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民国十七年（1928），张鸣九占章丘，家乡大乱，弄得鸡狗不安民不聊生。这年我十五岁，娶进北曹范刘家大门。丈夫叫刘世友排行老二，比我大八岁。他兄弟仨都是铁匠。大哥叫刘长友，兄弟叫刘慎友，因为慎友手艺好，人家都称他刘老三。
  当时，他们兄弟仨领着两盘炉在山西太原府襄垣县打“跑铁”。大哥和三弟分别在两盘炉上掌钳，丈夫只会打锤抢磨。辛辛苦苦干一年来，嘴里不吃肚里省积攒几个钱，年下回家，买这添那一家人团团圆圆过春节。那时我年纪小丈夫年纪大，他一年一趟家，乍一见都有些“眼生”，我又是羞又是怕。天天在自家屋里为丈夫忙针线，做鞋做袜。擦过年，两口子还没“新鲜”过来，丈夫就要“出门”。兄弟仨再加上三个伙计共六个人，推着二把手车子，起早（步行）到山西，需要半月时间，路上吃饭都是从家里带煎饼。我钻进鏊子窝就是一天，一摊就是厚厚的一篦子。晚上灯下还得替他拆旧换新，缝破补烂，真是累得腰疼腿酸，倒下睏的睁不开眼，俩口子哪有心思说闲话。俗话说的“有女不嫁铁匠郎”，这话一点也不错。
  自从日本鬼子进了中原（七七事变），阎老西（阎锡山）在山西当上土皇上，穷人就不好混了，兄弟仨推着“家伙”来了家。可巧，正赶上庄里闹红枪会。于是村上把会打铁的组织起来，以三弟刘慎友为首开始了打制“刷枪”（红缨枪）头和鬼头刀（大刀片）。使红枪会员人人有了上阵的家伙（武器），不断地和鬼子汉奸开火。有一回，红枪会大队人马开到山庄、鸠坞山上（今属旭升乡），叫人家打败了，死了伤了的不少。有的红枪会员说，刘老三打的家伙真好，刷枪头猛戳在石头上，光迸火星不折尖，鬼头刀砍在碗口粗的树上，唰地就断。有的说，咱的家伙再好，可就是抵不住人家的洋枪洋炮。那些挨了炮子的弟兄们，那一个不是入会跪坛、和老婆不同床，上阵吞符念咒？咱可不再上当了。不久，红枪会就散了伙。
  后来，大哥死了，三弟成家立业，兄弟仨就分了家，各人过各人的。三弟手艺好，远近有名，人家雇上伙计就开炉挣钱了，我的丈夫只会打锤抢磨，没掌过钳子，自己领不了炉，想再给人家当伙计去。当时我来火了：你咋是一条男子汉，快半辈子的人啦还再叫人家支使去？你就干心打一辈子下锤？长长志气，你掌钳子我打锤，一天不行两天，一年不行二年，早晚会行的。就这样，俺两口子就打起铁来。开始，他拿钳子手生，我打锤也离把，三锤就有两锤打偏了，不是打不着铁就是把铁打崩了。不论干啥，就怕你不“务心”，半年后，俺俩就打“粘糊”了，打出来的锄、镰、锨、镢和三弟打的不差上下。打成的货，除在家里卖以外，我还赶集摆摊，五天赶俩集，三、八赶埠村（那时埠村集是三、八日），逢五排十赶曹范，买卖挺不错。当我赶集的时候，丈夫就在家里看孩子做饭，主要还是干冷作抢磨等活。
  打铁是火里求财，苦汉子买卖，很不易呀！记的我三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四方板的锄头挺好卖，就是打不出货来。俺俩不住下的忙活一天也只能打五、六个。丈夫有个脾气，就是干活实在。不管咋忙，该咋干就是咋干，一个锄板，该用多少料就用多少料，该打多少“火”就打多少“火”，历来不胡弄人。一天清早，我因为忙着去生炉，脚上忘了穿袜头，在和丈夫给“锄鼻”子上熟火的时候，一片铁皮掉进裹脚里，烙的钻心的疼，直到把“锄鼻”子熟好了，才放下锤，蹲在地上赶紧抱起脚找铁皮，不管咋哆嗦咋捕拉就是找不着，我把裹脚条全抖搂掉，才看见铁皮烙进肉皮里。半年以后伤口才长好，落下铜钱大的一个疤。
  解放后，日子好了。丈夫年纪也大了，但是还忘不了老行当，有空就砸打点儿。我背着到集上卖个“块儿八毛”的，混个零花销。合作化以后，象三弟那样的手艺好岁数还不大的铁匠，都组织起来，成立了铁业社，我和丈夫成了生产队的附带劳力，但小烘炉还没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可就糟了，人家硬是叫把铁匠炉掀掉，说这是搞资本主义。我就说，俺老头老婆的还能搞啥资本主义哟！人家说我思想有毛病。没办法，丈夫一气就把炉掀了，我也不赶集了。后来连买盐的钱也没有了，队里又不分钱，咋办？我就把以前剩下的货底子找出来，装在篮子里，上面用破布一盖，偷着下乡去卖。这事也叫人家知道了。唉！那时真难呀！
  1978年，日子刚在好过，丈夫死了。他要是活到现在，俺俩还能打铁，就是成不了万元户，可也缺不了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