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党的地下活动逐渐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他们采取分化瓦解、顺藤摸瓜的手段，企图破坏济南工委。1940年6、7月份，由于敌特分子宋阴培的破坏，王见新的身份被暴露。9月，他和黄在同志奉命离开济南，济南工委交其他同志领导。1942年夏天，济南工委完全暴露，敌人对地下党员进行大逮捕大屠杀。
一天晚上，地下党员奉命统一行动，大部分撤出了济南。我记得党员接到通知，可能是到枣园寺车站集合，规定以红背心为标记。
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以后，我估计复兴印刷局也将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就提高了警惕。果然不出我所料，鬼子开始对印刷局实行大搜捕了。但由于工人们受到过工委的教育，表现得都很坚强、机智。8月20日晚上约十一点钟，忽听营业室的前门“砰！砰！砰！”砸个不停。门一开，闯进七、八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有的腰里扎着皮带，有的围着包袱。其中一个家伙恶狠狠地对开门的刘希达骂道：“他奶奶的！干么不快开门！另一个家伙高声喊道：“我们是查户口的！快拿出户口来！你们毛经理哪？”骂声、喊声一时把整个印刷局搅得乱嘈嘈。戴眼镜的日本走狗何翻译向十三岁的毛德宽走去，大声喝道：“你们毛经理在哪里？有姓王的吗？快说！”车夫老翟见势不妙，怕他年幼走露风声，立即跑上前去说：“先生！他小孩家不知道么，有话问我吧。”何翻译把老翟向后一推说：“好！到那边去！”把他推到一间屋里，拷问了好长时间也没问出什么来。老翟被打得口吐鲜血。另一个特务并没有放过毛德宽，走过去拉着他问：“你们毛经理在家吗？”“毛经理出门了！”“你们这里有姓王的吗？”“姓王的好几个，不知你问的是哪个？”“叫王俊仁的有吗？”“没有叫王俊仁的，有叫王耀先的（即王俊仁的化名），叫王明慰的，还有叫王兆祥的，”“你们厂里有共产党吗？”“我不知道！”“你们毛经理窝藏他们！真的没有王俊仁吗？”毛德宽没有回答。特务大怒，从腰里掏出手枪，指着毛德宽脑门说：“他妈的！你这小子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抓走！”“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刚来学徒，成天就知道擦桌子扫地，别的啥都不知道。”还没等毛德宽说完，特务一脚把他踢趴在地下，痛得他咬着咀唇。
这时全厂人通通被轰到院子里。狗特务骂咧咧地到各屋搜查着，人声嘈杂乱作一团，一个特务又抓住刘希达不放，因为他至死不说我和王俊仁在哪里，被打得鼻青脸肿，敌人仍不解心头之恨。另一个特务从腰间解下皮带，用铜头往刘希达头上使劲抽去。一下砸了个窟窿，血流满面。顽强的刘希达仍没说出一个字来。刘希达被激怒了，趁那个特务冷不防，用头使劲撞去，特务被撞倒在地，血抹前身。敌人气急败坏，就把刘希达绑在院子的一棵树上，他仍没有屈服。
这时王俊仁就在人群中，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吐露。机智的王俊仁乘这混乱之机，溜进厂房，他想法把电线短路。顿时全厂电灯熄灭了，满院子漆黑一团，只有几个日本鬼子和特务的手电筒小光柱晃来晃去。王俊仁在工友们的示意下乘机搭肩上房逃跑了。等敌人把电灯修好后，鬼子和特务更是气势汹汹，象恶狼一样到处搜查，嘴里骂道：“他妈的！印刷局是共产党的活动机关，我就不信抓不住共产党！”结果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对夜班女工百般污辱，言行不堪挂齿。一个特务竟拿马鹏九取乐，抓起一面镜子，在他的光头上照来照去，并把镜子使劲地往他头顶一砸，镜子碎了，马鹏九晕了过去，他们哈哈大笑。最后，敌人使了绝招，把全厂上班的人员除毛德宽外，全部抓上汽车，送到纬二路宪兵队。
当天晚上我不在印刷局，第二天早晨，我刚一进厂，毛德宽告诉了我昨晚的情况，我马上离开了厂。我前脚走，日本鬼子后脚又来厂搜查，扑了个空，愤愤而去。大概两个月后，被捕的绝大部分工人回来了，只有马鹏九仍受着日寇惨刑。
那时，我躲在济南北洋书社（我和书社有业务联系）。听说马鹏九还没有放回来。又听说没有放回来的都要判死刑，我很焦急。我和我印刷局副理徐鹤轩商量，设法营救他。那时济南社会局长徐署范是副理徐鹤轩的叔伯哥哥，我们就通过他去托沂州道尹曹月山，叫他去和济南商埠日本宪兵队长武山交涉。并约请他们到泰丰楼赴宴。那天，武山虽然没有在泰丰楼露面，但总算留了点情面，马鹏九免死，被判五年徒刑，押往北平监狱执行。
马鹏九自1942年10月被捕，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他在押期间的家庭生活始终由我柜上补助、照顾。日本投降后，马鹏九从北平出狱回来，我又叫他到我印刷局复职当营业主任兼副经理。
地下党被破坏以后，铁路上的工委情报员张立谔也被敌人盯梢。一天，他跑到我家，我一听情况，没有叫他再出门，留他在我家吃住，躲避四十多天。等风声小了，经我介绍，他到台儿庄卷烟厂工作。台儿庄卷烟厂歇业后，因避嫌未敢回济，我又把他介绍到周村卷烟厂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才回到济南，幸免被捕。
