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一、抗战前的育英中学
（一）济南育英中学的创办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继续探寻救治中国的道路。不少有识之士为达救国目的，致力于开发民智、兴办学堂的活动，他们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济南育英中学，即在此炽风热潮中，应运而生。
1913年3月，山东高等学堂即将毕业的学生李允峰、朱建桂、李秉元、杜友棻、刘清沂等5人，准备创办一所学校，得到同学张启昆、王克忠的赞助及社会名流丁惟椽、张介礼、孔祥柯、李传煦、曲卓新、邵晋蕃等的支持，并得到当局之默许，遂发起办学。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将拟办的学校命名为“山东私立育英中学校”。5月，倡办人公推李庆璋、张介礼、孔祥柯、丁惟椽、李传煦、邵晋蕃为校董，组成第一届校董会，选孔祥柯为首任校长，并呈山东都督府，请将前布政司经历厅署（今省人民政府院内东南部）拨为校址，获准。6月，李允峰等毕业后，即着手筹备建校。不料拨给的校址竟被胥吏占用，无处办公，只得暂赁县东巷南首路西麟记客栈（今县东巷95号）办理招生事宜。但经费极为困难，工作人员竟无购餐之费用，靠校董李传煦的接济，筹备事项才得继续进行。当时适逢山东高等学堂奉令停办，所有校具拨给各校，初办的育英中学也分得了部分校具和理化仪器以及博物标本等。7月，经历厅署之校址腾出，方得开学上课。
是年7月20日招考新生，录取新生70余名，8月开学，后续行招生，至9月共招取学生268名。初分5个班上课，11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经济状况极为困难，因教职员多是创办人，勇于负重，皆身兼数职，以减少开支。孔祥柯、张介礼、董毓璇、于之昌先后任校长，皆不支薪，其创业精神感人。当时虽尽力节约，但经济仍感拮据，幸校董张启昆募款自徐州寄来，方渡过难关。
1914年4月，经历城县公署批准，划拨西关花店街赵公祠（今东杆面巷南口路东拐角处）及馆驿街王公祠为校产，并另拨广仁善局公款银700两做补助，经济方有基础。6月19日奉令立案，得到政府的承认，后遂定是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这样，由一群山东高等学堂人员创办的育英中学方立定脚跟，故时人称育英是“学堂派”创立的。
（二）育英中学的盛衰隆替
民国虽建，国难未已，外有帝国主义之加紧侵略，内有封建军阀之反动统治，新建之育英中学，亦在此国难中艰难地前进。
1914年8月，初招的5个班的学生经编级试验，按程度缩编为3个班。次年2月，巡按署教育主任胡玉荪来校视察，因学生成绩优良，遂批准自1916年开始，每年由省补助育英经费1200元。随着校务的进展，省补助款也年有增加，多时年达7800元。补助费成为私立育英中学的经济来源之一。
1919年春，山东省长公署将已拨做育英中学的经历厅署收回，令育英中学搬迁，另拨前山东高等学堂西偏院两座楼房及平房30余间为新校舍（即今校址）。但此处为法政学校占用，坚不让出，致使育英校址无着，面临存亡危机。时值“五四”运动，育英师生在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争取校址而斗争，200余名学生迫不得已，强行迁入新址，问题始得解决。
1919年7月，育英迁入新校址，因房舍不适，乃积极营建校舍。当年10月，校长于之昌、校董李允峰分赴南北募集款项，年底建南楼二层共12间，设4个教室。为了迎接建校十周年纪念日，1923年初就积极筹办校图书馆，经管理员孙怀远（孙心田）多方劝募，集资千余元，购募图书千余册，定东楼上为馆址，3月正式开馆，是本校设图书馆之始。4月，开始改建校门，并请黄炎培先生书写校名，置匾横列校门上（今校门上校名即原字体）。6月19日举行了建校十周年校庆会，王翔千先生为此写了祝辞：“悠扬的雅乐声中，新簇的国旗影里，有多少男女佳宾来此齐集，都道一声‘恭喜’”。9月，张慎修继任校长，因系专职，校董会始决定自本任校长起支薪。此后校长皆为专任，且任期较长，这是校务进展的有利因素。
1921年11月至1924年1月，在校舍西部先后购民田7亩余，筹建学生宿舍。1924年下半年，在校学生达13个班，有656人。学生多了，住宿问题亟待解决。9月，营建宿舍10排，共90间，每室4人，可容360人。建房款项不足，除息借部分外，余由校董张介礼、李传煦、李允峰筹垫。筹款上的出力，是部分校董对学校的重大贡献。一时校容可观，校务日隆，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1925年后，张宗昌督鲁，兵匪遍地，民生凋敝，教育随之衰微。育英学生人数、班数逐年递减，至1928年，只有4个班，145人，衰况可见。是年又发生“五三”惨案，山东人民饱受暴政统治，又遭日军杀戮，因之学生星散，育英中学被迫停课半年。1928年6月8日及14日，日军两次来校搜查，对教务主任王树先和教师王大可等威胁恐吓，恣意破坏仪器、标本、图书，致使办学以来的文献案卷散失大半。此时省府南迁泰安，补助费停发，育英陷入困境。
“五三”惨案后，青少年失学者多。1929年初，育英中学乃举办补习班以应急需。5月，省府迁回济南，学校恢复上课。8月，重得公款补助，考生陡增。是年招收新生3个班。1930年初，为了区别于同名的学校，改校名为“济南市私立育英初级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强邻肆虐，国势日危，激励了青年学生奋发向上的情绪。育英中学学生累年增加，至1933年，增至15个班，724人。学生成绩也逐年上升，如1933年1月，第一次全省毕业会考，育英有82人参加，符合毕业标准者只有46人。至1937年6月的第九次毕业会考，有125人参加，全部符合毕业标准，且90％以上列于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等，在省内九次会考中，育英三次夺魁。第六次会考，第一名是育英学生舒良琦，平均为96.4分。因成绩优异，10月，省教育厅以“中等学校优等奖金”的名义奖给育英500元。此后校务日隆，誉满全省，吸引了更多学生投考育英，1937年上半年，在校学生已达942人。青年学生向往育英，坚定了办学人的信心，于是开展了创风格、明方向、定措施、大展宏图的活动，并创作校歌，集会必唱，还拟定每周的中心工作，督励师生执行。学校还增添设备，扩充校址，修建校舍。1931年10月，在办公楼后建成理化教室、仪器室、教员宿舍及礼堂等，还在学生宿舍南建了学生饭厅和厨房。在大兴土木经费正感不足之时，济南工业界人士田仪传助资兴学，向育英捐款2000元，解决了急需。
1933年春，在南坡购民田15亩余，北部建学生宿舍3排，南部开为运动场，5月竣工，乃将此处定为分校（亦称二院）。校容整修完竣，迎来了二十周年校庆，举行了庆祝会，举办了展览会并进行了各项文体活动。又编印了校刊《二十周年的济南育英中学》，记述了育英的创办经过及学校的发展概况。育英在济南市中学界的声望日益增高。
“超正谊、赶一中、办高中、效南开”，是育英中学三十年代的办学目标，抗战前已取得较优成绩。1937年春，决定兴办高中。6月，发出高中招生简章，同时营建新教学楼（红楼），但未及竣工，“七七”事变就爆发了。7月中旬，平、津大批学生流亡来济，分住省立高中、一中、育英各校，济南学生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8月，本校只招收了初中新生及部分插班生，举办高中事不得不停。后虽开学上课，但日军已进入山东。9月19日，省教育厅令学校南迁，有少数职工留守学校。12月底济南沦陷，校舍为日军侵占。入晚，日军烧桌凳取暖，并烘烤抢来的牛、羊、猪等，校内所有器具、图书、仪器、标本及师生存放的衣物均焚劫一空。此后8年，校舍被占，学校停办。
（三）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近代，我们国家民族多灾多难，育英中学亦历经坎坷。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民觉悟起来，育英中学的师生也开始了革命活动。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济南学生首先响应，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当时育英中学虽校舍无着，但学生仍积极地参加了爱国活动。本校首任校长孔祥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校董李允峰参加了赴京请愿团，这都对本校师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行动起了推动作用。嗣后，有的学生南下广州，投身于国民革命（如参加黄埔军校的李文炤等）；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爱国革命活动在本校逐渐展开。
王翔千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师。1920年来育英中学任国文教员，有时也到一中兼课。他是育英中学先进思想的启迪者，是进步学生的引路人，他也带动了一中的进步学生。他来育英之前已接受和信仰马克思学说，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一起组成“励新学会”，开展读书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和王尽美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在山东教育会内（贡院墙根街），它孕育着“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王翔千与王尽美、邓恩铭同是发起人，都是小组的最早成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王翔千积极教授白话文，传播新思潮，并指导学生编演话剧，如《夜未央》、《先驱血》、《孔雀东南飞》、《新村正》等。在育英的多次演出中，有时他还担任剧中角色，这既吸引了观众，也推动了新风。
