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在济南沦陷时期，我任复兴印刷局经理时，中共济南地下工委曾以该印刷局作为活动据点。现将我掩护济南地下工委同志们的一段经历回忆如下。
“鲁麟洋行”与济南地下工委1939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的第三个年头。警车象恶狼一样嚎叫着，不时从大街闪过。日本宪兵队提着明晃晃的战刀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整个济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我正在复兴印刷局任经理。印刷局的位置在经三路小纬十路，大门口一边挂着一块方型铜牌，上面刻着“鲁麟洋行”四个大字，另一边是德国领事馆保护侨民财产的布告，用玻璃框镶着。
印刷局为什么挂德商“鲁麟洋行”的牌子呢？因为那时德日是轴心国的友邦，是亲善的；而我们印刷局的总经理刘子儒又是青岛德商鲁麟洋行的华方经理，所以也挂了这么个招牌，并由刘子儒在德国领事馆弄了张保护侨民财产的布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骚扰，实际上印刷局根本与德国无关，纯粹是中国人的买卖。
1939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账房，一个买卖人打扮的中年人走进门来。一进来，就冲我喊：“晓亭！”我一听声音很熟，仔细一看是老朋友韩文一，我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啊！文一！”寒暄几句以后，我问他：“你这是从哪里来？”他两眼扫了一下左右，脖子向大门外一扭，示意这里不便攀谈，但却又机敏地故意提高嗓门说：“我从青岛来！贩运棉花，现在正式干买卖了！”我马上领他到会客室，在沙发上坐定述旧。
我和韩文一初次认识是在青岛，以后，我从青岛来济南作买卖，我们逐渐熟悉。韩文一毕业于济南海右师范学校，住在沈家胡同。起初他没有工作，以后在山东省商品检验局任职。他经常到我柜上看报纸聊天。从接触中我觉得他为人正直、诚恳，有远见卓识，我们逐渐情投意合结为挚友。后来，他离开济南。1938年，我到徐州做买卖，他听说后专门去看望我。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他参加了八路军了。
这次相会于济南，时隔一年，老友相逢，心里格外高兴。晚饭后，人静了，他把我叫到屋里，郑重坦率地对我说：“晓亭！我现在在鲁南八路军工作。国民党、韩复榘，面对日本鬼子的侵略不战而逃，我们八路军有责任收复失地，只要与日伪汉奸坚决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此，开展城市工作，发展党的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现在来济南就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韩文一如此坦率地对我谈了这些，使我很受感动，顿时觉得这是他对我的无限信赖，于是，我马上说：“这太好了！有啥需要我帮助的，你就直说吧！”他手往外一指，爽朗地笑着说：“我看你这个‘鲁麟洋行’是个好地方。”
韩文一之所以对印刷局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看到门口有一块假招牌和“护身符”，而且觉得这里地处街旁胡同里，比较隐蔽，加之印刷局有三四十名印刷工人，是建党的基本群众。因此，他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对我说：“老兄！我要把你这里当根据地！住下不走了！你看怎么样？”我毫不迟疑地说：“好呀！我欢迎！”并安排他在印刷局住下来。为了掩护韩文一，我想办法到警察局给他报了户口，托人在青岛领了良民证。我给他报的身份是“洋行店员”，报的化名叫贾子纯。和韩文一同来的还有王见新、黄在同志。黄在是王见新同志的爱人。以后，得知他三人是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由他三人来济南恢复党的组织，组成中共济南工作委员会，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我也安排王、黄夫妇在印刷局住下。此后，济南工委就以复兴印刷局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在复兴印刷局发展党的组织中共济南工委在复兴印刷局安下后，就从印刷局入手，在工人中宣传发动和发展组织工作。工委的三个同志成天和工人打成一片，一块干活，一块聊天，混得很熟。工人也愿意和
