我们交谈时，都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家乡、在南下时期以及在舟山的峥嵘岁月和难忘之事。赵成恩老人在回忆时说：“我永远忘不了50多年前在家乡的五件事情：一是1944年7月1日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由赵风山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巧合还是与党有缘分呢？因为这一天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因此，五十多年来，我把这一天当作我的生日来纪念。难忘的第二件事是：日寇在济南、在家乡欠下的四笔血债。第一笔血债：1937年冬季，日本鬼子侵占济南时，把一个妇女奸污后劈成两半，日本鬼子的兽行从此在我少年的心里烙下了仇恨的烙印。第二笔血债：1944年上半年，我八路军两个同志打扮成苦工，在济南南辛庄庄南的山上，以给鬼子打防空洞为掩护，趁机搞了鬼子的雷管、导火线和炸药，不幸被鬼子发现后，用铡刀铡去这两个八路军同志的头并示众，其惨状目不忍睹！第三笔血债：我们突泉村的刘云广是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日伪仲宫区自卫团长，我仲宫区委书记龚学斋同志到鬼子碉堡岗楼里侦察敌情时，被鬼子发现后，他为掩护龚学斋脱险，自己却落入了鬼子的魔掌，被残暴的鬼子挖去心脏后而壮烈牺牲。第四笔血债：我们村的刘春美刚刚参加革命，就被鬼子汉奸在扫荡东坡村时杀害了，牺牲时年仅18岁。难忘的第三件事是：大涧沟战斗。1944年初秋的一个阴雨天，我八路军3个团1个特务营攻打占据大涧沟村的二千多伪治安军。战斗从晚上10点左右开始，到第二天早上5点结束，整整激战了7个多小时。战斗非常惨烈，一开始，我特务营第一突击队120人从沟下向石条桥两头冲锋时，石桥两头碉堡内敌人的两挺机枪疯狂地向突击队员扫射，突击队员伤亡惨重。我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对战友们万分悲痛的心情，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担架队的同志们一起把战友们的尸体抢运下来。这时，第二突击队改变了突击办法，从沟两边土岩上竖起木梯冲了上去，战士们用手榴弹把碉堡内的敌人炸死，占领了敌人的碉堡，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打死打伤敌人600多人，取得了大涧沟战斗的最后胜利。难忘的第四件事是：章丘埠村战斗。1946年春，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济南战役起义）企图从济南往东打通胶济铁路线。96军一到埠村，就被我八路军某部4师、9师团团包围，经过一夜的激战，歼敌1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和军用粮食，给吴化文部以重创。在这次战斗中我参加了担架队的支前工作，亲眼目睹了这次战斗。难忘的第五件事是：带领常备担架队，完成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支前任务。1947年2月为支援莱芜战役，我们历城组成了638人的常备担架队，在历城县委宣传部长郑少文的带队下，我任大队长，马庆山任教导员，从柳埠出发经泰安、莱芜水白，支援莱芜战役。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伤病员，为部队运送弹药粮草。并且还把敌人的伤病员送到敌战区店子北岭，以此来体现我党宽大俘虏的政策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莱芜战役，我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共歼敌6万余人，活捉了敌军长李仙洲。1947年5月，在支援孟良崮战役时，郑少文和马庆山两同志接到命令回到历城，只有我一人带领常备担架队，从莱芜、新泰出发奔赴蒙阴担埠村，带领担架队运送伤员到临朐、沂源、淄川、博山、周村等后防医疗基地。此次战役，山东兵团作为主攻部队，在司令员许世友的指挥下，采取挖心战术，歼灭了国民党王牌军74师，击毙国民党师长张灵甫。这次战斗，我军牺牲的少，但受伤的比较多，伤员近六千人。因此，我们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运送伤员的任务特别重。为了保证伤员在运送后方途中的安全，我们都是在夜间运送伤员，有好多担架队员都是随走随打瞌睡。为了保证部队战士能按季替换衣服，我们不给部队后勤供应增添负担，在6月的炎热天气里，担架队的许多同志仍然穿着棉衣，有些同志的身上都生了虱子和疥疮。在沂蒙山区，担架队的同志吃的是带沙子的高梁米和地瓜干，虽然当时很艰苦，但是我们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热情，按时完成了担架队的支前任务，并受到了野战军医院的嘉奖。