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初，我从长清县三区崮山情报站（住皇姑井村王玉才同志家中）调二区武委会任副主任兼二区情报站站长。当时武委会主任是董子建，区委书记张振峰，区长李文东，副区长李振太和董新亭，区武工队长李刚，抗联主任王雨村，财粮助理员李德恒，据我记忆全区干部大约30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由于长清离济南很近，东边又是铁路，所以，长清的一、四、五区及三区、六区沿铁路的一部分始终被敌人占领着，只是由日伪军变成国民党罢了。就长清县全境来说，相当大的一部分仍为敌占区。这时，地方上进行了一段反奸诉苦的斗争。那是1946年，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即土改指示），一段时问，反奸诉苦与土改并在一起进行。
  我记得二区沙河以南开始了土改，沙河以北因有敌人，形势动荡而未进行。因为长清县城还被敌人占领着，并且经常到二区沙河以南进行骚扰，抢掠财物，逮捕我积极分子，所以给土改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年夏秋之间，刘格平、王力到渤海任职，途中经过长清县委驻地七区马西村时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什么“矬子里面拔大个”等等，我区张振峰、李文东、王雨村参加了会议。会后，听说县委把这个情况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的领导也把刘格平那一套否定了，但后来在政策的执行上仍存有较严重的偏差。如提出“填平补齐”、“中间不动两头平”等，造成了富裕中农向外拿地的情况。
  由于形势逐渐恶化，土改也随着停止下来，至1947年农历二月，因国民党新五军大军北上，长清敌人也活跃起来。为了对付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地委决定一面组织基层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往河西转移，一面由县区主要负责人组成精干武工队，就地坚持斗争，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游击结合复查）的口号。但由于形势的动荡。群众顾虑重重，结果有些地方群众白天分了地主的东西（有的是中农的），晚上，又偷偷地给地主送回去。
  长清县在七区马西村召开了各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我们二区参加会议的是区委书记张振峰，区长李文东，区抗联主任王雨村，区委委员褚宪民和唐俊亭、李刚等同志。会上由县委书记高逢五同志贯彻了“五四”指示和“九一”指示，并对全县的土改问题作了部署，会后县和各区组织力量深入到农村加强领导，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广泛宣传，开展“到底谁养活谁”的讨论，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各村农会组织组织动员群众形成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土改积极分子队伍，县委在八区孝里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各区推广。
  区委从县委开会返回二区后，在归德镇召开全二区干部会议，共开了七天。会上张振峰、李文东和王雨村同志，传达县委指示，并决定：二区分为西北（国庄）、东北（万庄）、西南、东南（翟庄）、中心（归德）五个小区进行反奸诉苦和土改。区武工队长李刚同志带领区武工队封锁十里铺以北地带。他们日夜活动在城南，监视打击并骚扰敌人。区长李文东在大觉寺蹲点。中心小区归德镇（包括几个小村庄）由魏建国、刘瑞华等三人负责，路家庄和房家庄由我一人负责发动和组织群众。我到村后，就发现这两个村的特点是：路家庄有200余户，房家庄有150余户，路家庄全村姓路，房家庄全村姓房，基本上没有其他姓。由于家族观念，族长的统治，再加上敌人经常骚扰，造谣惑众，群众情绪时好时坏，群众积极分子顾虑重重，经过一个多月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群众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我在房家庄开始访贫问苦，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我找到民兵队长房泽昌同志，当时我看他很积极，敌人造谣言他也不怕，他有文化，还能带领群众。