他们接近。韩文一、王见新经常给工人们讲些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道理，给工人们看些进步书籍，如《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新哲学大纲》，还有如《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一类进步小说。晚上，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韩文一根据工人对抗战形势存在的模糊思想，几次给工人宣传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我曾参加过两次，对我教育启发很大，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韩文一同志的讲解，使我的心胸豁然亮堂了。过去由于在济南长期受着国民党韩复榘所散布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和日本鬼子法西斯统治的影响，对形势前途有些渺茫，对共产党也缺乏正确的认识。通过韩文一、王见新的多次开导，使我茅塞顿开，不仅对形势有了较明确的看法，同时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该而且能够参加革命，支持革命。这好似阴云中见到阳光，好象心里成天压着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更加觉得韩文一、王见新、黄在同志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为了拯救中华，远离家乡和亲人，出生入死战斗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让中国人能扬眉吐气地过日子吗？
当时，济南敌伪关卡森严，各重要街口都有日本人和伪军警察设防检查。商埠、城里，三天两头宣布戒严，大肆搜捕革命者。韩文一、王见新、黄在同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不仅要为他们的革命工作提供方便，也应当抛弃个人安危，为革命尽点力，工委的同志们深知处在白色恐怖下，在印刷局发展党的组织，尤其在我的业务骨干中发展党员，会使我的印刷业务受到影响，也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韩文一总是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说：“只要你看着哪个合适，你就用！”
韩文一首先发展了印刷局成本会计刘瑞庆，不久他到解放区学习去了。又发展了接替他的会计王俊仁，还发展了校对工李尔文，大板组长李伯玉、小板组长王在位，营业主任马鹏九等。为了搜集日本鬼子情报，韩文一设法让马鹏九打入日本鬼子在山东的喉舌《新民报》担任印刷部营业主任。当征求我意见时我立即答应。韩文一为了使我这里业务不影响，仍叫他兼任我印刷局营业主任。在复兴印刷局发展了第一批党员以后，工委开始到外面发展党员，扩大影响。记得韩文一曾发展了在韩复榘《进德月刊》当过编辑的董绶青入党。我也向工委介绍了一些人参加革命。比如，印刷局的吕国宾是排字组学徒工，无爹娘。我想让他参加革命受受教育，就向韩文一作了介绍，并找他本人说：“你有空找韩先生啦啦。”以后，他入了党，韩文一派他到解放区学习。现在听说在徐州城建局工作。我有个叔伯姐夫，叫张立谔，在铁路餐车上当服务员。他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十分气愤，对黑暗世道不满。我就把他介绍给韩文一，韩文一很高兴。从此，张立谔经常把刺探到的日本鬼子的军事情报及时汇报给工委，使我党及时了解津浦铁路上日寇的军事行动。我老家有个叔伯弟弟叫毛瑞明，我写信把他叫来，他参加了党的组织，以后跟韩文一到解放区去了。当时印刷局三十余人，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在我复兴印刷局就发展了九名党员，其中有三名是我亲自向工委介绍的。
工委虽有复兴印刷局作掩护，但由于革命同志出出进进，也引起了鬼子的注意。我记得伪保长王月潘曾先后四次闯进我局，对韩文一进行盘问，其中有两次是带着日本鬼子来的。他们假装问印刷局机器的来源，对韩文一进行威胁。并说要拆房子开马路，还说得出钱，慰劳“白衣战士”（指日本鬼子）。由于韩文一等人机智、沉着、老练，都被一一答对过去。
这些革命同志，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记得那年秋天，印刷局院子里的葡萄熟了。一天，韩文一、王见新、黄在等同志来印刷局开会。会后正好响午，有人提议吃饺子，可是没有馅子。黄在同志马上出去摘来一盆葡萄，说：“咱来个仙人第一口，尝尝葡萄馅饺子啥滋味吧！”大家动手，饱餐了一顿葡萄水饺。