每当回忆起我心中难忘的以上五件事情，我就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中国是来之不易的，是成千上万的无数革命战士和先烈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田文吉老人回忆起在家乡的那段革命历程时，曾激动地说：“我从1949年2月离开家乡至今已53年了。如今回想起青年时代在家乡的那段历程，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那时，我家乡的后沟、牛家、艾家、北坡、车川等九个自然村，为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组织起了民兵联防大队，后沟村的张怀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联防大队曾多次配合八路军、区中队，有力的阻击了敌伪军和还乡团向我解放区的进攻，我联防大队还经常配合区中队，夜晚深入到泉泸、东西郭而、仲宫等敌占区，进行锄奸反霸斗争，并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向富户征公粮，并采取各种方式警告伪乡长、保长不要与共产党为敌，不要坑害老百姓。那时，我们民兵联防大队的行动，确实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田启厚老人回忆起当年在家乡的革命斗争时说：“我参加革命是从当村公安员开始的。1942年夏季，在卧龙区公安员许振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参加了泰历县在窝铺举办的村公安员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是教育和动员各村公安员回村后如何开展锄奸、减租、减息、清查土地等斗争。学习班结束回村后，我和村里其他干部带领群众经过开展反霸斗争，推翻了过去按人头向老百姓摊派各种不合理费用的规定，结合南田村的实际，实行了按地亩缴纳公务费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深得民心，因此，家乡的老百姓就推举我为南田村行政村长。那时，家乡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锄奸反霸、土地改革、动员参军支前等工作积极性非常高涨，所以，我们开展的工作也比较顺利。”王庆章、王秀宝、王守吉、葛望春、李芳明几位老人也都无限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家乡的革命历程，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谈起随军南下在舟山开展革命斗争等革命历程时，老人们更是群情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的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老人们回忆说：“1949年2月，我们历城、莱芜两县的南下干部根据泰山地委的安排，编为鲁中南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英宜之同志任中队指导员，王裕民同志（南下前任历城县委组织部长）任中队长。我们这个中队的任务是随军接管定海县，浙江省委任命英宜之同志为定海县委书记，王裕民同志为定海县县长。1950年5月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我们南下干部和当地坚持干部、华大学生等随军到各岛接管，我们也都分配到各区、乡开展工作。新政权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逐步发展舟山的经济。”
  “舟山地处东海，解放前海匪出没异常，国民党军队逃离舟山时，又有计划的隐伏了一批武装匪特。盘踞在边缘岛屿的国民党残匪和渔霸顽匪，经常窜至解放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到处抢劫掳掠，造谣惑众，暗杀干部，破坏生产，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实现反革命复辟，气焰十分嚣张。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匪徒在六横杀害了我村干部、积极分子以后，竞猖狂地到我区公所驻地张贴反革命布告，并将我村干部的尸首‘示众’。当时的斗争环境确实非常复杂，我们有时召开群众大会，敌特和土匪也混在群众中伺机搞破坏活动。我们南下干部，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首先广泛发动群众，与人民解放军配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集中力量消灭了匪特。为了帮助贫苦渔、农、盐民战胜饥饿，早日恢复生产，县政府还向全县贫苦渔、农、盐民赈济了百万斤粮食，我们南下各级干部和解放军战士还克服自身的艰苦生活，拿出节省下来的衣服和粮食救济最贫苦的群众。”
