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铁匠的“三难”
  夏云仁 口述
  旧社会，我们章丘铁匠有“三难”，即难穿新衣，难理发，难找媳妇。
  难穿新衣。为铁匠者，一年到头除逢年过节，都是同“火神爷”打交道。铁块在火炉里烧炼到一定火候，便放在砧子上师徒数人拼命锻打，锤头一落，钢花四溅，铁星喷洒。衣服鞋袜被烧的窟窿眼子。因此，铁匠们很难穿件新衣裳。
  难理发。打铁者特别是打行炉的，终日在外，栉风沐雨，天天和煤炭交友，与钢铁为伍，煤屑铁沫扑面入发，难以洗净。每当理发，理发师傅便说你是打铁的，头上有炭渣铁沫，需要分外细心，否则，刀和推子就被损坏。因此铁匠理发不但多花钱，而且理发师傅还不欢迎。
  难找媳妇。铁匠难找媳妇并不是说找不上媳妇，打一辈子光棍，更不是说所有的铁匠清一色都是如此。个别打铁的发迹后娶小老婆的也有，不少人打了一辈子铁未见过老婆面的也有。铁匠难成亲的根本原因是个“穷”字，俗话说，“穷打铁富经商，不穷不富当木匠”。穷家孩子学打铁从拉火到掌钳，一般需要五、六年的时间（不少人抡一辈子大锤，到老拿不起钳子来），到自己领炉开业，能养家糊口，大都在三十岁左右，这时“红娘”才上门提亲。女方一般是贫寒人家，如富人家的使女，乡宦者的丫头，逃荒要饭的苦女，父母抚养困难需要拿女儿换钱来度日的等等（当然少数中户人家的女孩也有嫁给铁匠的）。这种婚姻一般不讲什么彩礼陪送，明争明讲多少钱或多少粮，不折不扣的买卖婚姻。
  铁匠成亲，大多数是男大女小，三十多岁的汉子，十六、七岁的少女是司空见惯的，不惑之年成个二三十岁的小寡妇是屡见不鲜的，年过半百与半路失夫的老孀结合的也是常有的。老大少妻要效那举案齐眉或鱼水之欢是有些困难的，再加上打铁者多半是面黑肤糙，粗手大脚，火烤铁烙，皮肉多疤。五冬六夏挥汗如雨，衣服一溻半截，时时散发着汗臭味。因之常常遭到少妇的厌恶。为着过日子，丈夫只好顺从将就，委屈求全，此所谓“老汉疼少妻，不爱也娇惜”。迨至生下男女，就算是家成业就了。
  关于铁匠的“三难”，我是深有体会的。我给人家打了二十多年的“下锤”，直到三十七岁，才找了个三十一岁的哑叭寡妇为妻。就是这样的一个媳妇，还常常打着“哑叭禅”嫌我身黑汗臭。解放后，铁匠成了工人，受到人们的尊敬，过去的“三难”已经销声匿迹了。
  附：
  过去铁匠找媳妇难，在章丘部分地区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现附录于下供参考。
  有女不嫁铁匠郎，
  一年四季守空房。
  正月初三出门去，
  临走做些狗（糇）干粮。
  煎饼摊下一大罗，
  鞋袜带上好几双。
  没有盘缠难起脚，
  无奈去求丈母娘。
  “贵客借钱实没有，
  碍得闺女口难张。
  把心一横里屋进，
  打开箱子找衣掌。
  罗裙本为送老用，
  忍疼也得去当上”。
  交了腊月郎回转，
  破衣臭袜扔一床。
  有女不嫁铁匠郎，
  免受委屈和凄凉。
  山村铁匠话今昔
  访孙永义 张学梅
  巍巍长白山嵚崟逶迤，绵亘章丘东北。在相公镇东北即章丘、邹平两县接壤处，山势斗转形成一“C”字形，人们谓之山圈，山圈里共有八个自然村，因穷山恶水土地脊薄，世代相传村村居民多以打铁为生，其中丁庄和顶庄两村为最。丁、顶二庄南北隔壑相望约二华里，地理环境相同，人口相差无几。据目前状况看来，令人大有山河依旧面貌全新之感。进村看到的是红瓦绿舍正在淘汰着土房茅院；水泥彩砖结构的台阶大门，正在代替着古老的木栅柴扉。半数家庭有了电视机、录音机。真是家家新陈设，户户新风尚。欲知真情，还是听听两位老铁匠师傅的亲历、亲见、亲闻吧！
  先是打铁后当村干的孙永义同志回忆道：我祖籍莱芜，父亲为生活所迫，来到丁家庄。该村铁匠多，少时，我便跟人出外拉火学徒。解放后，参加了村上的土改工作。从此当上了村干部直到现在。土改时，全村180来户，800余人口，除15户所谓“财主”不打铁外，其余全是靠打铁吃饭。据老铁匠师傅们谈，该村铁匠兴起于何时？无人知晓，只知他们和他们的先人代代打铁，多数在烟台、莱阳、海阳、蓬莱、平都等地，少数在东北。其中在外地落户至今与原籍有联系的就有60户。他们中，许多人是很有名气的，如在青岛四方机厂专门锻打火车头蒸汽机拐肘的郑绍仙，在哈尔滨铁路大厂终生从事锻造工作的张玉祥等，都是名扬一方的。
  抗日战争时期，翟毓蔚曾在该村秘密设置了两个小兵工厂（当时叫枪炉），制造“七·九”步枪和捷克式机枪，其中不少工人是该村的铁匠。不久，兵工厂被日寇侦破，旋派飞机前来轰炸，房屋烧毁，不少老百姓葬身火海。
  1964年，我任大队支部书记，为了发展副业，成立了七人组成的烘炉，对外加工柴油机需用的甩油片，当年收入8，000元。大家认为铁匠之乡要想治富还得靠铁匠，于是烘炉扩大到36人，给胜利油田加工螺丝和钻头，平均年产值80，000多元。转向个人承包经营后，各方面都有变化，目前有14人干活，主要生产任务是为新汶、五三〇、梁山、胜利油田、潍坊、黄县、肥城、德州等厂矿地区加工杆模螺丝。每年上缴利润基本保证了村上的一切行政开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政策的逐步开放，铁匠之乡真正踏上了富裕之路。铁匠们重操旧业，或父子一盘炉，或兄、弟一辆铁匠车，或街坊、亲友搿夥，带上简单工具和“行头”云游四方。有的去胶东，有的下东北，还有的去山西、河南等地。春、冬外出，农忙回家，一年之中仅一半时间打铁，平均每盘炉收入五千元左右，人均1700元上下。出现了许多铁匠专业户。据目前统计：全村267户，1054口人。在全村300多名男劳力中外出流动打铁的就有157人，年总收入20多万。人们都说现在的富民政策就是好啊！
  年逾花甲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的老铁匠张学梅回忆说：顶庄的情况和丁庄差不多。现在全村218户，998口人，外出流动打铁的184人，合80多盘烘炉，一年之中，这个小庄就能进30万元。别人的情况咱不十分清楚，还是谈谈我自己的情况吧！
  我从十六岁跟父亲在河北省打铁，二十一岁开始掌钳领炉。1953年在盐山县加入公私合营，1956年转为铁业社，曾到过30盘烘炉。1957年转为通用机械厂，过了一年，又改为盐山农业机械厂，职工一千多人，绝大多数是山东章丘的。其中只有我一人是个五级钳工，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1961年，我被下放回家务农，1966年与外甥去德州打铁，一次，与一烟台人相遇，闲话间谈起打铁来。他很有兴趣地提到我们的经营情况，问我能否打制磨齿子（电磨部件），我看了他的图样后，便一口应了下来，不久签订了10万元的产品合同。当即同外甥回了家，和大队支书张敬江说明情况，他很满意，于是组织了九人的烘炉，开始锻打磨齿子。干到四个月的时候，一盘账，纯收入5000元，尝到了甜头，于是大干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因种种原因，我退出了大队副业回生产队另成立了三盘烘炉，但大队不分给合同上规定的任务，没办法，我只好另找出路，开始给枣园一家供销社打铁勺子，收入也很可观。无巧不成书，一次，我去枣园送货，碰上了十万元磨齿合同的签订人，我俩经过一番细谈，他愤愤地说：“岂有此理，不要怕，继续干，我们是认货不认人。你的产品，我看了，很好，回去后，生产多少送多少”。就这样我回到顶庄跟大夥一说，都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又开始了磨齿生产。
  每次送货，我队生产的完全合格。后来我们送去的货干脆不验了，放下就算账。我想人家这样相信我们，我们更应当谦虚努力，把产品搞得更好。这样做的结果，引起大队个别领导对我的不满，招来一场意外的灾难。为了生活，我不得已于1972年，全家迁往黑龙江省滨县长安公社赵家屯。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其中父亲89岁，第二年死于该地），人生地不熟，处境十分困难。后来，大队了解到我会打铁时，便与我商量开烘炉，通过试工，认为我的手艺不错，就这样，我们父子一盘炉，开始了打铁。第一年是“日工”工分制，年终分红，收入能达到该队社员中等以上生活水平。第二年，实行“三七”分成，即营利100元，交大队30元。年终结算，我净得11，200元。全家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除吃穿零花外，尚存4000多元。从1974年到1982年，年年纯收入都稳定在万元以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想念故土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于是在1982年，我又回到老家顶庄。在村领导和乡亲们的关怀下，盖了三所新瓦房，成了顶庄第一家铁匠万元户。这都是党的富民政策给我家带来的幸福。
  十九郎庄话铁匠
  访林崇诰 孟庆元
  十九郎庄 地处山乡
  生计艰难 出些铁匠
  三人一伙 五个一帮
  驾着小车 走闯四方
  辛苦一年 挣来钱粮
  抚育儿女 赡养爹娘
  年年岁岁 半粮半糠
  不知何时何人编了这首歌谣，它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十九郎庄贫苦百姓们的生活状况。当然也有少数人家，靠经商做官发了大财的。如人们所说的“牛、孟”二家便是如此。曾任阳谷、茌平、章丘等县县长的牛敬斋，经商发财的孟宪智（其子孟月楼是国民党章丘县要员），都是良田数顷、楼房瓦舍成片的高门大户。
  土地改革时，全村四百七十余户，就有半数以上的人家终年在外打铁。有的在东北和内蒙，有的在河南、山西，更多的是在胶东，总之，十九郎的铁匠遍布“天下”。以下是老铁匠林崇诰的亲历、亲见。
  我开始打铁是学造枪，擅长“冷作”及安装。民国十六年（1927），我与李兆恩、李兆栋等二十来人，去外地包活造枪。有莱芜县吐丝口寨主宁子宾，同我们订好合同，找好保人，每支七九（口径7.9毫米）步枪现洋四十五元，时间三个月。我们完成任务后当年又去海丰（今无棣县）县，给张宗昌部下一个军长打枪，这时人员增到四十名。我们为了挣钱，日夜苦干，四个月的任务三个月就完成了。大家正准备携银回家的时候，包工头又和潍县二十里堡车站驻军某部达成造枪协议，任务是九十六人，每天至少要生产四支（七九步枪）枪。由于伙计们齐心协力，争前恐后地干，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尔后，我们按手艺高低份股多少，劈了钱，各人欢天喜地地回家过年。
  民国十七年（1928），土匪张鸣九占了章丘，家乡一片混乱和恐怖。这时阎家庄的阎振汉率领我们二十余人去邹平给县长某某锻打枪支。随后又去高密、平都、莱阳、泰安等地，都是给军阀、官府和寨主制造武器。
  一九四〇年前后，以马殿栋（魏家庄人）为首的一伙铁匠，在鲁南地区为吴化文部做枪。验收时，一军官对马殿栋说，你制作的枪为何打不准？马说不是我们造得枪打不准，而是使枪的人打不准。军官严肃地说，何以见得？马殿栋不慌不忙地在百步开外摞起十块砖，对军官说，请指打哪一块？军官惊诧地望了马殿栋一眼：请打顶层那块！马殿栋取枪在手，不瞄不瞅，甩手“叭”的一声，不高不低，不偏不倚，正中顶层一砖。军官虽然暗自佩服，表面却装出一副睥睨不屑的神态，说什么事有侥幸物有偶然。马说，请再指示！军官用手一指，请打倒数第三层一砖，话音刚落，随着枪声，所指那砖变为数段。军官称赞说，马师傅！你不但手艺好而且枪法也精，章丘铁匠了不起。
  约在一九四一年，号称抗日救国军的翟毓蔚，突然下令当地铁匠，一律不准外出经营，特别是会造枪的。已出门在外的，要家属设法追回，就这样，我们一伙八十多人的包枪铁匠，被翟毓蔚部强制性地集中在宁埠镇南边的苏、杨、陈等村，分四个枪厂，我所在的那个枪厂的负责人是张相如（河庄人）。历时五年，为翟毓蔚制造了大批的七九步枪和六五（枪的口径6.5毫米）步枪。这些武器除供应他的部队使用外，还大量外卖，换取他们所用的子弹或军需物资。听说有的头头将卖枪的钱贪污自肥，填饱宦囊，讨小老婆吹大烟等。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们这些虽说抡锤打铁而实际上失去人身自由的铁匠，才重返家园。
  万山村里铁匠多
  李京君 口述
  万山村在章丘县东北角，长白山脚下。何时建村，我不清楚，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关于该村李、万两姓的渊源。根据李、万两姓的家谱记载，明朝洪武二年，山东地广人稀，许多外省氏族纷纷迁进。我们李、万两姓就是于这个时期从山西洪洞县老鸹窝迁来章丘万山村的。据老人们传说，李、万两姓的始迁祖就是打铁的，迄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代代沿袭，铁匠越来越多。解放前，该村约二百八十户，人口八百余。从事铁匠的占百分之八十，其中李、万两姓占了绝大多数。
  在旧社会，凡系“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者，皆有其宗师。不知何时何人所传，说铁匠的宗师是道教之祖太上“老君”。
  因此，万山村的铁匠集资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老君殿（具体年代不详），凡打铁的人家，逢年过节，都进殿烧香燎箔，有的还挂袍塑身，祈求打铁发财。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愚昧可笑。
  “风吹一炉火，锤打四方财”，这是铁匠们过年时大门上贴的春联。的确，他们为了发财治富，驾着铁匠车子“云游”四方。有的下关东（东北），有的去口外（内蒙），有的上山西，有的下河南等等。解放后统计：万山村铁匠在东北落户的有十家；在德州安家的三户；在阳谷扎根的五户。他们都在各个不同地区收徒传艺，扩大章丘铁匠的影响。
  在万山村，老辈人常说，沧州狮子荆州塔，东光县的大菩萨。据说这些古代有名的铁建筑物，都有章丘铁匠（其中不少铁匠是万山村人）的智慧和心血。
  今天，万山村的铁匠，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家乡，大多数成了机械师，有的成了工程师，和以前的铁匠生活大不相同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倘有不对，请有识者指正。
  旧军镇的万盛炉
  孟金石 口述
  以商业经营而名闻全国的旧军镇，在明末清初，就曾是货殖云集的所在。至乾、嘉年间，由于孟家商业的崛起，街面日趋繁华。到清末民初，简直是店铺林立了。在这鳞次栉比的栈、庄、字号之间，有一家独树一帜的铁匠铺名叫万盛炉，曾盛极一时。
  万盛炉掌柜（即铁匠师傅）姓丘（具体名子记不起了），人称丘师傅。他技术高明，凡是铁匠活儿，他没有做不来的。那时旧军街仅孟氏一族就有骡马千匹，各种大车数百辆。挂马掌、瓦大车、打制铡刀等重活儿，大多数都由万盛炉承担。
  丘师傅的“钢火”是远近有名的。有一次，进修堂的马伕与伙计们一块铡草，他说人人都称赞丘铁匠的钢火好，咱试试到底怎样。他找来几根粗铁丝，絮在干草里，整个干草铡完了，里边的铁丝也切成一块块。看看铡刀的刃子，既没迸豁也没卷刃，伙计们都说丘铁匠的钢火名不虚传。
  这事，很快在孟府十大堂号中传开，先是各房各院厨房用的菜刀，都找丘铁匠或打或钢，果真是过油透骨，好使耐用。后来孟府的丫头、老妈，也托男仆们求万盛炉的铁匠为其抢抢剪子磨磨修脚刀。居业堂的一个丫头，经常给老爷割“脚垫”，为太太们修脚“鸡疔”，很需要一把精巧玲珑而又锋利的割脚刀。后经一小伙计从丘铁匠那里讨来一把，这个丫头立即找老太太试验。结果，不管多硬的鸡疔，多厚的脚垫一割即掉，因而受到老太太的夸奖。世泽堂的一个老妈，因给少爷、小姐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常拿着剪子去万盛炉找铁匠们给拾掇。一次，这个老妈因和铁匠们说起闲话，兴致勃勃地夸她使的这把剪子是某某掌柜从青州府买来的，好着哪。丘师傅听了，便将自己用的剪子磨了磨，对老妈说，我送你一把，看使使咋样。老妈立刻找来一碎布条，连铰几下说，好使，风快，比我的剪子还强呢。