有一天晚上开会时，我讲：“群众有顾虑，害怕，主要是敌人在制造谣言，但也确有内奸和特务破坏。”我根本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房泽昌同志把全村群众集合起来，又把我叫去“围斗”我，叫我说出内奸和特务是谁？如我说不出名字来，就把我送交区政府。在房泽昌同志操纵下，从早上八点钟把我围攻到十点钟时，正巧区长李文东同志路过房家庄，李区长在群众大会讲“李岱东同志是国家干部，他如有错时，我们区上会处理的”，并说“李岱东同志讲的并没有错误”，这祥群众听后就散会了。会后，李区长对我说：“你没选择好群众领袖”，叫我重新扎根串连，重新发动群众，选出真正的农民领袖来。我按李区长的指示，对群众进行了再发动后，群众选出农会主席贫雇农房士喜同志，经过这样的反复，房家庄的群众运动一浪接一浪地搞起来，地主被打倒了，建起了农会、妇救会、儿童团、民兵、青年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起党支部，房士喜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国民党新五军重点进攻山东时，还乡团四起，房士喜同志被还乡团杀害，房泽昌同志参军后又当了逃兵，还乡团四起时，他向敌自首变节。
  我到路家庄，就听群众说：“在俺村开展反奸诉苦工作难呀！”我经过几个月的访贫问苦，群众刚刚有所发动，路家庄地主路玉晋就造谣说：“长清县长石砺山是我干儿子。”群众一听连会都不敢开了。又经过反复的宣传教育，讲明党的政策，群众才又发动起来。发动起来后，第一个要求就是民兵要有枪。这时我到七区坦山村找到县武委会主任邵洪营同志，请他支援我，邵主任当即答应给我40条枪，手榴弹200个。我把枪带回路家庄后，分配给路家庄步枪15支，手榴弹100个；房家庄步枪10支，手榴弹50个；剩下的分给其他村。后来县武委会又分给我区很多枪和手榴弹。有一天晚上，党支部书记路继忠夜间查哨时，和民兵队长路良木同志，因互问答话有错而发生误会，互相扔了手榴弹，全村民兵也都占了房顶。这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民兵的“捉特务”、“拿活的”的叫喊声，吓坏了地主路玉晋，特别是夜间，真是象正规战斗一样。第二天一清查，共计丢了手榴弹56枚。经过这一闹、长清县城的敌人吓破了胆，敌人说：“路家庄和房家庄民兵还配备小炮呢？咱们不能再到归德去送死了。”群众说：“我们农民也有了枪，如敌人再来时，咱也不怕了，咱们就和敌人拼了。”这一来，大长了群众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给群众撑了腰，从此群众的胆量也大起来了。路家庄和房家庄有不同之处，区委唐俊亭同志于1942年就在路家庄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少数的党员，虽然党员不多，但有了党的基础。群众发动起来后，要求斗争地主路玉晋。在第一次斗争路玉晋的大会上，群众诉苦，越诉越愤恨，一气之下就把地主路玉晋当场打死了。峰山县委书记张立信和高峰五，区委书记张振峰，区长李文东，区抗联主任王雨村都来到路家庄，听取我的汇报之后，张立信政委指示：“路玉晋的死是死有余辜。”我向群众传达张政委的指示后，群众积极性很高，自动组织起民兵联防，农会主任路心正同志腰杆也硬起来了，群众运动由低潮很快变为高潮，沙河南归德等村的群众运动迅速全面地展开，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民兵联防在各村如雨后春笋地先后建立起来，巩固了老根据地的革命政权。
  国民党新五军重点进攻山东时，各地的地霸还乡团四起，农会主任路心正同志于1947年4月在长清二区三庄被地霸还乡团杀害。
  我于1947年因工作的需要离开路家庄和房家庄，至今已经是四十年了，我想念这两个村的群众，想念为革命而被敌人杀害的革命同志，想念我的老房东路玉斋老大爷。听说他老两口已经去世了。当年他老两口对我比对他儿子还亲。我在他家住，在他家吃。路玉斋老大爷为我的安全，夜间给我站岗放哨，有点好吃的东西，他一留几天，等我从外地开会回来给我吃。我是永远忘不了这鱼水情啊！我已是近70岁的人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要重返长清县到路家庄，房家庄再去看看社会主义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