  “我们和舟山人民一同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建设家园时，都是长年累月坚持在渔农村第一线，和广大群众吃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生产，一起共商土改和发展渔农业生产等大计。我们在那个年代里与舟山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舟山人民确实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贴心人，因此，我们也把舟山当做了第二故乡。”
  老人们就舟山当今的社会发展与建设还谈了很多很多……
  为了使更多的人们能够了解随军南下以及南下干部在舟山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的艰苦历程，我们特请葛望春、赵成恩两位革命老人分别撰文记述了《回忆随军南下的历程》和《在舟山六横区剿匪镇反情况的回忆》两篇文章，我们或许从老人的回忆文章中，能更深地了解他们的那段艰苦历程。
  安德祯李有峰
  军界英豪——马振祥
  齐鲁首邑数历城，历城名人古今多。
  据历城区的地名考资料记载：郭店镇相公庄建村是清代，村名的由来是迷信村处在好风水之地，能出72相公，故称“相公庄”，属吉祥地名。解放前，相公庄出过多少名相公不祥，但现在是有3位在军界的显赫人物，马振祥是英豪之一（其他2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邢士忠，南京军区60军后勤部政委邢吉祥、现离休）。
  2001年6月初，在“外出访谈历城名人”时，我有幸在武汉市认识了马振祥，感受了他对历城老乡热情周到的接待，也了解了他部分事迹。
  马振祥，现任武警湖北省总队副总队长，军衔是大校，大家习惯称他“马总”。1952年5月，马振祥出生于相公庄，在他学生时代，14岁时被父亲送到济南摔跤名士谭树森门下学武，也是谭最后一名入室弟子；后来又拜李长津为师，在师徒分别时，李长津把自己得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摔跤奖牌送爱徒留作纪念。1970年，18岁的马振祥担任了村民兵连长，197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2月入伍，在空降兵某部侦察连从一名普通战士，靠自己过硬的军事本领和思想、作风素质，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82年入信阳陆军学院学习，1984年任空降兵某师司令部副营职侦察参谋。1976年，空军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马振祥带兵》，以及1982年的《中国青年报》，都宣传过他的军旅事迹。
  马振祥任班长时，所在班被空降兵部队党委树为“军事训练标兵班”，本人被树为“标兵班长”。任排长时，被空降兵某师树为“标兵排”，本人被树为“标兵排长”。任副连长期间，带领分队参加武汉军区组织的侦察兵军事技术大比武，夺得多个单项第一名和团体第一名；1978年5月被推选为空军第五届党代表，出席党代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任连长时，连队连续三年荣立集体三等功，第四年被武汉军区空军树为“三学先进单位标兵连”。马振祥自入伍以来，1次荣立二等功、12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学雷锋积极分子”等荣誉。在战场上，他研究发明了“捕俘专用兵器”，成功运用到战斗中，取得战斗胜利，避免了我方伤亡，受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表彰，并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
  马振祥是一匹“烈马”，25年前，如果不是一位师长慧眼识才，他这匹“烈马”就会被一纸退伍名单，牵回到了原籍。1986年12月31日《解放军报》登载周龙山写的报告文学《烈马》，对马振祥军旅生涯的这一转折点有段表述：
  1972年，马振祥丢下祖传的杀猪刀，穿上军装分到侦察连时，新兵班长们见他会武功，“国”字形的脸上，乖张中透出几分憨厚，都抢着要他。可没过多久，他们提起马振祥就摇头。原因是训练中，马振祥常对班长指手划脚。4年过去了，尽管马振祥能百米双枪百发百中，带领七八个战士扛回军区和军侦察专业比赛20个项目中的18面锦旗，尽管别人到教导队半年，回来后就能穿上4个兜，而他这位经常到教导队担任武术教员的人，却依然当战士。有人劝他：“见了领导要多栽花，少栽刺。”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说来也巧。这一天，师里召开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马振祥带领全班照例代表连队参加摔跤比赛。比赛开始，他力挫对手，博得了观众狂涛般的掌声。坐在观礼台上的师长，激动得亲自将一杯凉茶送到他手中，“马振祥，你果然名不虚传，敢摆擂台吗？”“摆擂台？”他不禁一愣。自己因训练中腿部骨折，是揣着全休3个月的病假条来参赛的呀！但师长的重望在肩，“咕咚”一声，他把水倒进肚里，甩出了铮铮有声的一个字：“摆！”