为了迷惑敌人，王见新和董绶青、赵新等人在城里开了一个“大三元商行”。还在将军庙街筹建了一个小印刷局，叫“新生印刷局”。王见新任经理。一来用以掩护真正身份，二来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我支援了他们一架石印架子机和一部分印刷专用制板石头，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用品用具，并派大板组长李伯玉去帮助印刷，指导技术，新生印刷局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对外印些商标，对内印宣传品。王见新、黄在等同志虽不住在复兴印刷局了，但经常来这里与同志们接头，布置任务，积极地和韩文一共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10月，韩文一接到上级指示，要离开济南。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晓亭！你是个好同志，你对我们支持很大。我走了以后，你要掩护好王见新和黄在同志，和我在这里一样。你为党做了好事，党是不会忘记你的。”还说：“以后我们仍然保特联系，可用商业用语通信，仍用我的化名。”记得他走后不久，给我来了封信，先写了些祝我“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话，最后勉励我“买卖要做活，好事要做到底”，意思是叫我在那风云多变的年代，要有胜利信心，多为党做点有益的工作。我立即回了信，表示不辜负他的希望。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战火纷飞，我就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地下工委被破坏
党的地下活动逐渐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他们采取分化瓦解、顺藤摸瓜的手段，企图破坏济南工委。1940年6、7月份，由于敌特分子宋阴培的破坏，王见新的身份被暴露。9月，他和黄在同志奉命离开济南，济南工委交其他同志领导。1942年夏天，济南工委完全暴露，敌人对地下党员进行大逮捕大屠杀。
一天晚上，地下党员奉命统一行动，大部分撤出了济南。我记得党员接到通知，可能是到枣园寺车站集合，规定以红背心为标记。
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以后，我估计复兴印刷局也将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就提高了警惕。果然不出我所料，鬼子开始对印刷局实行大搜捕了。但由于工人们受到过工委的教育，表现得都很坚强、机智。8月20日晚上约十一点钟，忽听营业室的前门“砰！砰！砰！”砸个不停。门一开，闯进七、八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有的腰里扎着皮带，有的围着包袱。其中一个家伙恶狠狠地对开门的刘希达骂道：“他奶奶的！干么不快开门！另一个家伙高声喊道：“我们是查户口的！快拿出户口来！你们毛经理哪？”骂声、喊声一时把整个印刷局搅得乱嘈嘈。戴眼镜的日本走狗何翻译向十三岁的毛德宽走去，大声喝道：“你们毛经理在哪里？有姓王的吗？快说！”车夫老翟见势不妙，怕他年幼走露风声，立即跑上前去说：“先生！他小孩家不知道么，有话问我吧。”何翻译把老翟向后一推说：“好！到那边去！”把他推到一间屋里，拷问了好长时间也没问出什么来。老翟被打得口吐鲜血。另一个特务并没有放过毛德宽，走过去拉着他问：“你们毛经理在家吗？”“毛经理出门了！”“你们这里有姓王的吗？”“姓王的好几个，不知你问的是哪个？”“叫王俊仁的有吗？”“没有叫王俊仁的，有叫王耀先的（即王俊仁的化名），叫王明慰的，还有叫王兆祥的，”“你们厂里有共产党吗？”“我不知道！”“你们毛经理窝藏他们！真的没有王俊仁吗？”毛德宽没有回答。特务大怒，从腰里掏出手枪，指着毛德宽脑门说：“他妈的！你这小子要是不
说实话，我就把你抓走！”“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刚来学徒，成天就知道擦桌子扫地，别的啥都不知道。”还没等毛德宽说完，特务一脚把他踢趴在地下，痛得他咬着咀唇。
这时全厂人通通被轰到院子里。狗特务骂咧咧地到各屋搜查着，人声嘈杂乱作一团，一个特务又抓住刘希达不放，因为他至死不说我和王俊仁在哪里，被打得鼻青脸肿，敌人仍不解心头之恨。另一个特务从腰间解下皮带，用铜头往刘希达头上使劲抽去。一下砸了个窟窿，血流满面。顽强的刘希达仍没说出一个字来。刘希达被激怒了，趁那个特务冷不防，用头使劲撞去，特务被撞倒在地，血抹前身。敌人气急败坏，就把刘希达绑在院子的一棵树上，他仍没有屈服。