  那时，旧军街不论大门小户一应铁匠活儿，大多数都是由万盛炉承做。比方堂号家盖房，所用的大小铁钉、门环、门扃；木匠做箱柜用的锁鐍；挂匾用的桃钉以及日常用的零星工具，一般都找万盛炉制作。
  一九二八年，军阀孙殿英洗劫旧军之后，村民为了守庄护院，日夜轮流站圩墙，此时需要枪刀之类的武器。万盛炉因民所求，开始打造土枪和子母炮。对当时护境安民起了一定作用。
  约在一九六〇年，万盛炉歇业，丘铁匠的后人离开了旧军。
  叮叮噹噹是袁庄
  袁德红 口述
  过去当地有歌谣云：“叮叮噹噹是袁庄，腥臊烂臭是房庄，酸酸溜溜推官庄，破破烂烂李家庄，骑马坐轿相公庄”。“叮叮噹噹”者道出铁匠之多，“腥臊烂臭”者说明皮匠之众，“酸酸溜溜”者想来当是“风雅倜傥”之谓，“破破烂烂”者显然是贫困之状。唯有“骑马坐轿”之说，颇是费解。据传，元末明初大文学家张养浩出生在相公庄，因他是富家子弟人称其为张相公。同时还有王相公，自此，该村更名曰相公庄。顾名思义，相公多了，当然骑马坐轿的也就多了。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彼时这几个村庄的贫富不同及其居民的生活特点。这里我就袁庄铁匠的情况，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介绍如下。
  袁庄何时所立？本人不详。但该村居民全系袁氏一族却是事实。袁氏始迁祖于明洪武二年（1369）自河北冀州枣强来此定居，迄今已历二十一世，世世靠打铁为生。其师祖为谁？是始迁祖在枣强学艺还是来章丘学艺，本人亦不清楚。根据袁氏族谱记载，十三世祖袁斗宝，因打铁而名播遐迩。他有六个儿子，都是打铁名手。为作纪念起见，起名叫袁钢、袁铜、袁铎、袁鑑、袁钦、袁庚。当时，他们打造的都是农具，如犁、耙、耠、锄、镰、锨、镢等，其中以板镢最有名，这就是章丘盛传的“袁庄板镢徘徊镰”。其次就是木匠用的锛、凿、斧、刨；石匠用的钎子、錾子、稍瓜大锤。这些工具不仅要求式样美观、使用方便，更重要的是钢火（热处理）过硬。如斧子这种工具，斧刃砍木斧顶砸铁，要是没有拿手的好钢火，使用起来就会顶裂刃崩，得不到顾主的信用。再如石匠使的开山稍瓜大锤，石工抡起，两膀一叫力，锤落重千斤，如果钢火不好，就会不堪使用。袁庄生产的这类工具，恰恰在这方面独占鳌头，为他人所不及，因而获得用户的信任。据说百里内外，凡木、石两作所用工具，非袁庄所产不买，非袁氏所造不用，可见信誉优佳之一斑。
  到清末民初，袁氏铁匠如袁绍绪、袁绍年、袁福康、袁福泰、袁锡海、袁学易等人开始打制土枪、火铳一类的守村护院和围猎之用的“武器”，曾一度蜚声邑境内外。一九二八年秋，章丘发生了张鸣九之乱，随之土匪蜂起，兵祸横生，豪绅之族，富贵之家，为保自己的财富和安全，成立什么自卫团，护庄队，需要枪支。袁氏铁匠适应潮流，开始打造快枪（步枪）。曾有这样一件事，为当时人们口碑载道，盛传一时。张鸣九占章丘不久，各乡村建起连庄会、红枪会一类群众武装。一天，袁绍绪制造的“快枪”还没安装上枪托。有人发现土匪的马队朝袁庄飞奔而来，袁绍绪端起无枪托的快枪，“叭”的一声，将为首的匪徒击落马下，群匪登时大乱，于是，保卫了袁庄群众的安全。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章丘出现了各势各派的武装。以翟毓蔚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群众称之为游击队或便衣队）活动在相公庄、章丘城（今绣惠镇）一带。他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强令当地铁匠特别是会造枪的铁匠，一律不准外出，要组织起来，为他生产枪支。当时以袁绍德、袁登高、袁登访、袁进之为技师，组织枪炉，专造捷克机枪。以后发展到制作手提式枪、自动步枪以及各种手枪，盛极一时。
  根据袁氏铁匠的经营和发展来看，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是鼎盛时期。以民国十年（1921）前后的统计来看，彼时全村约八十余户，人口四百左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年人都从事打铁，有的在家打座炉，多数是父子结合、兄弟一炉、婆媳帮工、姐妹出力。生产出成品到集市、庙会出售；有的驾着铁匠车子串乡打行炉，为百姓修理铁制农具。每天三星未落，各家就炉火闪闪，锤声叮噹；红日西坠，钢花飞溅，炉火不熄，锤声依然。真是名不虚传的铁匠庄。有民谣：“朝打锄，暮打镢，年年月月不得歇；脸熏黑，背累驼，挣来钱粮度生活。”这是我们袁庄村过去铁匠生活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袁氏铁匠改变了过去那种艰难竭蹶的处境，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九五二年，开始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我村组织了铁业生产合作社，有四盘烘炉，面向农业生产。后来，以此为基础，在相公庄成立了前进铁业生产合作社（区办的），负责人是袁绍伦，专门锻制一种使用性很广的钳子，曾在上海盛销一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经过大组合大调整以后，于一九六三年，以袁绍伦为首在普集组织了章丘农具四厂（今普集五金厂），原相公前进铁业生产合作社一部分人员在明水建立了章丘农具一厂（现章丘电机厂），另一部分参加了章丘农具二厂（今章丘鼓风机厂）。他们在章丘铁匠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生产过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过渡作用。
  目前，袁庄有锻造厂一所，生产各种机床配件和齿轮，年
  产值八十万元。许多从外地退休回家的老铁匠，为使袁氏传统工艺如板镢、开山锤等不失传，又在有生之年率领子孙开始了老行当。手工打制的工具畅销于市，供不应求。
  今天，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袁庄铁匠都过上了幸福日子，户户有“时装”家家住新房。许多人在盖房铺基挖地槽时，发掘了深埋在地下的炉渣。有一个大场园，地下全是刨不到底的炉渣。这说明袁氏铁匠经营历史之久远。人们不禁感慨地议论道，我们的祖先到底何时来此从事打铁？实在难以得知，希望有关考古专家，早日为我们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贺套村铁匠
  高聚德 口述
  约在解放前后，贺套村突然流传起了“七亿胡同八亿街”之说。现在看来未免有些夸大，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贺套村地处丘陵，人多地少，又加土质碻薄，生活难以自给。民国初年，全村共有五百多烟户，其中靠打铁为生的就有一百多户，占了五分之一。他们多数在天津、北京，以及京东和东北地区。那时，外出打铁者，大都是一年一次回家，一般是正月初“出门”到腊月底归来。在外省吃俭用一年所积，一次带回，钱数可观。这时，他们往往赶集籴粮买米，上店购置家具衣物，所余之款有的存入银行或钱庄，有的置地买房，一时显得红红火火。每到这时，附近集市粮米为之涨价，房产地亩亦因之昂贵。
  抗战期间，本村王德辉兄弟三人在北平市（今北京市）开了一个铁匠铺，专门打制挖河用的锨、镐、锹、铲和厨师炒菜用的铁勺。由于质高价廉，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意十分兴隆，因此，多有发迹。同一时期，董占荣也在北京开铁匠铺，打制的菜刀遐迩有名，因此大发其财。解放后，铁匠铺发展为铁工厂，前途更是无量。
  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切百废待兴，重点发展工业。各地工厂纷纷来章丘招收锻工和劈铁工。我村有二百多名青壮年铁匠去天津和北京劈铁。所谓劈铁就是将大料破成小料，易于下炉锻打。比方数吨重的废钢轨，把它截成若干块；几十吨的大型废铸件，将其“粉身碎骨”等等。干这种活，只要掌握一定要领，有力气就行。当时，每个劈铁工平均一天能挣到十至二十元的工资。因为是承包，遇到好劈的钢材铁料或各种废铸件，挣得还要多些。如果活儿难干，挣得就要少些。不过过分难干的活儿是不多的。
  这些铁匠特别是有较大发迹的多数集中住在一条街上或一条胡同里，因此有人传出“七亿胡同八亿街”。
  一九六三年，大队为了发展铁匠优势，成立了一盘由四五个人组成的铁匠炉，主要是打造和维修小型农具，为农业生产服务。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发展到拥有现代化设备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两座铁工厂，即建筑机械厂和工业搪瓷配件厂。前者主要生产钢筋调直机和一般建筑机件；后者锻造化工方面的机械零件，专为北京化工机械厂加工。两厂共有职工三百余人。其生产过程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彻底摆脱了笨重的手工操作。各种生产机械基本配套，实行科学管理、民主经营和厂长负责制，收入分配合理，大大调动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为家乡的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使铁匠之乡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大放异彩。
  铁匠生活回忆
  刘家章 口述
  我名叫刘家章，本县桑园村人。今年七十九岁，自幼以打铁为生，回忆以往，真令人悲喜交集啼笑皆非。
  小时家贫，无力攻读，就业无门。只好跟舅父打铁，初在北京房山县打行炉，干些锄、镰、锨、镢之类的农活。二十岁，我又跟着当地造枪名手郑继鸾学造“土压五”（又名汉阳造），先后到过益都、蓬莱、宁阳等地。那时干造枪这个行业，不论在哪里，都是为旧军队和旧政府服务。动辄受到他们的欺压和侮辱。二年后，我赌气不干，经人介绍去青州济东铁工厂学机械。由于我基础较好，很快地学会了蒸汽机、内燃机、柴油机等的制作和维修。厂主见我艺全技佳，便委我任技师，指导生产。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山东沦陷，国将不国。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毅然弃家从戎。这时，我村富豪出身的翟毓蔚，从北师大归来，在家乡拉起了抗日游击队。我与他既是同窗好友又是一村近邻，于是在一九三九年正式投在翟毓蔚麾下，任军械处督察长兼特务（保护武器）四队队长。主要任务就是组织铁匠成立烘炉，打造七九步枪和六五步枪。在翟毓蔚的亲自指挥下，我积极活动，时间不久，三十余盘烘炉冒烟了。铁匠最多时为一千零八名。经营方式是这样的：铁匠干活挣粮，食宿自理。报酬是生产一支枪给多少斤粮食，多劳多得，实行大包干。其生产形式是游动式，没有固定厂房。今天在这村，明天到那村。每到一地，临时安炉。劳动一天，到夜幕降下时，各人使用的工具各人随身带着回家，自己设法掩蔽。第二天，再带着工具到指定地点集合。为防日军扫荡，采取地下生产，严守机密。这种形式是当时游击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
  那时，铁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很差的，制造步枪完全靠手工，如步枪的枪筒，锻好毛坯后，两手抱钻，一点一点钻成，十分费力。其他零件也是生锉硬磨，靠两手完成。生产一支步枪，从枪筒到枪托，各个零部件的安装，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有厘毫之误。那时铁匠们每天都是在地窨或洞穴里工作。靠汽灯或煤油灯照明，不少铁匠把眼睛都熬坏了。
  约在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翟毓蔚为了加强武器装备，与我商量能否制造机枪，我说捷克机枪倒是可以一试，不过单靠手工是不行的，起码要有一台刨床，一台铣床和一台旋床。翟毓蔚算尽机关派得力干将打进日伪内部，用巨款贿买了一个汉奸，通过他层层疏通了关节，好容易从天津运来了这样三部机床，安装在牛推官庄的地下室里，当年就产出了合格的捷克机枪，翟毓蔚真有说不尽的高兴。约在一九四三年，日军疯狂扫荡，实行铁臂合围，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有的村庄，惨遭烧杀抢掠，洗劫一空。此时我们内部有个叫阎锡荣的，叛变投敌，机枪厂被破坏，所有机床全被运走，从此，捷克机枪停止了生产。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事：一天的黄昏，我接到山北（长白山以北的邹平地区）八路军司令部杨国富夫人给我的一封信，工整的绳头小楷，纤细秀丽的笔迹，深深地吸引了我。一气读完之后，那炽烈的革命激情，义无反顾的抗日决心，以及团结对敌的坦荡胸怀，又深深教育和感动了我。信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团结抗日，向我借用部分机械工人，制造和维修有关武器。我考虑再三，认为这是军政大事，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必须请示翟毓蔚。我把信交给他，他看后笑了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这个请求不能拒绝，此事你掂掇着办吧。我如获圣旨，马上，召集有关人员，讲明了利害是非，顺利地完成了调拨三十名工人的特殊任务。这三十名工人的名子，今天，有的我还记得，大多数记不清了，恕我不点姓标名吧！现在看来，这三十名铁匠同志，在当时才是真正投身革命为章丘铁匠争光呢。
  一九四六年，明水战斗中，我被俘到莱芜，经过党的教育和审查，认为我是个有所专长的铁匠，于翌年三月，让我到莱芜县修械所任技术员。我得到党的宽大处理后，更加积极地工作，争取立功赎罪。是年八月，又调我到中共中央重工业部华东兵工局二厂任技术员，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支和有关机械。一九五二年开始镇反，我被迁返章丘，在埠村（当时县府所在地）带领犯人打铁，进行劳动改造。1955年，我在后营与绣水铁木联合厂任技术指导。越二年，该厂并入章丘县农具厂（现在的电机厂），我任修理内然机钳工。经常去外地修理机械，主要是内然机和柴油机。因为那时章丘虽是铁匠众多，但真正懂机械的还为数甚少，人才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我在这方面的任务就显得重一些。特别有些单位如煤矿，一出现机械故障，就得立即排除，否则，就会发生人身伤亡。因此，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是白天黑夜，信到就走，刻不容缓。有时，我连续工作几个昼夜，腿都站肿了。一九六七年，我年届花甲，体力难支，才退职回家。
  不愿回忆的铁匠生活
  谢玉荣 口述
  解放前，山周家村约有一百七八十烟户，打铁的就占一百五十户左右。至今算来，在外地落户的整是一半。他们多数是在东北和内蒙。
  我十九岁跟周茂杰下口外（今内蒙），在新惠县扎拉营打铁，每年劳金10块现洋。因为我身强力壮，刚学徒就既拉火又打锤，半年后即能干抢磨，很受师傅们的喜爱。全炉共计三人，周茂杰掌钳，周彦修跑外揽活儿。在这里打铁大都是开炉坊，顾主买了家具或是维修了家具，一般不交现钱，记上账，到秋收之后一块儿结算。这年盘账共收入九百五十元，给我的仅仅是十元，其余九百四十元两位掌柜按股分劈。