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召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育英中学西楼一层楼西南部房间内。参加者有王尽美（一师学生）、邓恩铭（一中学生）、王用章、贾迺甫（商专学生）、刘焕岱（又名刘伟，一中学生）、马馥塘（一中学生）、王复元（一中工人）、方鸿俊和王翔千老师的弟弟王振千（当时在育英代课）、育英学生尹裕祚（八班，肥城石横人）、尹振祚（又名尹飞、尹鹏武，八班，肥城石横人）等20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主持人为王尽美，王翔千是以“特别团员”的身份参加的。此后，党、团组织曾多次在育英开会，如纪念马克思诞辰，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等。育英中学建有团支部，由王翔千负责。1923年前后，育英团组织化名“育正”，成员6人。
王翔千在育英任教时，也正是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报刊编辑的时候。1921年5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并在《大东日报》副刊上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栏，王翔千任编辑。在此刊被禁停刊后，于1922年7月又主编《山东劳动周刊》。1923年8月，他又促成电话局洛口领班汝仲文出资创办了《晨钟》报，并自任总编辑。他和王尽美在该报发表过不少文章，使《晨钟》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喉舌（两年后此报被张宗昌下令封闭）。在王翔千的影响下，有的学生在校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有的参加了革命组织，有的离校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李清漪（八班，沂水人）就是在王的启发影响下走向革命道路的。
山东二十二烈士之一的朱霄（原名朱桂生，肥城湖屯人，育英旧制十一班学生），就是经王翔千介绍，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朱曾是《中国青年》的特约撰稿人、济南学生自治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过团济南地委委员，代理过组织部长，并任地方特派员，经常深入淄博农村。1927年下半年，朱霄代表山东省委宣布武冠英（育英十二班学生，原名武之魁，1926年经朱霄介绍入党）任泰安县委书记。朱在开辟鲁南党的建设工作中做出了贡献。1928年调青岛任市委组织部长，是年冬，由于王复元兄弟的叛卖而被捕。1931年4月5日，朱霄同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一起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杀害。
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济南各界人士积极响应。6月初，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各界纷纷建立了“雪耻会”等组织，捐献，义演，援助沪、青工人的反帝斗争。济南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统一行动，在公园召开大会，上街游行，到市郊宣传，发动市民抵制日货。在6月25日的全国统一行动中，育英学生会印发了“为英日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同胞”的传单，指出“要誓死奋斗到底！”“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学生的爱国热情可见一斑。
“五三”惨案以后，育英校务有所发展，随着人数的增加，不少进步师生来校。教师有吴宝璞、赵笃生、林丰年等。学生有亓象岑、方灿章、朱士安、朱士杰、桑艮阳、段明辉、董广文（董一博）等。进步师生组织了读书会，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怒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要求抗战，去南京请愿。9月底，育英男生组成了“救国军”，女生组成了“救护队”。10月，校方还组织了百余学生到南营接受军事训练，月底在省体操场会操。育英学生编成青年义勇军4个连，童子义勇军1个连。参加受检阅者皆着黑色制服，黄色裹腿，腰系皮带。整齐的队形，坚毅的步伐，连军阀韩复榘也不能不颔首称赞“真是凛然正气不可犯”。尤其是在平、津学生南下请愿的影响下，济南学生在学生会主持下，组成请愿团，育英中学有400余名学生参加，随高中学生一同行动。12月5日到火车站索车，由于当局禁止赴京请愿，学生乃顶风冒雨，卧轨索车，相持3天多，8日始得分乘闷罐车30辆南下。去者共14个学校的2000余人，分编为25个队。育英参加者200余人，史地教员赵笃生及校长曲太一到车站送行。各地到京学生住在中央大学。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出现了请愿、示威两种主张。山东学生曾列队去外交部和教育部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后又去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接见。蒋被迫出见学生，先给学生以恭维，说什么“燕赵齐鲁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要求抗战，我也赞成，如真想抗日，可推选代表，开列名单，发枪去抗日”。以此诱骗学生，并贴出“欢送请愿学生回中央大学用餐”的标语，将山东学生诓出国民政府。此时山东教育厅已派各校校长到京，劝导学生回济，加上天寒，个别学生先行散归。18日早，南京政府派军宪包围了中央大学，强迫学生离京。20日上午9时半，育英学生与高中学生同车返济，受到在济师生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这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中，进步师生起了推动作用。学生的意愿虽未能实现，但他们却由此认识到南京政府的真面目，因此，更加倾向革命，靠拢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不少人成为其中的骨干。
反动政府禁止革命活动，逮捕进步人士，枪杀共产党人，不但扼杀不了革命，反促使热血青年觉醒。1934年，育英学生成立了党支部，负责人是李秀海（十六级一班），成员有王志鼎（十六级一班，后改名王若杰）。同年底育英闹学潮，李秀海因反对校方压制学生而被除名。党组织委任他主编党的刊物《插秧》，但未行动，因为他要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而南赴上海。后得赵健民允许去当了兵，意欲在军队开赴江西“剿共”时与共产党的组织取得联系。1935年下半年，育英十八级二班学生杨肯堂（杨涤生）联络进步同学组成读书会，参加者有陈尧贤（陈跃先）、牛汝盛（于重远）、程传钰（程重远）、耿毓珉、王玉阶、王敬铨等。1936年8月，陈尧贤经杨涤生介绍入党，并负责党支部工作，成员有牛汝盛等。至年底，育英又有徐用中（二十一级二班）、蔡之程（二十三级一班）、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陈尧贤毕业去历城任董家小学教员后，即由蔡之程和徐用中负责党支部工作，直至“七七”事变爆发。1936年暑假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育英也建立了组织，负责人是蔡念曾（十九级一班），成员有蔡之程（二十级一班）、李续昭（张朝辉）、吕国贞、杨淑（皆十九级二班）等。党、团、“民先”成员多是优秀生，并有组织活动能力，故在爱国运动中起着骨千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日重。“一二·九”爱国运动首先爆发于北平，济南学生起而响应。首先是高中学生举行罢课，继而育英学生也积极活动，发动者为负责学生会的靳绪玉（靳彪）、杨绍武等两人（皆十七级学生）。靳绪玉自行打钟，集合全体同学，学生自行登台演说，历述日军侵华罪行，痛斥当局压制爱国群众的行为，迫使校方表态，遂决定罢课。学生自动组织纠察队，昼夜值勤，以维护学校秩序，并与高中学生联系准备游行示威。省立高中、一中、育英三校并立于杆石桥街，三校共有学生2000多人，是游行示威的主力。这自然引起反动政府的重视，韩复榘令其手枪旅沿街站岗，并派兵手持大刀，排列于各校门口两旁，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士兵虽同情学生，却不得不执行命令，各校学生只得越墙联系。校方按政府命令宣布提前放寒假，伙房停火，禁通校生进校，逼住宿生离校。这样，游行示威虽被破坏，而爱国学生的救亡之心却更炽烈，对南京政府的反动面目也认识得更清楚。于是，许多学生在党团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引导下参加了集会、结社、办刊物等活动，来抒发爱国热情。如1936年10月，在济师召开的悼念鲁迅大会和1937年春“民先”在橛山召开的大会中，育英学生都有多人前往参加。1936年上半年，育英十九级学生翟咸利（翟向东）、赵守杲（白桦）等与他校联合编写《火芽》，在《衡报》副刊上发表。显然，他们已由青年学生的写作练习转为抒发爱国忧民的呐喊。
1936年冬，察绥抗战紧迫，济南学生曾发动捐献。育英学生集会时，赵笃生印制了“察绥抗战形势图”发给学生，并沉痛陈词，历述日军罪行，讴歌察绥前线战士的艰苦抗敌，指出爱国者的职责，激动人心，声泪俱下。当时有的学生当即脱下毛衣捐献。会后学生分组上街劝募，市民亦多解囊相助。募款汇集后交省立高中学生会，由高中派出三人作为济南学生代表携款赴百灵庙慰问前线抗敌将士。代表之一靳绪玉是育英初中毕业后新考入省立高中的学生。这时育英学生购阅进步书刊者倍增，《生活》、《永生》等进步书刊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刊物，一些教师也注意宣讲时事。这些活动奠定了学生后来参加抗战的思想基础。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师生中反响不一，有的愿杀蒋泄愤，有的认为张、杨误国，受共产党的操纵而破坏统一，多数则害怕国内大乱，给外寇以可乘之机。师生情绪起伏，一时难于正常上课。此时进步书刊介绍了红军的情况，师生读后耳目一新。捉蒋、逼蒋抗战，继而放蒋，使多数人松了一口气，对前途产生了希望，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拥蒋者闻蒋获释，竟连夜燃放鞭炮庆祝，这只是少数人的表现。