这时王俊仁就在人群中，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吐露。机智的王俊仁乘这混乱之机，溜进厂房，他想法把电线短路。顿时全厂电灯熄灭了，满院子漆黑一团，只有几个日本鬼子和特务的手电筒小光柱晃来晃去。王俊仁在工友们的示意下乘机搭肩上房逃跑了。等敌人把电灯修好后，鬼子和特务更是气势汹汹，象恶狼一样到处搜查，嘴里骂道：“他妈的！印刷局是共产党的活动机关，我就不信抓不住共产党！”结果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对夜班女工百般污辱，言行不堪挂齿。一个特务竟拿马鹏九取乐，抓起一面镜子，在他的光头上照来照去，并把镜子使劲地往他头顶一砸，镜子碎了，马鹏九晕了过去，他们哈哈大笑。最后，敌人使了绝招，把全厂上班的人员除毛德宽外，全部抓上汽车，送到纬二路宪兵队。
当天晚上我不在印刷局，第二天早晨，我刚一进厂，毛德宽告诉了我昨晚的情况，我马上离开了厂。我前脚走，日本鬼子后脚又来厂搜查，扑了个空，愤愤而去。大概两个月后，被捕的绝大部分工人回来了，只有马鹏九仍受着日寇惨刑。
那时，我躲在济南北洋书社（我和书社有业务联系）。听说马鹏九还没有放回来。又听说没有放回来的都要判死刑，我很焦急。我和我印刷局副理徐鹤轩商量，设法营救他。那时济南社会局长徐署范是副理徐鹤轩的叔伯哥哥，我们就通过他去托沂州道尹曹月山，叫他去和济南商埠日本宪兵队长武山交涉。并约请他们到泰丰楼赴宴。那天，武山虽然没有在泰丰楼露面，但总算留了点情面，马鹏九免死，被判五年徒刑，押往北平监狱执行。
马鹏九自1942年10月被捕，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他在押期间的家庭生活始终由我柜上补助、照顾。日本投降后，马鹏九从北平出狱回来，我又叫他到我印刷局复职当营业主任兼副经理。
地下党被破坏以后，铁路上的工委情报员张立谔也被敌人盯梢。一天，他跑到我家，我一听情况，没有叫他再出门，留他在我家吃住，躲避四十多天。等风声小了，经我介绍，他到台儿庄卷烟厂工作。台儿庄卷烟厂歇业后，因避嫌未敢回济，我又把他介绍到周村卷烟厂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才回到济南，幸免被捕。
以后得知，在1942年日寇大逮捕中，济南地下党员和亲属三十人被捕入狱，其中十二人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黎明前后
在敌人搜捕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工作人员的同时，他们对于我这个掩护了大批共产党人的印刷局的经理也没有轻易放过。他们对我进行多方侦察、盯梢，并搜查了我住在北园的家，日本宪兵队长成泽未次郎还派人把我“清”到宪兵队当面质询，但是敌人终未抓到我“通共”的任何证据，所以没有将我公开拘捕，只是严密地暗中加以监视，也许这是敌人的“放长线钓大鱼”之计吧！
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又在济南肆虐了三年。1948年，济南解放，大地重光，我这才真正地盼到了天亮。解放后，作为一个曾经以自己身家性命作代价来掩护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商人，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任用我为济南卷烟厂副厂长，选举我为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在虽然我年事已高，但仍任用我为济南卷烟厂顾问。而那些出生入死于敌人屠刀之下的原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同志们，现在大都还在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如王见新，现任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韩文一，解放后曾任山东省煤炭基本建设局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现已昭雪）。1950年2月，韩文一、王见新还特来济南慰问1942年中共济南地下工委死难烈士家属及当时被捕同志，并在济南市府举行了有市委组织部长、民政局长、烈士家属及当时被捕同志参加的座谈会。韩文一、王见新、董绶青夫妻、王在位、马鹏九、李伯玉、张立谔等，都应邀参加并合影留念。
原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同志们，现在多已至古希之年，大家仍时相聚首共话当年。然而我们这些老同志，“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大家都愿在有生之年，一息、尚存，愿将余热发挥出来为四化尽力。