  年底回家，火车上十分拥挤，我为了寻找宽松，离开两位师傅往后车厢挤去。一个鬼子车警把我拦住，哩流呜啦地将我推在一节车厢里，并没收了我的车票，车到山海关，鬼子把全车厢的人赶下火车，不知要带到哪里去。我看事不好，就钻进了其他乘客的人流。此时我是身无分文，又没了车票，便急着找二位师傅。我从暗道里钻出钻进。到了一个地方，仔细一看，除了进口处外，其他都是铁羡藜电网，电网外面是一列一列的火车。于是我趴在地上，乘人不注意，将棉衣脱下，顺手扔过电网，贴着地皮钻了过去。快到车跟前了，碰上正在找我的周茂杰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要不，咋向你爹娘交待啊！”说着，周师傅拉我上了火车。
  1940年，我十九岁成了大伙计，打头锤，劳金是每月六十元。我的收入多了，掌柜就劝我把家口（家属）带出来。到我二十四岁时，已是四口之家。这年，我和一个老乡在“夜把守”搿夥开了铁匠炉。因掌柜郭坤买了“私铁”，被日本人知道了，把他卡监入狱（后死在监狱），四盘烘炉的营业执照被没收。打铁不行了，我就给当地人干短工，闲时，和妻子卖煎饼，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正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地面很乱，又加上祖父来信，说爹娘过世，催我回家，于是我就立即带上家口动身。那时坐火车必须有通行证，我全家步行到兴城，在这里办理通行证。因为人多需要排号，排上者至少要等半月，有时甚至一月也办不出来，那能等得起？没办法只好再步行到山海关，受尽磨难才回到老家。
  过去在口外或关外打铁的，没有不受苦的。就拿揽活儿和讨账来说吧：春天夏天下乡揽活儿，秋天冬天再去讨账。当地人喜欢养狗，家家都有，有的养着十来只甚至还多。生人进屯（村）狗咬人主人不管，只是跑进他们屋时才把狗赶开。不知多少老乡叫狗咬伤、咬死。所以跑外的人都带着打狗棍，棍头有特制的铁链，当你被群狗包围的时候，可以抡起带铁链的棍棒，把狗打跑。
  出屯后，在路上也是很不保险的，有时会遇上狼群和“胡子”（劫路的盗贼），生命钱财都没有保障。怪不得老人们有这样的俗话：“穷啥不上东北走，怕的喂了关东狗”。话是这么说，可实际上，咱章丘人在东北的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呢！这都是旧社会的事了，现在好了，听说不少章丘铁匠在东北当了大干部，这也是咱章丘人的光荣。
  我的铁匠生涯
  彭道生
  口述
  旧社会，在我们这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富人经商吃香喝辣，穷汉打铁讨吃要喝”。我家祖传十代打铁，到我这一辈，从没有发迹，只是过着丰温半饱的生活。解放后，我家才彻底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我十四岁跟着伯父彭连杰在历城县龙山（今属章丘）一带打铁。提到彭连杰百里之内皆闻其名，他手艺出众，特别是瓦铁轮大车，那是他的拿手好活儿。一年到头找他瓦车的人可以说是天天不断。为人耿直，干活儿实在，从不偷工减料。不过他的脾气太暴，徒工或伙计操作上少有差错，他便大声斥骂，有时还动手打人。我就是因忍受不了伯父的粗暴，才于三年后离他而去，同别人搿夥打铁谋生。常言说“严师出高徒”，伯父脾气虽暴，但他对人要求严格，干活儿仔细认真，对徒工的一闪一失从不放过。因此，我跟伯父学徒三年，就学会了掌钳。
  十九岁那年，我去上海开铁匠炉，主要的活儿就是钢肉斧。四个人每天钢十五把，每把现洋一元五角，收入相当可观。因为我不服水土，时常生病，只干了一年就回了家。
  转年，我搭好夥驾着铁匠车子下了青州府（今青州市），在益都地区串乡打铁。其间，我们常听到当地居民流传的几句话：“张家的剪子任家的刀，齐家的锥子不用挑”。意思是当地有家姓张的铁匠专门打制剪子，远近驰名，就是人们所说的青州府剪子。任姓铁匠锻造的菜刀，齐姓铁匠制造的锥子，均属青州特产。我们为开发生财之道，曾登门拜访聆教，都被婉言谢绝。追其原因，就是张、任、齐几姓艺不外传，专利经营。诚所谓“同行是冤家”，由此可见旧社会工匠艺人搞技术垄断之一斑。
  数年后，我又去昌乐县尧沟镇一带打铁。在这里曾碰到这样一件事：约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的一天上午，有一志愿军同志来到炉前看打铁的，他见我们锻打一件大料十分吃力，于是拿起“旁锤”熟练地打了起来。围观的群众好奇地望着他说，解放军会打铁？他笑而不答。我问他家乡贵姓，他说他是章丘苏家滩村，名叫许焕章（现在埠西卫生室看门），一九四七年参军，一九五〇年赴朝作战，五二年回国。我高兴地拉他坐下，说原来老乡到了，我是章丘大站村姓彭名道生。他攥着我的双手，一时心情十分激动：回到祖国到处是亲人，可是见到你，就象回到我大哥身边（许焕章兄弟二人，参军前和大哥在家打铁），就感到分外亲切了。从此，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带动下，尧沟镇成立了铁业生产合作社，共设四盘烘炉，有十几人，原籍都是章丘，我任合作社主任。一九五八年，我回乡探亲，适值章丘在大搞钢铁运动，当地党政负责同志要我参加轴承工作，我提出探亲几天，到期需要马上回昌乐。负责同志说在哪里也是打铁，现在家乡需要你，你就在家乡干吧，将昌乐的工作辞退。我看领导态度坚决，只好照办。
  当时，大站村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在垛庄村成立了农具修配厂，领导任命我为厂长。共安四十七盘烘炉，每盘三人，计一百四十多名。生产任务主要是打制农具。当时领导号召农具改革，提出要制造一种刨地用的三齿镢，并搞来了样板。那时，大家都没打造过这种农具，信心不足，不敢承担，我只好“冒险”尝试，结果获得成功，于是开始了三齿镢的批量生产。半年以后，我又负责专打镰刀，每天生产七十五把，由供销社出售。
  一九六一年，厂子进行整顿，只剩二十盘烘炉，厂址迁到大站村，厂名为平陵农具修配厂。一九六二年，厂子取消，人员迁散。一九六三年，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我们又成立了铁业生产服务组，设两盘烘炉，虽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却大大方便了群众。曾记得这年的六月十五日，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牛培起同志，看了我们的服务组，感到很满意，便鼓励我们扩大经营，增添设备。不久，建立了枣园铁业社，设烘炉四盘，与供销社签订合同，按计划制造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如锄、镰、锨、镢等等。一九六六年，根据上级指示，将埠村、水寨、宁埠、城关（今绣惠）四处铁业社并入枣园铁业社，更名为章丘农具三厂，厂址迁枣园镇西首路北，有职工二百多人，厂长是李凤桂。生产设备有了夹板锤、空气锤以及各种车床、刨床，生产进入了机械化。主要产品有细钢磨和摇臂钻，经营情况良好。
  一九七八年，章丘农具三厂转产并入章丘皮革厂，到此，结束了我的铁匠生涯。
  我的铁匠徒工生活
  李厥安 口述
  我十六岁那年，父亲叫我给人家“拉火”打铁，师傅（即掌柜）是李厥华。工价一年为六撇子玉米（一撇子三十斤）。
  正月初六一早，母亲就煮熟了水饺，让我吃饱好上路。我背着行李赶到师傅家时，打锤的师兄李中和正在忙着整理铁匠车子，准备驾车步行。师傅吃完饭，将需要带的东西拾掇好，放在车上，师兄驾后，师傅把前，我一旁拉着绳子，一行三人启程了。
  那时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旱天尘土漫脚，雨天薄泥稀水，推车行路十分困难。当天住在王村，这时我的两只脚板上都起了水泡，躺在临时搭的铺上，浑身象散了骨架似的。第二天东方刚亮，又驾车东进。到大临池一带时，道路崎岖，乱石满地，忽高忽低。这时，把前的师傅口里不住地念叨什么：“一溜慢上手里脚！”“一溜慢下手外脚”！“里驱绊！外驱绊！”等等，后来师兄告诉我，这叫开路报道，如果不报或报错，后头驾车的因看不见路就会失脚翻车，这很要紧，从现在起，你要好好记住，不久，你就要“把前”了。
  经过六天多的早行晚住，到达了目的地——安丘县。歇了一日，次晨，师兄就向我交待工作了：起床后，先到炉房洒扫，整炉点火。炉生好了，看看炭槽里是否有炭，如果没有，就赶快添足备好。咱在外打铁不同在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座锅，接着就要淘米熬干饭。吃饭时要快，不等师傅吃完就要撂碗，拉拉风箱，拍拍炉火。等大家都吃完了，赶快刷锅洗碗，要干净麻利，不能怠慢。拉火时，要看师傅的眼色行事，铁刚放在炉里时，要慢拉，到“上浆”时逐渐加快，冒铁花快熟时，再加快，看到师傅两手不停地翻铁，口里说着扇！扇！扇的时候，你就要挺直手腕用力猛拉，到铁熟为止。总之，拉火要记准这样几句话：“两头紧，当中慢，又熟铁又省炭。”就这样干了一个正月，打了许许多多的镢头、铲锨、铧头和耠子等成品，都是春耕用的。这些农具，大都运到集市上出售，也有前来购买的。这段时间，叫“打座炉”。
  一交二月，春风刮麦苗发，雪融冰消，柳青雁还，春耕季节到了，师傅准备下乡维修农具，开始打行炉（也叫打跑铁）。风箱砧子锤头，粮米铺盖，锅碗瓢盆，装了满满的一车，师兄驾后我把前。我一披上三岔襻，心里就扑通起来。心想，我第一次驾二把手铁匠车，能行吗？“快招把赶路！”师傅下令了。出村不远，是一斜坡崖头，我硬着头皮报出“一溜慢上手里脚！”在后边驾把的师兄腿脚一趔，车子歪了，行李卷滚在地上，淘米的盆子被打碎，米袋挂了个窟窿，小米撒了一地。原来应报“手外脚”我报了“手里脚”，致使师兄失脚扑倒。师傅打了我两巴掌，我边收米边抹眼泪，师傅见我哭了，便说，以后要小心，看准路再报。于是他脱下大袄，驾起前把，继续赶路。
  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村名记不清了），我按照师兄的指点，卸下打铁工具，便提水和泥，供师傅盘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打行炉一般有两种炉式，一是支架炉，即风箱、铁炉、炭槽都放在一个木架上。这种炉式使用方便，行运困难。二是地炉，即是风箱、火炉、炭槽都放在平地，在风箱和炭槽之间挖一小坑，坑四周用硬泥砌好，安上风道，排正炉条，就可以使用。在安丘打行炉的绝大多数都是用地炉。
  当我和泥的时候，师傅坐着机撑挖炉槽安风道，师兄就用“响锤”在砧子上砸铁片。这种锤子声响很大，能远听五华里左右。“叮叮”锤子一响，群众便知道村里来了铁匠。需要修理家具的，就会循声找到。
  盘炉的功夫，许多人拿着要修理的物件如钢铧、钢镢、修车以及磨剪子抢菜刀等等，讲价的，圆成的议论纷纷。当“买卖”讲成后，便开始了工作。
  掌钳的，打锤的和拉火的，都有明确的分工。掌钳的一般称掌柜，负责“出样”锻造；打锤的一般称大伙计或二师傅，除打锤外还负责抢磨（凡是刃具如菜刀、斧头、出炉后先抢后磨）；拉火的叫小伙计，负责鼓风助火、运炭、做饭等杂活儿。提到运炭，那时确实是一项苦差使。我曾经平均三天挑炭一次，每次挑六十斤，翻山越岭趟河跨谷，来回八十里，打铁用的炭必须是优质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业用煤，讲究什么“走铜杀铁”，否则是一概不能用。
  这年下半年，我渐渐学会了打锤，师傅不在的时候，一般活儿，我与师兄就能完成。因此年底回家，师傅多给了我两撇子粮食钱。
  我父亲打铁的一生
  李兆均
  父亲李方田，兄弟四人行三。自幼家贫，十三岁给人家拉火，一年三斗玉米（每斗60斤，共180斤）。两位年长的伯父也是出外打铁，辛苦一年来，混不了多少钱。年幼的叔叔，未谙人世，天天嚷着念书而不能得。守寡的祖母看着四个由她用眼泪和乳汁抚养起来的儿子，长子该婚因贫而不能配；小子应上学因穷而不能读，想前思后，柔肠百转，肝胆碎裂，几不欲生。性情暴烈的父亲忍着悲愤，对两位伯父说，咱们兄弟数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堂堂男子汉，既不比别人低，又不比别人矮，为什么不能为老母分忧解愁？你们好好照顾母亲，我远走高飞闯关东，不混出个人样来誓不回家。
  第二天一早，父亲告别了两位伯父，又悄悄走到正在熟睡中的祖母炕前，仔细看了看老人那日益增多的白发和加深的皱纹，心不由主地两腿屈在炕沿下，磕了三个头，离开家门，赤手空拳下了关东。
  父亲初次踏上北大荒的土地，确有“北大荒，北大荒，十里不见人百里不见庄”之感，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就要死心塌地的混下去。父亲给人家“吃劳金”，一年四十块大洋。具体工作就是打锤兼抢磨。他个子虽不高，但是很有力气。他打锤快慢有节，轻重有致，钳工师傅曾将一粒黄豆放在砧顶上，让父亲用“抡锤”将豆粒打一半留一半。父亲毫不犹豫，抡起十二磅的铁锤轻轻一落，豆粒一半碾为齏粉，一半丝毫不损，博得伙计们的称赞。此外，父亲对抢磨一类的活儿也是很出色的，比方磨镰刀，一般来说，平均每人每天磨四十个，快的能磨五十个左右，而他呢，一天磨六十个尚不黑天，因此，掌柜的当年就把他的“劳金”（工资）提到五十元。
  由于父亲治富心切，白天干完铁匠活儿，晚上租“洋车”（人力车）拉脚。节假日不休息，驾着“洋车”拉着达官贵妇、红男绿女穿街入巷，进进出出，牛马似的奔跑不息。这样拼命，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一个月的“劳金”。三年的时间，父亲节衣缩食，用自己的血汗积攒了五百余元现洋。一年岁底，父亲回到家，祖母望着数年不见面的儿子，摸着白花花的银元，把父亲搂在怀里放声大哭。此后，日子逐渐好起来，两个大伯先后成了“家”，初步摆脱了贫困的折磨。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在东北被雇当了“华工”，应招到苏联，历时四年之久。父亲在华工队里，主要是打铁，例如为战马挂掌，为士兵制造锨镐，为修铁路锻打道钉等。回国后，币值暴跌，白辛苦一场。
  父亲三十二岁，才与二十二岁的母亲结婚。这时，兄弟四人各有家室，不久祖母归天，一家分成四份，父亲带着母亲又回北大荒谋生。当时，他与大伯父李福烈等人，在通北县的“三道沟子”组建了义合铁匠炉。共有十几人干活，父亲领总，伯父负责业务并任第一钳工。经营顺利，生意兴隆。
  一九三一年秋，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沈阳事件，人们称之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深陷汤火，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和刺刀的威逼下，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就在这年的旧历十月二日，母亲生下了我。为保全性命，于十月五日，全家在章丘铁匠老乡的帮助下，投入了逃难人群的洪流。白天潜伏，躲避敌机的轰炸，夜晚奔波。历尽艰难，好容易到达山海关，才乘上驶向山东的列车。
  一九四〇年，父亲进入天命之岁，最后离开东北，依然靠打铁为生。记得一九四二年，日寇以当地伪乡镇政权的名义招募劳工，实际上是煤炭工人。父亲不明就里，出于混钱养家，毅然应招。到了天尊院煤矿（日伪经营），日伪当局命新招来的劳工立即下井，人们方知受骗。第一次下井，父亲亲眼看到两名工人被巷道顶塌下的煤矸石活活砸死。许多人向把头苦苦哀求改变劳作，结果被毒打一顿，下井后，永不叫上来。父亲在井下熬了四个昼夜，几乎要进“鄷都”城了，一个把头问道，你们这些苦力谁会打铁？父亲应声我会！把头走到父亲身边仔细端相了一下，说：“你要撒谎要你的狗命！”
  父亲上井后，折磨得简直弱不禁风。把头将他领进烘炉房，经试工，完全合格，父亲这才死里逃生摆脱了下煤井的苦差。父亲生前常对我说，他两次卖身（一次当华工一次下煤井）为苦力，绝路逢生，都是沾了他会打铁的光。因此学点手艺在身是有好处的。俗话说艺不压身帽不压重嘛。