  广播一响，好家伙，呼呼啦啦地出现在马振祥面前30多条汉子。他们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连的，有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等民族的，一个个英武剽悍、勇猛过人。马振祥舒展了一下四肢，冲上去把第一个摔倒了，把第二个摔倒了……第九个，在第九个面前他停了下来，对手是位哈萨克族战士，身高一米九五，平时就称雄于摔跤场，素有“草原上的雄鹰”之美称。马振祥犹豫不定时，对手却山鹰似地扑过来，他措手不及，被摔成八叉。第二局在左右推磨中马振祥得分，一比一平。第三局决胜局双方一交手，马振祥占了主动，谁知在抱对方腰时失手，胸部被对手死死顶着向后退了十来米，就在快要出线时，马振祥出其不意，从反面抱住对方的腰，继而从头顶抛出去，赢了。其余的打擂手不战而服输。师长又端一杯凉茶给马振祥，并对着他凸起的胸肌击一拳：“好小子，是块材料！”
  师长回到台上，不解地问身边一位参谋：“马振祥怎么还是个班长？”“他这人，牢骚比本事还大，所以……对了，前几天上报的退伍名单上好象有他……”“有这种事？”师长的脸立刻“晴转多云”。5天后，马振祥被任命为排长，当战友向他祝贺时，他哈哈一笑：“天生我材必有用！”从此，马振祥有了施展才能的天地。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赴汤蹈火，生命危在旦夕，也在所不辞。马振祥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过人的胆识，被军首长点将挂帅。1985年1月，任某师副营侦察参谋的马振祥，被破格任命为师侦察科长、第七侦察大队二中队（副团级）中队长，下辖二个侦察分队（营级）、一个火力分队（营级）和一个直属分队（连级），执行“老山地区防御侦察作战任务”。在出征前的军事训练中，马振祥认为，演兵之道最忌死，操兵之道贵在活。他打破部队常规训练方式，大胆借鉴世界军事史上特种部队的作战成功经验，有效地提高了参战人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吃得苦、打得赢的坚强意志。作战中，马振祥随身必带“三件宝”，即：高倍望远镜、照像机和录音机，随机掌握反击敌人的主动权，先后150多次化装带队通过布雷区，深入敌后侦察，组织袭击捕俘3次。在“6.28”界河以南的伏击捕俘战斗中，带领一个班深入敌后3公里，不发一枪一弹俘敌2人，缴获苏制冲锋枪2支、手雷2枚、子弹40多发、匕首2把等战利品。在11月3日组织的“爱头地区伏击捕俘战斗”中，带领分队5个小时雨夜强行军，深入敌后7公里，潜伏在高温、潮湿、虫蛇出没的灌木树丛中8个小时后，敌人进入伏击圈，捕俘组突然跃起，在3秒内俘敌1人，撤回时被敌人发现，越军从三面包围我侦察分队，并用猛烈炮火封锁“袋口”，马振祥沉着、果断、灵活指挥，巧妙利用地形，指挥7个战斗小组，交替掩护，交替撤退，激战3小时40分，摧毁敌边防屯一座，毙敌19人，伤敌30余人，我无一伤亡。当参战人员在安全地带汇合后，战士们自豪地把马振祥抛向空中，激动地高呼：“队长万岁！”在1986年“11.25”保良街袭击捕俘战斗中，带队摧毁敌哨所一座，毙敌20多人。
  在执行老山地区防御侦察作战任务一年半中，马振祥正确贯彻中央军委“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把紧张推向敌方”的作战方针，带兵纪律严明，作风过硬，训练有素，勇敢深入敌后，正确掌握敌情，果断指挥，灵活处置复杂情况，严密制定作战方案，取得了俘敌3人，毙敌47人，破袭敌军事目标3处，我中队参战人员无一伤亡的辉煌战果。二中队被成都军区授予“英雄侦察连”光荣称号，他本人荣立二等功，3个分队、4个班、2人分别荣立一等功，150多人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1986年的《解放军生活》杂志，以《马振祥和他的精锐部队》为题，记述了这段战绩。1987年，总政治部出版庆祝建军60周年大型丛书《当代军人风采》中，以一篇《第109将》为题，展现了马振祥这位从戎的山东好汉风采。1988年5月，
  马振祥被总参情报部调云南前线，带工作组指导侦察分队侦察作战3个月，受到总参情报部通令嘉奖。马总说，在作战期间熬夜到2、3点钟才睡觉的习惯，过了好长时间，才改过来。
  1990年8月，马振祥调武警湖北省总队，历任指挥学校训练处处长、机动支队支队长、湖北总队副总队长。在任支队长期间，针对支队组建时间短、任务重、训练执勤设施差的实际情况，结合部队担负任务的需要，坚持从强化部队训练入手，多次组织长途拉练，妥善处置大规模群众性闹事事件。他曾15年率部队参加武汉市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马振祥先后有150多次横渡长江，被战士们誉为“渡江龙”。任现职以来，他积极研究探讨新形势下武警部队工作的特点、规律，为部队执行遂行任务积累了工作经验。