育英师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为群众树立了榜样，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故师生虽不断更换，而革命组织却在育英不断成长、发展，即使在白色恐怖中和校训育主任赵文涛、王茹心的严密控制下，也未能阻止党团及外围组织（读书会、救国会、民先等）的发展。因为党团组织影响着进步师生，而进步师生又掩护了党团员的革命活动。且当时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多是在学生会的组织下进行的。合法的组织，正义的行动，使学校当局想阻止而不可能，故育英师生的革命传统得以延续，革命组织得以发展。
（四）旧制改新制，成绩创优异
本校创办初期，按教育部规程，学制定为四年（后称旧制）。招生数少，就一班为一届，招生多了，就一届列两班，故班次不全是表示届次。一届招两班时，因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曾按程度分班，以利教学。起初只招秋季始业生，1920年2月添招春季始业生。1923年奉令改行新学制，即高、初中各三年的三、三制。育英只办初中，2月招收新生，编称第一级，级下再列班次。在三十年代因招生数多，为有利于教学，曾在低年级按国文和算学的程度来分班，高年级按算学和英文的程度来分班。
旧制时设置的课程是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博物、体育、音乐、图画等科。那时应用的教科书多用文言文编写，有的还采用了英文原版书，故当时以英文、国文、算学为主课。新制初中课程设置是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理、自然（包括动、植、矿物）、物理、化学、生理卫生、体育、音乐（初称乐歌）、图画等。每周34～36节。三十年代前后便设置了党义课，后更名为公民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设立过军事训练课，另外于1934年在低年级还增设了童子军，这是初步的军事训练。另外设有国术、工艺（后改称劳作）等课。各科课本教材由任课教员商同教务处自行选用，有的采用商务印书馆本，有的采用开明书店本，还有的是翻译本（如三S几何学等），直到1933年后，大部分课程采用了新课程标准本（中华书局印）。教学内容允许教员删补，如国文课中规定的经书、大学、中庸等，有的教员干脆不讲，代之以白话文和新诗歌，这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深受学生欢迎。
在三十年代初，育英中学除了行政机构外，为了对各项工作的加强，还组织教务会、学科会来研究教学，改进教学。还设立了各种课外组织，来推动课外自学，如成立了学术部，来研究科学，开展读书、演说等活动；成立艺术部，来推动图画、雅乐、军乐的练习；建立体育部，来组织安排各项体育活动。此外还由学生组成了膳食、卫生、宿舍等管理组织，来培养学生的自治自理能力。
对学生的操行和学业成绩订有详细的考查办法。操行列甲、乙、丙、丁、戊五等，学业成绩列甲、乙、丙、丁四等，皆以丙等为及格，丙等以下为不及格。以此为基础，规定奖惩。
奖的办法是设立免费制度，全校每学期定额10名（一年级不设），评定条件是操行、学业成绩都必须列甲等，择优选定。这一办法鼓励了学生努力学习。此外还不定时的举行学科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励。惩的办法是学习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升级，连续留级三次者则“令退”。操行考核就更严，规定操行列丁等者作试读生，列戊等者“令退”离校。在思想上经常向学生倡导“业精于勤”，对班级每周全勤及个人学期全勤者则颁发奖状，进行鼓励。这些措施对教学都起了保证与促进作用。
自王树先担任教务主任（1917年到校）、曲太一担任校长（1927年到校）、王茹心担任训育主任（1931年到校）以来，直到1937年，校行政领导未再变动。名师应聘到校任教者不乏其人，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育英教学人员不多，但很精干，有的终生从事教育，有的长期任教于育英，各具专长，各有特点。如算学教师王树先严于要求，裴文堂熟于演算，曲荣卿用朗读来教算学；国文教师如长于旧文学及精写魏碑的张伯泉，通晓新旧文学长于行书的任研佛，精于金石文的任晓麓，长于新文学的林丰年等；还有被人称为“英文权威”的周咸一，被称做“大自然”的王吟兮，号称“济南四画家”之一的张茂材，以田径体操见长的王大可，被称为“三铁大王”的杨冀超等。还有的教师合编补充教材辅助教学，如林丰年与王茹心，一同编成《国学基本常识》一书，使学生学到了中国文学史，受益匪浅。教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给学生以极大影响，良好的校风逐步树立。
在三十年代，由于领导人员的稳定及名师的任教，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32年下半年，省教育厅公布了对中学生举行毕业会考。就政府来说，其目的是统一毕业标准，考查办学成绩，区分学校高低，迫使学生埋头读书，少问政治。就学生来说，则关系到是否能毕业，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故引起了济南市中学生的反会考罢课斗争。起初，育英学生也参加了，后迫于压力，不得不参加会考，这却成了衡量育英办学成绩，提高声誉的契机。因教的认真，学的踏实，会考成绩逐次上升。如1935年1月第五次会考，全省首魁王光乾，是育英十四级的学生；6月第六次会考，育英便夺得省内前5名中的3名；首魁舒良琦，第二名顾大凯，第四名孙奇特。1936年童子军训练也列入甲等。由于成绩卓著，受到当时政府的奖励。
成绩来自学生的苦学，更来自教师的严教，也凝聚着办学人的心血。为了鼓励先进，学校对取得会考第一名的学生发给奖金百元。
1936年学校创办人李允峰病逝，为表彰他对学校的贡献，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1937年5月，是王树先服务于本校二十周年，学校为他修建了纪念碑。学校召开庆祝会，很多老校友给王老师送来牌匾（匾毁于济南沦陷时期，纪念碑于1964年拆除，碑石于“文革”期内丢失）。
（五）行政组织及经济状况
育英是私立中学，校董会是学校行政组织的最高机构。1913年5月推选出第一届校董会，校长均由校董会推任，然后由校长聘任教员和职员。校长下设教务处和庶务处及学监。第一任教务主任、庶务主任及学监，由创办人杜友棻、李允峰、刘清沂分别担任。至1928年后，除教务处照旧外，庶务处改为事务处，增设训育处，管理学生，替代了学监，赵文涛是第一任训育主任。这种组织形式至1937年未变动。
育英初办时，经费困难，为了减少开支，只得职员兼教员，或教员兼职员，也向他校借聘教员来校任课。1937年上半年，在校生已达15个班，942人，却只有教职员34人。人员虽少，而成绩却不断上升，实赖人员之精干。
育英建校初期，本无基金，除上述1914年历城县公署拨给之两处校产，以及由广仁善局拨给之700两白银公款外，至1916年方由省拨款给予定期补助。起初每年给1200元，最多年给7800元。故在未迁入新校址前有三项经费来源，即校产房租的收入、公款补助和学生纳费。至1919年底，为改修新校舍，曾由校长于之昌及校董李允峰分赴南北，向社会募捐，此后募捐成为育英另一经济来源。1920年，靳翼青、张效坤、王子春、卢子嘉等，每人捐款500元，至1930年，更有田仪传一次捐款2000元。虽热心捐助者不乏其人，但在四种资金来源中，学生纳费是主要的。学校经费能否维护，就看学生人数多少。学生的经济负担很重，以1933年为例，一个外地学生，每学期花费达150多元，少者也需五六十元，一般需七八十元，故中途离校者甚多。育英的学生入校时多，毕业时少，原因即在此。
1919年迁至杆石桥街新校址后，物质条件逐步改善，学校得以不断发展。原只有两座方楼和30多间平房，起初外地学生只能赁居民房，到饭铺包饭。至1924年，在校舍西部先后购地建宿舍10排，计90间。1931年9月，又修建了学生厨房及餐厅，并在两楼后边兴建礼堂、理化教室、仪器室等。1933年在南坡购地，建宿舍、修运动场。1935年增设了卫生室。1936年以宿舍不足，又在二院后租赁了部分民房，至此全部解决了外地学生的食宿问题。是时学校已初具规模。1937年暑假，为筹设高中而兴建红楼，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校的扩展计划。
在兴建校舍的同时，也陆续添置了图书、仪器、标本、校具等，为提高教学、改善阅读、开展体育、注意卫生创造了条件。从1920年开始，按新式样购制桌凳，1930年完成。1923年3月校图书馆开办时，只有图书千余册，至抗战前夕，已有各种图书1万余册。1935年，还将东楼上的厦檐底下改建为阅报室，供学生阅览，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原由山东高等学堂接收来的仪器、标本，经1928年“五三”惨案，被日军破坏无余。1930年后方开始添置，1933年已有理化仪器900多件，标本模型1100多件，就中学之课程需要来说，已可敷用。1931年有了专用仪器和实验教室，设专人管理，使理化、博物课不只听课，还可看、可做实验了。
在经济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教职员的薪金也在提高，如二十年代月薪只有二三十元，至1933年，月薪最高者已达百元以上，最少的十几元，一般是八九十元，虽低于公立学校，但可维持生活。一般教员能在育英安心任教数十年，成绩斐然，这是原因之一。
总之，育英中学的创办、发展，历经坎坷，维难维艰。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是解放前育英中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育英中学，已发展成为一所颇具规模、设备齐全、教学质量优良并有光荣革命传统、在社会上有较高声誉、为许多进步青年学生所向往的学校。
二、抗战时期的育英中学
