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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郭恒祥（1894—1929）章丘埠村区埠村人。出身贫农，幼丧父母，跟兄嫂成人。兄弟姊妹四个，大哥郭恒福，给地主当长工；二哥郭恒貞给财主放牛干小伙；姐姐未到成年就卖给南曹范李家（地主）做丫头，以后用钱赎回配于本村周姓；他本人曾下过煤井，给人放过牛当过短工。十七岁时，家乡连遭歉年，荒时暴月，饥寒交迫，于是同二哥郭恒貞乞讨关外。为了谋生，去辽阳南满铁工厂投奔在此做工的本家郭相曾，留厂当学徒工。十九岁，历颠沛之苦又到四方机厂。
一九一九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恒祥目睹青年爱国学生“为争回山东主权而进行的罢课、游行活动，被高涨的反帝救国浪潮所激发”。他毅然投身运动，深入群众，积极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用“勿忘国耻”、“还我青岛”、“抵制日货”、“严惩卖国贼”等口号，激励工人的义愤，启发大家的觉悟。
一九二二年年底，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从日本手中夺回了青岛，饱尝德，日帝国主义者迫害的四方机厂工人，一时对北洋军阀政府寄于莫大期望，满以为工厂回到自己同胞手中，再也不受“洋人”的蹂躏和欺侮了，人身会得到自山，生活会逐步改善。哪想旧中国的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分子
在削剥和压榨劳动人民方面，竟是如此一模一样，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试看，昨天的汉奸今天则成了工厂的领班；过去“洋人”的走狗，现在却成了工厂的工头。厂房依然。生活如旧。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为了求生存，找出路，郭恒祥等人利用旧行会团体的旧俗，以“敬祖师、互敬互助”为名，联络一部分钳工木匠，组织了“圣诞会”，郭恒祥为会长。制定了会章，并规定每年旧历二月十五日为“圣诞日”。这一组织的出现，团结了不少工人，但也引起了当权者的注目。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铁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许多活动和斗争转入秘密。这时，上级党组织派王荷波同志来青岛找圣诞会与郭恒祥等人联系，指出：“圣诞会”带有产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千万莫让工人陷入鬼神命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个组织形式可以利用，但内容，性质和目的必须教育会员明确，我们的任务和斗争目标是团结一切被压迫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解放全人类。在王荷波同志的指引下，圣诞会逐渐由一个行会组织变为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革命组织。它曾多次组织工人罢工、游行，打击了统治者，为工人群众争得了许多权益。郭恒祥在一次次血火交织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斗争方向和目的，思想趋于成熟，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他代表胶济铁路全体职工，出席了中共在北京秘密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
郭恒祥回青岛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工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圣诞会的活动愈来愈活跃，遂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肉
中刺，蓄意寻衅，欲将其置于死地。一九二四年旧历二月十五日，郭恒祥决定召开会员大会，纪念圣诞会成立两周年，借机向工人进行一次政治形势教育，更好地进行各种活动。不料遭到胶济铁路路局的阻挠和破坏，工人据理斗争，遂发生矛盾冲突，接着路局颁发布告，将郭恒祥等人开除出厂。工人不服，准备派代表向当权者交涉，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就要酿成，郭恒祥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一面命工友不可轻举妄动，一面向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和在青指导工作的王尽美汇报。经研究认为，“圣诞会为青岛最得力之工会，实有举足轻重之势”，决不能采取过激的态度，俟实力充足，时机成熟再说。郭恒祥深解其意，表示忍耐时日，继续进行秘密斗争，嗣后，，郭恒祥开了一个小饭馆，名曰“会仙居”，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就在这时期，郭恒祥经邓恩铭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一生革命斗争的新里程。
一九二五年春，四方机厂在胶济铁路罢工的影响下，举行全厂大罢工，强烈提出以下五项条件：
一、以后厂中关系工人事件，须与工会交涉；
二、恢复从前因办工会被革除工友之工作；
三、不分领班、工匠、学徒、小工均一律增加工资三元，并改日计为月计；
四、每年发给两次来回免费联运通票；
五、速发年终应得奖金。
（摘自《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史志资料选编》第二辑）
罢工坚持了九天，迫使路局全部答应，郭恒祥等人兴高采烈地又回到四方机厂。
轰动全国的“五、二九”青岛惨案发生后，郭恒祥再次被开除出厂，并遭敌人通缉。他根据党的指示，离开青岛，回章丘原籍，秘密开展农运工作。
当时，章丘人民同全省人民一样，正处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一两银子八块钱”的苛捐重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县城和重要村镇（如埠村镇）都驻有奉系军队和土豪劣绅的武装组织。
郭恒祥离开青岛辗转回到故乡，颇有山河依旧面目全非之感。因为他是军阀政府通缉的政治“要犯”，况且老家又在奉军及其爪牙严密控制下的埠村镇，所以一切革命活动都是秘密进行，他本人更不能出头露面。即使如此，工作也是很难开展，于是，他再度离乡，去外地寻找党和工会组织。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中共“五大”召开，会议指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在乡村中“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力，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郭恒祥根据省委指示，回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埠村西村为中心开始了对农民的教育、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嘱咐家属对外不要说他回来，如有陌生人找他，就说不在家。他经常和本村的夏维臣（贫农，后加入共产党）张玉恒（在青岛四方机厂一块做工的工友）在一起，了解当地情况，宣传革命道理。他说，自己在外几年，跑了很多地方，见了不少大世面，懂得了好些道理。比如说，贫穷人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可地主老财却楼台亭阁田连阡陌，这是为什么？就是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在南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民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农