  每年夏季，武警都有2个月防汛备战，尤其在1996、1998年抗洪战斗中，马总率队都出色完成了任务。1998年夏，汉江、九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在抗洪抢险战斗中，马总率武警部队日夜奋战在抗洪前线，每天工作到深夜2、3点钟，饿了就吃方便面。马总说，抗洪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一到夜里2、3点钟就想吃方便面。山东电视台“天南地北山东人”栏目记者，曾到湖北抗洪一线采访报道过马总的事迹。但有件事，马总从没向外界说过。事情是在8月16日，长江水位急剧上涨，第六次洪峰来势凶猛，为保证人民生命安全，湖北省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决定，炸开荆江分洪北闸拦淤堤，在公安县分洪。根据省前指分工，此项工作本应由技术保障组负责，后因此项工作技术性较强、危险性大，临时决定由前指交通救援组组长马振祥副总队长负责。晚上7点20分，罗指挥长打电话，给正在分洪区内最后一次拉网检查群众转移情况的马总下达命令：“由你负责爆破分洪坝的现场指挥和监督起爆工作，要求晚10时30分起爆，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马总临危受命，火速赶赴现场，统一指挥人员转移、爆破设施安装、安全检查等复杂的准备工作。到21时20分，起爆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就序，为保证安全，现场的所有通讯设备一律关闭，处于待命状态。离起爆时间越来越近了，这时，发现江面上一艘勘察船向分洪大堤缓缓靠近，马总立刻判断，非中央领导的指挥船，是不可能通过封锁线的，中央是否又有新的部署？随即果断决定，没有中央的书面命令不能爆破。取消了炸堤命令，同时也避免了炸堤分洪造成的损失。马总带工作组一直在起爆电源开关旁坚守，次日早上7点，接到罗指挥长撤回的电话后，才返回省前指。然而，埋设在分洪大堤里20吨TNT炸药又对大堤安全形成了威胁，而且炸堤部队只进行过埋设爆破的训练，没有掌握分洪堤排除爆炸物技术。在这危急情况下，马总主动要求担负指导部队排除20吨TNT炸药的任务。他冒着40多度高温和随时爆炸的危险，从速培训骨干和干部，把连队分为5个组，带领排爆工作组蹲在排爆现场指导排爆工作，使排爆官兵很受鼓舞，昼夜连续工作，只用4天时间就排除了119个炸点，共排除357个起爆装置。接着，马总又带工作组对2200米的排爆区进行了检查验收，清除了大堤隐患，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表扬。
  马总是位孝子，今年7月回老家休假，他尽量推掉朋友的盛情，住在家里，与老母亲一起吃饭，摆出桌案练书法。他的书法笔力浑厚，气势恢宏，蕴含精武之道，也透出流水之意，真使人折服“字如其人”这句老话。
  李存彦赵彤
  摄影艺术家曾毅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曾毅，20多年来，执着地探求摄影艺术的精魂，弘扬传播东方的古今文化，是当代中国摄影界颇有影响的摄影艺术家。
  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毅把这话作为自己的祖训，激励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且在孤寂与单调的日子里，使他执着地选择了自己倾心的事业——摄影。
  曾毅，1949年1月2日，生于济南市东北部黄河稻米飘香的历城区华山镇卧牛村。现任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摄影家协会主席。2001年5月，当他见到童年伙伴张振武时，谈起童年自编节目，带几个小孩一同表演的往事，快乐的心情溢于言表。在他小时候，当小学校长的父亲拍照、扩片的情形，更是潜移默化地启蒙了曾毅的艺术天赋。1968年，他19岁时从山东商业学校毕业，学商业统计，被分配到单县烟酒公司。在这个位于鲁西南小县城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始终割舍不下自己对摄影的偏好，从每月38元的工资里节省积攒出钱，买了相机、胶卷，用几十个晚上，从头到尾抄录摄影家吴印咸的《摄影艺术表现方法》，抄累了，就读一段鲁迅的小说，在抄与读的交替中，鲁迅对封建桎梏下农村生活、农民和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与吴印咸透视生活的镜头，在曾毅的头脑中产生了共鸣，他鼓起勇气向有关单位要求调到县城唯一的照像馆工作，从此，曾毅的人生有了第一次转折。
  在照像馆工作的四、五年，曾毅的摄影爱好得到了满足，每天在拍照、洗片、扩片中工作。在家庭上，也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不断地刻苦学习与摄影实践，使曾毅的摄影才华被当地各界所公认，因而，他被调入县文化馆，专门从事摄影创作，足迹踏在了厂矿、农户、田野……丰富而浓郁的基层工作生活，不但使他有了自己艺术佳作的积累，也为他日后侧重创作民俗题材，表现民族根须主题的艺术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3年后，他又被调入山东省影展办公室。8年过去，山东摄影界冒出个年轻的曾毅，他以一帧帧漾溢着生活气息和闪烁着青春色彩的作品，引起同行的瞩目。1977年，他的处女作《绘声绘色》首次参加山东省摄影艺术展，并发表于《山东画报》。1979年《八仙过海》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并获山东省摄影展一等奖，接着又入选全国第十一届摄影展。1980年，曾毅被调入济南市文联，从事济南市摄影家协会工作。