  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六年是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种地无地，出卖劳力无门，一家四口人的吃穿全靠父亲一个人。在这艰难竭蹶之中，父亲“自拉自唱”地打制些农用物件，除了锄镰锨镢之外，经常生产的是钉门板用的长钉。披星戴月地干，一天能打五斤左右，纯收入能买到十斤玉米。勉强保住一家人的温饱。
  一九五八年大搞钢铁，父亲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参加了铁木业生产合作社，操钳抡锤，天天劳动在烘炉怀抱。一九六〇年因病去世。总之，父亲的一生是打铁的一生，其中甘苦备尝，炎凉受尽。他在同辈章丘铁匠中，有其一定代表性。
  半辈打铁在鞍山
  李之林 口述
  鞍山钢铁公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人们把它称为我国的钢都，这是当之无愧的。
  我从十七岁去鞍山打铁，那是伪满时代，东北人民受着日、满的双重压迫，生活痛苦不堪。作为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铁匠，日子也十分难熬。我初去鞍山，是给一家铁匠炉当徒工，为鞍钢加工机器零件。当一批活完成了，下一批活接不上，掌柜的就辞退。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经常失业，生活无保障。当时流落鞍山市街头的章丘铁匠，到处可见。
  好容易盼到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铁匠成了工人阶级，再也不遭失业的威胁了，再也不受种种迫害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散落在各地的铁匠组织起来，成立了铁业生产合作社，大家按劳取酬。一九五四年，我所在的铁业社与另外两个铁业社联合起来，成立了金属制造厂，以锻打为主。全厂有一千多人，锻工们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章丘人。一九六三年，根据国家的需要，由生产钢球、螺丝，改为生产钢窗，厂名亦随之改为钢窗厂。随着生产的改进与发展，到一九六八年，又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厂名成了现在的汽车配件厂。全厂职工两千余人。
  我常听领导们讲，鞍山市近百万人口，有大小工厂百余家，不管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厂厂都离不了锻工，有的是以生产为主，规定产值；有的是服务于生产，不规定产值。总之，章丘铁匠在鞍山的四化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在鞍山的四十多个春秋里，亲身经历了个体经营时期的拉风箱抡大锤，合作化时期的鼓风机夹板锤，国营时期的自动化空气锤的三个发展阶段。想过去峥嵘岁月往事如烟，看今朝万里锦绣一片光明。
  沈阳打铁见闻
  张玉聪 口述
  一九五二年，我经人介绍到沈阳市义兴铁匠铺学徒打铁。掌柜是章丘三德范村人王延君。这个铁匠铺共设七盘烘炉，每炉四人。即钳工、头锤工、二锤工和扇火工。当时，主要为解放军后勤打制伐木用的玻璃斧子和汽车爬山时轮子上用的防滑铁链。
  我是徒工，什么活也干，经常到同业单位替掌柜办这办那。因此，对本市的许多铁匠铺有所了解。我来往较多的地方是华山路和崇礼大街。仅这两个地方就有二十一家铁匠铺，都是章丘人开的，所有人员也都是章丘人。此外，从高道口到小北楼，从光明街到北行，东西二华里，南北一点五华里，中间就有五十余家铁匠炉，它们的东家多数是普集、文祖、山庄、鸠坞，木厂、姚庄等村人。他们有的来沈阳几十年，有的几代人，子女相互通婚，联姻成亲，生殖繁衍，致使章丘人为沈阳人了。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全市成立了十六个铁业生产合作社，简称沈市十六铁。我所在的义兴铁匠铺加入了第六铁业生产合作社，厂名为小五金机械厂，厂长刘金孝（章丘人），共有职工一千多名。一九六二年，该厂又分成三家，即铁勺厂、铆焊厂和小五金厂。其中铁勺厂锻打的大铁勺驰名全国。五金厂主要生产空气锤，型号为“65”和“150”。一九六五年，五金厂又改为锻压设备厂，厂长是韩宝诗（章丘杨胡庄人），主产品是万能仪压机。全厂八百余名职工，章丘铁匠占百分之六十。
  十年浩劫期间，不管是红卫兵小将还是什么“山头”的造反派，多少次多少回开进工厂，我们章丘铁匠，始终身着工作服，手握操作工具，守在烘炉边，干在车床前，使生产没受多大损失。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在厂的章丘铁匠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一九八〇年，我光荣退休。
  在沈阳打铁二十八年，我从学徒到技工，我的心脏始终是和这座伟大的重工业城市的脉搏一起跳动的。二十八个寒暑，在人类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留恋。曾有这样一件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九五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沈“112”航空学校后勤部，要求锻压设备厂归其所属。几经交涉，未达成协议。根据航校需要，锻压设备厂派了二十名锻工作暂时支援，我是其中之一。航校王校长对我们说，你们山东工人老实忠厚，性情直率，工作肯干，技术高明，是否愿意留空军后勤部工作？有的说愿意，有的说回厂请示领导。不知怎的，我们二十人奉厂领导指示继续返回锻压设备厂，此事至今使我遗憾在心。
  北大荒打铁忆旧
  李均珊口述
  一九三七年，我同明正烈跟着明福烈等人去黑龙江省北安市（那时称北安省）打铁谋生。这里因地广人稀，人们叫它北大荒，其实说“荒”并不荒，该地土质肥沃，盛产大豆、玉米。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当时的北安，共有十五家铁匠炉，约一百五十名铁匠，除一家铁匠炉掌柜一人是当地人外，其他都是章丘帮。据我所知，处于北大荒地区的海伦、拜泉、绥棱、绥化、青钢、兰西、明水、肇州（今大庆）、肇东、克山、克东等县市，章丘铁匠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北国烘炉密如林，炉炉都有章丘人”的北大荒，规模大、声望高的铁匠炉有四家，即海伦的大成炉，北安的王家炉，绥棱的万发炉，通北的高家炉。这四家铁匠炉从掌柜到伙计都是章丘人。其中王家炉最发达兴旺。
  王家炉掌柜是章丘明水寨（今秀水村）人王元泰。他本是开染坊的，因蚀本倒闭，家产典卖罄尽。为谋生全家讨荒到北大荒，落脚在北安，依附章丘铁匠老乡过活。王元泰为人精明强干，深谙世故，善于交际。不久，笼络了一帮来北安谋业的章丘铁匠，自己开了铁匠炉，因他姓王，炉名叫王家炉。他本人不会打铁，但颇通铁业经营。那时，富饶的东北，恰好处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时期，工厂矿山全被日本人把持。打铁需用的钢材铁料，十分紧缺。王元泰通过私人关系买来了一批废钢铁，其中有失效的炮弹，其外壳可以当钢用。一次，他把当废铁买来的几颗炮弹，叫铁匠们锻制成钢材，不料炮弹爆炸，当场死亡一人。人命关天，地方当局将其法办，打入日本的模范监狱。迨至刑满获释，他因祸得福，结交了一个很有权势的日本政客。不久，他便成了北安省的铁业组合长，握有钢铁经营大权。所有北安铁匠炉购买钢材都必须走他的门路。因此，他大发其财，成了名重一时的社会人物。他的儿子曾是北安协和区公安派出所所长。
  王元泰有浓重的乡亲观念，凡在东北谋生的章丘人，遇到困难，只要投其门下，问明情况，总是慷慨解囊，从不悭吝。因此，有人称他是北大荒的“孟尝君”。
  我所在的铁匠炉，因本微人少，没什么名气，但经营情况还是良好的。干一年来，掌柜、大小伙计都能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岁底回家，一般能用以养家糊口，有的还能置地盖房。
  在北大荒经营的铁匠，都是打座炉，也就是开铁匠铺。我们所锻造的产品主要是农具，如锄、镰、锨、镢、犁、铧、刀、斧，还有当地特有的钐镰，用以芟草割麦。此外，就是挂牛马掌（也叫钉牛马蹄）。北大荒居民牛马多车辆多，家家都有。有的大户拥有牛马上百头。该地区多寒，结冰期长，车辆运输，牛马行奔在冰滑的道路上，铁掌磨光，失去摩擦力，就会摔倒。因此牛马要经常换掌，这就成了铁匠经营的一项主要任务。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后，家乡生活好转，我就离开了北大荒。
  驰名洮南的三发炉
  王维新 口述
  解放前，在内蒙洮南地区，一提到山东章丘三发铁匠炉没有不知道的。
  三发炉东主兼掌柜是王家坞村王庆祥。他小时，家中少地无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待长到十几岁，经父亲央人，叫他去口外（今内蒙）学徒打铁。王庆祥自幼心灵手巧，为人忠厚勤快，甚得师傅喜爱，因此，不几年功夫，就艺满出徒，自己领炉开业，炉名“三发炉”。
  洮南一带，居民多系蒙族，语言、风俗、习惯与汉族不同。王庆祥因久居内蒙，逐渐学会了蒙语，并能适应当地习俗，与当地群众关系搞得很好。上至王公部族，下到黎民百姓，他都有业务往还。
  蒙古人以畜牧业为主，家家都有牛羊骡马。铁匠的主要业务就是挂马掌和打制屠宰用的各种刀具。王庆祥擅挂马掌，以此发迹而扬名。
  洮南附近，有一家大牧主，原系王公之后。骡马成群，牛羊遍地。主人慕名来到三发炉，邀请铁匠师傅为他家骡马挂掌。王庆祥一口应了下来，将铺中业务稍作安排，随即带人前往。到达牧场后，已近中午，只见各色马匹分别排列。主人说，马性不同，请师傅们注意，现在先休息用饭。
  下午，王庆祥同伙计们做好挂掌前的一切准备后，便开始了工作。他们牵马的牵马，上桩的上桩，切蹄的切蹄，钉掌的钉掌，个个眼疾手快，干净麻利。一匹匹骡、马，不管驽的骏的，性烈的，性戆的，一到桩前，都温训地任凭铁匠们摆布。主人们都前来围观，个个矢口称赞。其中有一姑娘，更是赞不绝口，她是主人的小姐，能歌善舞，又精于骑射，立志要嫁个汉族丈夫。她自见到王庆祥以后，情动于衷，遂央父母说合。开始父母不通，怎奈拗不过女儿，只好托媒说亲。此时王庆祥已有妻室，不能成婚。这位蒙族姑娘情愿与他做偏房。最后商定，让这位姑娘嫁了王庆祥的哥哥王庆温。
  成婚时，这位姑娘从娘家带来了群牛群羊和心爱的马匹，还有大量的烟土（鸦片）以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这消息传到章丘老家，人们都说，“黑铁匠，庄稼汉，找个媳妇实在难”。你看人家王庆祥兄弟们，在口外，大财主的闺女能倒陪家门，谁说咱黑铁匠没人爱。
  王庆祥的哥哥自从娶了这位蒙族姑娘之后，“三发炉”更加兴旺，成了洮南富户之一。后来，这位蒙族“姑娘”吸毒成癖，日夜不离烟灯，终因此而夭。三发炉亦开始走下坡路。
  我在吉林打铁的一段经历
  李昌仁 口述
  我是官庄乡韩家庄人，今年78岁。在吉林省德惠县打了几十年铁，直到1977年才回到老家。
  解放前，韩家庄有二百来烟户，其中靠打铁为生的就有一百五十户。
  记得民国十七年（1928），我从师赵承翠去吉林省德惠县达家沟学徒打铁，年金五十元现洋。共有四人，除师傅和我外，另有一名锤工一名“跑外”的。在这里打铁多是座炉，即铁匠铺。我所在的炉叫万盛炉，有三间门脸。主要产品是当地农民所需用的锄、镰、铡刀、钐刀等。当地风俗购货者一般不交现款，等秋收后算账，由跑外的负责。
  这里地广人稀，居民都有较多的土地，因此家家都养着一定数量的骡马，除用以生产外还靠其搞运输。每当金秋过后雪覆冰封之时，家家户户都赶着骡马来铁匠炉为牲口挂掌，这是铁匠们一年之中最好的经营时期。门前骡马成列，日日不断。当时每头牲口挂全掌价格相当于现在的四、五元左右。两人（一个抱蹄，一个操作）一天能完成20头牲口的挂掌任务。
  三年后，我艺满出徒，能掌钳独立操作，年金为一百五十元。又过了三年，我恰好是24岁，便离开万盛炉另立门头，以我为首组建了大成炉，共有八人。刚开张，生意自然不够理想，人们都认为大成炉的掌柜是万盛炉的徒弟，顾客大都奔向万盛炉。我为了打开局面，使大成炉在达家沟扎下根，千思百虑，呕心沥血，决心在产品（如镰刀、钐刀、铡刀）质量上赢得顾客的信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展竞争。于是我带上一个心爱的徒弟，开始四处拜师访友，以提高技术。我曾跑遍东北的白山黑水。历时一年，收获不小。首先在制作刃具上，经名师指点，有了新的突破。比方在制作镰刀时，用什么样的铁，夹什么样的钢，淬什么样的火，都必须精心处理，一丝不苟。由于技术的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随之销路大开，顾客盈门，信誉日隆。伙计门都深有体会地说：“人叫客不语，货叫客自应”。意思是货物不好尽管你大喊大叫也是没人来买的。货物质高价实即使你不言不语，顾客也是会挤上门来的。
  我在东北的几十个寒暑里，亲身经历了军阀、日满、国民党三个时期的黑暗统治，历尽风霜，饱尝酸苦，直到解放后，我们这些他乡谋生的穷铁匠才算苦日子熬到了头。1956年，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达家沟附近四家铁匠炉计20余人，组成了铁业生产合作社，我们都成了工人，一身上下的蓝制服，有的穿上了黑亮的大皮鞋。生产有组织有领导，一天工作8小时，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按月领工资，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1977年，我已是年近古稀之人了，领导上按照党的政策，让我回到章丘老家安度晚年。
  凌源打铁见闻
  马凤吉 口述
  一九三〇年，我十六岁，跟人去东北辽宁省凌源县学徒打铁，第一年劳金（工资）是十元现洋。
  这年，春节刚过，我们北凤村三十二名铁匠结伴步行下关外（山海关之外泛指东北）。背着行李带着干粮，每天走七、八十里地。真是夜住晓行，风餐露宿。第一天晚上，我两只脚就起了水泡。过了山海关一交凌源县境，我们便分成几夥，由掌柜带着所属伙计，奔向各自的岗位。我跟着掌柜和师兄来到了目的地——潮濑海沟。
  东家姓苏（具体名子不详），是这个沟（相当于村）的首户财主。有土地千垧（每响十五市亩），房舍连片，青砖碧瓦，高台朱门，车辆上百，牛马成群。仅看家护院的吠犬就有四十多只。设有“狗倌”，专门饲养。有家丁武装，光机枪就有两挺。
  历时二十多天，步行两千里，真是风尘仆仆，累得腿直脚跷，浑身酸疼。当晚老东家令家人设宴款待，为我们这伙远道而来的山东铁匠“洗尘”。当时我想，穷铁匠也能得到高人显贵的光顾吗？
  休息了三、四天，我们这才开炉起灶。铁匠炉设在三间平房里，另有宿舍。这些房子都是东家的，不收房费。我们每天三顿饭，都是从东家的大伙房（另设有小伙房）里拿干粮，吃多少拿多少。常吃的干粮是高粱米和大豆“二合一”的窝窝头。自己做点菜和喝头。一切都是东家供给，年底结账。东家所需锄、镰、锨、镢、刀、铲等类的用具，都由我们承做。牛、马、驴、骡钉蹄挂掌也由我们包干。立有账本，一年一次清算。
  除了给东家干活外，还打制些农用工具，到集市出售，同时有专人下四乡揽活（跑外）。讲清工价带回炉房修理。当地有这样一种风俗，凡铁匠下乡揽活，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管饭、留宿。比方跑外的肩背褡裢走到一村，不管是朱门还是柴扉，可径直进入，说明身份，便会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献茶敬烟。主人若有需要维修的家什，立刻拿出，让铁匠带走，修理好后送回。时间一久，自然成了相识。
