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中共历城特别支部
  1937年春，中共历城特别支部建立。历城特支领导和发动的革命斗争，虽然规模较小，且未能取得明显的胜利，但它是历城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为自己的命运勇敢战斗而迈出的第一步，对于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历城特别支部的建立
  1935年，历城县第六区（现董家镇）被当时的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选定为山东省义务教育第一试验区。试验区办事处和历城六区的区机关均设在董家庄，试验区主任是刘镜洲。这个区共有大小村庄80余个，学校85处，其中区属小学83处，县属完小2处，共有教员100余人。
  1936年，党组织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教育的阴谋，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派共产党员王健民利用与刘镜洲同乡的关系到实验区刘家庄，以小学教员的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同年秋，趁实验区招考教师的机会，又派共产党员陈尧贤、沈秉钤前来报考，录取后分别被分配到姚家庄小学、王辛小学任教。根据上级的指示，1937年春，在刘家庄建立了中共历城特别支部。陈尧贤任书记，王健民任组织委员，沈秉钤任宣传委员。特支先后由省委和市委直接领导，省委单线联系人是赵健民，赵被捕后，改由市委的林浩（尹圭璋）、王若杰为先后单线联系人。
  开展合法斗争建立群众组织
  中共历城特别支部建立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广泛接触教师，开展党的工作。针对全区教员居住分散，平时教学任务重，外出机会少，再加上刘镜洲统治很严，除行政上召开会议外，大家互相接触的机会很少，耳目闭塞。特支研究决定除利用晚上和星期日到各校结交朋友，深入教员中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外，还要建立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来联系、团结教师。于是，特支建立了“消费合作社”，社址设在董家庄南门里路东，沈秉钤为负责人。消费合作社对外以经营教科书、文具、日常生活用品等为公开业务，对内则掩护特支开展地下党的工作。这样，合作社便成了党组织在实验区联系群众，购销进步书刊的活动中心。合作社的成立，打破了敌人企图封锁教员，要大家埋头教学，不问国事的沉默局面。教师们多数走出了校门，到合作社谈论时事政治，把合作社当成了自己的家。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影响下，教员们已不满足于教死书的状况，经过讨论，大家要求根据形势教育学生。特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又成立了“读书会”，并推选积极分子史耀洲为“读书会”负责人。“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村小学教育，交流读书后的心得体会，组织教师们学习讨论时事。“读书会”要求会员多读书，读好书。当时“读书会”订阅和推荐给大家阅读的书刊主要有：《青年自学丛书》、《世界知识》、《大众哲学》、《读书与生活》及鲁迅、茅盾、邹韬奋等人的著作。“读书会”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在董家庄女校集合，进行学习讨论，“读书会”会员很快发展到60余人。通过“读书会”的活动，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开阔了视野，激发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
  培养骨干壮大力量
  “西安事变”后，抗日高潮席卷全国。但是，在刘镜洲把持下的试验区到1937年的春天反映还不大。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特支利用“读书会”这个合法组织发动广大教员，向刘镜洲开展了一次公开的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董家庄女校召开了一次读书讨论会，刘镜洲应邀参加。这次讨论的题目是：大敌当前，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抗日，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坐等灭亡？教员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中怎么办？在研究农村小学教育问题时，刘镜洲还能听得进去，但当大家讲到何应钦、汪精卫、张群都是汉奸，特别以《何梅协定》为例加以有力地揭露时，刘大发雷霆，多次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辩护。经过一番争辩刘被大家驳得闭口无言，最后拂袖而去。通过这次讨论会，使大家对刘镜洲的丑恶面目和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合作社”、“读书会”的活动中，特支先后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随即特支又建立了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历城抗日救国会”和“历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李士衡负责“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并由他及时和济南“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抗日救国会”很快发展到20多名同志，程海洲、王心崇、孙健民（孙连成）、张汝琦、李士衡、徐庆云、张天侦、朱同修、裴官绶、李明炎等都是活动中的骨干分子。在“历城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历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程海洲、王心崇、孙健民、张汝琦都是“民先”队员。