  二
  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曾毅把这句孔子的论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事事处处勉励自己，砥砺心志。调入济南市文联工作，是曾毅人生的第二次转折，他的摄影事业如同被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十年中，他为摄影班的学员认真传授技艺，组织摄影展览比赛活动，发展了一批批会员，也把草原风情、土家族民俗、三峡风光、煤矿井下工人的风采等都摄入了自己的镜头，他的摄影艺术佳作相继在山东、全国、国际摄影比赛中夺得桂冠。他展出和发表的600多幅作品中，有30多幅先后悬挂在北京、东京、香港、澳门的各种影展上。
  1981年，曾毅出席全国青年摄影创作座谈会，并参加全国摄影培训班。《秋谷传声》入选中国首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1982年，《滚煎饼》获首届全国青年摄影艺术展铜牌，《好年景》、《八仙过海》入选香港中华摄影学会第23届摄影沙龙，33岁的曾毅也成为山东省最年轻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983年，《钢铁汗水》获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银牌，同年担任了济南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1984年，他担任了山东省第一期高级摄影培训班教材编审委委员和《中国摄影家辞典》编委。198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题“幸福”摄影比赛中，他的《条条致富路》、《海鸥飞来农家乐》和《我的童年》三幅作品入选，这是在全省摄影史上，个人在国际级比赛中入选作品数量最多和最集中的一次。《条条致富路》还获“亚洲文化中心奖”和济南市政府文艺创作特等奖。曾毅被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聘为特约记者，荣获“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还当选为省青联委员和济南市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
  1986年是曾毅光彩夺目的一年。1月，“曾毅摄影艺术展览”在省美展馆举行，80余幅作品把人们的视线带到浓郁的社会生活之中，《祖母的一生》、《云雨沧桑》、《额头与砖缝》、《当家人》、《八仙过海》、《黄山落日圆》等作品寄寓了曾毅对生活、人生的探索、思考和激情，也展示了这位艺术追求者的扎实足迹。著名文艺理论家、书法家沈鹏对曾毅的作品这样评说：“他以内心里包蕴着的一团火闪照生活，以深沉的思考捕捉拍摄对象……追求深度与广度……意在从普通群众的生活里发掘深层的内涵，从今天的现实里接触古老民族的根须，并使人联想到未来。”
  1986年12月，曾毅组织并策划举办了“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这项赛事被列为我国政府在国际和平年的九项重大活动之一，吸引了全国四千余名青年作者参加，更有作者驱车千里来送稿，参赛作品达3万余幅。那段时间，曾毅每天去邮局拉回来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时累得干吃药片。在偌大的展厅里，来采访大赛的记者们既没看到他一幅作品，也找不到他本人。曾毅解释说：“艺术要迸发出耀人的火花，就必须有为艺术献身的燃烧体。”这次大赛首次设立了最佳瞬间奖、最佳构思奖、最佳形式奖、最佳色彩奖、最佳黑白奖、最佳探索奖、最佳风光奖，称得上是我国摄影史上的一次盛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H·L泰勒博士致电祝贺。
  1986年，曾毅被推选为济南市青联副主席、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和省青联常委，创办了《青年摄影家报》，并担任主编。
  1987年，曾毅当选为济南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主编了《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获奖作品集》，担任了上海“十大摄影家”和“十大杰作”评委。