（一）奉令南迁，辗转入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9月19日学校奉令南迁，开始报名者300多人。时局日紧，师生有的返乡，有的参加了救亡组织。在10月起程时，只有百余人了。这些学生由校长曲太一和教务主任王树先带领，随行的教师有任研佛、王大可、刘焕文，以及工友李复生等。先迁至汶上，校长曲太一因家属牵累，无法随行，后由王树先率领继续南下。11月到单县，省内各中等学校的师生员工3000多人汇集此地。省教育厅派杨展云负责领导。1938年2月，南迁师生到达河南南阳赊旗镇，在此度过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此时费用告竭，师生备尝国破家亡之痛、离乡背井之苦，凄楚情景可以想见。后教育部指定在湖北郧阳、均县设立湖北中学，悉数收容山东流亡学生，5月到达郧阳、均县，得以短时上课。此时校长为杨展云，8月宋还吾继任校长。1938年11月，湖北中学奉部令迁川，编入战时内迁中学之序列，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长为葛为棻。六中校本部在绵阳，另设一、二、三、四分校，一分校在梓潼，二分校在德阳，三分校在绵阳新店子，四分校在罗江。育英中学的师生多被编入六中第二分校。
（二）育英二院，改设小学
1937年底济南沦陷，日军占领校舍，封闭校门，扒通院墙与省立高中连为一院。1938年6月和1940年12月，育英部分留济校董，曾一再呈请伪省长转函日军腾让校舍，拟继续办学，但未得结果。后伪政府拟开南郊为新市区，二院校址在开辟之列，虽一再呈请伪省长望保留二院做开学之用，终未如愿，再办中学已难实现。1940年3月，经校董决定，在二院余部改设育英小学，推李仲三任校长，使育英校名得以延续，该小学于1946年7月停办。
三、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的育英中学
（一）复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育英中学先由驻安徽阜阳校友联名，后由董事长张公制呈请山东省政府发还校舍，12月1日得批示：发还全部校舍及校产。随之组成育英校友复校筹委会，办理接收事宜。接收校舍后，一方面向社会募集捐款，一方面修葺残破的校舍，购置校具，安排教职工，准备开学。1946年2月改组校董会，张公制继续任董事长，曲太一辞校长职，转任事务主任，另推刘幼亭任校长（当时他是省参议会的秘书长）。当即招收初中插班生三个级别，6个班，324人，继承“七七”事变前的编班序列，将新招插班生分编为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级。2月下旬校具初备，校容重现，得以开学上课。因房舍有余，将小学部由二院迁到校内，出租一部分学生宿舍以补经费。
（二）在动荡中前进
1946年初复校时，只有6个班、324人，1947年秋增设高中一级，至1948年春已有12个班，共523人，改校名为“私立济南育英中学”。1948年春将教务、训育、事务三处扩为教务、训导、事务、体育四处。因临近解放，体育处未能设立。
1947年春恢复了校图书馆，地点仍在东楼上东间，至1948年秋已购置书籍3000多册，但仪器标本则无力购置，只有37件，凑合上课而已。
校务虽有进展，但学生变动甚大。因大批学生为逃亡来济者，加之物价飞涨，很多人经济困难，学杂费成为沉重负担，上不起学，只好转上公立学校或找工作。学生流动人数最多时几乎占全校学生数的60％。兹将当时学生经济负担情况列表如下。
[=此处为表格（1947年至1948年学生个人经济负担情况统计表：）=]
因为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公教人员的政治控制，内设“防匪防奸”小组，监视师生言行，外有特务不时“光临”学校，给师生造成心理压力。如1946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执行小组”共方代表成员亓象岑来母校探视。此本为常情，但继之而来的却是特务查询，不时抓人。其次因教职工中存在派别，勾心斗角，无心教学。更因物价飞涨，薪资难于维持生活。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当时教师的生活情况。
[=此处为表格（1946年至1948年教职员薪资变化统计表：）=]
当时教职员们盼领薪资，也怕领薪资，终日为柴米油盐而焦虑，不能专心教学。自1946年起，济南市各私立中等学校的校长组织了“私立中等学校联谊会”，会址设在育英中学，参加者有育英、正谊、泺源、齐鲁、立达、崇新、惠商及重生、红十字会助产等校，此一组织就是专为应付困境，统一行动而设的。
学生中形成明显的两派，初复校时因人数少不明显，至1947年下半年设立了高中，学生中的两派对立逐渐明显。一派是思想进步、主持正义的。他们多被选入学生会（如史润芳、张吾弟、尹乐泉、何晋炎等）。一派则是国民党三青团委派的骨干分子。他们依照反动党团的指示行事，压制进步学生，这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斗争。1948年春，进步学生何晋炎代表学生会办了一期壁报，揭露了师生中反动党团分子的丑恶行径。这触犯了负责训导工作的王迺桐，他做出了对何晋炎除名的决定。布告贴出后，学生大哗，他们晋见校长刘幼亭，加上进步教师据理力争，校长不得不撤销除名的决定，以平息风潮。刚登上训导主任宝座的王迺桐却因此大失面子，又因已临近解放，他只好趁暑假逃之夭夭。
这一阶段的教学情况，基本上是按“七七”事变前的课程标准进行，但任课教师可选补部分教材。由于学生程度不齐，加上局势动荡不安，故无显著特点，亦无明显的成绩可言。
（三）盼黎明，迎解放。
泰安、潍县解放后，济南已成孤岛。当时的育英中学有少数教员南逃，多数教职工盼望解放，更有部分人员早已与党取得了联系，成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教师许宝笃、王振麟，工人韩玉桂、杨秉文等，他们为解放军提供情报，为做好接管工作准备条件，为稳定人心做宣传。
1948年9月16日，济南解放战役开始。17日，国民党军青年教导总队一个营强住育英。当晚炮火甚急，约10时，国民党军纷纷退向圩子门里。为躲炮火，留校师生四五十人避于东西两楼地下室。21日黎明，解放军进入学校。在解放军走后，附近的市井流氓乘机将校内存放的面粉及办公用品抢掠一空。25日，市军管会派员进驻育英中学，召集原育英职工整理校舍，督促复校开课。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私立育英中学走向了新生。
四、育英中学英才辈出
育英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并以优异成绩见称的学校。解放前它历经忧患，曾几度濒临停办，解放后它获得了新生，日益得到发展。由学校创建至解放前（1913～1948年），历经35年，毕业学生共35届、58个班、2256人。
解放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使育英中学觉醒，激人奋发。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磨砺了人们的革命意志，促人寻找革命的道路。学生们奋发学习，立志救国救民，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王翔千、吴宝璞、赵笃生、张伯秋、任仲夷等的教育引导下，育英有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学术和事业上有所建树者也大有人在。先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牺牲的有：李清漪（于1927年山东省委被破坏时牺牲）、朱霄（朱桂生，于1931年4月5日与邓恩铭、刘谦初等同时被杀害）、尹鹏武（尹振祚，于1940年被害）、王鑑览（于1939年被害）、李秀海（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尹天佑、张适（张来顺，曾任奉天特委书记，于1945年在东北被捕栖牲）、王异之、王大化（《兄妹开荒》的作者）、邱则敏、曲曰博、陈元振等，他们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宋平（宋延平，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白桦（赵守杲，现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董一博（董广文，现任全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王若杰（王志鼎，曾任我国家驻外大使）、杨涤生（杨肯堂，曾任七机部副部长）、翟向东（翟咸利，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鲁之沫（张宜勤，曾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赵起扬（高子丰，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张瑞（王以勇，曾任安徽省高级法院院长）、李林（李凤集，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亓象岑（曾任山东省经委副主任）、王一（曾任山东省一轻厅厅长）、曲鹒新（曾任山东省水利厅副厅长）、李戴（曾任山东省科协副主任）、陈耀先（陈尧贤，曾任广东省冶金厅副厅长）、周伯易（周德发，曾任广西省纺织工业厅厅长）、辛少波（辛大法，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蒋养乔（颜承梓，曾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牛重远（牛汝盛，曾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程重远（程传钮，曾任华东电管局局长）、刘培园（刘德玉，曾任济南教育学院院长、市人大常委委员）等。
在各高等院校，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有，武冠英（武之魁，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洪波（阎树国，山东海洋学院）、马志才（海军第二学院）、胡泮生（胡相芹，天津大学）、杨宗先（辽阳化纤学院）、冯起（冯景福，山东工学院）、陈韫玲（山东水利设计院）、郭川（张宗元，山东工学院）等。
曾任教于各大学的名教授有：阴法鲁（北京大学）、杨翼骧（南开大学）、漆侠（河北大学）、黄钺（云南大学）等。
成名为文学家的有：王统照、江风（王桐勋）、包时（孔令钰）等。
成名为科学家的有：张致一（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艺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有：画家黑伯龙、弭菊田、渠维瑛，书法家魏启后，名演员王玉梅等。
注：作者均系育英中学老校友、老教师。
