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骥（1915——1964）抗战前叫张传家，系长清县归德镇南坦山西张庄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大峰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任长清县自卫队司令、长清县委会战争动员部部长兼七区区公所指导员，大峰山游击队指导员，1939年任独立营五营政治部主任，1940年任长清县人民武装司令部司令兼峰山第二游击大队教导员及武工队指导员，1942年调社会部做敌伪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肥城县县大队二连连副，1946年2月任宁阳县七区区长，1948年11月任平原省公安厅科员、秘书等职。1952年任河南省工业厅煤炭管理局公安处副处长，1954年3月任河南省公安厅一处三科副科长、科长等职，1962年9月调河南省医科大学人事处任副处长，1964年病逝。
  与穷人结交
  张骥出身于地主家庭。“七·七”事变前，家中有七十多亩地，两个长工，喂着两头牲口；事变后，因其父张玉林慷慨解囊支援抗战并支持两个儿子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所以，后来曾三次被敌人抄家，临近解放时，家境已经破落。
  张骥的生母死得早，当时祖辈只有他这一个孙子，对他特别疼爱，为了长命，让他认了一位姓刘的干娘，又因他从小就吃干娘的奶，故乳名叫刘生。
  张骥的干娘刘氏家境贫穷。有三儿三女，靠丈夫领着两个儿子当石匠卖劳力为生，有时，刘氏领着女儿外出讨饭。因张骥长期吃住在干娘家里，与干娘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张骥的祖父想孙子时把他领回家去，他总是哭着闹着再跑回刘家。祖母买了好吃的糖果和包子哄他，他把这些东西偷偷地送到干娘家，自己却吃干娘要饭讨来的干粮。
  后来长大了，便给在坡里干活的长、短工送饭。有时一早上送三趟饭，前两趟都是在半路上就把饭分给下不去市的穷人（以当短工卖劳力的人）吃了。其继母发觉了他的好心，每次都是多准备些饭。当过秋过麦时，穷人都三五成群地到财主的地里拾庄稼，财主家都有人看管，不让穷人进地，但遇上张骥看庄稼时，穷人可以进地随便拿。在旧社会，财主和穷人，掌柜的和长工经常有吵架斗嘴的纠纷，遇上这种情况，张骥总是向穷人、长工陪礼道歉。
  张骥的叔父是个医生，张骥从小跟着叔父学会了看病。因叔父自幼腿瘸，外出看病不太方便，张骥有自行车，常常代替叔父外出医病。他脾气好，有求必应。家中的长、短工治病吃药从不收钱。他结交的多是穷百姓，有长工，有短工，也有小商小贩。他常从家中拿粮食和银元周济这些人。为此，父亲说他是“败家子”，其继母却不这样看，她说这是“积德”，可以“积孙子”。
  伏击日军
  1938年8月5日，已经是大峰山游击队指导员的张骥，从长清城内敌人内部得到情报：8月7日驻平阴的日军来长清。当时，长清县独立营的主力部队由曹洪胜营长带领去平阴、东阿一带活动，峰山根据地只有少部分留守部队。情报得知后，独立营留守部队的领导立刻作了研究，汪毅营长决定组成临时班排，由冯向前担任指挥，张骥负责侦察地形。通过侦察，决定在孝里铺以北八华里的下巴公路段伏击敌人。这段公路以东是一片梯田，石堰一米多高，地里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对部队的隐蔽十分有利，可以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
  8月7日拂晓，汪毅、冯向前带领二十五名战士埋伏在下巴公路段以东的庄稼地里。这天正是孝里铺集，到了八、九点钟，公路上赶集的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张骥混在人群里观察着敌人的动静。