  1988年，曾毅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聘为“第十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评委和“首届中国摄影艺术作品出国选拔大奖赛”评委，他成为山东省摄影界担任国家级评委的第一人。这一年，他还当选为省文联委员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山东分会理事，被济南市委、市政府授予“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
  1989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特刊出《曾毅作品》专版，展示了曾毅的摄影艺术成就。这一年，曾毅担任了《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他被省委、省政府授予首批“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济南市共有4人）。获此称号的人都有专业职称，唯独曾毅没有，他是被破格表彰的。直到2000年，他又破格晋升了正高级业务职称。
  三在获得的国内外众多的荣誉面前，曾毅先生没有丝毫飘然之气。他在反复审视自己几百幅作品后，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思考……“摄影艺术的精魂，在于它能表现民族、社会、人生那浑厚的思想、情感，而不在那五彩纷呈的线形与色调。”基于这种深刻的艺术观，他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做出了第三次重大选择。进入九十年代，曾毅不但是国内知名的摄影艺术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东方文化使者。
  曾先生在思考中萌生的一个大胆想法，就是借鉴国外作法，成立一个基金会，以摄影为龙头，弘扬、传播东方文化，使之逐步成为一个国内权威的学术团体。他的想法得到了省市领导的支持，1988年5月，省委正式批准成立“东方国际摄影艺术基金会”。1989年4月8日，基金会一届一次理事会在北京举行，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出任名誉主席，吴印咸、陈复礼、冯其庸、李希凡、吕厚民等名家担任艺术顾问和领导职务，曾毅被推荐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民间摄影艺术基金组织，英、美、法、日、泰、新及港、澳地区许多大师也纷纷加盟。
  1990年，曾先生策划举办了“济南国际摄影展”，吸引了美、加、英、日等国参展。1992年，他策划主持了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东方国际摄影艺术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活动，并担任评委及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组委会会员。邀请荷兰摄影代表团访问山东。1993年，邀请日本摄影家田中昭史、世界摄影大师陈复礼在济南讲学；为支持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6月6日，组织了66名摄影记者和66名优秀摄影家，举行了“北京一日”大型纪实摄影比赛活动，曾先生担任“大赛”评委和《北京一日》画册编委。同年，邀请韩国摄影家代表团访问山东，并策划举办了“中韩摄影家作品联展”。此举作为两国建交后第一次正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年，曾毅当选为第八届省人大代表，还被选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省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被聘为山东省油画学会顾问。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他率摄影代表团赴泰国、香港创作采访并举办展览。
  在曾毅先生策划和组织的众多摄影艺术活动中，“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及大型文献画册《大哉孔子》的出版，堪称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伟大创举。
  1988年1月，75位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并向世人发出宣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个信息在曾毅强烈的事业心中燃起了一把火，“越是民族的文化，越是能在世界上绽放异彩，作为孔子的后代子孙，何不利用手中的相机，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向世界展示中国儒家文化的辉煌呢？”于是，曾先生以“甘作人梯”的精神，带出了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青年群体。