（一）济南育英中学的创办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继续探寻救治中国的道路。不少有识之士为达救国目的，致力于开发民智、兴办学堂的活动，他们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济南育英中学，即在此炽风热潮中，应运而生。
1913年3月，山东高等学堂即将毕业的学生李允峰、朱建桂、李秉元、杜友棻、刘清沂等5人，准备创办一所学校，得到同学张启昆、王克忠的赞助及社会名流丁惟椽、张介礼、孔祥柯、李传煦、曲卓新、邵晋蕃等的支持，并得到当局之默许，遂发起办学。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将拟办的学校命名为“山东私立育英中学校”。5月，倡办人公推李庆璋、张介礼、孔祥柯、丁惟椽、李传煦、邵晋蕃为校董，组成第一届校董会，选孔祥柯为首任校长，并呈山东都督府，请将前布政司经历厅署（今省人民政府院内东南部）拨为校址，获准。6月，李允峰等毕业后，即着手筹备建校。不料拨给的校址竟被胥吏占用，无处办公，只得暂赁县东巷南首路西麟记客栈（今县东巷95号）办理招生事宜。但经费极为困难，工作人员竟无购餐之费用，靠校董李传煦的接济，筹备事项才得继续进行。当时适逢山东高等学堂奉令停办，所有校具拨给各校，初办的育英中学也分得了部分校具和理化仪器以及博物标本等。7月，经历厅署之校址腾出，方得开学上课。
是年7月20日招考新生，录取新生70余名，8月开学，后续行招生，至9月共招取学生268名。初分5个班上课，11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经济状况极为困难，因教职员多是创办人，勇于负重，皆身兼数职，以减少开支。孔祥柯、张介礼、董毓璇、于之昌先后任校长，皆不支薪，其创业精神感人。当时虽尽力节约，但经济仍感拮据，幸校董张启昆募款自徐州寄来，方渡过难关。
1914年4月，经历城县公署批准，划拨西关花店街赵公祠（今东杆面巷南口路东拐角处）及馆驿街王公祠为校产，并另拨广仁善局公款银700两做补助，经济方有基础。6月19日奉令立案，得到政府的承认，后遂定是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这样，由一群山东高等学堂人员创办的育英中学方立定脚跟，故时人称育英是“学堂派”创立的。
（二）育英中学的盛衰隆替
民国虽建，国难未已，外有帝国主义之加紧侵略，内有封建军阀之反动统治，新建之育英中学，亦在此国难中艰难地前进。
1914年8月，初招的5个班的学生经编级试验，按程度缩编为3个班。次年2月，巡按署教育主任胡玉荪来校视察，因学生成绩优良，遂批准自1916年开始，每年由省补助育英经费1200元。随着校务的进展，省补助款也年有增加，多时年达7800元。补助费成为私立育英中学的经济来源之一。
1919年春，山东省长公署将已拨做育英中学的经历厅署收回，令育英中学搬迁，另拨前山东高等学堂西偏院两座楼房及平房30余间为新校舍（即今校址）。但此处为法政学校占用，坚不让出，致使育英校址无着，面临存亡危机。时值“五四”运动，育英师生在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争取校址而斗争，200余名学生迫不得已，强行迁入新址，问题始得解决。
1919年7月，育英迁入新校址，因房舍不适，乃积极营建校舍。当年10月，校长于之昌、校董李允峰分赴南北募集款项，年底建南楼二层共12间，设4个教室。为了迎接建校十周年纪念日，1923年初就积极筹办校图书馆，经管理员孙怀远（孙心田）多方劝募，集资千余元，购募图书千余册，定东楼上为馆址，3月正式开馆，是本校设图书馆之始。4月，开始改建校门，并请黄炎培先生书写校名，置匾横列校门上（今校门上校名即原字体）。6月19日举行了建校十周年校庆会，王翔千先生为此写了祝辞：“悠扬的雅乐声中，新簇的国旗影里，有多少男女佳宾来此齐集，都道一声‘恭喜’”。9月，张慎修继任校长，因系专职，校董会始决定自本任校长起支薪。此后校长皆为专任，且任期较长，这是校务进展的有利因素。
1921年11月至1924年1月，在校舍西部先后购民田7亩余，筹建学生宿舍。1924年下半年，在校学生达13个班，有656人。学生多了，住宿问题亟待解决。9月，营建宿舍10排，共90间，每室4人，可容360人。建房款项不足，除息借部分外，余由校董张介礼、李传煦、李允峰筹垫。筹款上的出力，是部分校董对学校的重大贡献。一时校容可观，校务日隆，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1925年后，张宗昌督鲁，兵匪遍地，民生凋敝，教育随之衰微。育英学生人数、班数逐年递减，至1928年，只有4个班，145人，衰况可见。是年又发生“五三”惨案，山东人民饱受暴政统治，又遭日军杀戮，因之学生星散，育英中学被迫停课半年。1928年6月8日及14日，日军两次来校搜查，对教务主任王树先和教师王大可等威胁恐吓，恣意破坏仪器、标本、图书，致使办学以来的文献案卷散失大半。此时省府南迁泰安，补助费停发，育英陷入困境。
“五三”惨案后，青少年失学者多。1929年初，育英中学乃举办补习班以应急需。5月，省府迁回济南，学校恢复上课。8月，重得公款补助，考生陡增。是年招收新生3个班。1930年初，为了区别于同名的学校，改校名为“济南市私立育英初级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强邻肆虐，国势日危，激励了青年学生奋发向上的情绪。育英中学学生累年增加，至1933年，增至15个班，724人。学生成绩也逐年上升，如1933年1月，第一次全省毕业会考，育英有82人参加，符合毕业标准者只有46人。至1937年6月的第九次毕业会考，有125人参加，全部符合毕业标准，且90％以上列于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等，在省内九次会考中，育英三次夺魁。第六次会考，第一名是育英学生舒良琦，平均为96.4分。因成绩优异，10月，省教育厅以“中等学校优等奖金”的名义奖给育英500元。此后校务日隆，誉满全省，吸引了更多学生投考育英，1937年上半年，在校学生已达942人。青年学生向往育英，坚定了办学人的信心，于是开展了创风格、明方向、定措施、大展宏图的活动，并创作校歌，集会必唱，还拟定每周的中心工作，督励师生执行。学校还增添设备，扩充校址，修建校舍。1931年10月，在办公楼后建成理化教室、仪器室、教员宿舍及礼堂等，还在学生宿舍南建了学生饭厅和厨房。在大兴土木经费正感不足之时，济南工业界人士田仪传助资兴学，向育英捐款2000元，解决了急需。
1933年春，在南坡购民田15亩余，北部建学生宿舍3排，南部开为运动场，5月竣工，乃将此处定为分校（亦称二院）。校容整修完竣，迎来了二十周年校庆，举行了庆祝会，举办了展览会并进行了各项文体活动。又编印了校刊《二十周年的济南育英中学》，记述了育英的创办经过及学校的发展概况。育英在济南市中学界的声望日益增高。
“超正谊、赶一中、办高中、效南开”，是育英中学三十年代的办学目标，抗战前已取得较优成绩。1937年春，决定兴办高中。6月，发出高中招生简章，同时营建新教学楼（红楼），但未及竣工，“七七”事变就爆发了。7月中旬，平、津大批学生流亡来济，分住省立高中、一中、育英各校，济南学生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8月，本校只招收了初中新生及部分插班生，举办高中事不得不停。后虽开学上课，但日军已进入山东。9月19日，省教育厅令学校南迁，有少数职工留守学校。12月底济南沦陷，校舍为日军侵占。入晚，日军烧桌凳取暖，并烘烤抢来的牛、羊、猪等，校内所有器具、图书、仪器、标本及师生存放的衣物均焚劫一空。此后8年，校舍被占，学校停办。
（三）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近代，我们国家民族多灾多难，育英中学亦历经坎坷。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民觉悟起来，育英中学的师生也开始了革命活动。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济南学生首先响应，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当时育英中学虽校舍无着，但学生仍积极地参加了爱国活动。本校首任校长孔祥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校董李允峰参加了赴京请愿团，这都对本校师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行动起了推动作用。嗣后，有的学生南下广州，投身于国民革命（如参加黄埔军校的李文炤等）；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爱国革命活动在本校逐渐展开。
王翔千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师。1920年来育英中学任国文教员，有时也到一中兼课。他是育英中学先进思想的启迪者，是进步学生的引路人，他也带动了一中的进步学生。他来育英之前已接受和信仰马克思学说，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一起组成“励新学会”，开展读书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和王尽美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在山东教育会内（贡院墙根街），它孕育着“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王翔千与王尽美、邓恩铭同是发起人，都是小组的最早成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王翔千积极教授白话文，传播新思潮，并指导学生编演话剧，如《夜未央》、《先驱血》、《孔雀东南飞》、《新村正》等。在育英的多次演出中，有时他还担任剧中角色，这既吸引了观众，也推动了新风。
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召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育英中学西楼一层楼西南部房间内。参加者有王尽美（一师学生）、邓恩铭（一中学生）、王用章、贾迺甫（商专学生）、刘焕岱（又名刘伟，一中学生）、马馥塘（一中学生）、王复元（一中工人）、方鸿俊和王翔千老师的弟弟王振千（当时在育英代课）、育英学生尹裕祚（八班，肥城石横人）、尹振祚（又名尹飞、尹鹏武，八班，肥城石横人）等20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主持人为王尽美，王翔千是以“特别团员”的身份参加的。此后，党、团组织曾多次在育英开会，如纪念马克思诞辰，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等。育英中学建有团支部，由王翔千负责。1923年前后，育英团组织化名“育正”，成员6人。