会，打倒了土豪劣绅，分了房子分了地，有吃有穿有权，真正换了个天下。开始夏维臣听得似懂非懂，将信将疑，而张玉恒因在青岛参加过罢工运动，对这些道理则易于接受。
同年，中国共产党鉴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及党内存在的问题，于八月七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同时指出：“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郭恒祥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以“货郎”身份为掩护走乡串村，秘密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
农历腊月底，郭恒祥一家清锅冷灶，年关切近，无奈在妻子刘氏的劝导下去木厂村岳父处住了几日，春节过后就回了家。在此期间，他同这里的穷苦人们有了接触。
木厂附近有家大煤矿，叫天源公司，也叫靴筒地煤井。该村的穷人在井上做苦工的很多，郭恒祥利用佳节休息的机会，向其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不久组织起了章丘炭矿工会。据八十岁的老工人李执祥同志回忆：那时天源公司有矿工四百多人，经常受到经理、把头的刁难，动不动就打、骂、开除，无故不发工资。我们见到郭恒祥后，从他那里长了很多见识，明白了不少道理，渐渐成了我们的知心人。记得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近半年的时间，公司没有给工人发工资，大伙实在受不了，就停了工。经理蔡来富逃亡北京。这时，郭恒祥又来木厂探亲，我们和他说起此事，他生气地说：“你们为啥不上告？”大伙说：“哪
里有‘清官’？”“上济南总工会。”于是我们在郭恒祥的领导和谋划下，首先成立了“章丘炭矿工会”，拟订了工会宣言。会员有一百六十七名，接着选举宋希尧（机工、天津人）李金龙（包工头、河南人）、张连之（车工、河南人）为代表，拿着郭恒祥的引荐信，去济南找总工会。几天后，代表回来说，总工会很关心我们，要大家加强团结，耐心等待，一定为咱们办好这件事（工资问题）。又过了几天，我们每人拿出两吊钱，给代表们凑了点路费，又去济南总工会。大约过了半月的时间，代表回来了，说总工会已与天源公司进行了交涉。结果，由公司代表王希范（工程师），按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发了下来。从此，天源公司就关了门。外地的工人（河南的最多）回了老家，本地的工人同一部分农民，在郭恒祥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黄旗会”（信仰黄沙道），传道师是从泰安来的。在本厂设了两个坛口；南坛主是蘧先玉，北坛主是蘧文信。黄旗会的口号：“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郭恒祥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会员发展到文祖、三元、埠村、滕棚、徘徊、东鹅庄、西鹅庄等村。当地乡绅财主害怕了，纷纷向衙门告状。九区（今埠村区）区长李延煜，为维护土豪劣绅的利益，镇压农民，从官营一带招来了一部分人，善使枪弄棒，来木厂剿拿黄旗会，结果被黄旗会打败，追至埠村镇，并给李延煜家放了火。这下可给郭恒祥埋下了祸根。
郭恒祥见黄旗会打土豪武装首战获胜，十分高兴，于是加强了对这支农民武装的领导，时常往来于埠村和木厂之间。
那时，埠村镇西圩门外有一条南北沟，深丈余，故有沟
东沟西之分。凡名门望族有财有势之家，如李家、郭家、黄家、刘家都住在沟东，街道宽阔，房舍俨然，四周有高而厚的圩墙；贫民穷汉多数住在沟西，茅房草屋，断壁残垣。郭恒祥一家就住在沟西村的东首，只有两间狭窄残破的草房。
郭恒祥、张玉恒和夏维臣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鼓动，有了群众基础之后，便酝酿成立贫民协会。郭恒祥指出：贫穷人要想翻身干大事，必须有组织。南方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便开始行动起来，造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打倒了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咱们要想做到这样，就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然后才能打倒象李延煜这样的土豪劣绅，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才能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他的意见得到张、夏两人同意后，决定去埠村学堂找刘岱东校长商量。
刘岱东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疾恶如仇，且在埠村一带深孚众望。郭恒祥见了刘校长直言不讳地说：“当代社会潮流，大多数人都向往革命。在城市，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在农村，农民亦应有农会。”刘表示赞成，于是他又讲了有关外地组织农会的情况和自己准备建立贫民协会的打算，刘说：“你有如此抱负，是埠村人民的希望，倘有用我之处，不辞余力。”两人谈话投契，志同道合刘校长也就坦率地介绍了他组织皈依道的目的和经过。约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刘岱东为对付李延煜的跋扈，家中设坛，以道为掩护，组织自己的武装红枪会，约一百多人，教员刘真乙任指挥，每天按时拜坛练武，这在一定程度上威慑着李延煜的反动武装——义务团。最后刘对郭说：“你若建立贫民会，咱
们可以联合起来，为埠村百姓伸张正义。”郭恒祥深为感动，两人遂成知己。
一九二八年八月，在郭恒祥的积极活动下，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建立了中共章丘第一个党支部，据说当时只有五名党员：郭恒祥、张玉恒、夏维臣、郭炳和李子荣。时间不久，在埠村沟西（现埠西村）便组织了贫民协会简称贫民会，会部设在沟西三官庙。郭恒祥为会长，张玉恒、夏维臣为副会长，王和轩（李延煜之本家妹夫，不久即清除）为秘书。三官庙门前高悬国旗，左右各挂一大牌子：一边是埠村镇贫民协会，一边是埠村镇红枪会。
贫民会建立的那天，到会的贫民会员和应邀来的红枪会员共五百多人。郭恒祥乘机向与会者作了长时间的讲演，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砸开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到《南京条约》的签订；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他详细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强调“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意义。接着又历述了民国以来，内忧外患，战事频仍，国无宁日，民无安时，“五四”先烈尸骨未寒，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二七”大屠杀，青、沪洒热血，及至近日的济南“五三”惨案。一桩桩一件件，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请兄弟父老想一想。最后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受苦最深遭难最重的都是咱们贫穷人。咱们要想翻身，有吃有穿，就得团结起来。今天来的不管是贫民会还是红枪会，都是一家人，今后要齐心合力，争取彻底解放。
贫民协会成立后，做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 建立农民政权
