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长清县庄家楼人。1923年考入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编在第十班学习。幸运的是我的语文老师是地下党员王翔千。王老师经常暗中拿《妇女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给我看，有时又以批改作文的名义找我谈话，向我灌输进步思想，使我知道了妇女为什么受压迫，妇女怎样才能得到解放的道理。当时，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在九班。她看的进步刊物多些，懂得革命道理也多些，下课后，我就经常找她讨论问题，这样思想更明确，斗争有了方向。
  当时在校学生不能自由交往，我们的信件要通过学监看后才交给我们，有的被扣下不给。同时，学校当局还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到僻静处谈心，愈谈愈觉得不自由，想反抗，要飞出去。当我们知道有个苏联，在那里发生了革命，我们渴望到那里去。
  王翔千老师生活朴素，穿着件粗布大褂，自己动手提水、打饭，受到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的岐视，说他不象个老师的样子，学校当局也打算把他
  赶走，于是在学生中展开了对王老师维护和反维护的斗争。我们联络一部分同学维护王老师，坚决反对把王老师赶走。最后学校当局看到大部分同学都维护王老师，才没敢把他解聘。我们胜利了。
  随着斗争的深入，我们女师也与外界发生了联系，参加了学生会。我们不顾当局的阻拦，冲出校门参加社会活动，上街游行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搞募捐、义演，援助罢工工人的斗争等等。
  由于我出头露面较多，1924年冬被学校开除。这时我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开除后，我不便回家，因为一回家，家里就让我结婚，于是我找到组织安排我在机关工作。这时满脑子封建思想、不同意我读书的哥哥找到我，说父亲病重，要我立即回去。当时我觉得这不一定是真事，所以不想回去。组织上说“回去看看吧，如果父亲没病就回来。”并约好回来找组织的地址。我到家一看父亲根本没有病，嫁妆已经准备好了，要马上让我结婚。鸟儿进了笼子任我怎样吵闹也无济于事。事出无奈，于是我提出：“结婚不拜天地，三天后必须送我到济南读书。”对方怕出事，都答应了。三天后，哥哥送我到济南，我推说要找一个女同学，便乘机溜走了。我仍回到党的机关继续工作。从此，我投身革命，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去。当时我才16岁。
  1925年秋天，组织通知我去上海。到了上海后才知道是组织准备派我去苏联学习。在上海等船时，和我住在一起的有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赵风培、王绍华等。我们从秋天搭苏联商船起程，换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西行，到达莫斯科时已是隆冬了。我被分配在中山大学学习。由于语言不通，学习困难很大。为此，必须首先扫除语言上的拦路虎，于是我同李培之搬到学校党支书（苏联人）家里住，同吃同学习，开快车学俄语。学了几个月后，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当时与我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山东女学生还有王辩。
  1927年蒋介石叛变，组织决定让我回国，途中路经外蒙，同路的好象有王辩同志。我们一路战胜了狂风、炎热、干渴，也战胜了反动势力的阻拦和盘查，终于由酷暑到秋凉，才抵汉口。党中央分配我在国际联络处工作。当时，党已转入地下，和我同行的其他同志被分配到哪里工作，我就不清楚了。
  1928年，党的“六大”在苏联召开，我又一次赴莫斯科。参加了“六大”以后，党中央送我进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0年底又回到祖国，这次回程就不是战酷署风沙了，而是在深更半夜，在枪炮声中踏着结冰的战壕过来的。
  1931年，党中央决定让我到当时第二个大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区做省委宣传工作。由于我坚决抵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受到了无情打击，被无辜关押，他们并错误地做出了决定，将我处决。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押往刑场后却被弃之不理，我意外地成了错误路线屠刀下的幸存者。
  1932年湘鄂西苏区沦陷之后，我背着反王明的“罪名”北上到华北喜峰口外参加了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我主要搞战地妇女团兼师部秘书工作。
  在这次北上途中，我思乡心切，临时决定中途下车，回家探望一下八年未见的老父亲，在我离开家乡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斗争形势跌宕起伏，风云变幻，我不知老父亲是否健在？家乡变成了什么样子？反动政府对我的底细到底知道多少？一路上我思绪万千，紧张地思考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为了预防万一，在济南下车后，我就买了个大网篮，把随身带的报刊书籍以及其它日用品都塞进去，尽量摆出一副学者的风度，乍一看，还真象一个衣锦还乡的留学生呢。我雇了一辆独轮手推车，直奔阔别已久的故乡——长清县庄家楼。
  我九岁丧母，父亲又当爹又当娘，替我梳头洗衣，供我上学读书，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我16岁投身革命，离家出走，八年来杳无音信，只有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年黄河泛滥，学校调查了学生家庭情况后、由远东银行给我父亲寄去几十元救济款，父亲才知道我在莫斯科。八年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可想而知，年迈的父亲是怎样在思念和忧虑中过来的。听说我回来了，父亲从兴福寺小学跑回家，见到我，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热泪沿着他那刀刻般皱纹的双颊滚落下来。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心里一阵酸楚，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归来，给父亲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到处奔波，通知了所有的亲友到家里来叙谈。就这样，我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