王翔千在育英任教时，也正是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报刊编辑的时候。1921年5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并在《大东日报》副刊上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栏，王翔千任编辑。在此刊被禁停刊后，于1922年7月又主编《山东劳动周刊》。1923年8月，他又促成电话局洛口领班汝仲文出资创办了《晨钟》报，并自任总编辑。他和王尽美在该报发表过不少文章，使《晨钟》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喉舌（两年后此报被张宗昌下令封闭）。在王翔千的影响下，有的学生在校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有的参加了革命组织，有的离校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李清漪（八班，沂水人）就是在王的启发影响下走向革命道路的。
山东二十二烈士之一的朱霄（原名朱桂生，肥城湖屯人，育英旧制十一班学生），就是经王翔千介绍，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朱曾是《中国青年》的特约撰稿人、济南学生自治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过团济南地委委员，代理过组织部长，并任地方特派员，经常深入淄博农村。1927年下半年，朱霄代表山东省委宣布武冠英（育英十二班学生，原名武之魁，1926年经朱霄介绍入党）任泰安县委书记。朱在开辟鲁南党的建设工作中做出了贡献。1928年调青岛任市委组织部长，是年冬，由于王复元兄弟的叛卖而被捕。1931年4月5日，朱霄同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一起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杀害。
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济南各界人士积极响应。6月初，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各界纷纷建立了“雪耻会”等组织，捐献，义演，援助沪、青工人的反帝斗争。济南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统一行动，在公园召开大会，上街游行，到市郊宣传，发动市民抵制日货。在6月25日的全国统一行动中，育英学生会印发了“为英日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同胞”的传单，指出“要誓死奋斗到底！”“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学生的爱国热情可见一斑。
“五三”惨案以后，育英校务有所发展，随着人数的增加，不少进步师生来校。教师有吴宝璞、赵笃生、林丰年等。学生有亓象岑、方灿章、朱士安、朱士杰、桑艮阳、段明辉、董广文（董一博）等。进步师生组织了读书会，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怒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要求抗战，去南京请愿。9月底，育英男生组成了“救国军”，女生组成了“救护队”。10月，校方还组织了百余学生到南营接受军事训练，月底在省体操场会操。育英学生编成青年义勇军4个连，童子义勇军1个连。参加受检阅者皆着黑色制服，黄色裹腿，腰系皮带。整齐的队形，坚毅的步伐，连军阀韩复榘也不能不颔首称赞“真是凛然正气不可犯”。尤其是在平、津学生南下请愿的影响下，济南学生在学生会主持下，组成请愿团，育英中学有400余名学生参加，随高中学生一同行动。12月5日到火车站索车，由于当局禁止赴京请愿，学生乃顶风冒雨，卧轨索车，相持3天多，8日始得分乘闷罐车30辆南下。去者共14个学校的2000余人，分编为25个队。育英参加者200余人，史地教员赵笃生及校长曲太一到车站送行。各地到京学生住在中央大学。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出现了请愿、示威两种主张。山东学生曾列队去外交部和教育部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后又去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接见。蒋被迫出见学生，先给学生以恭维，说什么“燕赵齐鲁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要求抗战，我也赞成，如真想抗日，可推选代表，开列名单，发枪去抗日”。以此诱骗学生，并贴出“欢送请愿学生回中央大学用餐”的标语，将山东学生诓出国民政府。此时山东教育厅已派各校校长到京，劝导学生回济，加上天寒，个别学生先行散归。18日早，南京政府派军宪包围了中央大学，强迫学生离京。20日上午9时半，育英学生与高中学生同车返济，受到在济师生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这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中，进步师生起了推动作用。学生的意愿虽未能实现，但他们却由此认识到南京政府的真面目，因此，更加倾向革命，靠拢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不少人成为其中的骨干。
反动政府禁止革命活动，逮捕进步人士，枪杀共产党人，不但扼杀不了革命，反促使热血青年觉醒。1934年，育英学生成立了党支部，负责人是李秀海（十六级一班），成员有王志鼎（十六级一班，后改名王若杰）。同年底育英闹学潮，李秀海因反对校方压制学生而被除名。党组织委任他主编党的刊物《插秧》，但未行动，因为他要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而南赴上海。后得赵健民允许去当了兵，意欲在军队开赴江西“剿共”时与共产党的组织取得联系。1935年下半年，育英十八级二班学生杨肯堂（杨涤生）联络进步同学组成读书会，参加者有陈尧贤（陈跃先）、牛汝盛（于重远）、程传钰（程重远）、耿毓珉、王玉阶、王敬铨等。1936年8月，陈尧贤经杨涤生介绍入党，并负责党支部工作，成员有牛汝盛等。至年底，育英又有徐用中（二十一级二班）、蔡之程（二十三级一班）、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陈尧贤毕业去历城任董家小学教员后，即由蔡之程和徐用中负责党支部工作，直至“七七”事变爆发。1936年暑假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育英也建立了组织，负责人是蔡念曾（十九级一班），成员有蔡之程（二十级一班）、李续昭（张朝辉）、吕国贞、杨淑（皆十九级二班）等。党、团、“民先”成员多是优秀生，并有组织活动能力，故在爱国运动中起着骨千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日重。“一二·九”爱国运动首先爆发于北平，济南学生起而响应。首先是高中学生举行罢课，继而育英学生也积极活动，发动者为负责学生会的靳绪玉（靳彪）、杨绍武等两人（皆十七级学生）。靳绪玉自行打钟，集合全体同学，学生自行登台演说，历述日军侵华罪行，痛斥当局压制爱国群众的行为，迫使校方表态，遂决定罢课。学生自动组织纠察队，昼夜值勤，以维护学校秩序，并与高中学生联系准备游行示威。省立高中、一中、育英三校并立于杆石桥街，三校共有学生2000多人，是游行示威的主力。这自然引起反动政府的重视，韩复榘令其手枪旅沿街站岗，并派兵手持大刀，排列于各校门口两旁，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士兵虽同情学生，却不得不执行命令，各校学生只得越墙联系。校方按政府命令宣布提前放寒假，伙房停火，禁通校生进校，逼住宿生离校。这样，游行示威虽被破坏，而爱国学生的救亡之心却更炽烈，对南京政府的反动面目也认识得更清楚。于是，许多学生在党团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引导下参加了集会、结社、办刊物等活动，来抒发爱国热情。如1936年10月，在济师召开的悼念鲁迅大会和1937年春“民先”在橛山召开的大会中，育英学生都有多人前往参加。1936年上半年，育英十九级学生翟咸利（翟向东）、赵守杲（白桦）等与他校联合编写《火芽》，在《衡报》副刊上发表。显然，他们已由青年学生的写作练习转为抒发爱国忧民的呐喊。
1936年冬，察绥抗战紧迫，济南学生曾发动捐献。育英学生集会时，赵笃生印制了“察绥抗战形势图”发给学生，并沉痛陈词，历述日军罪行，讴歌察绥前线战士的艰苦抗敌，指出爱国者的职责，激动人心，声泪俱下。当时有的学生当即脱下毛衣捐献。会后学生分组上街劝募，市民亦多解囊相助。募款汇集后交省立高中学生会，由高中派出三人作为济南学生代表携款赴百灵庙慰问前线抗敌将士。代表之一靳绪玉是育英初中毕业后新考入省立高中的学生。这时育英学生购阅进步书刊者倍增，《生活》、《永生》等进步书刊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刊物，一些教师也注意宣讲时事。这些活动奠定了学生后来参加抗战的思想基础。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师生中反响不一，有的愿杀蒋泄愤，有的认为张、杨误国，受共产党的操纵而破坏统一，多数则害怕国内大乱，给外寇以可乘之机。师生情绪起伏，一时难于正常上课。此时进步书刊介绍了红军的情况，师生读后耳目一新。捉蒋、逼蒋抗战，继而放蒋，使多数人松了一口气，对前途产生了希望，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拥蒋者闻蒋获释，竟连夜燃放鞭炮庆祝，这只是少数人的表现。
