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父亲李方田，兄弟四人行三。自幼家贫，十三岁给人家拉火，一年三斗玉米（每斗60斤，共180斤）。两位年长的伯父也是出外打铁，辛苦一年来，混不了多少钱。年幼的叔叔，未谙人世，天天嚷着念书而不能得。守寡的祖母看着四个由她用眼泪和乳汁抚养起来的儿子，长子该婚因贫而不能配；小子应上学因穷而不能读，想前思后，柔肠百转，肝胆碎裂，几不欲生。性情暴烈的父亲忍着悲愤，对两位伯父说，咱们兄弟数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堂堂男子汉，既不比别人低，又不比别人矮，为什么不能为老母分忧解愁？你们好好照顾母亲，我远走高飞闯关东，不混出个人样来誓不回家。
  第二天一早，父亲告别了两位伯父，又悄悄走到正在熟睡中的祖母炕前，仔细看了看老人那日益增多的白发和加深的皱纹，心不由主地两腿屈在炕沿下，磕了三个头，离开家门，赤手空拳下了关东。
  父亲初次踏上北大荒的土地，确有“北大荒，北大荒，十里不见人百里不见庄”之感，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就要死心塌地的混下去。父亲给人家“吃劳金”，一年四十块大洋。具体工作就是打锤兼抢磨。他个子虽不高，但是很有力气。他打锤快慢有节，轻重有致，钳工师傅曾将一粒黄豆放在砧顶上，让父亲用“抡锤”将豆粒打一半留一半。父亲毫不犹豫，抡起十二磅的铁锤轻轻一落，豆粒一半碾为齏粉，一半丝毫不损，博得伙计们的称赞。此外，父亲对抢磨一类的活儿也是很出色的，比方磨镰刀，一般来说，平均每人每天磨四十个，快的能磨五十个左右，而他呢，一天磨六十个尚不黑天，因此，掌柜的当年就把他的“劳金”（工资）提到五十元。
  由于父亲治富心切，白天干完铁匠活儿，晚上租“洋车”（人力车）拉脚。节假日不休息，驾着“洋车”拉着达官贵妇、红男绿女穿街入巷，进进出出，牛马似的奔跑不息。这样拼命，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一个月的“劳金”。三年的时间，父亲节衣缩食，用自己的血汗积攒了五百余元现洋。一年岁底，父亲回到家，祖母望着数年不见面的儿子，摸着白花花的银元，把父亲搂在怀里放声大哭。此后，日子逐渐好起来，两个大伯先后成了“家”，初步摆脱了贫困的折磨。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在东北被雇当了“华工”，应招到苏联，历时四年之久。父亲在华工队里，主要是打铁，例如为战马挂掌，为士兵制造锨镐，为修铁路锻打道钉等。回国后，币值暴跌，白辛苦一场。
  父亲三十二岁，才与二十二岁的母亲结婚。这时，兄弟四人各有家室，不久祖母归天，一家分成四份，父亲带着母亲又回北大荒谋生。当时，他与大伯父李福烈等人，在通北县的“三道沟子”组建了义合铁匠炉。共有十几人干活，父亲领总，伯父负责业务并任第一钳工。经营顺利，生意兴隆。
  一九三一年秋，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沈阳事件，人们称之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深陷汤火，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和刺刀的威逼下，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就在这年的旧历十月二日，母亲生下了我。为保全性命，于十月五日，全家在章丘铁匠老乡的帮助下，投入了逃难人群的洪流。白天潜伏，躲避敌机的轰炸，夜晚奔波。历尽艰难，好容易到达山海关，才乘上驶向山东的列车。
  一九四〇年，父亲进入天命之岁，最后离开东北，依然靠打铁为生。记得一九四二年，日寇以当地伪乡镇政权的名义招募劳工，实际上是煤炭工人。父亲不明就里，出于混钱养家，毅然应招。到了天尊院煤矿（日伪经营），日伪当局命新招来的劳工立即下井，人们方知受骗。第一次下井，父亲亲眼看到两名工人被巷道顶塌下的煤矸石活活砸死。许多人向把头苦苦哀求改变劳作，结果被毒打一顿，下井后，永不叫上来。父亲在井下熬了四个昼夜，几乎要进“鄷都”城了，一个把头问道，你们这些苦力谁会打铁？父亲应声我会！把头走到父亲身边仔细端相了一下，说：“你要撒谎要你的狗命！”
  父亲上井后，折磨得简直弱不禁风。把头将他领进烘炉房，经试工，完全合格，父亲这才死里逃生摆脱了下煤井的苦差。父亲生前常对我说，他两次卖身（一次当华工一次下煤井）为苦力，绝路逢生，都是沾了他会打铁的光。因此学点手艺在身是有好处的。俗话说艺不压身帽不压重嘛。
  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六年是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种地无地，出卖劳力无门，一家四口人的吃穿全靠父亲一个人。在这艰难竭蹶之中，父亲“自拉自唱”地打制些农用物件，除了锄镰锨镢之外，经常生产的是钉门板用的长钉。披星戴月地干，一天能打五斤左右，纯收入能买到十斤玉米。勉强保住一家人的温饱。
  一九五八年大搞钢铁，父亲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参加了铁木业生产合作社，操钳抡锤，天天劳动在烘炉怀抱。一九六〇年因病去世。总之，父亲的一生是打铁的一生，其中甘苦备尝，炎凉受尽。他在同辈章丘铁匠中，有其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