  大约十点来钟，传来消息说，有六七百名日本鬼子已到了孝里，正向北行进。半个钟头后，鬼子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最前头的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挎着洋刀；中间是步兵，个个荷枪实弹；最后是两辆汽车，车上载满鬼子，敌人毫无戒备，犹入无人之境，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我们的伏击队放过骑兵，又放过步兵，当敌汽车开进伏击圈时，冯向前大喊一声“打！”接着二十几颗手榴弹一齐扔向敌汽车，在鬼子中间开了花，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两车鬼子约九十来人活着的所剩无几，汽车也着了火。当前头的鬼子骑兵和步兵回头反击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安全转移了。
  收编土匪
  1939冬季（旧历十月间），张骥带领两位同志，一是张树旺，三十多岁，干过冯玉祥的手枪旅，一是唐××，名字记不起来了，二十多岁，在黄河以西活动。当时，河西有些土匪约40来个人四处骚扰。他们各据一方。吃喝、嫖、赌，抢掠欺诈，干尽了坏事。这些土匪见了国民党的军队打，见了日本鬼子打，见了八路军游击队也打，无一不是他们的敌人。尤其对那些有钱的财主们更不客气。这些人的特点是家庭多数比较穷，打仗不怕死，有的枪法很准。当时根据上级团结抗日的指示精神，这部分人属于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于是，决定由张骥去做这部分人的争取工作。
  张骥善搞社交，以特殊关系和土匪取上联系，并对其头目（记得有李清昌、李盘兴）进行了耐心的团结抗战的教育，终于使土匪同意并接受八路军整编的意见。但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带枪参加八路军（有的带两支枪：一长一短）要量材使用，能当官的得当官；二、整编以后不在河东山区打游击，仍回河西平原地带活动。对此张骥都一一答应下来。
  一天，张骥带着他们过了黄河，来到河东坦山神山，道庙，由南北坦山的村干部送来了熟食，饭后，去杜庄待编。事先派人与我七区队联系，决定当晚在杜庄接收这部分人。但这天晚上，风大天黑联系有误，到了杜庄没找到七区队的人。张骥心想，这次好不容易来了，假如办不好，再发生了变化，以后就糟了。他急中生智，决定先收他们的枪。张骥和张树旺领土匪到了庄边的场园屋以北站队，张骥讲话：“现在开始点名。点了名的，把枪放在屋门口，到场园屋南边集合。”这样点了十几个人以后，土匪们觉着不对劲，有的喊：“这个点名法不中，个人的枪不能缴！”也有的喊：“中计了！”这一来土匪便乱了套，……张树旺看情势不妙，已做好了准奋，站在场园屋门口，两支手枪同时打响。高喊：“不要乱动，都蹲下！”这时，徐士清带领区队方才赶到，一阵喊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使土匪们未敢伤害张骥，但多数土匪跑了。缴了枪的十几个人接受了整编，又重新领了枪支。
  司令被劫
  1942年麦后的一天傍晚，在长清城南苏庄山口上蹲着两个二鬼子，他俩在伺机劫道。不一会，从山口南面来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人，这个人中等身材，三十来岁，身穿白大褂，脚上穿的是灰色线袜，皮底鞋，戴着一副墨色眼镜，很像一位称钱药商。当他推着车子走近时，两个二鬼子猛地站起来喊：“站住！”一个端着枪，另一个说：“对不起，把你的钱都掏出来留下！”那个人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钱是有的，都给你们留下我回去不好向掌柜的交帐！”两个二鬼子说：“少罗嗦！快掏出来！”那人提起大褂，哀求说：“老总，你们在我大褂上打个枪眼，回去我好交代。”