贫民会成立后，废除了旧的村政权，一切权力归贫民协会。区、镇衙门的“公事”一概不听，按例缴的赋税杂捐一律不拿。非但埠西村如此，就连附近的苏家滩、大冶、夏庄、彭家、木厂、西鸠坞等村也都抗粮抗捐。村里大小事都由贫民会来管，如房屋买卖，土地易主，民事纠纷，婚丧嫁娶等，群众说，贫民会办事公道，不吃请，不受贿。一次王家庄（今兴旺庄）的李兆胜和窦福盛，因财产问题起了纠纷，并且闹得很凶。李兆胜去彭家庄投舅父彭国恩，外人称彭三爷，此人专好挑词嫁讼，与锦屏王李延煜有“年谊”之交，于是他亲去兴旺村，代李兆胜具状呈给李延煜，李即派“差”去兴旺捉拿窦福盛“归案”。窦吓得到处躲藏，在走投无路之际找亲家解书贵计议，解说，彭国恩是章丘城南有名的刁笔健讼，他写状子，又是“锦屏王”设堂审问，绝没有咱们的好“果”子吃，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找贫民会郭恒祥申诉。
他们找到郭恒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郭恒祥气得把脚一跺，李延煜、彭国恩这些劣绅、讼棍仗着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非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不可。当晚召集了五十多名贫民会员，扛着红缨枪，背着大刀片，去兴旺庄将彭国恩、李兆盛押到埠村贫民会，严整一顿，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初步显示了贫民政权的威力。
第二件 建立农民武装郭恒祥深深懂得没有武装就没有政权的道理，贫民会刚
成立，他就狠抓了武装建设。凡入会的农民，都发给红缨枪。红缨枪是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缀有红缨，由此而得名。分青壮队，儿童团。每天早上要出操练武，郭恒祥亲自带队教练，使枪弄刀，并高唱歌曲。他们除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外，惯唱的一支歌歌词大致是：“丙辰年，日本侵略咱，炮击我舰艇，砸我火轮船。卖国贼老袁（袁世凯），派兵督台湾，给了洋人大连口，后又赔款割台湾……”（歌词忆者不清，可能有出入）。下完操集体吃饭（有伙房），然后各自回家干活，如有急事，临时通知集合。这支武装是埠村地区也是我县最早的农民武装，它不同于历代的农民起义军和当时各地的红枪会，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着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斗争纲领以及显明的阶级旗帜的农民武装。
第三件 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和高利贷者
贫民会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粮款开支，如制造武器——红缨枪、大刀片，来往应酬，日常开支和吃饭等，贫民会采取了两条措施：1、向本村财主大户和高利贷者捐粮捐款。有的捐粮几石（每石六百余斤），有的捐钱几百元，总的原则是视被捐者的具体经济状况而定。沟西村当时被捐者计有二十余户。这些人明里不敢讲，暗里痛恨不已，时常去找李延煜告状。2、请开明士绅资助。沟东村（现埠东村）黄甫田，系高门望族，家资颇厚。为人豪爽豁达，富有民主思想，倾向革命。郭恒祥登门言事，黄对贫民会极表拥护，并要求参加，遂慷慨相助，对制造红缨枪大刀片所需之款一力承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或削弱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经济剥削。．
第四件 举办农民夜校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贫民会领导人的郭恒祥，对此是有深刻认识和体会的。贫民会成立不久，就举办了农民夜校，他任教师，没有书本，只是每人发个本子和一支铅笔。上课从识字开始，有时讲一个字，有时讲一句革命口号。如一个“穷”字，他就讲一晚上。从历史到现实，分析“穷”字的来历和意义，教育农民要想穷变富，那就要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句革命口号如“耕者有其田”，他就能有声有色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从“耕者有其田”的出处，到耕者无其田的现实，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最后归结到建立贫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就是通过组织农民夜校这一形式向农民贯输革命思想，并提高其阶级斗争觉悟的。
第五件 把农民组织起来
沟西村贫民会成立后，郭恒祥对会员们说，光咱村老百姓组织起来还不够，还必须帮助外村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人多力量大，只有全区的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倒象李延煜这样的土豪劣绅，全国的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推翻旧的社会政权，农民才能彻底翻身。因此，他十分重视四外八乡农民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他以货郎身份作掩护，背着货包串四乡。每到一村，将货包打开，多半是儿童玩具——各种小口哨、紫茄子；妇女用品如手镯、耳坠等首饰物，以
此接近群众，因人利导，开展教育。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上半年，先后与埠村周围二十多个村庄有了联系。东边的木厂、文祖、王黑、山庄、西鸠坞等村，在这些地方与黄沙道联合，发动农民组织了“黄旗会”并有武装；西边的彭家庄、小冶、“四埠”“三亭山”、马庄、北曹范等村，当时这些地方盛行“玄门道”和“无极道”，由这些道会组织的红枪会是个相当的武装力量。郭恒祥通过张玉恒在北曹范的亲戚，和他们沟通了关系，取得了联合。他根据工运活动家王荷波同志的指示精神，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色彩，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就好。埠村以北的苏家滩、夏庄、南凤庄、北凤庄、东鹅庄、西鹅庄等地方，他也不断去活动，先后组织了红枪会和贫民会，据说他经常去埠村以南地区，一去就是几十天甚至几个月，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他从没公开讲过，只是对张玉恒、夏维臣等人偶尔谈谈。张玉恒生前曾说，南军（指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到来之前，郭恒祥曾多次去泰安、沂蒙、新泰和莱芜等地。
十月十日，郭恒祥作为中共章丘负责人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学习讨论党的六大文件。通过学习讨论，明确了“六大”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口号主要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
五、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
六、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等．
郭恒祥回来后，在党内传达了会议精神，在群众中进行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和“耕地归农”的宣传。同时，决定召集各村有联系的红枪会组织，来埠西武装会合，根据“六大精神”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鼓动宣传，让大家统一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旗帜之下。这一行动惊破了大土豪李延煜的黄梁美梦。
