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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之名，始于《水经》（汉桑钦），其后的《水经注》（后魏郦道元）、《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太平寰宇记》（宋乐史）、《齐乘》（元于钦）以及明、清、民国之《商河县志》也均有记载。
商河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两说：一说在今城北。此说以《水经注·河水》记载最详，即源出今高唐，迳陵县、德平、郑店、棘城之南，又经惠民县东，分二水注于海。《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具体指出，商河在“县北十五里”。唐宋时代商河县即今治。据以上资料，宋代以前的商河，无疑应即现在县北的沙河。另一说在今城南。此说始见于《齐乘》，详见于明万历十二年纂修的《商河县志》，即在“城南三里”，并绘制在县境总图上。后《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及清道光十五续修的《商河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编纂的《重修商河县志》皆从此说。今考，城南三里河村确有一东西走向、断续但却清晰可辨的古河形。西溯，在县境最西边的陶家村与沙河同出一源；往东，经郑路镇的营子等村，进入惠民后，又朝沙河的方向蜿蜒而去。两岸诸多以河流命名的村庄，如朱家的河沟、芦家河沟、河东孙、河西刘等等。相传叫“朱家河”。“三里河渡口商船云集”的传说，迄今还流传在民间。由此可见，元、明以后的商河，即今县南的朱家河。
沙河、朱家河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叫商河？据《行水金鉴》（清付泽洪）载，历史上的黄河曾流经商河县境，先后断续大约1500余年。其中从宋代至明万历初的500余年中，黄河及其分流在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一带流动，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在这种形势下，位于马颊、徒骇两河之间的商河，被黄河夺流、淤沙，并改道南绕，也就成其自然了。久而久之，故道干涸，转名为沙河；南徒河道因疏理于朱氏称帝的明代，故称之为朱家河。商河却只能是古河名了。
另外，民国志曾出现过“小支河，俗名古商河”，但同时又作了否定记述，即“在城南二十里，土河之支流……通志作商河即古商河误”，这里不需赘述。
商河之名的由来，亦有三说。其一《水经注·河水》载，因其源头“世谓之落里坈，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但清末明初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却认为商漳声不近，《通曲》作商音墒。其二，《元和郡县志》载，“汉成帝鸿嘉四年，河水泛滥为害，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故以商字为名，后人加水焉”。但邑凛生王心廉在《重修商河县志》河渠总考中曾提出疑义说，“许商驳孙禁欲开河，又安能自开河？”又言，许商与钦（桑钦）同时，是商水不始于许商之明证。”其三，《重修商河县志》还载，“沙河为黄水经流”，商河是“因其被伤而名之”，但同时又自认为“属臆断”“只有理”，实际上又作了自我否定。那么，究竟何说可取？据考，许商凿河之说虽出的时代较晚，但一经出现，即被历代修志者所公认，继《元和志》之后，尚有《寰宇记》、《齐乘》等等。从明代纂修的第一部《商河县志》始，除肯定“思许君而不得，托名于河以寄其思”外，还将许商列于宦绩之最。至清雍正二年，又将许商祀于名宦祠之首。道光《商河县志·艺文》并载诗云：洪流入海地无波，
万姓欢呼麦丘坡。
犹恐甘棠遭败剪，
嘉名永锡许商河。
至于王氏所提的两条否定理由，也并不足为证。关于商禁之争，《汉书》卷二十九载，“是岁，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令入笃马河”，许商以为“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这里，他们争辩的目的是解决灌县邑三十一，其焦点集中在决不决河水的平原金堤，丝毫未涉及开凿商河一事。所以，以许商不同意决平原金堤而机械地类推为不开他河，难以令人折服。相反地，汉朸县属平原郡，毗连被水的渤海，作为晚于大禹两千多年，且“善为算，能度功用”专门掌管治水的许商，既然否决开大河，自然也要提出别的方案，这样，疏理商河反倒更有其必然。故不能因商禁有争论而否定许商开凿商河之论。关于商钦同时之说，也并非如此。《辞海》引《隋书·经籍志》、《唐六典·工部·水部员外郎注》等，一说东晋郭璞注，一称汉桑钦水经，清阎若璩始辨明非郭撰，但未提桑钦。其成书时代，胡渭认为创自东汉，由魏晋人续成；金祖望认为成于东汉初；戴震等认为大约是三国时的著作。这里，既定钦撰，并以最早之说，即东汉初，也要在公元25年之后，至少晚于许商凿河四十多年，并非同时。再说，假若有可能是同时的话，同代人记同代事，是史志常见的，也是当然的。
商河与商河县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商河是指一条河流，商河县是指县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河早县晚，县取于河。商河成于汉，后因是一水系而加水旁成“滳河”。隋开皇十六年于滳河流域置县，便取名叫滳河县。从宋代开始，滳河改道转名，滳河仅指县名，又将滳字去水旁成“商河县”。现今，商河县犹在，商河则是考究的课题了。