  一进入冰封雪盖的腊月，掌柜便与东家结账，清算完毕，就停产闭炉，准备回家。这时东家再设宴饯行，并千叮咛万嘱咐，要秘密结伴而行，防备“胡子”（土匪）拦劫。当我们启程之后，东家及时命人将我们的炉房封闭，以保无虞。
  我在凌源打铁四年，亲身尝受到这里的人民对山东铁匠的热爱和尊重。此间，有这样一件事使我至今感到自豪。离潮濑海沟不远有一个市面繁华的大镇店叫塔子沟，清末民初，这里一年一度搭台唱京剧《盗御马》。登台演出的全是章丘铁匠，其中多数是李家埠村。这时，附近铁匠便都停产看戏。当地人更是蜂拥而往，人们还不时地议论着：山东铁匠不但会打铁，而且还能唱戏，能文能武了不起。每当听到这赞誉之声，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九三四年，日本占了东北，一时兵荒马乱，我们就离开凌源回到了老家。后来时局稍稳，为了谋生，我又去了鞍山。
  徘徊镰刀
  李之尊 口述
  章丘徘徊村的镰刀，远在清光绪末年就出了名。到民国初年，李家镰刀已行销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那时，外地商人前来购货者都是第一年交货款，第二年起货。由此，可见李家镰刀销路之畅。当地人有“徘徊镰刀名千里”之说。
  徘徊镰刀的创始人是李朝贞。他自幼家贫，十二、三岁跟父亲在辽宁省海成县打铁。为人心灵手巧，十六岁就能掌钳操作，领人干活。他打制的器具美观耐用，很受顾主的欢迎。他擅长制作刃具，如刀、斧、锛、凿、刨等，尤其是他精心制作的镰刀，更是为用者称赞不已。
  初来买镰刀者，不知其性能如何，总是挑来拣去。李朝贞从不自做空洞的口头宣传，往往是顺手拿起镰刀，在铁器上一推一拉，有如木匠用刨子刨木板一样，卷起银镯似的层层刨花。再看镰刀，既不卷刃，又不崩豁，这时顾客就会不言不语又惊又喜地付款取货。徘徊镰刀就是这样誉满“关外”蜚声北国的。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东北沦陷，人民惨遭日、俄等帝国主义者的蹂躏。狼烟遍地，生灵涂炭，百姓无法安身，李朝贞便停业携眷返回故里。为了谋生，旧业重操，成立了六人组成的铁匠炉，专门生产镰刀。由于生产的镰刀质高价廉，很快创出了“牌”子，天天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那时，据说有许多铁匠看到徘徊李家镰刀经营之盛，渐渐产生了嫉羡之心，于是将自己生产的镰刀暗中标上李家镰刀的印记，拿到集市上售销。时间久了，个别用户便拿着镰刀找李朝贞提意见，李取镰刀细看，不是出自己手，是冒牌货，非常气愤。为了徘徊镰刀的声誉，李朝贞不顾年高体弱，让后人用小车推着他赶四集亲自兜卖镰刀。顾客中有认识李朝贞者，便高兴地向买镰刀的人大声喧嚷着：“这才是真正的徘徊镰！”接着用手指指李朝贞，“他就是打镰刀的老师傅！”这时，欲购者便纷纷拥挤在镰刀摊前，不到散集，镰刀就会一售而光。在那段时间里，凡赶集买镰刀的人，都认那位李老头，只要问明是李朝贞，一不还价，二不挑拣，交钱取镰便走。
  李朝贞去世后，他的儿子李之通承其遗传，继续打造镰刀，人员发展到十四名，设烘炉两盘，分锻打、冷作两组。每天平均生产镰刀一百二十件。经过精选，无残疵者计有百件。这时，我已成了李之通的徒弟。主要任务是鼓风助火，叫拉火工。一年后，成了锤工，兼干冷作（即端正、出白、开刃、水磨），十八岁开始掌钳。现根据个人的学艺生涯，对徘徊镰刀的制作情况介绍如下：
  打铁这一行是火里求财，要想使打出的家什让人满意，必须有高明的技艺。就拿徘徊镰刀来说，它之所以远近驰名，就是因为它锋利、经久耐用。常听师傅们讲，咱徘徊镰刀为什么光洁锋利经久耐用受到用户欢迎呢？主要的就是咱铁匠李有颗善良、淳厚、诚实的心。一拿起钳子，操起锤把便想到那些使用镰刀的农民。不管是锻打还是冷作，用现在的话来说都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不然，就会丧失信誉，同时也损坏了铁匠的名声。几十年来，我在铁匠生活的道路上，历尽坎坷。走南闯北，漂泊不定，但始终没有脱离“镰刀生涯”。不论何时何地，我恪守师训，严格要求自己，使徘徊镰刀的声誉历久不衰。
  那么，我是如何保持并不断提高徘徊镰刀质量的呢？简单说来有以下四点：
  1.严格选料。打制镰刀需要柔铁纯钢。材料运到后，将铁与钢分别放到炉里冶炼一下，验其性能，凡不合格者，宁可停产也不勉强使用，决不坑骗用户。
  2.上好熟火。镰刀的毛坯制成后，印上槽，将钢条放入夹好，然后放熟火。这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掌握不好，就会使镰刀出现“断刃”或“夹皮”，影响质量。俗话说的“七火锄头八火镰，九火十火也不全”，就是指此而言。
  3.端正刮光。镰刀出炉后开始冷作，即端正刮光。端正，就是用手锤将出炉的镰刀均匀地锤打，直到镰刀的各部分协调一致为准。刮光，即是将端正好了的镰刀在其刃部用刮铁器刮去铁层，露出钢刃。这道工序也叫“出白”。
  4.精心淬砺：淬是蘸火，砺是磨刃。镰刀的利与钝关键在于淬火。如果掌握不好火候，就会使镰刀的刃子非硬即软。硬则遇物崩豁，软了触物卷刃，只有恰到好处，镰刀才能吹毛离刃。淬好火的镰刀，在砧子上稍加调理，即用夹刀板夹好，蘸着水在磨刀石上磨光砥利，最后涂上石灰（防止生锈）封好，即可出售。
  一九三一年至“七七事变”，这时期是徘徊镰刀的鼎盛时期，慕名前来购货者方圆数千里，顾客络绎不绝，天天应接不暇。解放后，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徘徊的镰刀业一度有了改进和发展。目前，徘徊铁匠李的后人，正在前人经营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拓出徘徊镰刀的新蹊径。
  砚池炒勺
  王立源 口述
  砚池村的炒勺手工业兴起于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准确地说是从一九六三年正式生产。当时，只有一家（生产大队经营），现在己发展到七家，其中只有一户是村办。究其渊源，根据个人的亲历，简述如下。
  一九三八年，我刚十五岁，为生活所迫，去济南山水沟同盛永钢勺店学徒打铁。掌柜是吴运甲，师傅是吴运茂（都是本县绣水村人）。吴运茂亲手打造的钢铁炒勺，独具特色，驰名泉城内外。当时蜚声遐迩的大饭庄如汇泉楼、聚丰德、燕喜堂等所用的炒勺都是出自吴运茂之手。其制作方式全是靠手工操作。每生产一件，需花费好多心血。首先下好钢料，经过千锤百火打出毛坯，然后开始冷作，一锤一锤将钢勺砸得剔明锃亮，如镜面一样。他常说，不砸三万六千锤，是打不出好钢勺来的。同盛永钢勺之所以获得用户的信誉，主要原因就是制作认真，产品优秀，轻巧好使，经久耐用。
  同盛永钢铁炒勺店共有七人，除我本人之外，他们都是亲叔伯兄弟，基本上不雇用外人（本人与吴家有亲戚关系）。每天平均生产二十多把铁勺，另售批发，供不应求。当时，北坦有三家勺店，系周村人所经营。因产品质量不行，销售额经营额都不如同盛永。本号所生产的炒勺，按勺体轻重可分五种，即二斤重的，三斤重的，四斤重的，五斤重的，六斤重的，勺愈重愈好。
  学徒期间，我早起晚睡，手勤腿勤，听说听道。掌柜和师傅们叫干啥就干啥，一年后我就正式上炉干活了。我想，吴师傅是个手艺高明的人，跟他干活是幸福的。常言说，名师难遇机会难逢，我暗下决心，一定把他的本事学到手。从此，我一心扑在打制钢勺上，勤学苦干，细心揣摩，孜孜矻矻，潜心学艺。吴掌柜见我吃苦耐劳，求艺心切，受到感动，便对我说，手艺这东西不是轻易能学好的，可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刻苦认真，什么样的手艺都是能够学好的。在师傅们的精心栽培下，几年功夫，我就基本上掌握了钢勺的制作技艺，开始掌钳领作。经我手打出的钢勺，通过师傅鉴定，完全合格，不时受到伙计们的表扬和用户的夸赞。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起来成立手工业合作社，我参加了济南市第二五金社，干锻工。一九五九年，来章丘农具厂（现在的电机厂），因半路出家，用非所学，加上年龄又大，工作吃力，于一九六二年下放回家。大队领导人知道我擅专钢铁炒勺的制作，于是以我为首成立了烘炉，开始制造钢勺，这就是砚池村生产钢铁炒勺的缘起。
  一九八三年，我已是快六十的人了，决定辞职回家休息，但党的富民政策又燃起了我重操旧业的心头热火。就在这年，我与老伴、儿子儿媳建起了家庭烘炉，专门生产钢铁炒勺。我掌钳、老伴扇火，儿子儿媳下料。我家生产的炒勺行销省内外。一九八六年，济南窑头友谊宾馆开业，派人专程来我家购买厨师专用炒勺。我根据师传制作的炒勺，其特点是轻重适度，勺底光滑如镜，不论炒什么菜，从不糊底，用手一晃一颠，菜即翻过，炒好的菜均匀味美。
  自一九八三年开业以来，经营良好，收入可观。平均每月向国家缴纳税款一百二十元左右，这也是我晚年对祖国和人民作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党的“十三大”开过之后，我靠自己两手致富的决心更大了，也更踏实了。我今年六十有四，盛世难逢，让我这株铁匠“老树”在祖国姹紫嫣红的春天里，再著新枝。
  模具之乡——小康庄
  王教春
  口述
  现在，有些人称我们小康庄为模具之乡，其原因就是这个村在我县生产模具最早、从事模具生产人员最多的缘故。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我村在解放前后铁匠的经营情况，因为它是发展模具生产的渊源和基础。
  民国十六年（1927），我村的铁匠如徐家生、刘长安、张国样等，就开始了打造洋枪（步枪）。七七事变后，当地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武装，如高松坡的剿共军，翟毓蔚的抗日义勇军，王连仲的便衣队等，都曾派人来小康庄找铁匠给他们打枪。那时每验收一支枪，就给一定粮食银钱。以当时情况来说，造枪比打制农具合算，所以造枪的愈来愈多。
  解放后，许多技艺较好的铁匠，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六七年，我村组织了五盘铁匠炉，为外地加工汽车配件。一九六八年，开始生产卡丝钳。由于制作精巧，经久耐用，一时销量很大，使领导和群众尝到了依靠铁匠发展队（村）办企业的甜头。
  一九七一年，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及时把企业转向模具生产。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济南塑料十厂，根据全国四鞋（胶鞋、布鞋、凉鞋、皮鞋）统一的指示精神，接管了济南塑料一厂的生产，因此急需各种做鞋模具。厂方通过关系来与我们联系，能否为他们制作模具。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机枪、步枪、卡丝钳都能做了，鞋模具是没问题的，就这样接受了任务。先由本人和几位老铁匠师傅做了样品，送济南塑料十厂验收。不料得到工人们的赞扬。不久，厂有关领导带着这一模具样品去北京开会，并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通过座谈交流，章丘小康庄的模具受到各处同业人员的欢迎。此后，前来订货者络绎不绝，简直是车辆盈门，应接不暇。于是小康模具之乡的美名不胫而走海内播扬了。
  曾记得有一东北佳木斯的顾客，不远千里慕名来山东济南，寻问小康模具厂的地址，不知为何，访遍泉城无一知者，只好乘兴而来，悻然而归，如是三次。最后这位顾客在济南塑料十厂与我村王俊贵不期而遇，诉说原委，才找到小康模具厂，达到了目的，实现了愿望。
  模具这类产品，是大厂不愿干，小厂做不来。它既是锻件也是精巧的美术工艺品。锻出毛坯后，按照尺寸规格，再进行精雕细刻。其品类各种各样，在用户来说是愈美观愈好。这就要求设计者、制作者具有艺术的头脑和奇特的想象，使产品样式不断更新。只有如此，才能使产品久享盛誉畅销不衰。
  目前，小康生产的模具有凉鞋模具、成型底模具和皮包、皮箱模具。产品行销于沈阳、丹东、佳木斯、清河、青海、南京、上海等地区。从业人员约一百余名，人均收入二千元左右。
  王教春年85岁，现离职在家沙湾劈铁工
  苗成斌 口述
  沙湾村位在锦屏山脚下，是个纯粹的小山庄，七沟八梁一道川，脊薄的土地挂在山坡上。旧社会村民们除种田和开山凿石外，不少人靠打铁为生。每年春节一过，铁匠车一辆接一辆，奔向山南海北谋生去了。最多时曾到过四十辆铁匠车。
  解放后，由于工业的发达，沙湾村的铁匠由过去打造锄、镰、锨、镢转向劈铁。所谓劈铁，就是把大块的钢铁，根据锻打的需要劈成小块，易于下火成具。常劈的铁有钢轨、铁板等，有的重千斤，有的重几吨甚至几十吨。干这种活，既要讲技术又要有力气。比方几吨重的钢轨，准备劈成大小重量相等的块块，师傅画好线，一人掌着截子（一种有刃的截铁器具），一人抡锤便砸，每打一锤，截子移一下，这样钢轨的画线上便出现浅浅的“缝”，然后将钢轨翻过，用锤准确地猛砸“缝”的背面。这时钢轨就会迎缝而开。
  劈铁看来操作过程很简单，但没有专门的技术训练是搞不了的。有这样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劈铁队初到新疆，为乌鲁木齐的一家钢铁厂劈铁，当地工人见后，认为劈铁无技术可言，于是他们模仿着试劈，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块也没劈成。另有一件，劈铁队在江苏劈铁时，群众见了称赞说，山东人真厉害，上万斤重的铁板，几锤就能砸开，真了不起。
  现在，我村共有六个劈铁队，计一百二十人（其中有四十人属个体经营），分别在山西（山西队）、山东（山东队）、河北（河北队）、江苏（江苏队）、浙江（浙江队）、黑龙江（黑龙江队）。由于他们的经营性质是集体承包，工作流动性很大。哪里有活那里去，哪里活好干、承包价格高那里去。比方山西队，他们的基地是大同市和阳泉市，但是也经常去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直至新疆。黑龙江队不仅活动在东北，也时常去内蒙自治区，真所谓“天下的章丘”了。
  这些劈铁队，业务联系属各队，但是与各单位签订合同时，还是由集体出具证明和各种必要的手续。每到年终，各队都到村公所结账，从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十归集体。作为我村全年各项经费开支的主要来源。据近几年核算，平均年提成三万元左右，每位劈铁工平均年纯收入三千元上下。经济效益还是可观的。
  苗成斌，现任沙湾村支部书记。
  埠村镇的快枪红缨枪和大刀片
  郭际峨 口述
  一九二八年秋，土匪张鸣九占了章丘城，烧杀掠淫，无恶不作。同一时期，巨匪刘桂堂（百姓叫他刘黑七）乘火打劫，远道窜来章丘城南一带，绑架了文祖镇的豪绅马希田，此事惊动了全县。两股土匪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搞得章丘乌烟瘴气，血雨腥风，人民深陷汤火。地主、豪绅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当地区乡政权势力相互勾结，纷纷建立武装，用以自卫。如九区（亦称锦屏区或埠村区，区公所设在埠村镇）区长李延煜，当时成立了五百余人的武装组织，名曰义务团，其主要任务就是抗击土匪的骚扰和绑架，保卫地方安全。
  义务团开始用的武器是土枪土炮，后来，李延煜成立了造枪炉，打制快枪（步枪）。从靴筒地煤矿搞来了五部车床和一台柴油机，自摩电带动机器生产。锻打技师是通过一个资本家从济南聘来的，他们都是张宗昌兵工厂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是章丘铁匠。平均每天生产四支快枪，其射程和杀伤力不亚于同时期军队使用的“七九”步枪。开工不到半年，义务团全部换上了快枪，加强了军事装备，提高了战斗力。据说义务团配合红枪会在章丘城（今绣惠镇）与张鸣九匪徒激战一夜，杀了个一出二进，大获全胜。