李延煜，埠村镇埠西村人，地主家庭，光绪举人，时任章丘九区（现埠村区）区长兼义务团团长，干预司法，私立公堂。自设枪厂、出卖军火。军、政、司法诸权集于一身，势焰熏天炙手可热。郭恒祥在他眼睑之下成立贫民协会，高喊“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他是十分清楚的，认为几条泥鳅掀不起什么大浪，车辙沟里也翻不了船，再说，他的妹夫已打进贫民协会，等于给他安上了耳目，待时机成熟，一网打尽。然而埠村镇四周村庄的红枪会和贫民会一联合，他才大吃一惊，于是采取行动对付贫民会和它的主要领导者郭恒祥。
开始，采取收买拉拢的手段，主动找郭恒祥谈家常，论街坊排辈份，称兄道弟，虚情假意地恭维郭恒祥有智有谋胆识过人，不愧在外多年，实为锦屏后起之秀。并且一再表示对贫民会支持拥护，愿意团（义务团）会（贫民会）联合，共同保境安民。富有斗争经验的郭恒祥，明知是圈套，是阴谋，但为了贫民会斗争发展的需要，也只好虚与委蛇，暗中
提防。
十一月，省委正式命名中共章丘支部为中共章丘特支。郭恒祥任特支书记。这时有党员七名。特支以下又分成两个支部，除郭恒祥直接领导的埠村支部外，据老贫协会员伦绍五回忆，另一支部设在沙湾，负责人是李子荣。中共章丘特支的建立，对章丘的农民运动是个极大的鼓舞。郭恒祥可以及时得到省委的指示，明确斗争方向。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得到省委三次书面指导意见（其具体内容不详）。
在郭恒祥组织贫民协会前后，章丘发生了土匪张鸣九为祸事件。李延煜为维护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组织武装进行剿匪。郭恒祥通知有联系的红枪会组织：土匪为害，固然当剿，可李延煜没安好心，他叫红枪会冲锋在前，义务团压阵在后，红枪会使的是红缨枪、大刀片，而义务团用的是钢枪钢炮，这不是明明让兄弟父老送死？再者，土匪抢劫，目标是财主，咱们都是些穷苦人，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剿匪保民人人有责，但我们决不能为李延煜之类的地主豪绅卖命，咱们要就地守家护村，不能任听官府衙门的随意摆弄。
李延煜为打张鸣九，从新泰、莱芜、博山聘来三个县的地主武装——保安队，吃住在埠村，时间一长，粮饷开销发生了困难。别有用心的李延煜把这方面的责任推到郭恒祥身上，与外团首领说什么，敝村组织了贫民会，他们煽动百姓组织红枪会，抗粮抗捐，目无官府，为所欲为，高喊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剿匪大事，不但贫民会不参加，而且各村的红枪会也不准参加。目下粮饷有急，咱们一
块找贫民会会长郭恒祥试问。结果，郭恒祥据理力争，闹了僵局，不欢而散。当晚郭恒祥召开支部（扩大）会议，指出：我们的抗粮抗捐和红枪会的不听调迁，激怒了李延煜，种种迹象表明，他要对贫民会下毒手，咱们针锋相对，来个先下手为强。不过此事必先请示省委，然后再行动，大家一致同意。
李延煜为防张鸣九匪众南犯，将义务团、外县团及一部分红枪会，调至胶济铁路两旁，安营扎寨，无暇暗算贫民会，局势暂时缓了下来。不久，李延煜回防，外县武装撤走，李便开始对付贫民会。早有准备的郭恒祥，立即通知各路红枪会坛主，分批按时来三官庙集合，要旗帜鲜明，武装整齐。并命贫民会安锅起灶，准备饭菜。
各路红枪会来三官庙集合的顺序是：
第一天，西路红枪会（包括北曹范、马庄、潘家埠、彭家庄等村）；
第二天、北路红枪会（包括翟家、亭山、小冶、黄上崖、东、西鹅庄等村）；
第三天、东路黄旗会（主要是木厂涧村）。
西、北两路红枪会到来之后，只是开会听讲演，坛主汇报情况。讲演内容主要是号召天下穷人是一家，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赶走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争取人人平等，没有贫富贵贱，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东路木厂涧的黄旗会会员来到三官庙门前的大场之后，便与埠西的贫民会汇合在一起，他们决定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此时沟东四门关闭，并上了铁锁。郭恒祥一声令下，游
行开始，贫民会在前，红枪会在后，真是旌旗招展，银枪映日，大刀生辉。队伍来到西门的时候，只见双门紧闭，郭恒祥命守门的团丁，马上通知李延煜，今天要四门大开，不然就破门而入。少顷，两个团丁开了门。游行队伍汹涌而进，直抵南门，穿过大街绕北门，出东门。一路之上，彩旗飞动，枪刀辉映，口号震天，“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走狗！”“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游行过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当游行队伍经过区公所的时候，贫民会员高唱起郭恒祥编的歌子：“……这种怨，这种恨，咱们穷人怎能忍，为了活下去呀！要和土豪劣绅把命拼……”
此时的郭恒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对身旁的会员们说，眼前的情景使我仿佛又置身在几年前青岛四方机厂大罢工的游行行列之中，所不同的是工人换成了农民，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变成了土豪恶霸，更不同的是，我们的游行没有挨水龙，没有挨木棒，没有流血牺牲，但是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决不可幻想农村的地主恶棍会“好”于城市的厂主工贼。
贫民会这次出于李延煜意料之外的举动，使他不寒而栗，为了缓和局势，在三清观设宴邀郭恒祥洽谈，话不投机，顿生轩然大波，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诡计多端的李延煜冷笑一声，“匹夫之勇，你该知道九区的天下是谁的吧”。性格刚烈的郭恒祥反唇相讥，胶济铁路的大小头目我都不怕，你小小土豪李延煜又有啥了不起！”
自此两下里各箭在弦上，随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日李延煜对张福堂说，“郭恒祥如此狂妄，应如何处之？”张说，“团长，这还不容易”，“杀”字还没出口，李延煜说：“郭恒
祥之如此，实是因有黄福田。刘岱东的支持，除掉郭恒祥，可以起到宰鸡吓猴以儆效尤的作用”。两人密议一番，张福堂领命回到区公所，精心布置待机而动。
正当郭恒祥、夏维臣和张玉恒，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密议组织联合武装暴动的时候，不料郭恒祥的叔父染疾身亡，事情只好于丧后再议。李延煜乘机下帖请郭恒祥去区公所议事。郭恒祥送殡刚回，见到请帖，沉思良久，决定要去。张玉恒等人劝他，李延煜请你不怀好意，还是不去为好。郭恒祥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万山火海找也要闯它一闯。”于是脱下孝服，对妻子刘氏嘱咐了几句料理丧务的话，转身要走。夏维臣阻拦道，你不能这样就走，万一出个“一差二错”，连个报信的也没有哇！郭恒祥没加理会，坚持要走，夏维臣又说，你既然要去，叫玉恒和你一块去。郭恒祥说，你们太小心，谅他“锦屏王”在眼下，还不敢对我怎么样，你们只管放心，我会回来的，说罢，只身走了。他先找到刘岱东，说明来意，刘说，事不宜迟，你先走，我随后就到。约半小时，从三清观操场传来枪声，刘岱东知事情不好，急忙赶往三清观，此时，郭恒祥已尸体不见。原来郭恒祥走进三清观后，刚到操场，早已埋伏在暗处的刽子手李家台，慌里慌张地开了枪，未中，张福堂（埠村区义务团副团长）开了第二枪，郭恒祥倒在血泊之中。两个团丁架起尸体，扔在道院西边的圩子墙外。我县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被上豪李延煜杀害了。
与此同时，李延煜下令四路封锁捉拿张玉恒、夏维臣等人，未获，遂将贫民会砸烂，没收了一切武器和财物。章丘县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组织的贫民协会，就这样被封建地主
势力扼杀了。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郭恒祥等革命先辈的热血没有白洒，未竟的事业，今天后人正在完成，倘烈士有在天之灵，看到埠村的发展与变化，于九泉之下亦欣慰瞑目了。
郭恒祥不仅是埠村人民的骄傲，也是章丘人民的光荣。无数后代将沿着烈士开辟的革命里程，向着四个现代化的高峰奋勇攀登。