本文作者：毛晓亭，男，80岁，济南卷烟厂副厂长，现为顾问。
张希木：现在槐荫区委宣传部工作
“鲁麟洋行”与济南地下工委1939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的第三个年头。警车象恶狼一样嚎叫着，不时从大街闪过。日本宪兵队提着明晃晃的战刀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整个济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我正在复兴印刷局任经理。印刷局的位置在经三路小纬十路，大门口一边挂着一块方型铜牌，上面刻着“鲁麟洋行”四个大字，另一边是德国领事馆保护侨民财产的布告，用玻璃框镶着。
印刷局为什么挂德商“鲁麟洋行”的牌子呢？因为那时德日是轴心国的友邦，是亲善的；而我们印刷局的总经理刘子儒又是青岛德商鲁麟洋行的华方经理，所以也挂了这么个招牌，并由刘子儒在德国领事馆弄了张保护侨民财产的布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骚扰，实际上印刷局根本与德国无关，纯粹是中国人的买卖。
1939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账房，一个买卖人打扮的中年人走进门来。一进来，就冲我喊：“晓亭！”我一听声音很熟，仔细一看是老朋友韩文一，我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啊！文一！”寒暄几句以后，我问他：“你这是从哪里来？”他两眼扫了一下左右，脖子向大门外一扭，示意这里不便攀谈，但却又机敏地故意提高嗓门说：“我从青岛来！贩运棉花，现在正式干买卖了！”我马上领他到会客室，在沙发上坐定述旧。
我和韩文一初次认识是在青岛，以后，我从青岛来济南作买卖，我们逐渐熟悉。韩文一毕业于济南海右师范学校，住在沈家胡同。起初他没有工作，以后在山东省商品检验局任职。他经常到我柜上看报纸聊天。从接触中我觉得他为人正直、诚恳，有远见卓识，我们逐渐情投意合结为挚友。后来，他离开济南。1938年，我到徐州做买卖，他听说后专门去看望我。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他参加了八路军了。
这次相会于济南，时隔一年，老友相逢，心里格外高兴。晚饭后，人静了，他把我叫到屋里，郑重坦率地对我说：“晓亭！我现在在鲁南八路军工作。国民党、韩复榘，面对日本鬼子的侵略不战而逃，我们八路军有责任收复失地，只要与日伪汉奸坚决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此，开展城市工作，发展党的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现在来济南就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韩文一如此坦率地对我谈了这些，使我很受感动，顿时觉得这是他对我的无限信赖，于是，我马上说：“这太好了！有啥需要我帮助的，你就直说吧！”他手往外一指，爽朗地笑着说：“我看你这个‘鲁麟洋行’是个好地方。”
韩文一之所以对印刷局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看到门口有一块假招牌和“护身符”，而且觉得这里地处街旁胡同里，比较隐蔽，加之印刷局有三四十名印刷工人，是建党的基本群众。因此，他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对我说：“老兄！我要把你这里当根据地！住下不走了！你看怎么样？”我毫不迟疑地说：“好呀！我欢迎！”并安排他在印刷局住下来。为了掩护韩文一，我想办法到警察局给他报了户口，托人在青岛领了良民证。我给他报的身份是“洋行店员”，报的化名叫贾子纯。和韩文一同来的还有王见新、黄在同志。黄在是王见新同志的爱人。以后，得知他三人是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由他三人来济南恢复党的组织，组成中共济南工作委员会，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我也安排王、黄夫妇在印刷局住下。此后，济南工委就以复兴印刷局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在复兴印刷局发展党的组织中共济南工委在复兴印刷局安下后，就从印刷局入手，在工人中宣传发动和发展组织工作。工委的三个同志成天和工人打成一片，一块干活，一块聊天，混得很熟。工人也愿意和