  埠村地区是章丘有名的铁匠乡，许多钳工高手先后进了李延煜的“造枪厂”，人员增至六十多名。这样以来，生产的快枪愈来愈多，义务团用不了就外售。李延煜规定，本地农户中，凡够一两税银（每十五市亩地为一两税银）者，均要买枪一支，用以自卫。于是快枪的销路大开，声誉日隆。附近邻区乡村中的权贵势要和高门大户前来购枪者亦日益增多。
  与此同时，在李延煜脚下，区衙门重地——埠村镇，由地下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恒祥发动组织的贫民协会应运而生，它的宗旨是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与李延煜的义务团针锋相对。
  贫民会诞生后，会员很快地发展到二百多人。郭恒祥深知干革命没有武装不行，于是找到同村拥护贫民协会的开明人士黄福田，经一番商议，黄福田出资就地招雇铁匠，成立烘炉，打造红樱枪和大刀片。烘炉设在埠村镇东村，六名钳工都是遐迩有名的“钢火”能手。黄福田本是积金累万的资本家，有很强的社会活动力，从外地购进了精钢优铁。打出的大刀片轻便易用，分把粗的铁条挥刃即断。舞动起来，寒光凛冽，冷气逼人。锻造的红樱枪头，轻重适度，用以触石，轻则火花四溅，重则石开砾迸。多为当地红枪会员所乐用。即使寒门小户也愿购之，以防不测。
  由此观之，铁匠不仅是人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所必须，而且在诸类军事斗争中，其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夫妻铁匠
  马春城 口述
  过去，我们这里曾流传着这么几句话：“章丘哥，穷汉多，断奶就去学打铁。”
  我家四代以打铁为生，累断筋骨仍是代代受穷。祖父常说：“淘金的不富，打铁的常穷”。这是旧社会章丘铁匠生活的写照。我五、六岁时，就在祖父和父亲的铁匠炉边，摸锤弄钳，敲敲砸砸。他们高兴时，一边打着铁，一边教我唱：“叮噹叮，去打铁，挣了钱，腰里掖，买个馍馍给娘吃，买碗糊糊（粘粥）给爹喝”。七、八岁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上了学，我就给父亲鼓风扇火，当上了小铁匠。因为我是祖传亲授门里出身，所以不几年功夫，就掌握了打制锄镰锨镢的一般技术。十七岁那年，父亲叫我掌钳。我长的身短个小，人们都叫我小铁匠。
  记得第一次推着铁匠车子去东张官庄（今属旭升乡）下乡干活，刚盘好炉，一位头戴礼帽，身穿狐狸皮大衣，手拄文明棍的富老头，慢步来到炉前，搭着官腔说：“张官庄的钱太暄了，黄毛未褪，乳臭未干，就想来打铁挣钱，岂有此理！”父亲气得胡子直哆嗦，我也忍不住了，冲着富老头开了腔：“你别门缝里瞅人，把人看扁了，咱凭的是手艺，不是年纪大小个子高矮。他仍然说长道短呶呶不休。这时我忽然想起京剧里的几句道白（马春城系大冶村业余京剧团的名演员——笔者注）：“甘罗十二为宰相，秦英十岁立劈展国老。有志不在年高，无志枉活百年。”老先生你打算干点啥活？请便！富老头瞪了我一眼：“好大口气，咱可是君子一言。”他马上令家人拿出了一个铧头，并一再说他这铧是芜湖大钢的，你要给我“钢一钢”，钢好了，如数拿钱，钢不好那就休怪我不客气。我满不在乎地说：“没有金钢钻，就不揽你的磁器活！”我立即点火动手，不消一个时辰，铧头钢好了，富老头左瞅右看，颠来倒去，实在挑不出毛病，“嗨！你这小孩还真有两下。好！你再给我‘煎’（给刃具淬火）一把菜刀。”我答应后，取刀在手细看，刀的刃部系芜湖小钢，质地脆硬，出快，不易淬火。我根据祖传，用“姜黄火”淬好后，刚要端平调直，富老头硬说“火软”，我怎么解释他也不听，他说什么章丘人谁不懂打铁，我自己来。结果，火太硬，锤头一敲，出了两个大豁口，他当众出丑，无颜争辩，拿刀就走。我阻拦道：“刀是你自己煎坏的，要照价给工钱！”他想耍赖，但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视之下，怕丢面子。“我还要钢铡刀，工钱一块算！”少顷，他从家里拖出一口破铡刀，要我包“钢火”包时限，我一一答应后，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在打钢条时，父亲悄声对我说，这口铡刀已经钢过几次了，你要小心。还说，这个老头是出心找咱们的碴儿。当时，我只顾呕气，又有点“艺高胆大”，那里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第一火，还顺利，第二火，由于铡身薄，钢条厚，衔接不好，钢条和铡身脱了节。这下富老头可抓住了把柄：“我说你年轻毛嫩，手艺不成，你偏狗鼻子里插葱装象。我看你们如何还我铡刀！”说罢，扬长而去。此情此景，我为难了，父亲一旁叹着气。恰在这时，在一旁观看的张大爷（铁匠高手），花白的胡须，年纪六十开外，对我说：“小师傅，不要愁，是不是需要我帮帮忙？”旱苗盼甘霖似的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忙说：“老大爷，你若肯出力相助，那就是我的再传高师和恩人了。”说着，张大爷扎好围裙，把我用的立火炉改成平火炉，他在炉前，我在炉怀，只用三大火，就把钢条上好，接着又是几火，一口象新打制的铡刀出炉了。富老头回来一看，未免有些吃惊，服气地说：“小马师傅手艺果然不错”。由此说明，在旧社会，打铁人挣碗饭吃是多么不容易。
  春去秋来，岁月交替，我已是三十壮龄，尚未成亲，父母为这事牵肠挂肚，到处求人。不料在我三十一岁那年，有青州府（今青州市）东关杨氏母女（回民）逃荒来到大冶，经人作合，杨大娘将二十二岁的女儿杨宪英许配给了我。婚后，夫妻和睦，从不吵嘴拌舌。后来双方父母先后下世，我们又生了孩子，日子更难过了。雇人怕付不起工钱，我就一个人“自拉自唱”没白没黑地打铁。妻子看我实在苦累，就帮我拉火打锤。开始，我怕人笑话，劝她说，天下哪有女人打铁的，还是我自己来吧。她坚决地说，一不做贼，二不“养汉”，下力干活混饭吃，谁笑话？就这样，我和妻子架起铁匠车子串四乡了。每到一庄，锤子一响，男女老少都来看女铁匠。有的说，女人打铁我还是第一回见来；有的说，这女人还真行，拉火打锤满好，总之议论纷纷。我们不理不睬，精心干活。日子久了，群众知道我们干活实在，修理的家什又好又便宜，打制的器具又漂亮又省钱，都愿意和我们“拉买卖”。
  解放后，我们虽然翻了身，日子好了，但仍不弃旧业，坚持打铁。农忙种地，农闲下乡，为群众打制或修理农具。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在埠村镇集中了三百六十多名铁匠，组织了铁业社，我被选为负责人之一。我们生产的锄、镰、锨、镢、刀、斧、钩、铲，特别是我亲自仿造的“风葫芦”，受到领导和“社员”的好评。不久，我光荣地出席了县劳模大会，我同妻子杨宪英被评为夫妻铁匠，我们那支铁匠炉被评为夫妻炉。
  马春城，年82岁，回民，大冶村人。
  回想和丈夫打铁的年月
  李广云 口述
  潘锡宗 记录
  民国十七年（1928），张鸣九占章丘，家乡大乱，弄得鸡狗不安民不聊生。这年我十五岁，娶进北曹范刘家大门。丈夫叫刘世友排行老二，比我大八岁。他兄弟仨都是铁匠。大哥叫刘长友，兄弟叫刘慎友，因为慎友手艺好，人家都称他刘老三。
  当时，他们兄弟仨领着两盘炉在山西太原府襄垣县打“跑铁”。大哥和三弟分别在两盘炉上掌钳，丈夫只会打锤抢磨。辛辛苦苦干一年来，嘴里不吃肚里省积攒几个钱，年下回家，买这添那一家人团团圆圆过春节。那时我年纪小丈夫年纪大，他一年一趟家，乍一见都有些“眼生”，我又是羞又是怕。天天在自家屋里为丈夫忙针线，做鞋做袜。擦过年，两口子还没“新鲜”过来，丈夫就要“出门”。兄弟仨再加上三个伙计共六个人，推着二把手车子，起早（步行）到山西，需要半月时间，路上吃饭都是从家里带煎饼。我钻进鏊子窝就是一天，一摊就是厚厚的一篦子。晚上灯下还得替他拆旧换新，缝破补烂，真是累得腰疼腿酸，倒下睏的睁不开眼，俩口子哪有心思说闲话。俗话说的“有女不嫁铁匠郎”，这话一点也不错。
  自从日本鬼子进了中原（七七事变），阎老西（阎锡山）在山西当上土皇上，穷人就不好混了，兄弟仨推着“家伙”来了家。可巧，正赶上庄里闹红枪会。于是村上把会打铁的组织起来，以三弟刘慎友为首开始了打制“刷枪”（红缨枪）头和鬼头刀（大刀片）。使红枪会员人人有了上阵的家伙（武器），不断地和鬼子汉奸开火。有一回，红枪会大队人马开到山庄、鸠坞山上（今属旭升乡），叫人家打败了，死了伤了的不少。有的红枪会员说，刘老三打的家伙真好，刷枪头猛戳在石头上，光迸火星不折尖，鬼头刀砍在碗口粗的树上，唰地就断。有的说，咱的家伙再好，可就是抵不住人家的洋枪洋炮。那些挨了炮子的弟兄们，那一个不是入会跪坛、和老婆不同床，上阵吞符念咒？咱可不再上当了。不久，红枪会就散了伙。
  后来，大哥死了，三弟成家立业，兄弟仨就分了家，各人过各人的。三弟手艺好，远近有名，人家雇上伙计就开炉挣钱了，我的丈夫只会打锤抢磨，没掌过钳子，自己领不了炉，想再给人家当伙计去。当时我来火了：你咋是一条男子汉，快半辈子的人啦还再叫人家支使去？你就干心打一辈子下锤？长长志气，你掌钳子我打锤，一天不行两天，一年不行二年，早晚会行的。就这样，俺两口子就打起铁来。开始，他拿钳子手生，我打锤也离把，三锤就有两锤打偏了，不是打不着铁就是把铁打崩了。不论干啥，就怕你不“务心”，半年后，俺俩就打“粘糊”了，打出来的锄、镰、锨、镢和三弟打的不差上下。打成的货，除在家里卖以外，我还赶集摆摊，五天赶俩集，三、八赶埠村（那时埠村集是三、八日），逢五排十赶曹范，买卖挺不错。当我赶集的时候，丈夫就在家里看孩子做饭，主要还是干冷作抢磨等活。
  打铁是火里求财，苦汉子买卖，很不易呀！记的我三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四方板的锄头挺好卖，就是打不出货来。俺俩不住下的忙活一天也只能打五、六个。丈夫有个脾气，就是干活实在。不管咋忙，该咋干就是咋干，一个锄板，该用多少料就用多少料，该打多少“火”就打多少“火”，历来不胡弄人。一天清早，我因为忙着去生炉，脚上忘了穿袜头，在和丈夫给“锄鼻”子上熟火的时候，一片铁皮掉进裹脚里，烙的钻心的疼，直到把“锄鼻”子熟好了，才放下锤，蹲在地上赶紧抱起脚找铁皮，不管咋哆嗦咋捕拉就是找不着，我把裹脚条全抖搂掉，才看见铁皮烙进肉皮里。半年以后伤口才长好，落下铜钱大的一个疤。
  解放后，日子好了。丈夫年纪也大了，但是还忘不了老行当，有空就砸打点儿。我背着到集上卖个“块儿八毛”的，混个零花销。合作化以后，象三弟那样的手艺好岁数还不大的铁匠，都组织起来，成立了铁业社，我和丈夫成了生产队的附带劳力，但小烘炉还没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可就糟了，人家硬是叫把铁匠炉掀掉，说这是搞资本主义。我就说，俺老头老婆的还能搞啥资本主义哟！人家说我思想有毛病。没办法，丈夫一气就把炉掀了，我也不赶集了。后来连买盐的钱也没有了，队里又不分钱，咋办？我就把以前剩下的货底子找出来，装在篮子里，上面用破布一盖，偷着下乡去卖。这事也叫人家知道了。唉！那时真难呀！
  1978年，日子刚在好过，丈夫死了。他要是活到现在，俺俩还能打铁，就是成不了万元户，可也缺不了钱花。
  牛推枪厂如是我闻
  牛嗣良 口述
  一九三九年，翟毓蔚的抗日义勇军军械处设在牛推官庄叶家昌的家里。军械处长由翟毓蔚兼任，具体负责人是李文泉（总务股的总务长）和刘家章（督察长），军械处下设四个枪厂，即机枪厂、七九步枪厂、六五步枪厂和捷克步枪厂，分别设在袁庄、大康庄、小康庄、大魏李庄、小魏李庄、梭庄、河庄等村，总厂在牛推官庄。
  翟毓蔚为什么把军械处和总枪厂设在牛推官庄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牛推地势较好，南滨小河，东、北两面有长白山脉环绕。越过山岭便是邹平县属，防守自如，进退有据。当时该村有四百烟户，一千五百余人口，属较大村庄，住宅宽裕，闲院较多，便于利用。
  2.该村铁匠较多，占全村成年人半数以上，不少铁匠会打制步枪。南去半华里，便是章丘有名的铁匠庄——袁庄，彼时造枪能手多数出在这里。鉴于此种环境，翟毓蔚便将武器生产基地设在这里。
  据我所知，高士贵家中的枪厂专搞“冷作”，钻枪筒造栓皮；牛桃林家专设烘炉，锻打各部件的毛坯；牛俊补家中的枪厂专管组装，出成品。
  各厂生产出的枪支，都必须送到军械处总务股，由督察长刘家章一一验收。具体标准是枪的声响和射程的距离。合格者，每支步枪给小米六十斤；机枪一挺给小米三百斤。平均每天验收步枪十来支，每十天左右验收一挺机枪。
  军械处从一九三九年建立，至一九四五年结束，六年间共生产各种步枪两万多支，机枪三百余挺。翟毓蔚曾说，他从二十来人十几条步枪起事，到发展成十个团三万军众，在某一方面来说是靠了家乡铁匠兄弟们的资助。在那时一切土匪兵痞，要想招兵买马，扩大武装势力，没有枪支弹药是不行的。有了它，就有了队伍，就能称霸一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翟毓蔚就是靠章丘铁匠“起家”的。
  1943年旧历十月初一夜，王连仲为了和翟毓蔚争地盘，亲率两个中队的兵力，突然闯进牛推，企图抢劫翟的枪支和枪厂设备，结果一无所获。只是打死了情报员张培泉和村公所的管账先生牛珂卜。
  原来翟毓蔚为保护枪厂的安全，除设有严密的情报网络外，还规定军械处和所有枪厂人员，白天生产，晚上各人带着自己使用的工具和负责的枪支，分散隐蔽。因此王连仲的抢劫和破坏阴谋没有得逞。
  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牛桃林对设在他家的造枪烘炉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为人悭吝爱图小便宜，对枪厂用的煤、铁等物不时的偷点摸点，有的铁匠秘密反映给军械处，军械处负责人对牛进行了严惩。事后，牛大发牢骚，并扬言不服。恰在这时，他家失了火，房屋烧毁，枪厂受到一定损失。军械处对起火的原因没作详细调查，就认为是牛桃林所为，于是将牛活活打死。
  军械处和枪厂的设立，给牛推官庄群众带来无穷的灾难，不是汉奸来抢枪就是鬼子来扫荡，烧杀淫掠，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尤其铁匠之家，为害更甚。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来，夜间东奔西走，栖无定处，并且时有生命之危。我想到的就是这些，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我所知道的前营村兵工厂
  张恩德 口述
  我原是高松坡部下的一名士兵，后升任二团教导队第一排排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从山后寨村调前营村，任务是保卫王连仲依靠章丘铁匠设在这里的兵工厂。
  这个兵工厂诞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地面混乱，政局不稳，刀兵频仍。因之，兵工厂没有定址，今天在这村，明天迁那村，总之以避开敌人不遭破坏为原则。这个兵工厂共分两个大车间，一个专门生产“七九”步枪，负责人兼机师是浅井村的王化伦。有铁工十名，他们大部分是当地人，个个艺高术精，生产的步枪，性能良好，与日本的大盖枪堪媲美。另一个专管制造机枪，如转盘机枪、捷克式机枪，后来还能制造自动步枪，仿制日本的歪把机枪。负责人兼技术指导是相公庄的王教春。有工人二十名，大多数是从济南旧兵工厂招来的。士气低落，消极怠工，据说一个月才生产一挺机枪。这些章丘铁匠造的武器，在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一方面发挥了保卫国土杀伤民族敌人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也产生了残害骨肉同胞的恶果。
  这个厂的具体生产过程我不了解，因为我的职责是安全保卫。同时，王连仲也有戒令，非生产人员，不准入厂。我只知道有机床，靠水磨的转动力来带动机械操作。较小的部件或零件，全靠手工。