郭恒祥（1894—1929）章丘埠村区埠村人。出身贫农，幼丧父母，跟兄嫂成人。兄弟姊妹四个，大哥郭恒福，给地主当长工；二哥郭恒貞给财主放牛干小伙；姐姐未到成年就卖给南曹范李家（地主）做丫头，以后用钱赎回配于本村周姓；他本人曾下过煤井，给人放过牛当过短工。十七岁时，家乡连遭歉年，荒时暴月，饥寒交迫，于是同二哥郭恒貞乞讨关外。为了谋生，去辽阳南满铁工厂投奔在此做工的本家郭相曾，留厂当学徒工。十九岁，历颠沛之苦又到四方机厂。
一九一九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恒祥目睹青年爱国学生“为争回山东主权而进行的罢课、游行活动，被高涨的反帝救国浪潮所激发”。他毅然投身运动，深入群众，积极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用“勿忘国耻”、“还我青岛”、“抵制日货”、“严惩卖国贼”等口号，激励工人的义愤，启发大家的觉悟。
一九二二年年底，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从日本手中夺回了青岛，饱尝德，日帝国主义者迫害的四方机厂工人，一时对北洋军阀政府寄于莫大期望，满以为工厂回到自己同胞手中，再也不受“洋人”的蹂躏和欺侮了，人身会得到自山，生活会逐步改善。哪想旧中国的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分子
在削剥和压榨劳动人民方面，竟是如此一模一样，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试看，昨天的汉奸今天则成了工厂的领班；过去“洋人”的走狗，现在却成了工厂的工头。厂房依然。生活如旧。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为了求生存，找出路，郭恒祥等人利用旧行会团体的旧俗，以“敬祖师、互敬互助”为名，联络一部分钳工木匠，组织了“圣诞会”，郭恒祥为会长。制定了会章，并规定每年旧历二月十五日为“圣诞日”。这一组织的出现，团结了不少工人，但也引起了当权者的注目。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铁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许多活动和斗争转入秘密。这时，上级党组织派王荷波同志来青岛找圣诞会与郭恒祥等人联系，指出：“圣诞会”带有产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千万莫让工人陷入鬼神命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个组织形式可以利用，但内容，性质和目的必须教育会员明确，我们的任务和斗争目标是团结一切被压迫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解放全人类。在王荷波同志的指引下，圣诞会逐渐由一个行会组织变为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革命组织。它曾多次组织工人罢工、游行，打击了统治者，为工人群众争得了许多权益。郭恒祥在一次次血火交织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斗争方向和目的，思想趋于成熟，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他代表胶济铁路全体职工，出席了中共在北京秘密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
郭恒祥回青岛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工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圣诞会的活动愈来愈活跃，遂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肉
中刺，蓄意寻衅，欲将其置于死地。一九二四年旧历二月十五日，郭恒祥决定召开会员大会，纪念圣诞会成立两周年，借机向工人进行一次政治形势教育，更好地进行各种活动。不料遭到胶济铁路路局的阻挠和破坏，工人据理斗争，遂发生矛盾冲突，接着路局颁发布告，将郭恒祥等人开除出厂。工人不服，准备派代表向当权者交涉，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就要酿成，郭恒祥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一面命工友不可轻举妄动，一面向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和在青指导工作的王尽美汇报。经研究认为，“圣诞会为青岛最得力之工会，实有举足轻重之势”，决不能采取过激的态度，俟实力充足，时机成熟再说。郭恒祥深解其意，表示忍耐时日，继续进行秘密斗争，嗣后，，郭恒祥开了一个小饭馆，名曰“会仙居”，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就在这时期，郭恒祥经邓恩铭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一生革命斗争的新里程。
一九二五年春，四方机厂在胶济铁路罢工的影响下，举行全厂大罢工，强烈提出以下五项条件：
一、以后厂中关系工人事件，须与工会交涉；
二、恢复从前因办工会被革除工友之工作；
三、不分领班、工匠、学徒、小工均一律增加工资三元，并改日计为月计；
四、每年发给两次来回免费联运通票；
五、速发年终应得奖金。
（摘自《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史志资料选编》第二辑）
罢工坚持了九天，迫使路局全部答应，郭恒祥等人兴高采烈地又回到四方机厂。
轰动全国的“五、二九”青岛惨案发生后，郭恒祥再次被开除出厂，并遭敌人通缉。他根据党的指示，离开青岛，回章丘原籍，秘密开展农运工作。
当时，章丘人民同全省人民一样，正处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一两银子八块钱”的苛捐重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县城和重要村镇（如埠村镇）都驻有奉系军队和土豪劣绅的武装组织。
郭恒祥离开青岛辗转回到故乡，颇有山河依旧面目全非之感。因为他是军阀政府通缉的政治“要犯”，况且老家又在奉军及其爪牙严密控制下的埠村镇，所以一切革命活动都是秘密进行，他本人更不能出头露面。即使如此，工作也是很难开展，于是，他再度离乡，去外地寻找党和工会组织。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中共“五大”召开，会议指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在乡村中“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力，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郭恒祥根据省委指示，回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埠村西村为中心开始了对农民的教育、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嘱咐家属对外不要说他回来，如有陌生人找他，就说不在家。他经常和本村的夏维臣（贫农，后加入共产党）张玉恒（在青岛四方机厂一块做工的工友）在一起，了解当地情况，宣传革命道理。他说，自己在外几年，跑了很多地方，见了不少大世面，懂得了好些道理。比如说，贫穷人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可地主老财却楼台亭阁田连阡陌，这是为什么？就是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在南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民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农
会，打倒了土豪劣绅，分了房子分了地，有吃有穿有权，真正换了个天下。开始夏维臣听得似懂非懂，将信将疑，而张玉恒因在青岛参加过罢工运动，对这些道理则易于接受。