他们接近。韩文一、王见新经常给工人们讲些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道理，给工人们看些进步书籍，如《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新哲学大纲》，还有如《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一类进步小说。晚上，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韩文一根据工人对抗战形势存在的模糊思想，几次给工人宣传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我曾参加过两次，对我教育启发很大，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韩文一同志的讲解，使我的心胸豁然亮堂了。过去由于在济南长期受着国民党韩复榘所散布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和日本鬼子法西斯统治的影响，对形势前途有些渺茫，对共产党也缺乏正确的认识。通过韩文一、王见新的多次开导，使我茅塞顿开，不仅对形势有了较明确的看法，同时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也应该而且能够参加革命，支持革命。这好似阴云中见到阳光，好象心里成天压着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更加觉得韩文一、王见新、黄在同志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为了拯救中华，远离家乡和亲人，出生入死战斗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让中国人能扬眉吐气地过日子吗？
当时，济南敌伪关卡森严，各重要街口都有日本人和伪军警察设防检查。商埠、城里，三天两头宣布戒严，大肆搜捕革命者。韩文一、王见新、黄在同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不仅要为他们的革命工作提供方便，也应当抛弃个人安危，为革命尽点力，工委的同志们深知处在白色恐怖下，在印刷局发展党的组织，尤其在我的业务骨干中发展党员，会使我的印刷业务受到影响，也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韩文一总是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说：“只要你看着哪个合适，你就用！”
韩文一首先发展了印刷局成本会计刘瑞庆，不久他到解放区学习去了。又发展了接替他的会计王俊仁，还发展了校对工李尔文，大板组长李伯玉、小板组长王在位，营业主任马鹏九等。为了搜集日本鬼子情报，韩文一设法让马鹏九打入日本鬼子在山东的喉舌《新民报》担任印刷部营业主任。当征求我意见时我立即答应。韩文一为了使我这里业务不影响，仍叫他兼任我印刷局营业主任。在复兴印刷局发展了第一批党员以后，工委开始到外面发展党员，扩大影响。记得韩文一曾发展了在韩复榘《进德月刊》当过编辑的董绶青入党。我也向工委介绍了一些人参加革命。比如，印刷局的吕国宾是排字组学徒工，无爹娘。我想让他参加革命受受教育，就向韩文一作了介绍，并找他本人说：“你有空找韩先生啦啦。”以后，他入了党，韩文一派他到解放区学习。现在听说在徐州城建局工作。我有个叔伯姐夫，叫张立谔，在铁路餐车上当服务员。他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十分气愤，对黑暗世道不满。我就把他介绍给韩文一，韩文一很高兴。从此，张立谔经常把刺探到的日本鬼子的军事情报及时汇报给工委，使我党及时了解津浦铁路上日寇的军事行动。我老家有个叔伯弟弟叫毛瑞明，我写信把他叫来，他参加了党的组织，以后跟韩文一到解放区去了。当时印刷局三十余人，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在我复兴印刷局就发展了九名党员，其中有三名是我亲自向工委介绍的。
工委虽有复兴印刷局作掩护，但由于革命同志出出进进，也引起了鬼子的注意。我记得伪保长王月潘曾先后四次闯进我局，对韩文一进行盘问，其中有两次是带着日本鬼子来的。他们假装问印刷局机器的来源，对韩文一进行威胁。并说要拆房子开马路，还说得出钱，慰劳“白衣战士”（指日本鬼子）。由于韩文一等人机智、沉着、老练，都被一一答对过去。
这些革命同志，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记得那年秋天，印刷局院子里的葡萄熟了。一天，韩文一、王见新、黄在等同志来印刷局开会。会后正好响午，有人提议吃饺子，可是没有馅子。黄在同志马上出去摘来一盆葡萄，说：“咱来个仙人第一口，尝尝葡萄馅饺子啥滋味吧！”大家动手，饱餐了一顿葡萄水饺。