两个二鬼子使着一条枪，他俩交换了一下眼色，持枪的二鬼子只是摸口袋，掏不出子弹来。那个人见没子弹，便从腰间抽出手枪，指着带枪的二鬼子说：“我就是张骥司令，用我的枪，我的枪里有子弹。”两个家伙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磕起头来，连声说：“司令饶命，司令饶命，小的瞎眼，小的瞎眼。”张骥说：“以后还干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坏事？”两个家伙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张骥说：“起来吧！以后学着做点好事，要是不改，再让我碰上可就不客气啦，走吧！”“是，是，谢谢司令”。两个家伙缩着脑袋溜走了。
  智闯敌旅部
  1947年7月的一天晚上，长清二区武工队长李刚（又名李树本，外号李瘸子）和武工队的几个人在阎家楼村张云河（商人）家的屋顶上乘凉，畅谈在敌占区捉敌人的故事。正谈得有趣，张骥去了，指着李刚说：“今天傍晚，到你村（指坟台村）发了个财。”
  “发了个什么财？”李刚问。
  接着，张骥就谈起独闯敌旅部的经过，
  张骥从济南得知，敌百二师的一个旅，近两天驻到坟台，旅长叫尹××（名字记不起来了）张骥他们商量着缚他。那天下午，他就独自一人闯了一下。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庄，站岗的打量着他，大概看他穿得有点四不像，便问：“干什么的？”张骥用右手比划了一个八字说：“八路的！”站岗的惊慌地喊：“举起手来！”他顺从地举起双手，站岗的从他腰里抽出手枪，用枪指着他说：“头里走，上连部！”张骥说“你上连部报功，我去孟家找你的旅长（事前打听好了旅长住在孟家），我到小尹（张骥故意称敌旅长为小尹）那里等你。”他瞪了那站岗的士兵一眼，大摇大摆地去了旅部。见了尹旅长，便“气愤”地把从济南绥靖区搞来的身份证（××处长薛××）往桌子上一摔，骂道：“妈的混蛋！我今晚有紧要机务，是到这个庄来抓匪队长李瘸子的，有内线等候，本不想来找你，可是你们的弟兄把我当成八路，收了我的枪。若走漏了风声，李瘸子跑了，谁负这个责？”张骥越说越有气，气得拍起桌子来。那尹旅长看看桌子上的证明信，连忙拱手向张骥说好话：“薛处长不要生气，弟兄们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请薛处长多加原谅。”又转身大声喊：“传令兵，到连里给我把枪要回来！”张骥装出急不可耐的样子说：“万分紧急，今晚行动，随我来的弟兄还在后边村里埋伏着等我呢！”尹旅长陪着笑说：“再等等。”不一会，传令兵带着枪回来了，张骥一看更“火冒三丈”，小手枪上绑着铁丝，一粒子弹也没有（这都是张骥故意捣的鬼）“妈那个×、龟孙子！”张骥骂起来，“这是我的枪？”尹旅长接过枪看了看，转脸喊传令兵：“把交给你枪的那个东西带来！”张骥又趁势说：“不能等啦，十二点要逮李瘸子，我还得回村接头，成功与否，下一点到你旅部一会。也可能求你帮助，以枪声为号，如无枪声，就是顺利，如听到枪响，你就派人前去相助。还是先把你的枪给我用用。”尹旅长还是说：“请稍等，请稍等。”张骥表现得很不耐烦。这时传令兵带着站岗的来了，旅长问：“是“是。”旅长大骂：“他妈的大胆！枪呢？”站岗的抬抬头，指指枪，吞吞吐吐地“就是这——”旅长大声呵叱：“滚回去！快把薛处长的枪送来，慢了要你的脑袋！”那站岗的不走，还是指着那枪辩解说：“就是——”旅长真伙了：“滚出去！再不走，我就毙了你。”这时，那站岗的被传令兵推出门外。张骥看到火候到了，对旅长说：“我不能再等了，快把你的枪给我，若是我死了，你的枪也会交回来，我那枪你就留下用吧！”尹旅长无奈，把自己的枪给“薛处长”挎上。张骥一看，只有三十多粒子弹，说：“子弹太少了，起码一百粒，”尹笑了笑，又加了一倍，共七十多粒。握住张骥的手说：“祝你成功！若听到枪声，我定去助战。”张骥心想，这样走了就太便宜他了，接着说：“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你给我辆车子骑，不然来不及了，我回去再派人把车子送回来。”旅长命令传令兵推着车子，把张骥送到庄西大路上。张骥说了一声“回头见！”便骑着车子顺大路向北而去，骑了一段，又拐弯向东，从三庄来到坦山，他指着李刚说：“听说你小子在这里，才来捉你！”说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被捕和越狱经过