育英师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为群众树立了榜样，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故师生虽不断更换，而革命组织却在育英不断成长、发展，即使在白色恐怖中和校训育主任赵文涛、王茹心的严密控制下，也未能阻止党团及外围组织（读书会、救国会、民先等）的发展。因为党团组织影响着进步师生，而进步师生又掩护了党团员的革命活动。且当时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多是在学生会的组织下进行的。合法的组织，正义的行动，使学校当局想阻止而不可能，故育英师生的革命传统得以延续，革命组织得以发展。
（四）旧制改新制，成绩创优异
本校创办初期，按教育部规程，学制定为四年（后称旧制）。招生数少，就一班为一届，招生多了，就一届列两班，故班次不全是表示届次。一届招两班时，因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曾按程度分班，以利教学。起初只招秋季始业生，1920年2月添招春季始业生。1923年奉令改行新学制，即高、初中各三年的三、三制。育英只办初中，2月招收新生，编称第一级，级下再列班次。在三十年代因招生数多，为有利于教学，曾在低年级按国文和算学的程度来分班，高年级按算学和英文的程度来分班。
旧制时设置的课程是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博物、体育、音乐、图画等科。那时应用的教科书多用文言文编写，有的还采用了英文原版书，故当时以英文、国文、算学为主课。新制初中课程设置是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理、自然（包括动、植、矿物）、物理、化学、生理卫生、体育、音乐（初称乐歌）、图画等。每周34～36节。三十年代前后便设置了党义课，后更名为公民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设立过军事训练课，另外于1934年在低年级还增设了童子军，这是初步的军事训练。另外设有国术、工艺（后改称劳作）等课。各科课本教材由任课教员商同教务处自行选用，有的采用商务印书馆本，有的采用开明书店本，还有的是翻译本（如三S几何学等），直到1933年后，大部分课程采用了新课程标准本（中华书局印）。教学内容允许教员删补，如国文课中规定的经书、大学、中庸等，有的教员干脆不讲，代之以白话文和新诗歌，这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深受学生欢迎。
在三十年代初，育英中学除了行政机构外，为了对各项工作的加强，还组织教务会、学科会来研究教学，改进教学。还设立了各种课外组织，来推动课外自学，如成立了学术部，来研究科学，开展读书、演说等活动；成立艺术部，来推动图画、雅乐、军乐的练习；建立体育部，来组织安排各项体育活动。此外还由学生组成了膳食、卫生、宿舍等管理组织，来培养学生的自治自理能力。
对学生的操行和学业成绩订有详细的考查办法。操行列甲、乙、丙、丁、戊五等，学业成绩列甲、乙、丙、丁四等，皆以丙等为及格，丙等以下为不及格。以此为基础，规定奖惩。
奖的办法是设立免费制度，全校每学期定额10名（一年级不设），评定条件是操行、学业成绩都必须列甲等，择优选定。这一办法鼓励了学生努力学习。此外还不定时的举行学科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励。惩的办法是学习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升级，连续留级三次者则“令退”。操行考核就更严，规定操行列丁等者作试读生，列戊等者“令退”离校。在思想上经常向学生倡导“业精于勤”，对班级每周全勤及个人学期全勤者则颁发奖状，进行鼓励。这些措施对教学都起了保证与促进作用。
自王树先担任教务主任（1917年到校）、曲太一担任校长（1927年到校）、王茹心担任训育主任（1931年到校）以来，直到1937年，校行政领导未再变动。名师应聘到校任教者不乏其人，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育英教学人员不多，但很精干，有的终生从事教育，有的长期任教于育英，各具专长，各有特点。如算学教师王树先严于要求，裴文堂熟于演算，曲荣卿用朗读来教算学；国文教师如长于旧文学及精写魏碑的张伯泉，通晓新旧文学长于行书的任研佛，精于金石文的任晓麓，长于新文学的林丰年等；还有被人称为“英文权威”的周咸一，被称做“大自然”的王吟兮，号称“济南四画家”之一的张茂材，以田径体操见长的王大可，被称为“三铁大王”的杨冀超等。还有的教师合编补充教材辅助教学，如林丰年与王茹心，一同编成《国学基本常识》一书，使学生学到了中国文学史，受益匪浅。教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给学生以极大影响，良好的校风逐步树立。
在三十年代，由于领导人员的稳定及名师的任教，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32年下半年，省教育厅公布了对中学生举行毕业会考。就政府来说，其目的是统一毕业标准，考查办学成绩，区分学校高低，迫使学生埋头读书，少问政治。就学生来说，则关系到是否能毕业，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故引起了济南市中学生的反会考罢课斗争。起初，育英学生也参加了，后迫于压力，不得不参加会考，这却成了衡量育英办学成绩，提高声誉的契机。因教的认真，学的踏实，会考成绩逐次上升。如1935年1月第五次会考，全省首魁王光乾，是育英十四级的学生；6月第六次会考，育英便夺得省内前5名中的3名；首魁舒良琦，第二名顾大凯，第四名孙奇特。1936年童子军训练也列入甲等。由于成绩卓著，受到当时政府的奖励。
成绩来自学生的苦学，更来自教师的严教，也凝聚着办学人的心血。为了鼓励先进，学校对取得会考第一名的学生发给奖金百元。
1936年学校创办人李允峰病逝，为表彰他对学校的贡献，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1937年5月，是王树先服务于本校二十周年，学校为他修建了纪念碑。学校召开庆祝会，很多老校友给王老师送来牌匾（匾毁于济南沦陷时期，纪念碑于1964年拆除，碑石于“文革”期内丢失）。
（五）行政组织及经济状况
育英是私立中学，校董会是学校行政组织的最高机构。1913年5月推选出第一届校董会，校长均由校董会推任，然后由校长聘任教员和职员。校长下设教务处和庶务处及学监。第一任教务主任、庶务主任及学监，由创办人杜友棻、李允峰、刘清沂分别担任。至1928年后，除教务处照旧外，庶务处改为事务处，增设训育处，管理学生，替代了学监，赵文涛是第一任训育主任。这种组织形式至1937年未变动。
育英初办时，经费困难，为了减少开支，只得职员兼教员，或教员兼职员，也向他校借聘教员来校任课。1937年上半年，在校生已达15个班，942人，却只有教职员34人。人员虽少，而成绩却不断上升，实赖人员之精干。
育英建校初期，本无基金，除上述1914年历城县公署拨给之两处校产，以及由广仁善局拨给之700两白银公款外，至1916年方由省拨款给予定期补助。起初每年给1200元，最多年给7800元。故在未迁入新校址前有三项经费来源，即校产房租的收入、公款补助和学生纳费。至1919年底，为改修新校舍，曾由校长于之昌及校董李允峰分赴南北，向社会募捐，此后募捐成为育英另一经济来源。1920年，靳翼青、张效坤、王子春、卢子嘉等，每人捐款500元，至1930年，更有田仪传一次捐款2000元。虽热心捐助者不乏其人，但在四种资金来源中，学生纳费是主要的。学校经费能否维护，就看学生人数多少。学生的经济负担很重，以1933年为例，一个外地学生，每学期花费达150多元，少者也需五六十元，一般需七八十元，故中途离校者甚多。育英的学生入校时多，毕业时少，原因即在此。
1919年迁至杆石桥街新校址后，物质条件逐步改善，学校得以不断发展。原只有两座方楼和30多间平房，起初外地学生只能赁居民房，到饭铺包饭。至1924年，在校舍西部先后购地建宿舍10排，计90间。1931年9月，又修建了学生厨房及餐厅，并在两楼后边兴建礼堂、理化教室、仪器室等。1933年在南坡购地，建宿舍、修运动场。1935年增设了卫生室。1936年以宿舍不足，又在二院后租赁了部分民房，至此全部解决了外地学生的食宿问题。是时学校已初具规模。1937年暑假，为筹设高中而兴建红楼，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校的扩展计划。
在兴建校舍的同时，也陆续添置了图书、仪器、标本、校具等，为提高教学、改善阅读、开展体育、注意卫生创造了条件。从1920年开始，按新式样购制桌凳，1930年完成。1923年3月校图书馆开办时，只有图书千余册，至抗战前夕，已有各种图书1万余册。1935年，还将东楼上的厦檐底下改建为阅报室，供学生阅览，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原由山东高等学堂接收来的仪器、标本，经1928年“五三”惨案，被日军破坏无余。1930年后方开始添置，1933年已有理化仪器900多件，标本模型1100多件，就中学之课程需要来说，已可敷用。1931年有了专用仪器和实验教室，设专人管理，使理化、博物课不只听课，还可看、可做实验了。
在经济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教职员的薪金也在提高，如二十年代月薪只有二三十元，至1933年，月薪最高者已达百元以上，最少的十几元，一般是八九十元，虽低于公立学校，但可维持生活。一般教员能在育英安心任教数十年，成绩斐然，这是原因之一。
总之，育英中学的创办、发展，历经坎坷，维难维艰。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是解放前育英中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育英中学，已发展成为一所颇具规模、设备齐全、教学质量优良并有光荣革命传统、在社会上有较高声誉、为许多进步青年学生所向往的学校。
二、抗战时期的育英中学