  当时中国的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政府排斥异己，独裁专制，对共产党更是“宁可错杀千人，决不漏掉一个。”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里，除了国民党外，凡去过苏联的人都是共产党、赤色分子，都应格杀勿论。尽管长清县反动当局并不十分清楚我的真实政治面貌，但却知道我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因为他们对父亲曾收到过远东银行汇来的救济款这件事了如指掌。因此我很清楚在家里是不能久住的，出入都要十分小心谨慎。父亲不明真相，把我回来的消息传了出去，还擅自答应了长清县几个中、小学的邀请，让我去给师生讲演。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鹰犬遍布全国大小城镇，只要我在公开场合一露面，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怎么办？讲，还是不讲？我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几天来耳濡目染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土围子倾倒了，土地荒芜了，就连村庄那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也被“白狗子”砍伐殆尽。国民党反动派不是今天催粮就是明天逼税，多少人卖儿卖女，沿街乞讨，乡亲们面黄饥瘦，怨声载道，人民在受苦，乡亲们在受难。我抑制不住内心涌动的革命激情，便决心大声疾呼：乡亲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翻身求解放，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在宣传共产主义，宣传革命的激情鼓舞下，我开始不顾一切地在长清县的中、小学师生中进行革命宣传。首先我到父亲执教的兴福寺小学，向该校师生介绍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接着，启发大家要翻身解放，就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随后，我又同父亲一起来到长清县中学，受到该校校长张耀南的热情接待。张校长把我介绍给全校师生，我受到了该校绝大多数师生的热烈欢迎。我频频行礼，向大家表示谢意。就在我环视热情的听众时蓦地发现坐在前排的几个人正交头接耳，面带狐疑地盯住我。我注视着他们。当张耀南校长介绍我的简历时，他们几个人的眼睛里不约而同地闪出阴冷的凶光。我立刻警觉起来，预感到这场早已料到的暴风雨就要到来了。我思忖了一刹那，马上镇定下来，既然已经走上讲台，也就无所顾忌了。再说在那黑云压城的艰难岁月里，象这样在公开场合宣传共产主义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讲它个痛快。我不动声色地注意观察着这几个人的举动，沉着地讲起了自己早已想好的内容，我照常向师生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讲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整个俄国就象一座大监狱，人民生活在苦难的深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推翻了人剥削人的黑暗制度，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享受了充分民主和自由，生活幸福，那里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我们要拯救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使广大穷苦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就要学习苏联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拿起刀枪干革命，打劳动人民自己的天下。
  从中学出来，当晚我就和父亲离开了长清县城。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父亲：“我不能在家多住了，这几晚上请您帮我找些穷苦可靠的乡亲来，我想同他们谈谈。”父亲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点点头沉吟了半响，他小心地问我：“是不是暂时住进咱家放红薯的地窑里？”这个地窑在我离开家之前就有，里面冬暖夏凉，也比较隐蔽。回家的当晚，我就住进了地窖，此后再也没有在村里露过面。父亲也对外人说，我已离开了家。
  连着几个夜晚，一到夜深人静时，几个叔伯和我的三个侄儿（衍凯、衍金、衍利）就相继悄悄来到地窖里，我们点燃父亲准备好的菜油灯，一直叙谈到深夜。我认真地了解并分析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思想比较保守。他认为英美列强和苏联都是帝国主义，只不过英美是白色帝国主义，苏联是红色的帝国主义，还是孙中山先生是好样的，可惜死得太早。我努力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向他们介绍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叔伯们都认识到，要翻身，要解放，只有自己起来斗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几个侄儿年纪虽小，接受革命思想却很快，听了我讲的这些道理，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
  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再次告别家乡的父老，踏着晨曦悄悄地走了。
  路上熟人很多，我为了不过多地接触熟人，一刻也不敢停留。从庄家楼出发，经过长清县城，马不停蹄地于当天赶到了济南。到了济南，因身无分文，无法继续赶路，只好暂时住到一个同学的妹妹家里。我万没想到，在我离家的第三天，父亲竞找到我的住处来了。几天没见，父亲脸上的皱纹好象更多了，眉毛胡须也变得花白了。望着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父亲，我大吃了一惊，忙把父亲扶进屋里。从父亲的叙述中，方知就在我离开庄家楼的当天下午，反动军警就来捕人了，他们把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把我父亲绑了起来，硬逼父亲把我交出来，父亲坚决不说。国民党兵把父亲毒打了一顿，然后把我家里里外外搜查个遍，家里的东西都被抄走了，连仅有的一点口粮也被抢走了，亲戚家也未幸免。父亲心急如焚，不知我是否已离开济南，怕他们追到济南，便冒着危险，瞅准了一个机会逃出来，徒步到济南给我报信，让我马上离开此地。父亲要回去了，我身边拿不出一文钱，只好让父亲连夜徒步赶回去了。让年迈的父亲连续奔走100多里路，我心里很不安。但如果敌人发现父亲不在，会追踪而来的，所以，我只好送父亲上路。临别时，父亲百般爱怜地望着我，那神情，那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泪纵横的父亲，几步一回头，深一脚，浅一脚，失魂落魄地走了。望着父亲衰老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希望自己下次返回时，父亲仍健康地活着，让他老人家再享父女团聚的天伦之乐。但是，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父亲回到家后，被坏人活活打死了。我们家在这次劫难中家破人亡，三个侄儿只剩下衍利一人。后来，他独自跑到延安找姑姑，投奔党收下了他。从此，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正当我滞留济南难以脱身的危急关头，竟意外地碰到一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起学习的同学（可惜他的名字我已忘掉了）。当时，他是国民党左派，同我们比较接近。这次在济南街头偶然相遇，他大吃一惊，马上警惕地把我拉到路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谁的天下？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看着他那焦急的神情和诚恳的态度，我便直率地对他讲了我的处境，并告诉他，我想北去，但苦于没有盘缠。他立即掏出10元钞票，看了看周围，见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便迅速将钱往我手里一塞，匆匆地告别了。
  有了路费，我马上启程离开了济南。日夜兼程，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喜峰口，投身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伟大的革命斗争洪流中。
  （转自《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