以后得知，在1942年日寇大逮捕中，济南地下党员和亲属三十人被捕入狱，其中十二人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一天晚上，地下党员奉命统一行动，大部分撤出了济南。我记得党员接到通知，可能是到枣园寺车站集合，规定以红背心为标记。
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以后，我估计复兴印刷局也将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就提高了警惕。果然不出我所料，鬼子开始对印刷局实行大搜捕了。但由于工人们受到过工委的教育，表现得都很坚强、机智。8月20日晚上约十一点钟，忽听营业室的前门“砰！砰！砰！”砸个不停。门一开，闯进七、八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有的腰里扎着皮带，有的围着包袱。其中一个家伙恶狠狠地对开门的刘希达骂道：“他奶奶的！干么不快开门！另一个家伙高声喊道：“我们是查户口的！快拿出户口来！你们毛经理哪？”骂声、喊声一时把整个印刷局搅得乱嘈嘈。戴眼镜的日本走狗何翻译向十三岁的毛德宽走去，大声喝道：“你们毛经理在哪里？有姓王的吗？快说！”车夫老翟见势不妙，怕他年幼走露风声，立即跑上前去说：“先生！他小孩家不知道么，有话问我吧。”何翻译把老翟向后一推说：“好！到那边去！”把他推到一间屋里，拷问了好长时间也没问出什么来。老翟被打得口吐鲜血。另一个特务并没有放过毛德宽，走过去拉着他问：“你们毛经理在家吗？”“毛经理出门了！”“你们这里有姓王的吗？”“姓王的好几个，不知你问的是哪个？”“叫王俊仁的有吗？”“没有叫王俊仁的，有叫王耀先的（即王俊仁的化名），叫王明慰的，还有叫王兆祥的，”“你们厂里有共产党吗？”“我不知道！”“你们毛经理窝藏他们！真的没有王俊仁吗？”毛德宽没有回答。特务大怒，从腰里掏出手枪，指着毛德宽脑门说：“他妈的！你这小子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抓走！”“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刚来学徒，成天就知道擦桌子扫地，别的啥都不知道。”还没等毛德宽说完，特务一脚把他踢趴在地下，痛得他咬着咀唇。
这时全厂人通通被轰到院子里。狗特务骂咧咧地到各屋搜查着，人声嘈杂乱作一团，一个特务又抓住刘希达不放，因为他至死不说我和王俊仁在哪里，被打得鼻青脸肿，敌人仍不解心头之恨。另一个特务从腰间解下皮带，用铜头往刘希达头上使劲抽去。一下砸了个窟窿，血流满面。顽强的刘希达仍没说出一个字来。刘希达被激怒了，趁那个特务冷不防，用头使劲撞去，特务被撞倒在地，血抹前身。敌人气急败坏，就把刘希达绑在院子的一棵树上，他仍没有屈服。
这时王俊仁就在人群中，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吐露。机智的王俊仁乘这混乱之机，溜进厂房，他想法把电线短路。顿时全厂电灯熄灭了，满院子漆黑一团，只有几个日本鬼子和特务的手电筒小光柱晃来晃去。王俊仁在工友们的示意下乘机搭肩上房逃跑了。等敌人把电灯修好后，鬼子和特务更是气势汹汹，象恶狼一样到处搜查，嘴里骂道：“他妈的！印刷局是共产党的活动机关，我就不信抓不住共产党！”结果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对夜班女工百般污辱，言行不堪挂齿。一个特务竟拿马鹏九取乐，抓起一面镜子，在他的光头上照来照去，并把镜子使劲地往他头顶一砸，镜子碎了，马鹏九晕了过去，他们哈哈大笑。最后，敌人使了绝招，把全厂上班的人员除毛德宽外，全部抓上汽车，送到纬二路宪兵队。
当天晚上我不在印刷局，第二天早晨，我刚一进厂，毛德宽告诉了我昨晚的情况，我马上离开了厂。我前脚走，日本鬼子后脚又来厂搜查，扑了个空，愤愤而去。大概两个月后，被捕的绝大部分工人回来了，只有马鹏九仍受着日寇惨刑。
那时，我躲在济南北洋书社（我和书社有业务联系）。听说马鹏九还没有放回来。又听说没有放回来的都要判死刑，我很焦急。我和我印刷局副理徐鹤轩商量，设法营救他。那时济南社会局长徐署范是副理徐鹤轩的叔伯哥哥，我们就通过他去托沂州道尹曹月山，叫他去和济南商埠日本宪兵队长武山交涉。并约请他们到泰丰楼赴宴。那天，武山虽然没有在泰丰楼露面，但总算留了点情面，马鹏九免死，被判五年徒刑，押往北平监狱执行。
马鹏九自1942年10月被捕，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他在押期间的家庭生活始终由我柜上补助、照顾。日本投降后，马鹏九从北平出狱回来，我又叫他到我印刷局复职当营业主任兼副经理。
地下党被破坏以后，铁路上的工委情报员张立谔也被敌人盯梢。一天，他跑到我家，我一听情况，没有叫他再出门，留他在我家吃住，躲避四十多天。等风声小了，经我介绍，他到台儿庄卷烟厂工作。台儿庄卷烟厂歇业后，因避嫌未敢回济，我又把他介绍到周村卷烟厂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才回到济南，幸免被捕。
以后得知，在1942年日寇大逮捕中，济南地下党员和亲属三十人被捕入狱，其中十二人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