（本文经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张修桂修改）
商河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两说：一说在今城北。此说以《水经注·河水》记载最详，即源出今高唐，迳陵县、德平、郑店、棘城之南，又经惠民县东，分二水注于海。《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具体指出，商河在“县北十五里”。唐宋时代商河县即今治。据以上资料，宋代以前的商河，无疑应即现在县北的沙河。另一说在今城南。此说始见于《齐乘》，详见于明万历十二年纂修的《商河县志》，即在“城南三里”，并绘制在县境总图上。后《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及清道光十五续修的《商河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编纂的《重修商河县志》皆从此说。今考，城南三里河村确有一东西走向、断续但却清晰可辨的古河形。西溯，在县境最西边的陶家村与沙河同出一源；往东，经郑路镇的营子等村，进入惠民后，又朝沙河的方向蜿蜒而去。两岸诸多以河流命名的村庄，如朱家的河沟、芦家河沟、河东孙、河西刘等等。相传叫“朱家河”。“三里河渡口商船云集”的传说，迄今还流传在民间。由此可见，元、明以后的商河，即今县南的朱家河。
沙河、朱家河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叫商河？据《行水金鉴》（清付泽洪）载，历史上的黄河曾流经商河县境，先后断续大约1500余年。其中从宋代至明万历初的500余年中，黄河及其分流在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一带流动，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在这种形势下，位于马颊、徒骇两河之间的商河，被黄河夺流、淤沙，并改道南绕，也就成其自然了。久而久之，故道干涸，转名为沙河；南徒河道因疏理于朱氏称帝的明代，故称之为朱家河。商河却只能是古河名了。
另外，民国志曾出现过“小支河，俗名古商河”，但同时又作了否定记述，即“在城南二十里，土河之支流……通志作商河即古商河误”，这里不需赘述。
商河之名的由来，亦有三说。其一《水经注·河水》载，因其源头“世谓之落里坈，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但清末明初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却认为商漳声不近，《通曲》作商音墒。其二，《元和郡县志》载，“汉成帝鸿嘉四年，河水泛滥为害，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故以商字为名，后人加水焉”。但邑凛生王心廉在《重修商河县志》河渠总考中曾提出疑义说，“许商驳孙禁欲开河，又安能自开河？”又言，许商与钦（桑钦）同时，是商水不始于许商之明证。”其三，《重修商河县志》还载，“沙河为黄水经流”，商河是“因其被伤而名之”，但同时又自认为“属臆断”“只有理”，实际上又作了自我否定。那么，究竟何说可取？据考，许商凿河之说虽出的时代较晚，但一经出现，即被历代修志者所公认，继《元和志》之后，尚有《寰宇记》、《齐乘》等等。从明代纂修的第一部《商河县志》始，除肯定“思许君而不得，托名于河以寄其思”外，还将许商列于宦绩之最。至清雍正二年，又将许商祀于名宦祠之首。道光《商河县志·艺文》并载诗云：洪流入海地无波，
万姓欢呼麦丘坡。
犹恐甘棠遭败剪，
嘉名永锡许商河。
至于王氏所提的两条否定理由，也并不足为证。关于商禁之争，《汉书》卷二十九载，“是岁，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令入笃马河”，许商以为“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这里，他们争辩的目的是解决灌县邑三十一，其焦点集中在决不决河水的平原金堤，丝毫未涉及开凿商河一事。所以，以许商不同意决平原金堤而机械地类推为不开他河，难以令人折服。相反地，汉朸县属平原郡，毗连被水的渤海，作为晚于大禹两千多年，且“善为算，能度功用”专门掌管治水的许商，既然否决开大河，自然也要提出别的方案，这样，疏理商河反倒更有其必然。故不能因商禁有争论而否定许商开凿商河之论。关于商钦同时之说，也并非如此。《辞海》引《隋书·经籍志》、《唐六典·工部·水部员外郎注》等，一说东晋郭璞注，一称汉桑钦水经，清阎若璩始辨明非郭撰，但未提桑钦。其成书时代，胡渭认为创自东汉，由魏晋人续成；金祖望认为成于东汉初；戴震等认为大约是三国时的著作。这里，既定钦撰，并以最早之说，即东汉初，也要在公元25年之后，至少晚于许商凿河四十多年，并非同时。再说，假若有可能是同时的话，同代人记同代事，是史志常见的，也是当然的。
商河与商河县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商河是指一条河流，商河县是指县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河早县晚，县取于河。商河成于汉，后因是一水系而加水旁成“滳河”。隋开皇十六年于滳河流域置县，便取名叫滳河县。从宋代开始，滳河改道转名，滳河仅指县名，又将滳字去水旁成“商河县”。现今，商河县犹在，商河则是考究的课题了。
（本文经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张修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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