同年，中国共产党鉴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及党内存在的问题，于八月七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同时指出：“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郭恒祥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以“货郎”身份为掩护走乡串村，秘密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
农历腊月底，郭恒祥一家清锅冷灶，年关切近，无奈在妻子刘氏的劝导下去木厂村岳父处住了几日，春节过后就回了家。在此期间，他同这里的穷苦人们有了接触。
木厂附近有家大煤矿，叫天源公司，也叫靴筒地煤井。该村的穷人在井上做苦工的很多，郭恒祥利用佳节休息的机会，向其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不久组织起了章丘炭矿工会。据八十岁的老工人李执祥同志回忆：那时天源公司有矿工四百多人，经常受到经理、把头的刁难，动不动就打、骂、开除，无故不发工资。我们见到郭恒祥后，从他那里长了很多见识，明白了不少道理，渐渐成了我们的知心人。记得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近半年的时间，公司没有给工人发工资，大伙实在受不了，就停了工。经理蔡来富逃亡北京。这时，郭恒祥又来木厂探亲，我们和他说起此事，他生气地说：“你们为啥不上告？”大伙说：“哪
里有‘清官’？”“上济南总工会。”于是我们在郭恒祥的领导和谋划下，首先成立了“章丘炭矿工会”，拟订了工会宣言。会员有一百六十七名，接着选举宋希尧（机工、天津人）李金龙（包工头、河南人）、张连之（车工、河南人）为代表，拿着郭恒祥的引荐信，去济南找总工会。几天后，代表回来说，总工会很关心我们，要大家加强团结，耐心等待，一定为咱们办好这件事（工资问题）。又过了几天，我们每人拿出两吊钱，给代表们凑了点路费，又去济南总工会。大约过了半月的时间，代表回来了，说总工会已与天源公司进行了交涉。结果，由公司代表王希范（工程师），按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发了下来。从此，天源公司就关了门。外地的工人（河南的最多）回了老家，本地的工人同一部分农民，在郭恒祥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黄旗会”（信仰黄沙道），传道师是从泰安来的。在本厂设了两个坛口；南坛主是蘧先玉，北坛主是蘧文信。黄旗会的口号：“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郭恒祥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会员发展到文祖、三元、埠村、滕棚、徘徊、东鹅庄、西鹅庄等村。当地乡绅财主害怕了，纷纷向衙门告状。九区（今埠村区）区长李延煜，为维护土豪劣绅的利益，镇压农民，从官营一带招来了一部分人，善使枪弄棒，来木厂剿拿黄旗会，结果被黄旗会打败，追至埠村镇，并给李延煜家放了火。这下可给郭恒祥埋下了祸根。
郭恒祥见黄旗会打土豪武装首战获胜，十分高兴，于是加强了对这支农民武装的领导，时常往来于埠村和木厂之间。
那时，埠村镇西圩门外有一条南北沟，深丈余，故有沟
东沟西之分。凡名门望族有财有势之家，如李家、郭家、黄家、刘家都住在沟东，街道宽阔，房舍俨然，四周有高而厚的圩墙；贫民穷汉多数住在沟西，茅房草屋，断壁残垣。郭恒祥一家就住在沟西村的东首，只有两间狭窄残破的草房。
郭恒祥、张玉恒和夏维臣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鼓动，有了群众基础之后，便酝酿成立贫民协会。郭恒祥指出：贫穷人要想翻身干大事，必须有组织。南方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便开始行动起来，造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打倒了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咱们要想做到这样，就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然后才能打倒象李延煜这样的土豪劣绅，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才能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他的意见得到张、夏两人同意后，决定去埠村学堂找刘岱东校长商量。
刘岱东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疾恶如仇，且在埠村一带深孚众望。郭恒祥见了刘校长直言不讳地说：“当代社会潮流，大多数人都向往革命。在城市，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在农村，农民亦应有农会。”刘表示赞成，于是他又讲了有关外地组织农会的情况和自己准备建立贫民协会的打算，刘说：“你有如此抱负，是埠村人民的希望，倘有用我之处，不辞余力。”两人谈话投契，志同道合刘校长也就坦率地介绍了他组织皈依道的目的和经过。约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刘岱东为对付李延煜的跋扈，家中设坛，以道为掩护，组织自己的武装红枪会，约一百多人，教员刘真乙任指挥，每天按时拜坛练武，这在一定程度上威慑着李延煜的反动武装——义务团。最后刘对郭说：“你若建立贫民会，咱
们可以联合起来，为埠村百姓伸张正义。”郭恒祥深为感动，两人遂成知己。
一九二八年八月，在郭恒祥的积极活动下，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建立了中共章丘第一个党支部，据说当时只有五名党员：郭恒祥、张玉恒、夏维臣、郭炳和李子荣。时间不久，在埠村沟西（现埠西村）便组织了贫民协会简称贫民会，会部设在沟西三官庙。郭恒祥为会长，张玉恒、夏维臣为副会长，王和轩（李延煜之本家妹夫，不久即清除）为秘书。三官庙门前高悬国旗，左右各挂一大牌子：一边是埠村镇贫民协会，一边是埠村镇红枪会。
贫民会建立的那天，到会的贫民会员和应邀来的红枪会员共五百多人。郭恒祥乘机向与会者作了长时间的讲演，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砸开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到《南京条约》的签订；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他详细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强调“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意义。接着又历述了民国以来，内忧外患，战事频仍，国无宁日，民无安时，“五四”先烈尸骨未寒，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二七”大屠杀，青、沪洒热血，及至近日的济南“五三”惨案。一桩桩一件件，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请兄弟父老想一想。最后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受苦最深遭难最重的都是咱们贫穷人。咱们要想翻身，有吃有穿，就得团结起来。今天来的不管是贫民会还是红枪会，都是一家人，今后要齐心合力，争取彻底解放。
贫民协会成立后，做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 建立农民政权