  自1989年春节开始，曾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先后18次深入曲阜“三孔”及邹鲁故地，进行社会调查和采访拍摄；为抓取理想的瞬间，他们经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整整苦干了200多天，拍摄了2万多幅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的照片。同时，他向海内外发出数千封征稿信，征集了内容包括孔子轶事、儒学变迁、三孔胜地、故鲁遗迹、鲁乡风情、近代儒学研究、孔孟文化在世界各地影响等资料图片1万余幅。他还抓紧时机学习、查阅大量的文史资料，编写展览提纲。经过反复、细致、艰苦的筛选、编辑、设计和制作装裱，突破入选300幅作品的计划，从3万余幅作品中精选了1700余幅图片，汇成了中国摄影界前所未有的“儒家文化长卷”。
  1990年9月25日，“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首次在“1990国际孔子文化节”上隆重推出，整个展览如同一座儒家文化博物馆，以空前的规模展示了中国孔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荡人心魄的艺术魅力。1991年在北京展出时，吸引了几十个国家驻华使节及首都学术界、文化界人士1万余人观看。
  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时，旧金山市市长和许多著名学者出席开幕式，并兴致勃勃地观看展览。还有的华侨闻讯后，从几十里、几百里外乘车来看展览，并在留言中写下了肺腑之言。美国的中华电视台和《侨报》对曾先生进行了40分钟的采访。1999年3月，在意大利举办“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展览场地设在罗马市的卫星城维泰博市一座城堡中，罗马教皇亲自出席开幕式，他说：“孔子的思想是最古老的教义，对12亿中国人的教益很大……意大利也是个哲人众多的国家，但其思想的影响远远不及孔子。孔子是全世界人民的骄傲。”让曾先生他们更震惊的是，在开幕式前的3个小时，法国出版机构的一个代表团赠给他们一本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文字的大型画册《孔子》，其中的插图全是手绘的，价值1万美金，足见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重视和研究之深。开幕式当天，正值江泽民主席访问意大利，展览办得“锦上添花”。
  1993年，曾毅先生编著出版的大型文献画册《大哉孔子》，被评为“山东省精品工程”和“山东省对外传播”一等奖，并被文化部定为我驻外使馆向外馈赠的重要礼品。
  “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和《大哉孔子》画册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研究东方文化、思想、艺术的专家和学者们的关注。10年来，曾毅先生应邀赴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泰国等国家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举办展览和访问、讲学，也邀请了台湾摄影代表团、外国的艺术家代表团、著名学者和专家来山东等地举办文化交流、访问活动。其中，1998年应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邀请，赴亚特兰大举办“曾毅摄影艺术展”。1999年1月，应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爱尔伯尼州立大学、开罗敦公立学校等12家大学及学校的邀请，赴美国讲学。
  2001年4月，经曾先生联系策划，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光林率团，出访巴西、阿根廷，同时举办了“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又引起较大反响。同年4月至10月，曾先生又策划了“世纪泉城国际摄影大奖赛”，以图片形式，再现济南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城市建设、风俗民情、现代生活及泉城风貌，设立奖项27个，获奖人数217人。本次大赛作品组成了泉城济南迎接新世纪的历史画卷。这次活动结束之前，曾先生又在思考着下一个大计划……
  曾毅先生的人生和事业之路迈得很实、很快、很高。当我拜访曾先生时，他送我一本《天命集》和一套新印制的题为“泉城景韵”艺术照片明信卡（曾毅摄影作品）。我在多次翻看曾先生摄影作品后，感觉写作的笔越发沉重了，心也越发沉静了。
  赵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