  经过一段工作的考验，任家庄小学教员王心崇，苏家庄小学教员程海洲，便由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被接受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由于几个党员分住在不同方向的几个村庄，联系各村教员就更方便了，更加有力地推动了特支工作的开展。
  广泛宣传发动群众
  经过“合作社”、“读书会”、“抗日救国会”、“民先”的各种活动的开展和整个形势的影响，教师们抗日救国思想愈来愈高，要求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支部抓住这个时机，又利用“读书会”专题讨论了《目前乡村小学教育的任务》。因为这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发言十分热烈。老师们在发言中说：“要认清当前形势，现在正处于困难当头之际，作为乡村小学教师的我们，再不能昏昏噩噩，只埋头教孩子念书识字了。应该既教育孩子念书识字，更要教育孩子和广大群众懂得当前我们国家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宣传、动员、组织大家起来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敌当前，凡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都应当联合起来，战胜日本侵略者”。“我们现在的教育对象不光是小学生，要采取办壁报、组织宣传队、办夜校等形式来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单纯由教师内部的讨论，又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王健民首先在刘家庄办起了有80多名农民参加的，以识字、学珠算、讲时事为内容的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日妥协的反动罪行。从而启发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在农民中培养了党的骨干力量。随即任家庄、苏家庄等也办起了农民夜校。
  对敌斗争针锋相对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全试验区，从教员、学生到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逐渐高涨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刘镜洲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别注意。随即从济南来了两个特务，冒充小学教员，住在试验区到处活动，企图找到他们所谓的“反对政府，扰乱社会治安，开展共产党活动”的事实。刘镜洲及其特务们抓住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新党员程海洲不放，并将其记录本盗去。幸亏记的内容字迹模糊，人名多用代号，使敌人辨别不清，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刘镜洲又亲自到程海洲的学校里，出政治题考问一个学生。他问一个学生，是谁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该生答道，是共产党。又问，是谁不坚持抗日，该生答是蒋介石。刘听后很恼火，接着逼问，是谁告诉你的，该生说俺程老师。刘镜洲回到董家庄办事处，召集自己的心腹人开会。对“读书会”开展的专题讨论会，程海洲的纪录本和学生回答的题等一连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结论是：问题虽有，但未抓住共产党组织的真凭实据，对这些人不能逮捕。但这样下去对实验区工作不利，对上司也不好交待。因此，他们又采用了更为巧妙而恶毒的办法。
  一天，刘把陈尧贤、沈秉钤、程海洲找去，以威胁的口吻问道，你们都是共产党吧？山东省捕共队长宋鸣时叫我把你们送到济南去。同时还假惺惺的以同情的语气说，你们都是我的教师，都是青年人，我不愿你们去蹲监狱。只要你们承认是共产党，写个悔过书，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没事，我是爱护青年人的。几位同志严厉驳斥说，你爱什么青年人？你抓什么共产党？明明是镇压教员和群众的抗日斗争！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都是爱国的青年教师。刘看威胁不行，又以缓和的口气说，你们先回去，好好想想吧。
  两天以后，刘镜洲以不好好办学，影响试验区的工作为借口，采取了“辞退”的恶毒手段，把王健民、陈尧贤、沈秉钤、程海洲、王心崇、孙健民、张汝琦、史耀洲、李士衡等同志辞退，并限期三天内离开试验区。特支研究认为：刘镜洲的这一行动，说明党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再坚持下去恐有危险。经报请市委批准，大部分同志撤离，留下目标不甚明显的王心崇同志继续坚持党的工作。济南市委对王心崇做了如下指示：一、依靠积极分子，坚持巩固合法的群众组织“读书会”。二、面向农村，办好任家庄、刘家庄、苏家庄的农民夜校。三、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根据市委的指示，王心崇积极而又谨慎地开展党的工作。不久，王心崇介绍农民夜校的积极分子尹天佑、刘化忠加入了党的组织。
  形势恶化后，王心崇与市委失掉联系，便随同在邢家洼教小学的进步教师郭秀石老先生迁到历城五区李官庄（郭的老家，现归章丘市）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3月，在李官庄建立了“中共历城县支部委员会”，王心崇任书记，尹天佑、刘化忠任委员。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并拉起了30余人的抗日队伍。中共历城特别支部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历城大地上又熊熊地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