贫民会成立后，废除了旧的村政权，一切权力归贫民协会。区、镇衙门的“公事”一概不听，按例缴的赋税杂捐一律不拿。非但埠西村如此，就连附近的苏家滩、大冶、夏庄、彭家、木厂、西鸠坞等村也都抗粮抗捐。村里大小事都由贫民会来管，如房屋买卖，土地易主，民事纠纷，婚丧嫁娶等，群众说，贫民会办事公道，不吃请，不受贿。一次王家庄（今兴旺庄）的李兆胜和窦福盛，因财产问题起了纠纷，并且闹得很凶。李兆胜去彭家庄投舅父彭国恩，外人称彭三爷，此人专好挑词嫁讼，与锦屏王李延煜有“年谊”之交，于是他亲去兴旺村，代李兆胜具状呈给李延煜，李即派“差”去兴旺捉拿窦福盛“归案”。窦吓得到处躲藏，在走投无路之际找亲家解书贵计议，解说，彭国恩是章丘城南有名的刁笔健讼，他写状子，又是“锦屏王”设堂审问，绝没有咱们的好“果”子吃，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找贫民会郭恒祥申诉。
他们找到郭恒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郭恒祥气得把脚一跺，李延煜、彭国恩这些劣绅、讼棍仗着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非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不可。当晚召集了五十多名贫民会员，扛着红缨枪，背着大刀片，去兴旺庄将彭国恩、李兆盛押到埠村贫民会，严整一顿，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初步显示了贫民政权的威力。
第二件 建立农民武装郭恒祥深深懂得没有武装就没有政权的道理，贫民会刚
成立，他就狠抓了武装建设。凡入会的农民，都发给红缨枪。红缨枪是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缀有红缨，由此而得名。分青壮队，儿童团。每天早上要出操练武，郭恒祥亲自带队教练，使枪弄刀，并高唱歌曲。他们除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外，惯唱的一支歌歌词大致是：“丙辰年，日本侵略咱，炮击我舰艇，砸我火轮船。卖国贼老袁（袁世凯），派兵督台湾，给了洋人大连口，后又赔款割台湾……”（歌词忆者不清，可能有出入）。下完操集体吃饭（有伙房），然后各自回家干活，如有急事，临时通知集合。这支武装是埠村地区也是我县最早的农民武装，它不同于历代的农民起义军和当时各地的红枪会，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着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斗争纲领以及显明的阶级旗帜的农民武装。
第三件 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和高利贷者
贫民会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粮款开支，如制造武器——红缨枪、大刀片，来往应酬，日常开支和吃饭等，贫民会采取了两条措施：1、向本村财主大户和高利贷者捐粮捐款。有的捐粮几石（每石六百余斤），有的捐钱几百元，总的原则是视被捐者的具体经济状况而定。沟西村当时被捐者计有二十余户。这些人明里不敢讲，暗里痛恨不已，时常去找李延煜告状。2、请开明士绅资助。沟东村（现埠东村）黄甫田，系高门望族，家资颇厚。为人豪爽豁达，富有民主思想，倾向革命。郭恒祥登门言事，黄对贫民会极表拥护，并要求参加，遂慷慨相助，对制造红缨枪大刀片所需之款一力承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或削弱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经济剥削。．
第四件 举办农民夜校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贫民会领导人的郭恒祥，对此是有深刻认识和体会的。贫民会成立不久，就举办了农民夜校，他任教师，没有书本，只是每人发个本子和一支铅笔。上课从识字开始，有时讲一个字，有时讲一句革命口号。如一个“穷”字，他就讲一晚上。从历史到现实，分析“穷”字的来历和意义，教育农民要想穷变富，那就要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句革命口号如“耕者有其田”，他就能有声有色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从“耕者有其田”的出处，到耕者无其田的现实，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最后归结到建立贫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就是通过组织农民夜校这一形式向农民贯输革命思想，并提高其阶级斗争觉悟的。
第五件 把农民组织起来
沟西村贫民会成立后，郭恒祥对会员们说，光咱村老百姓组织起来还不够，还必须帮助外村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人多力量大，只有全区的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倒象李延煜这样的土豪劣绅，全国的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推翻旧的社会政权，农民才能彻底翻身。因此，他十分重视四外八乡农民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他以货郎身份作掩护，背着货包串四乡。每到一村，将货包打开，多半是儿童玩具——各种小口哨、紫茄子；妇女用品如手镯、耳坠等首饰物，以
此接近群众，因人利导，开展教育。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上半年，先后与埠村周围二十多个村庄有了联系。东边的木厂、文祖、王黑、山庄、西鸠坞等村，在这些地方与黄沙道联合，发动农民组织了“黄旗会”并有武装；西边的彭家庄、小冶、“四埠”“三亭山”、马庄、北曹范等村，当时这些地方盛行“玄门道”和“无极道”，由这些道会组织的红枪会是个相当的武装力量。郭恒祥通过张玉恒在北曹范的亲戚，和他们沟通了关系，取得了联合。他根据工运活动家王荷波同志的指示精神，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色彩，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就好。埠村以北的苏家滩、夏庄、南凤庄、北凤庄、东鹅庄、西鹅庄等地方，他也不断去活动，先后组织了红枪会和贫民会，据说他经常去埠村以南地区，一去就是几十天甚至几个月，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他从没公开讲过，只是对张玉恒、夏维臣等人偶尔谈谈。张玉恒生前曾说，南军（指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到来之前，郭恒祥曾多次去泰安、沂蒙、新泰和莱芜等地。
十月十日，郭恒祥作为中共章丘负责人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学习讨论党的六大文件。通过学习讨论，明确了“六大”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口号主要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
五、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
六、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等．
郭恒祥回来后，在党内传达了会议精神，在群众中进行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和“耕地归农”的宣传。同时，决定召集各村有联系的红枪会组织，来埠西武装会合，根据“六大精神”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鼓动宣传，让大家统一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旗帜之下。这一行动惊破了大土豪李延煜的黄梁美梦。
李延煜，埠村镇埠西村人，地主家庭，光绪举人，时任章丘九区（现埠村区）区长兼义务团团长，干预司法，私立公堂。自设枪厂、出卖军火。军、政、司法诸权集于一身，势焰熏天炙手可热。郭恒祥在他眼睑之下成立贫民协会，高喊“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他是十分清楚的，认为几条泥鳅掀不起什么大浪，车辙沟里也翻不了船，再说，他的妹夫已打进贫民协会，等于给他安上了耳目，待时机成熟，一网打尽。然而埠村镇四周村庄的红枪会和贫民会一联合，他才大吃一惊，于是采取行动对付贫民会和它的主要领导者郭恒祥。