  生产的枪支，除在本部队分配外，还对外出售或实物交换，至于如何出售，换取些什么，卖的钱和换取的物如何使用，我就不清楚了。
  一九四二年旧历三月初二日，章丘城（今绣惠镇）沦陷，高松坡被俘，王连仲潜逃，日寇乘胜分兵直取前营村，兵工厂乱作一团。我当机立断，下令速将机床、重要工具整好，运出村外，掀进了滚滚北流的绣江河里。据说第二天，被翟毓蔚部下捞了去。
  张恩德年82岁，本县前营村人
  巧铁匠任继述
  解统斌 口述
  任继述是埠村镇南凤庄人，自幼爱好工艺，凡家中有的器具，他都细心观察，精心琢磨。只要自己能拆卸的，总想来个“大卸八块”重新安装。如铁锁、口琴之类的小玩意儿，大多数都获得成功。父亲见他别有奇才，十六岁就叫他跟人远去黑龙江省学打铁。不到五年，他己是徒满艺全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一九二八年，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政府南迁，山东一时无主，地面混乱不堪，散兵游勇猖獗为患，土匪蜂起到处害民。这年秋天，在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患，烧杀淫掠，生灵涂炭。地方乡绅巨户，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组织什么自卫队、保安团，聚众剿匪。
  就在这年，任继述回家探亲。不久，有人告诉他：河下村有位姓仇的铁匠，从济南买来了一批碎铁，价格很便宜，其中大多数是枪支零件，也有损坏了的和残缺不全的枪支。任继述对此十分感兴趣，于第二天赶到河下村，找到仇某，说明来意，从碎铁中挑出那些能配套成“枪”的零件，不计价钱买回家中。经过半年的苦心研制，怎奈他心灵手巧，独具天才，终于成功地造出了四把“枪牌橹子”（小手枪的一种）和十来支大盖枪。经检验合格，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了当地的豪门望族。自此，任继述会造手枪、快枪的名声在当地传扬开来。
  约在一九二九年春，我拜任继述为师，同去了黑龙江省。不久，任继述接到家中的急信，要他火速返里。原来高松坡拉起武装后，因枪支不继，要自设枪炉打造，于是招集章丘有名的铁匠高手为其效劳。当他闻知任继述是造枪能手时，命令其家属非要任继述参加不可。就这样任继述同我一块进了高松坡的“造枪厂”。
  当时，只有十来人，现在我能记起名子的有刘秉珩、许守督、张孝亭、王守清。开始，枪炉设在城南山区一带，如文祖镇的东张庄、朱公权。后来，王连仲主政，把枪炉先后迁到侯家庄、张家庄、绣水庄，这时人员扩大到百名开外，分为五支枪炉，总负责人是任继述。王连仲给他的封衔是兵工营营长。抗战前期，整个兵工分为南北两部分，分别活动在东沟头、西鹅庄、西涧溪、浅井庄和前营村。身为总负责人的任继述，日夜奔走各枪炉之间，既要做行政安排又要搞技术指导，忙得不可开交。
  一九三九年麦前，王连仲部下袭击了南皋埠铁路大桥的一日寇据点，缴获的武器中有一转盘机枪，王连仲很是欣赏，当下对任继述说，你是有名的巧铁匠，能不能仿造一挺？任继述很自信地说，试试看。他把转盘机枪，按部件一一拆卸，分别记好规格尺寸，然后再作安装，如此，反复数次。不到两月，一挺崭新的章丘造转盘机枪出现在王连仲面前。当场发射试验，一盘装五十粒子弹，一盘射完，再换第二盘……，作连续发射。枪筒爆热时，可以更换。试验成功，王连仲等人喜不自胜，当即对任继述等进行了嘉奖。
  那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风箱、铁钳、砧子、锤，每支炉有部车床，靠手摇车轮带动机械操作。老虎钳是在任继述指导下自己制造的，性能良好。钻枪筒用的大立钻也多是自己仿造的，完全可以说，一切都是靠了自力更生。
  在枪炉干活儿的工人，既没有供给，也没有固定工资，只是生产一支枪给一支枪的钱，近似现代的计件包工制。有一次，任继述嫌挣钱少，不能养家糊口，企图借故辞职，再回黑龙江。王连仲知道后，他几乎丢掉性命，家属也受到严重威胁。
  解放后，任继述曾在沈阳东盛韧铁工厂任八级锻工，一九六二年回乡生产。后在生产队成立的小铁工厂里当钳工，主要生产电磨上用的磨齿子，因产品优良，销路开阔，为生产队创造了一定财富。一九六六年，南凤大队认为任继述是位技艺精湛的老铁匠，心灵手巧，富有创造性，便“破格”起用，以他为首，在原厂（生产队所有）基础上，成立了南凤大队铁工厂，专门生产汽车摇臂，产品合格，受到用户的好评。主动来人来函要求加工订货者愈来愈多，产值年年增加，社员收入不断提高。南凤铁工厂正在大展宏猷的时候，任继述因年老体弱，心力交瘁，溘然病逝，时年七十一岁。南凤群众说，任继述的去世，是南凤人民的一大损失
  任继述谢世后，因其技术没有为后人全面继承下来，南凤铁工厂亦随之停产歇业。
  解统斌年七十八岁，东沟头村人，现退休在家。
  章丘人在外
  康先继
  口述
  章丘人在外，不管是做官为宦还是推车挑担，抑或是从事什么行业，一碰到铁匠，就象见到亲人一样，别是一种感情。这大概是章丘铁匠众多的原故吧！每当此时此刻攀谈起来，那绵绵如丝的乡亲之情，融融似春的桑梓之意，会使彼此由于身份不同贵贱有别而造成的“膈膜”戛然消释。倘遇困厄或不测，铁匠老乡还会慷慨解囊并以其特有身份帮你脱离逆境。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抗战初期，我在安丘县第五区南路村省立第八联合中学任教，国难当头异域谋生，忧国思乡之情常系心怀。曾在一个晚秋的下午，我正在宿舍里无聊地翻阅着一本杂志，外面传来叮叮噹噹的锤子声，伴和着断断续续的风声砧声。我想，村里来了铁匠，或许是老家章丘的。我扔下杂志循声找去。
  转过几道巷口，在街头的一座大庙前，炉火闪着红光，师徒三人正在干活。心情所使，我来不及问师傅高姓大名，开口就说铁匠老师是哪里的？小伙计随声答道章丘的！我高兴了。又问，章丘哪村？掌钳的师傅放下手中活仔细地看着我，“先生！你是哪里？听口音好象不是此地人。”“我是章丘明水镇人，叫康先继，在这里教书。”“阿！咱们是老乡！”他吩咐伙计们：“收拾家伙，今天不干了，我和康先生庙里坐坐。”说着我们俩并步进庙，在一座西厢房里，搭着地铺，我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师徒三人的临时宿舍。在亲切的叙谈中，知道他们是贺套村人，在这里打铁已有十几年历史了。就这样，我们成了战乱年代身处异乡的良朋好友。时有往来，通过他们，我又与许多来此谋生的章丘铁匠结为相识。因此，学生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铁匠”。
  约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日寇从青州大举出兵，玫打驻在大关一带的国民党五十一军，形势日趋恶化，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学校随即奉命解体，教职员工自找出路。当时胶济铁路时断时通。步行回家，一则路途遥远，二则行囊只身难带，更困难的是所经敌区岗卡颇多，一旦被查留，身陷敌手，后果不堪设想。当此进退维谷之际，我忽然想到了铁匠老乡。经诉说，还是贺套的那位铁匠师傅（名子记不起了），十分同情，决定带我一同回章丘。就这样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行头”打成包裹，放在铁匠车上，扮成师徒四人，夜住晓行。路上敌人盘问，师傅出面，说明身份，并伸出带茧的粗手让其验视。接着翻译人员向日寇嘟噜一通，指指铁匠车子，日寇便把手一挥，“苦力的，开路开路！”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带有极大危险，但在铁匠们的周旋下，都能化险为夷。历时三、四天，终于回到了老家。
  章丘铁匠在绥棱
  访明海烈 曹玉杰等
  章丘铁匠遍东北，仅绥棱这个不到14万人口的县城，据目前统计就有章丘铁匠及其家属达400余人。
  绥棱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县，位在全省中部。据章丘来此落户的老铁匠们谈，清末民初，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虽多但垦耕者甚少。那时的绥棱只有三个马架子（从山墙上开门的一种屋）一眼井，故名叫三井子，周围一片森林，显得比较荒凉。后来关里（特别是山东）人来此谋生的多了，三井子渐趋繁荣，县城遂迁于此，改名为绥棱。那时不少章丘铁匠就在这里开炉经营了。欲知实情，请看下面几位老铁匠的回忆。
  明海烈（原名明位烈）
  民国十七年（1928），我十五岁，因父亲死去，孤儿寡母难以度日。那时我的舅父王庆余同伯父明鸿兆在绥棱合股开万发炉。母亲在生活所迫于万般无奈之下，领我要饭千里寻亲来到绥棱。母亲干杂活，我跟舅父伯父打铁学徒。伯父明鸿兆死后，万发炉由舅父王庆余负责，炉名改为庆发炉。几年之后，庆发炉又由我和明九烈、刘培德、曹玉杰、明鸿全、明鸿连、明兆福等合股经营，名为福发炉。当时的生产完全靠手工操作，产品主要是镰刀、锄板、铡刀、菜刀及木工用的锛、凿、刨、斧等。凡本炉产品都印有“明”字，这是标记，目的是取信于用户，说明产品货真价实，使不住管换，以创自己的牌子。所产的镰刀较有声誉，畅销绥化、海伦、明水等地。
  每年秋后，一进入十月，业务便以挂马掌为主，这是一年之中铁匠经营的最佳时期。记得东北沦陷后的第三年（这时已是伪满统治时期），黑龙江大旱，年景不好，生意难做。不料十月间下了一场大雪，地面象是铺上了厚厚的冰砖，滑的要命，人畜行路稍不小心就要跌倒。人们为了谋生，特别是那些赶车“撵脚”的运夫，牵着骡马轰着牛纷纷前来挂掌。因为不挂上新掌，牲口就不能跑冰道。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门前牲口成群，人们成串，挨号挂掌。我们把人员按手艺高低分成两伙，日夜轮流操作。几个月的生意超过全年的收入。
  挂掌是东北铁匠的一项主要业务，其原因就是当地居民牲口多运输量大，因此，凡打铁者，必须学会打马钉和马掌并且会挂掌。如果挂掌不得要令，会把牲口“钉瘸”的。为此打官司者是常有的事。
  伪满时期，日本人很重视铁工给马挂掌这项工作，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军用马太多。于是，他们开办了“装蹄式”训练班。当时我是绥棱县“铁业组合”这一组织的负责人，被派到装蹄式训练班学习，历时半年，使我懂得了不少挂掌的理论知识。凡牲口四蹄中都有个蹄球，蹄球血管通牲口全身，如果动着蹄球的血管，牲口就有死亡的危险。整蹄又分里蹄壁外蹄壁，里蹄线外蹄线。装蹄时首先分清这些部位。准确地把马钉钉在外蹄线的外蹄壁上，才能使牲口象人穿上可脚的鞋子一样，走起路来方便得劲。
  1945年东北光复后，在抗联工作队的领导下，绥棱县城的谢家炉（谢传章）、刘家炉（刘庆章）和福发炉（明海烈）联合起来，组织了“五一”铁工厂（又叫工友铁工厂），我任厂长，夏方管行政，共一百多人。这里没有掌柜伙计之分，也无资东“劳金”之别，实行论技术定工资。入厂者一个月不取工资，作为办厂股金。工人们个个兴高采烈，人人干劲十足。
  1956年，我和曹玉杰与以王善增为大把（掌钳工）的谢家炉成立了黑铁业生产合作社，曹玉杰为主任，我干副主任。1958年，该厂与农机厂合并为农机修造厂（前身是工友铁工厂），有职工200多人，生产进入了机械化。1960年，我认为当干部不如工人挣钱多，因此辞职下车间当工人。1963年刃具厂成立，我任车间主任，主要生产白钢刀。五年后，我又去丰收机械厂，1978年退休。
  我这个十五岁要饭来东北谋生的章丘铁匠，今年已七十五岁，历尽桑沧，苦尽甜来。我现有四男六女，都有工作，其中二子在县财政局工作。总之，我晚年的生活是美好的，这都是亏了共产党的好领导。
  曹主杰：
  我是十八岁来黑龙江省的。那时家乡章丘正是鬼子、汉奸、高松坡、王连仲、翟毓蔚等混战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日子很不好过。于是我告别爹娘只身来到黑龙江省明水县，跟章丘铁匠赵德风学徒。干了三年，挣了一百元钱，除去穿衣所剩寥寥。为了多挣几元，我离开明水去绥化。找了几位老乡，人家都说不用人。在走投无路之际，碰上了章丘老乡明海烈，讲明工价遂去绥棱。这时我还不会掌钳，经过一段时间，自己能够打锄板镰刀了，工资仍是每月35元，我嫌少但又不好出口，就假说回家，实际上是我表弟给我另找地方。结果去了庆安县章丘老乡袭普奎开的太和炉，经洽谈，不料袭掌柜对表弟竟说出这样的话：凡是从四方台（地名，距绥棱不远）和绥棱来的铁匠贵贱不用，原因是这些地方出来的铁匠手艺不行。我憋着气又到了井家炉（章丘人开设），井掌柜知道我是从绥棱来的还是不用。表弟对我说，眼下吃饭要紧，咱还是去找袭普奎。他是这一带的铁业组合长，现在已经发了财。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只好如此。
  见了袭普奎，不等表弟开口，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从四方台和绥棱来的铁匠不一定都不行，我在你这里先试工，试住就干，试不住就散，行不行？袭说，既然如此，咱们又是老乡，你就在这里干干看吧！
  三天后，大把高师傅了解我的干活情况，伙计们都说，小伙子可以，打锤、抢磨都行，干活简捷麻利。于是袭掌柜开始找我讲工价，每月四十五元，我无条件地应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挣钱多少不论，叫他们看看我这个铁匠行不行，也给在四方台和绥被的章丘铁匠掌掌脸。就这样干了一个月之后，井家炉的井掌柜暗中找我，每月五十元给他去干，我拒绝了。1945年日本投降，在四方台的表叔找我合股开炉。我认为这样比吃劳金挣钱多，就答应了。干了一年，经营情况不够理想，表叔脾气又不好，决定算账拆伙。结果是有“账”有货而没有钱，没办法只好用货顶钱。我分了一部分锄板，好歹卖完后我又回到绥棱明家炉。
  当时，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绥棱县的明家炉（明海烈）、刘家炉（刘庆章）、谢家炉（谢传章）组织了工友铁工厂（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又叫五一铁工厂），明海烈任厂长和私方代表，大家都有股金，一切平等，工人是厂子的主人，二年以后，厂子裁减人员，我和明海烈同一部分工人又进了由县工会成立的职工铁工厂，明海烈任经理，我为工会主席。不久，森工局（现为林业局）对该厂投资入股。为便于领导，县委会和县工会将厂权全部放给森工局，厂名遂改为森工局铁工厂，具体负责人是我和明海烈。1954年，我辞职回了家。就在这年下半年，明海烈又找我开铁匠炉，共五人（都是章丘人）组成，生意较好，收入可观。1956年，全县实行合作化，县社王宏图同志负责组织铁匠炉，他认为我们这个炉的技术力量强，以此为基础联合刃具名手王善增（章丘人），成立了绥棱县第一个铁业生产合作社，我是主任，明海烈是副主任，生产搞得很好。说实在话，我是有点技术的，但思想不够进步，只知道挣钱养家糊口，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工作上我肯卖力气，从不消极偷懒，有多大劲使多大劲。1957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这个铁匠一生思想上的重大变化。1958年，县委任命我为农机修造厂（前身工友铁工厂）副厂长。1962年，国家开始搞退赔，集体企业要从地方国营分出来，我又回到原铁业生产合作社任党支部书记。
  1962年至71年，根据形势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以我为首成立了绥棱排灌机械厂，由该厂传授技术输送工人，先后组建了刃具厂、原件厂、车辆厂。不久这三个厂子都转为地方国营，排灌机械厂仍属大集体。在厂老职工反映：当初曹厂长为了保“排灌”，把工作好技术强的工人留下，工作差技术低的工人放出去。现在可好了，放出去的成了国营职工，我们这些留厂的“宝贝”仍是“大集体”。这些反映是真实的，我当时确实存在着本位主义。