为了迷惑敌人，王见新和董绶青、赵新等人在城里开了一个“大三元商行”。还在将军庙街筹建了一个小印刷局，叫“新生印刷局”。王见新任经理。一来用以掩护真正身份，二来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我支援了他们一架石印架子机和一部分印刷专用制板石头，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用品用具，并派大板组长李伯玉去帮助印刷，指导技术，新生印刷局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对外印些商标，对内印宣传品。王见新、黄在等同志虽不住在复兴印刷局了，但经常来这里与同志们接头，布置任务，积极地和韩文一共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10月，韩文一接到上级指示，要离开济南。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晓亭！你是个好同志，你对我们支持很大。我走了以后，你要掩护好王见新和黄在同志，和我在这里一样。你为党做了好事，党是不会忘记你的。”还说：“以后我们仍然保特联系，可用商业用语通信，仍用我的化名。”记得他走后不久，给我来了封信，先写了些祝我“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话，最后勉励我“买卖要做活，好事要做到底”，意思是叫我在那风云多变的年代，要有胜利信心，多为党做点有益的工作。我立即回了信，表示不辜负他的希望。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战火纷飞，我就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地下工委被破坏
党的地下活动逐渐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他们采取分化瓦解、顺藤摸瓜的手段，企图破坏济南工委。1940年6、7月份，由于敌特分子宋阴培的破坏，王见新的身份被暴露。9月，他和黄在同志奉命离开济南，济南工委交其他同志领导。1942年夏天，济南工委完全暴露，敌人对地下党员进行大逮捕大屠杀。
一天晚上，地下党员奉命统一行动，大部分撤出了济南。我记得党员接到通知，可能是到枣园寺车站集合，规定以红背心为标记。
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以后，我估计复兴印刷局也将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就提高了警惕。果然不出我所料，鬼子开始对印刷局实行大搜捕了。但由于工人们受到过工委的教育，表现得都很坚强、机智。8月20日晚上约十一点钟，忽听营业室的前门“砰！砰！砰！”砸个不停。门一开，闯进七、八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有的腰里扎着皮带，有的围着包袱。其中一个家伙恶狠狠地对开门的刘希达骂道：“他奶奶的！干么不快开门！另一个家伙高声喊道：“我们是查户口的！快拿出户口来！你们毛经理哪？”骂声、喊声一时把整个印刷局搅得乱嘈嘈。戴眼镜的日本走狗何翻译向十三岁的毛德宽走去，大声喝道：“你们毛经理在哪里？有姓王的吗？快说！”车夫老翟见势不妙，怕他年幼走露风声，立即跑上前去说：“先生！他小孩家不知道么，有话问我吧。”何翻译把老翟向后一推说：“好！到那边去！”把他推到一间屋里，拷问了好长时间也没问出什么来。老翟被打得口吐鲜血。另一个特务并没有放过毛德宽，走过去拉着他问：“你们毛经理在家吗？”“毛经理出门了！”“你们这里有姓王的吗？”“姓王的好几个，不知你问的是哪个？”“叫王俊仁的有吗？”“没有叫王俊仁的，有叫王耀先的（即王俊仁的化名），叫王明慰的，还有叫王兆祥的，”“你们厂里有共产党吗？”“我不知道！”“你们毛经理窝藏他们！真的没有王俊仁吗？”毛德宽没有回答。特务大怒，从腰里掏出手枪，指着毛德宽脑门说：“他妈的！你这小子要是不
说实话，我就把你抓走！”“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刚来学徒，成天就知道擦桌子扫地，别的啥都不知道。”还没等毛德宽说完，特务一脚把他踢趴在地下，痛得他咬着咀唇。
这时全厂人通通被轰到院子里。狗特务骂咧咧地到各屋搜查着，人声嘈杂乱作一团，一个特务又抓住刘希达不放，因为他至死不说我和王俊仁在哪里，被打得鼻青脸肿，敌人仍不解心头之恨。另一个特务从腰间解下皮带，用铜头往刘希达头上使劲抽去。一下砸了个窟窿，血流满面。顽强的刘希达仍没说出一个字来。刘希达被激怒了，趁那个特务冷不防，用头使劲撞去，特务被撞倒在地，血抹前身。敌人气急败坏，就把刘希达绑在院子的一棵树上，他仍没有屈服。