  1944年春节后，张骥的通信员王××（名字记不清了）带着手枪投到宋其芳（伪区队长）部下，由褚圣悦乡长（平安店北宋庄人，两面乡长）串通，交回手枪，张骥去褚乡长处取枪时，被宋其芳的一个手枪班逮住，押在许家寺伪据点。在敌人看来，张骥是个要犯，为防逃跑，次日将其送往长清县监狱。给他带上了十八斤重的镣铐。
  当时，伪长清县县长冯寿彭（冯二皮）和日本宪兵队对其多次进行刑讯逼供，但他威武不屈，敌入看硬得不行。又来软的，不是设宴，便是许愿，妄图软化张骥，但张骥富贵不淫，把敌人菜桌掀翻，大骂冯二皮，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冯二皮的汉奸嘴脸。这样一来，对监狱内外震动很大，里外盛传游击司令审了县太爷，于是司令的名声大震。不论是狱长，还是狱卒，对张骥都是刮目相看。
  在长清监狱里受管押的除了张骥以外，还有王超和田子全（我区区长）。他们三人一块研究了越狱的办法：借放风的机会接触狱友，了解情况，进行思想发动。经过他们的考验，认为狱卒胡省三（又名王连德）出身贫苦，抗日的情绪高，对待在押人员实诚，对送狱饭的人从不刁难，此人比较可靠。于是由张骥和胡谈了话，并通过胡联络了其他爱国狱卒；曹朔山曾任长清新民会主任，论官职，他比看守所长陈介生（太安人）的职位高，曹故意向陈借书看，还书时夹上了二百元的伪钞，并暗示对张骥多加关照；狱卒胡省三与张骥商量，让张假装腿疼，不能走路，每次放风或大便时都由王超和田子全架着。胡做了安排以后，又向看守所长陈介生报告说，张骥得了半瘫病，经所长批准，给张骥除了镣铐，并准许请医生为其针灸（借机内外联系）。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把胡省三的家属转移之后开始越狱。
  他们越狱的时间，定在一个长清的西关集。因为西关集是在长清监狱门外往西不远的地方，越狱后可以与赶集的人混在一起，不易发现。另外，决定在越狱时，把各监狱门统统打开，将被押人员一起放出，此事已由胡省三经过工作，与多数狱卒商量妥当。这时已是麦季。但到了西关集那一天，早晨天还不明，日本鬼子突然戒严，胡省三等人以为有人告了密，没敢行动。但他们认为夜长梦多，此事不能久拖，于是又做第二次越狱准备。胡已不敢与其他狱卒商量，也不同意把监押人员全部放出，怕人多不易成功，只同意放张、王、田三人。第二次越狱的时间仍定西关集，是1944年旧历7月27日，这天早晨不明天，胡省三叫着张、王二人（田子全同志在这次越狱的前三天已病故），想通过狱墙的小门（往外拉死尸的门）出狱。但胡在开门时，怎么也开不开，胡说；“你们二人的灾星来到，解解手赶快回去吧！”王超扶着张骥进了厕所刚蹲下，胡省三便招手让急走，说大门没人管了，他们三人急急忙忙从大门出来，直奔大隅首，过了大隅首到西门时，正巧，西门外赶集的老百姓已叫开城门，守城的卫兵边开门，边说话，借此机会，他们三人匆匆忙忙出了城门。当天鬼子发觉后，查问西门守卫，起早出去的什么人？西门守卫回答：“只放进，没有放出。”但不久，看守所长陈介生因此被解职。
  这里需说明的有两个事：
  一、监狱的大门为什么没人管？原因是胡省三所在的这一班值夜班，天亮前应有另一班换班，接班的时间已到，下一班没来人，上一班就走没了人，胡趁这个机会，从厕所里叫出张骥和王超，三人大摇大摆地出了监狱大门。
  二、出西城门时，为什么卫兵不查问？原来西城门的守卫有个叫李绍堂的，是长清城西关人，每逢西关集时值班守门。胡省三也是西关人，事前胡与李已做了联系，所以，三人出城门时，李见由胡领着，便没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