  1973年2月，县上调我到绥棱丰收机械厂任书记兼厂长。该厂建于1960年，初名“绥棱修配厂”。它原是一盘烘炉（大把是明殿烈章丘人）起家，后扩大为三盘炉。建厂初期，只有约80平方米的砖瓦厂房。设备简陋，主要从事车辆维修和挂马掌。1968年在当时支部书记曹庆余的领导下，开始生产“丰收——1590式”脱粒机。1969年从佳木斯农机厂引进了“丰收——700”型脱粒机。
  我进厂任职时有职工200多人，主要技术力量都是章丘铁匠。1974年，生产“丰收——1100大型脱粒机”，首批生产50台。1981年研制了5TZ——2700大型轴流式脱粒机，1984年，通过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填补了复式轴流式脱粒机空白，畅销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
  我任职期间，不脱离生产，经常下车间干活。因为我是铁匠，终生和砧子、锤头、车床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听见叮噹声轰隆声就想往车间跑，不干活手心就发痒。因此，职工同志们不称我书记，都喊我曹师傅或老曹，我听了心里很舒坦。所以直到退休我和工人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明九烈：
  我家老一辈于清光绪年间就在黑龙江省绥棱一带打铁，父亲曾病故于此。我的两个弟弟已在黑龙江安家落户，成了黑龙江人。
  黑龙江过去我们都叫它北大荒，这里地广人稀，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其中玉米、大豆为最多。外地人特别是混穷的，来此易于落脚谋生。我们章丘铁匠千里迢迢投奔北大荒，原因也在于此。
  过去，我们在外地打铁，固定在一个地方或城镇或乡村，叫打座炉，实际上就是开铁匠铺。推着打铁工具串乡的，叫打行炉，也叫打跑铁。在北大荒主要是打座炉。记得父亲开的是“万发铁匠炉”，主要生产镰刀、菜刀、铡刀、钐刀、土枪、猎枪以及锄铲锨镢等。因为这里骡马特多，挂马掌也是一项主要任务。
  在北大荒，不管是城市村庄，也不管是南方北方，凡是铁匠炉，绝大多数都是章丘人开的，即使有少数铁匠炉是当地人开的，追其渊源，恐怕也是与章丘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逐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作为个体经营的铁匠炉，也有计划地组织了起来，成立了不同形式的铁业合作社。当时，我在绥棱县城铁业社当钳工，因为我技术较高服务态度又好，多次被选为劳动模范，作为代表到外地参观学习。我曾先后到过北安、五太莲池、伊春、双鸭山、绥芬河、海伦、通北、七台河等市、县。每到一处，不管是铁工厂还是铁业社，都有章丘人，有些还是书记、厂长、社主任等。在外地碰到老乡，真是一件大喜事，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尽的家乡情。
  有一年，我作为绥棱县工人代表去绥化地区（今绥化市）开会，凡是铁工系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章丘人。语言、习惯都是章丘的，大家在一起，犹如父老兄弟。闲谈时，相互介绍自己的家世，亲朋良友的现状。有的谈到自己的亲人去了苏联，有的说自己的师兄师弟远在日本、朝鲜，等等。每当这时，我们往往感到不是身在祖国的东北，而是在山东章丘老家。
  在黑龙江省的每个角落都有章丘人在那里工作、学习，挥汗出力。完全可以这样说：黑龙江省是章丘铁匠的第二故乡。
  愿为家乡献残年
  袁绍恩 口述
  我的老家是章丘相公镇袁庄，现全家定居在淄博市。
  一九六七年，我在一次高空作业中发生意外，跌伤致残，近十年的时间以病房为家，与医药为友。一九七六年，当我能拄着双拐出出进进的时候，一天，相公前进大队的孙庆福和王俊水来到我家，目的要我给他们搞一夹板锤。经商谈，我同意他们为领导农民脱贫致富发扬铁匠之乡的传统工艺——打铁。于是千方百计为他们买到一吨重的夹板锤。事后，家里人们劝我要安心静养，不要再为别人操心劳神了，否则，将不利于健康。不久，他们又来求我，说什么厂子搞起来了没有活干也是枉然，我一时也无能为力，都陷入了深思。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张店化工厂需要齿轮的事，当即叫家人将我所在厂的一名技师找来，商谈中了解到张店化工厂负责搞齿轮的是章丘梭庄人李家高。我想这太好了，亲不亲故乡人嘛，找他联系，让他们搞搞齿轮。谁想，天下事多有巧合，正在这时，李家高等人来机械加工厂（我所在厂）委托为其加工齿轮，厂里因生产任务重，无力兼顾，所以未达成协议。机会难得，我将双方叫在一起，经过磋商，由我从中担保，好在又是老乡，当场拍板定案。这就是相公建材机械厂生产齿轮的开始。首批产品，由我厂验收，经检查完全合格。接着大批生产，使相公建材机械厂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一九八二年，厂长孙庆福聘我去相公建材机械厂作指导，我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心想：我多年来想为家乡做点贡献的宿愿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料这时，家里起了“风波”。老伴说，老袁呀！你这半生风风雨雨不容易，现在，你还是靠拐杖行路，起居尚难自理，怎么能只身外出呢？你还是在家享点清福吧！子女们纷纷劝我要安度晚年，无论如何不能离家独居。说实在的，就我本人和家庭目前经济状况来看，生活是优裕的，满可以〓吃坐穿享清福。可我总在考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当前四化建设正亟需人才，身体虽然残了，但是我的精神尚充沛饱满，党和人民赋予给我的一技之长还能口头传授，为年青一代当个参谋还是可以的。就这样，我说服了家里人，带上“双拐”重返故里，与久别的乡亲团聚了。
  我到相公建材机械厂不久，乡亲们（主要是职工）的热情，领导的关怀特别是厂长孙庆福同志那种勤奋好学、埋头苦干、虚怀若谷、公而忘私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根据他个人的条件，按照党的政策，他完全有能力搞个人承包，这样他不只是“万元户”，就是十万元户也在把握之中，可他从不想这些，而常系心怀的是他领导下的全村六百口人的温饱与幸福。他每天没有上班下班，工作时间长，操心大，但他却与职工拿同样的报酬。我就冲他这种“牺牲”个人为他人的高尚品德，才甘心抱残躯、离妻室与他同甘共苦创大业的。
  为了支持孙庆福办好企业，为人民造福，我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到处物色人才。善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原山东冶金机械厂的张瀛堂，专门计划经济的王常信，身怀技艺的孙在记，他们都是我当年的老“战友”，退休后，我及时把他们请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彼此熟悉之后，张瀛堂在一次职工会议上说，我是章丘的一个老铁匠，半生在外谋生，有幸晚年逢盛世，看到我们铁匠之乡的巨大变化，十分高兴。现在我虽已退休，但还有余热，我要把它全部贡献给家乡的人民，做到象古人说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证明，张瀛堂是位埋头苦干清廉正直的好同志。一次，河南省某冶金厂给送来一种价值昂贵的“合金”，经化验不合格，他当即声明按合同规定退货。对方暗给张瀛堂二百元，企图谋取方便。结果遭到严词拒绝。对方窃以为人家不收可能嫌“礼”太薄，于是又找张瀛堂面议，只要把货收下，我们下次给你带一进口“彩电”来。张瀛堂不听则已，一听怒气填膺，但为了企业的发展，马上镇静下来，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咱们进行经济交易，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不合格的产品我不能要，你就是送了彩电来，咱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对方一听傻了眼，只好按合同办事。这事传到职工耳朵里，他们受到很大教育。
  总之，我们这些老铁匠都有这样一个心愿：凡是对家乡人民有益的事，就倾力一赴，即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章丘县造纸厂当年于草创之际，我是尽过故乡之谊的，明水铝厂虽未成功，但我也是帮过忙的。
  我们这些老铁匠，晚年除了继续发点余热外，感到自身还负有教育年青一代的社会责任。无庸讳言，如今年青人所处的历史时代与我们当年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确不能同年而语了。今天青年们身上有的东西如科学文化知识，是我们所缺少的；而我们身上的东西如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此，有机会我就向青年职工同志们进行忆旧话新的教育。一次，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一气说了如下许多话：
  今天的青年工人同志们是无比幸福的，可我们年青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拿我来说吧，十七岁到济南学徒做生意，起早睡晚地伺侯人，什么也学不到。几年后，我索兴回家学打铁。父母说我放着铺子不坐回家撸锤把没出息，街坊们也说我不长进。可我认定学艺在身是不吃亏的。每天从早六点干到晚十二点，二十六斤半的大锤一抡就是一天。饿了，就在炉火上烤点干粮吃。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便与人搿夥外出打铁，先后到过沧州、无棣、沾化等地，历尽千难万苦，直到解放前。一九五〇年初，我参加了山东济南实业公司，不久当了工人代表，天天与资方打交道，工作不顺心，辞职回了家。一九五一年“五〇一”厂有色金属工业局招工，我报了名。考试科目很简单，就是左右开弓抡大锤（当然有一定技术标准），我考了个三级锤工。一年后，被提为“铆焊厂”某班副班厂。此后，根据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开始了学图纸画线，这项任务对于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我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它比抡大锤还要艰巨。但是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一番刻苦学习，终于掌握了这门学问，始信“功夫不负苦心人”之说。一九五五年，我光荣地加入共产党之后，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如饥似渴地钻研专业外，还废寝忘食地学习政治。一九五六年又成了工程技术组组长，一九五八年晋升为机械加工厂（即现在的山东冶金机械厂）副厂长……。我认为一个人在某种事业上的成功，必须在前进道路上不断攀登、持之以恒，并且还要有锐意进取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放清香”，就是这个道理。
  我虽年老身残，但雄心壮志犹存。建材机械厂今年产值五百万，不发展到年产值一千万，我绝不离厂。“日暮苍龙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就是我这个老铁匠的最大心愿。
  晚年回乡献余热
  郭清田 口述
  一九七八年，我在淄博电扇厂退休，应厂方挽留，退休不离职，又干了四年。一九八二年，老家章丘翟家庄为领导群众脱贫致富，办起了烘炉，因缺乏人手，邀我回乡献余热。当时，我心情极度不安，心想：生我者父母，养我者故乡，成我者共产党。不归吧，对不住养我育我的故土乡亲，回家吧，实不忍离开我亲自与当年伙计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而组织起来逐步发展壮大的淄博电扇厂。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思想矛盾，去留难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回到老家，村领导和众乡亲对我寄很大的希望，让我担任烘炉的指导，肫诚的委托，殷切的热望，使我勇敢地肩起了这副重担。创业开始，生产木工斧子，因产品所限，收入甚微。八四年，开始为外地加工锻料，效益较好。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管理方面的加强，我们购置了轧钢机、空气锤，充实了设备，自己生产各种型号的“圆钢”，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投产，厂名为埠村翟家庄轧钢厂。年产“12”、“14”、“16”、“18”、“20”、“22”六个规格的圆钢一千吨，总产值二百万元。其经营方式为自产自销。目前情况，产多少销多少，基本上没有积压现象。
  这个厂的建立，为本村近百名青壮年解决了就业问题。
  他们年人均收入在一千五百元左右，给百来户家庭增加了收入，同时为国家税收做了贡献，为集体创造了财富，我本人也得到相应的报酬。看到眼前的幸福，有时会使我不禁想到那不平凡的过去。
  从前，凡打铁的都是为穷所使，图现接利当年挣回头钱。这行业学徒工没有合同，纯属雇佣关系。谁出的钱多，就给谁干。技艺学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自己开业。我十三岁跟父亲去临淄县打铁，天天驾着车子串四乡，哪里有活哪里去，哪里黑了那里住，和讨饭的乞丐差不多。熬了二十多年盼来了解放，穷铁匠变成了工人。一九五三年，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我串通了一块在此谋生的章丘铁匠十五人，在辛店组织了五盘烘炉，以我为首成立了辛店铁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发展到六十多人，主要生产锄、镰、锨、镢等农具。一九五七年转为辛店农业机械厂，我任厂长，有二百多名工人，开始生产脱粒机、水车等器械。一九六〇年又转成辛店机床厂，不久又恢复农业机械厂，制造收割机和脱粒机，行销全省，受到各地用户的好评。一九七八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为搞活企业索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决定将农业机械转向轻工业，生产电风扇。经试验成功，厂名定为淄博电扇厂，年产十万台。
  企业的改革，产品的更新换代，机械化程度的更高要求，企业需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合格人才来领导和管理。我这个撸锤把出身的老铁匠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便及时申请退休，到适宜我继续工作的家乡为四化建设再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