（一）奉令南迁，辗转入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9月19日学校奉令南迁，开始报名者300多人。时局日紧，师生有的返乡，有的参加了救亡组织。在10月起程时，只有百余人了。这些学生由校长曲太一和教务主任王树先带领，随行的教师有任研佛、王大可、刘焕文，以及工友李复生等。先迁至汶上，校长曲太一因家属牵累，无法随行，后由王树先率领继续南下。11月到单县，省内各中等学校的师生员工3000多人汇集此地。省教育厅派杨展云负责领导。1938年2月，南迁师生到达河南南阳赊旗镇，在此度过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此时费用告竭，师生备尝国破家亡之痛、离乡背井之苦，凄楚情景可以想见。后教育部指定在湖北郧阳、均县设立湖北中学，悉数收容山东流亡学生，5月到达郧阳、均县，得以短时上课。此时校长为杨展云，8月宋还吾继任校长。1938年11月，湖北中学奉部令迁川，编入战时内迁中学之序列，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长为葛为棻。六中校本部在绵阳，另设一、二、三、四分校，一分校在梓潼，二分校在德阳，三分校在绵阳新店子，四分校在罗江。育英中学的师生多被编入六中第二分校。
（二）育英二院，改设小学
1937年底济南沦陷，日军占领校舍，封闭校门，扒通院墙与省立高中连为一院。1938年6月和1940年12月，育英部分留济校董，曾一再呈请伪省长转函日军腾让校舍，拟继续办学，但未得结果。后伪政府拟开南郊为新市区，二院校址在开辟之列，虽一再呈请伪省长望保留二院做开学之用，终未如愿，再办中学已难实现。1940年3月，经校董决定，在二院余部改设育英小学，推李仲三任校长，使育英校名得以延续，该小学于1946年7月停办。
三、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的育英中学
（一）复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育英中学先由驻安徽阜阳校友联名，后由董事长张公制呈请山东省政府发还校舍，12月1日得批示：发还全部校舍及校产。随之组成育英校友复校筹委会，办理接收事宜。接收校舍后，一方面向社会募集捐款，一方面修葺残破的校舍，购置校具，安排教职工，准备开学。1946年2月改组校董会，张公制继续任董事长，曲太一辞校长职，转任事务主任，另推刘幼亭任校长（当时他是省参议会的秘书长）。当即招收初中插班生三个级别，6个班，324人，继承“七七”事变前的编班序列，将新招插班生分编为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级。2月下旬校具初备，校容重现，得以开学上课。因房舍有余，将小学部由二院迁到校内，出租一部分学生宿舍以补经费。
（二）在动荡中前进
1946年初复校时，只有6个班、324人，1947年秋增设高中一级，至1948年春已有12个班，共523人，改校名为“私立济南育英中学”。1948年春将教务、训育、事务三处扩为教务、训导、事务、体育四处。因临近解放，体育处未能设立。
1947年春恢复了校图书馆，地点仍在东楼上东间，至1948年秋已购置书籍3000多册，但仪器标本则无力购置，只有37件，凑合上课而已。
校务虽有进展，但学生变动甚大。因大批学生为逃亡来济者，加之物价飞涨，很多人经济困难，学杂费成为沉重负担，上不起学，只好转上公立学校或找工作。学生流动人数最多时几乎占全校学生数的60％。兹将当时学生经济负担情况列表如下。
[=此处为表格（1947年至1948年学生个人经济负担情况统计表：）=]
因为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公教人员的政治控制，内设“防匪防奸”小组，监视师生言行，外有特务不时“光临”学校，给师生造成心理压力。如1946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执行小组”共方代表成员亓象岑来母校探视。此本为常情，但继之而来的却是特务查询，不时抓人。其次因教职工中存在派别，勾心斗角，无心教学。更因物价飞涨，薪资难于维持生活。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当时教师的生活情况。
[=此处为表格（1946年至1948年教职员薪资变化统计表：）=]
当时教职员们盼领薪资，也怕领薪资，终日为柴米油盐而焦虑，不能专心教学。自1946年起，济南市各私立中等学校的校长组织了“私立中等学校联谊会”，会址设在育英中学，参加者有育英、正谊、泺源、齐鲁、立达、崇新、惠商及重生、红十字会助产等校，此一组织就是专为应付困境，统一行动而设的。
学生中形成明显的两派，初复校时因人数少不明显，至1947年下半年设立了高中，学生中的两派对立逐渐明显。一派是思想进步、主持正义的。他们多被选入学生会（如史润芳、张吾弟、尹乐泉、何晋炎等）。一派则是国民党三青团委派的骨干分子。他们依照反动党团的指示行事，压制进步学生，这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斗争。1948年春，进步学生何晋炎代表学生会办了一期壁报，揭露了师生中反动党团分子的丑恶行径。这触犯了负责训导工作的王迺桐，他做出了对何晋炎除名的决定。布告贴出后，学生大哗，他们晋见校长刘幼亭，加上进步教师据理力争，校长不得不撤销除名的决定，以平息风潮。刚登上训导主任宝座的王迺桐却因此大失面子，又因已临近解放，他只好趁暑假逃之夭夭。
这一阶段的教学情况，基本上是按“七七”事变前的课程标准进行，但任课教师可选补部分教材。由于学生程度不齐，加上局势动荡不安，故无显著特点，亦无明显的成绩可言。
（三）盼黎明，迎解放。
泰安、潍县解放后，济南已成孤岛。当时的育英中学有少数教员南逃，多数教职工盼望解放，更有部分人员早已与党取得了联系，成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教师许宝笃、王振麟，工人韩玉桂、杨秉文等，他们为解放军提供情报，为做好接管工作准备条件，为稳定人心做宣传。
1948年9月16日，济南解放战役开始。17日，国民党军青年教导总队一个营强住育英。当晚炮火甚急，约10时，国民党军纷纷退向圩子门里。为躲炮火，留校师生四五十人避于东西两楼地下室。21日黎明，解放军进入学校。在解放军走后，附近的市井流氓乘机将校内存放的面粉及办公用品抢掠一空。25日，市军管会派员进驻育英中学，召集原育英职工整理校舍，督促复校开课。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私立育英中学走向了新生。
四、育英中学英才辈出
育英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并以优异成绩见称的学校。解放前它历经忧患，曾几度濒临停办，解放后它获得了新生，日益得到发展。由学校创建至解放前（1913～1948年），历经35年，毕业学生共35届、58个班、2256人。
解放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使育英中学觉醒，激人奋发。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磨砺了人们的革命意志，促人寻找革命的道路。学生们奋发学习，立志救国救民，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王翔千、吴宝璞、赵笃生、张伯秋、任仲夷等的教育引导下，育英有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学术和事业上有所建树者也大有人在。先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牺牲的有：李清漪（于1927年山东省委被破坏时牺牲）、朱霄（朱桂生，于1931年4月5日与邓恩铭、刘谦初等同时被杀害）、尹鹏武（尹振祚，于1940年被害）、王鑑览（于1939年被害）、李秀海（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尹天佑、张适（张来顺，曾任奉天特委书记，于1945年在东北被捕栖牲）、王异之、王大化（《兄妹开荒》的作者）、邱则敏、曲曰博、陈元振等，他们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宋平（宋延平，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白桦（赵守杲，现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董一博（董广文，现任全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王若杰（王志鼎，曾任我国家驻外大使）、杨涤生（杨肯堂，曾任七机部副部长）、翟向东（翟咸利，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鲁之沫（张宜勤，曾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赵起扬（高子丰，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张瑞（王以勇，曾任安徽省高级法院院长）、李林（李凤集，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亓象岑（曾任山东省经委副主任）、王一（曾任山东省一轻厅厅长）、曲鹒新（曾任山东省水利厅副厅长）、李戴（曾任山东省科协副主任）、陈耀先（陈尧贤，曾任广东省冶金厅副厅长）、周伯易（周德发，曾任广西省纺织工业厅厅长）、辛少波（辛大法，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蒋养乔（颜承梓，曾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牛重远（牛汝盛，曾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程重远（程传钮，曾任华东电管局局长）、刘培园（刘德玉，曾任济南教育学院院长、市人大常委委员）等。
在各高等院校，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有，武冠英（武之魁，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洪波（阎树国，山东海洋学院）、马志才（海军第二学院）、胡泮生（胡相芹，天津大学）、杨宗先（辽阳化纤学院）、冯起（冯景福，山东工学院）、陈韫玲（山东水利设计院）、郭川（张宗元，山东工学院）等。
曾任教于各大学的名教授有：阴法鲁（北京大学）、杨翼骧（南开大学）、漆侠（河北大学）、黄钺（云南大学）等。
成名为文学家的有：王统照、江风（王桐勋）、包时（孔令钰）等。
成名为科学家的有：张致一（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艺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有：画家黑伯龙、弭菊田、渠维瑛，书法家魏启后，名演员王玉梅等。
注：作者均系育英中学老校友、老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