这时王俊仁就在人群中，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吐露。机智的王俊仁乘这混乱之机，溜进厂房，他想法把电线短路。顿时全厂电灯熄灭了，满院子漆黑一团，只有几个日本鬼子和特务的手电筒小光柱晃来晃去。王俊仁在工友们的示意下乘机搭肩上房逃跑了。等敌人把电灯修好后，鬼子和特务更是气势汹汹，象恶狼一样到处搜查，嘴里骂道：“他妈的！印刷局是共产党的活动机关，我就不信抓不住共产党！”结果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对夜班女工百般污辱，言行不堪挂齿。一个特务竟拿马鹏九取乐，抓起一面镜子，在他的光头上照来照去，并把镜子使劲地往他头顶一砸，镜子碎了，马鹏九晕了过去，他们哈哈大笑。最后，敌人使了绝招，把全厂上班的人员除毛德宽外，全部抓上汽车，送到纬二路宪兵队。
当天晚上我不在印刷局，第二天早晨，我刚一进厂，毛德宽告诉了我昨晚的情况，我马上离开了厂。我前脚走，日本鬼子后脚又来厂搜查，扑了个空，愤愤而去。大概两个月后，被捕的绝大部分工人回来了，只有马鹏九仍受着日寇惨刑。
那时，我躲在济南北洋书社（我和书社有业务联系）。听说马鹏九还没有放回来。又听说没有放回来的都要判死刑，我很焦急。我和我印刷局副理徐鹤轩商量，设法营救他。那时济南社会局长徐署范是副理徐鹤轩的叔伯哥哥，我们就通过他去托沂州道尹曹月山，叫他去和济南商埠日本宪兵队长武山交涉。并约请他们到泰丰楼赴宴。那天，武山虽然没有在泰丰楼露面，但总算留了点情面，马鹏九免死，被判五年徒刑，押往北平监狱执行。
马鹏九自1942年10月被捕，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他在押期间的家庭生活始终由我柜上补助、照顾。日本投降后，马鹏九从北平出狱回来，我又叫他到我印刷局复职当营业主任兼副经理。
地下党被破坏以后，铁路上的工委情报员张立谔也被敌人盯梢。一天，他跑到我家，我一听情况，没有叫他再出门，留他在我家吃住，躲避四十多天。等风声小了，经我介绍，他到台儿庄卷烟厂工作。台儿庄卷烟厂歇业后，因避嫌未敢回济，我又把他介绍到周村卷烟厂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才回到济南，幸免被捕。
以后得知，在1942年日寇大逮捕中，济南地下党员和亲属三十人被捕入狱，其中十二人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黎明前后
在敌人搜捕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工作人员的同时，他们对于我这个掩护了大批共产党人的印刷局的经理也没有轻易放过。他们对我进行多方侦察、盯梢，并搜查了我住在北园的家，日本宪兵队长成泽未次郎还派人把我“清”到宪兵队当面质询，但是敌人终未抓到我“通共”的任何证据，所以没有将我公开拘捕，只是严密地暗中加以监视，也许这是敌人的“放长线钓大鱼”之计吧！
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又在济南肆虐了三年。1948年，济南解放，大地重光，我这才真正地盼到了天亮。解放后，作为一个曾经以自己身家性命作代价来掩护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商人，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任用我为济南卷烟厂副厂长，选举我为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在虽然我年事已高，但仍任用我为济南卷烟厂顾问。而那些出生入死于敌人屠刀之下的原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同志们，现在大都还在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如王见新，现任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韩文一，解放后曾任山东省煤炭基本建设局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现已昭雪）。1950年2月，韩文一、王见新还特来济南慰问1942年中共济南地下工委死难烈士家属及当时被捕同志，并在济南市府举行了有市委组织部长、民政局长、烈士家属及当时被捕同志参加的座谈会。韩文一、王见新、董绶青夫妻、王在位、马鹏九、李伯玉、张立谔等，都应邀参加并合影留念。
原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同志们，现在多已至古希之年，大家仍时相聚首共话当年。然而我们这些老同志，“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大家都愿在有生之年，一息、尚存，愿将余热发挥出来为四化尽力。
本文作者：毛晓亭，男，80岁，济南卷烟厂副厂长，现为顾问。
张希木：现在槐荫区委宣传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