开始，采取收买拉拢的手段，主动找郭恒祥谈家常，论街坊排辈份，称兄道弟，虚情假意地恭维郭恒祥有智有谋胆识过人，不愧在外多年，实为锦屏后起之秀。并且一再表示对贫民会支持拥护，愿意团（义务团）会（贫民会）联合，共同保境安民。富有斗争经验的郭恒祥，明知是圈套，是阴谋，但为了贫民会斗争发展的需要，也只好虚与委蛇，暗中
提防。
十一月，省委正式命名中共章丘支部为中共章丘特支。郭恒祥任特支书记。这时有党员七名。特支以下又分成两个支部，除郭恒祥直接领导的埠村支部外，据老贫协会员伦绍五回忆，另一支部设在沙湾，负责人是李子荣。中共章丘特支的建立，对章丘的农民运动是个极大的鼓舞。郭恒祥可以及时得到省委的指示，明确斗争方向。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得到省委三次书面指导意见（其具体内容不详）。
在郭恒祥组织贫民协会前后，章丘发生了土匪张鸣九为祸事件。李延煜为维护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组织武装进行剿匪。郭恒祥通知有联系的红枪会组织：土匪为害，固然当剿，可李延煜没安好心，他叫红枪会冲锋在前，义务团压阵在后，红枪会使的是红缨枪、大刀片，而义务团用的是钢枪钢炮，这不是明明让兄弟父老送死？再者，土匪抢劫，目标是财主，咱们都是些穷苦人，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剿匪保民人人有责，但我们决不能为李延煜之类的地主豪绅卖命，咱们要就地守家护村，不能任听官府衙门的随意摆弄。
李延煜为打张鸣九，从新泰、莱芜、博山聘来三个县的地主武装——保安队，吃住在埠村，时间一长，粮饷开销发生了困难。别有用心的李延煜把这方面的责任推到郭恒祥身上，与外团首领说什么，敝村组织了贫民会，他们煽动百姓组织红枪会，抗粮抗捐，目无官府，为所欲为，高喊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剿匪大事，不但贫民会不参加，而且各村的红枪会也不准参加。目下粮饷有急，咱们一
块找贫民会会长郭恒祥试问。结果，郭恒祥据理力争，闹了僵局，不欢而散。当晚郭恒祥召开支部（扩大）会议，指出：我们的抗粮抗捐和红枪会的不听调迁，激怒了李延煜，种种迹象表明，他要对贫民会下毒手，咱们针锋相对，来个先下手为强。不过此事必先请示省委，然后再行动，大家一致同意。
李延煜为防张鸣九匪众南犯，将义务团、外县团及一部分红枪会，调至胶济铁路两旁，安营扎寨，无暇暗算贫民会，局势暂时缓了下来。不久，李延煜回防，外县武装撤走，李便开始对付贫民会。早有准备的郭恒祥，立即通知各路红枪会坛主，分批按时来三官庙集合，要旗帜鲜明，武装整齐。并命贫民会安锅起灶，准备饭菜。
各路红枪会来三官庙集合的顺序是：
第一天，西路红枪会（包括北曹范、马庄、潘家埠、彭家庄等村）；
第二天、北路红枪会（包括翟家、亭山、小冶、黄上崖、东、西鹅庄等村）；
第三天、东路黄旗会（主要是木厂涧村）。
西、北两路红枪会到来之后，只是开会听讲演，坛主汇报情况。讲演内容主要是号召天下穷人是一家，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赶走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争取人人平等，没有贫富贵贱，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东路木厂涧的黄旗会会员来到三官庙门前的大场之后，便与埠西的贫民会汇合在一起，他们决定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此时沟东四门关闭，并上了铁锁。郭恒祥一声令下，游
行开始，贫民会在前，红枪会在后，真是旌旗招展，银枪映日，大刀生辉。队伍来到西门的时候，只见双门紧闭，郭恒祥命守门的团丁，马上通知李延煜，今天要四门大开，不然就破门而入。少顷，两个团丁开了门。游行队伍汹涌而进，直抵南门，穿过大街绕北门，出东门。一路之上，彩旗飞动，枪刀辉映，口号震天，“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走狗！”“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游行过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当游行队伍经过区公所的时候，贫民会员高唱起郭恒祥编的歌子：“……这种怨，这种恨，咱们穷人怎能忍，为了活下去呀！要和土豪劣绅把命拼……”
此时的郭恒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对身旁的会员们说，眼前的情景使我仿佛又置身在几年前青岛四方机厂大罢工的游行行列之中，所不同的是工人换成了农民，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变成了土豪恶霸，更不同的是，我们的游行没有挨水龙，没有挨木棒，没有流血牺牲，但是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决不可幻想农村的地主恶棍会“好”于城市的厂主工贼。
贫民会这次出于李延煜意料之外的举动，使他不寒而栗，为了缓和局势，在三清观设宴邀郭恒祥洽谈，话不投机，顿生轩然大波，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诡计多端的李延煜冷笑一声，“匹夫之勇，你该知道九区的天下是谁的吧”。性格刚烈的郭恒祥反唇相讥，胶济铁路的大小头目我都不怕，你小小土豪李延煜又有啥了不起！”
自此两下里各箭在弦上，随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日李延煜对张福堂说，“郭恒祥如此狂妄，应如何处之？”张说，“团长，这还不容易”，“杀”字还没出口，李延煜说：“郭恒
祥之如此，实是因有黄福田。刘岱东的支持，除掉郭恒祥，可以起到宰鸡吓猴以儆效尤的作用”。两人密议一番，张福堂领命回到区公所，精心布置待机而动。
正当郭恒祥、夏维臣和张玉恒，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密议组织联合武装暴动的时候，不料郭恒祥的叔父染疾身亡，事情只好于丧后再议。李延煜乘机下帖请郭恒祥去区公所议事。郭恒祥送殡刚回，见到请帖，沉思良久，决定要去。张玉恒等人劝他，李延煜请你不怀好意，还是不去为好。郭恒祥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万山火海找也要闯它一闯。”于是脱下孝服，对妻子刘氏嘱咐了几句料理丧务的话，转身要走。夏维臣阻拦道，你不能这样就走，万一出个“一差二错”，连个报信的也没有哇！郭恒祥没加理会，坚持要走，夏维臣又说，你既然要去，叫玉恒和你一块去。郭恒祥说，你们太小心，谅他“锦屏王”在眼下，还不敢对我怎么样，你们只管放心，我会回来的，说罢，只身走了。他先找到刘岱东，说明来意，刘说，事不宜迟，你先走，我随后就到。约半小时，从三清观操场传来枪声，刘岱东知事情不好，急忙赶往三清观，此时，郭恒祥已尸体不见。原来郭恒祥走进三清观后，刚到操场，早已埋伏在暗处的刽子手李家台，慌里慌张地开了枪，未中，张福堂（埠村区义务团副团长）开了第二枪，郭恒祥倒在血泊之中。两个团丁架起尸体，扔在道院西边的圩子墙外。我县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被上豪李延煜杀害了。
与此同时，李延煜下令四路封锁捉拿张玉恒、夏维臣等人，未获，遂将贫民会砸烂，没收了一切武器和财物。章丘县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组织的贫民协会，就这样被封建地主
势力扼杀了。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郭恒祥等革命先辈的热血没有白洒，未竟的事业，今天后人正在完成，倘烈士有在天之灵，看到埠村的发展与变化，于九泉之下亦欣慰瞑目了。
郭恒祥不仅是埠村人民的骄傲，也是章丘人民的光荣。无数后代将沿着烈士开辟的革命里程，向着四个现代化的高峰奋勇攀登。
附注
注：此文由政协文史组多方调查，几经座谈讨论，然后写成的。主要知情人有郭运军、郭继峨（贫民会员）、王玉洪、李执祥（炭矿工会会员）刘培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