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底，日宼侵占济南，长清相继沦陷。国民党军纷纷南撤，人心惶惶。1938年初，先父王步云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浪潮的影响下，放弃了在长清城南关卖酒的生意，步入了抗日的洪流，参加了抗敌后援会。当年春天，日寇在长清组织伪政权，党组织指示先父趁机打进伪县府，化名王安民，公开身份是县府秘书处主任。4月，先父利用职务之便，秘密协同伪商会会长马俊亭（南门外广升酒店经理）向各界开明士绅、商店、中西药房、酒店、油坊等进行抗日救亡的募捐活动。5月10日，先父和袁家庄石广元（化名奎三）一同把千余元的捐款及花名册送到我大峰山三教堂南侧指挥所。当日下午，指挥所领导同志研究了在长清敌人内部建立情报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决定委任先父为情报主任并颁发委任状（遗憾的是委任状等文件在“文革”时被抄失）。先父回城后，有的放矢地发展了伪县政府政务警警长周树山和伪警察局巡官张泗达为我情报员。1941年，因工作需要，先父被调往一区任公安助理员，协助区长徐建国工作。1942年秋，伪二区据点林立，敌人内部没有我可靠的内线，为便利活动，先父被派到敌二区归德据点任职，公开身份是二区助理员，暗里配合我二区敌工委李振清、区队长李刚（瘸子）工作，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后，日伪军逃到济南，我县党、政、军机关进驻长清城，长清第一次解放。1946年春，逃到济南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捲土重来长清，我县政府、县大队驻进袁家庄，传达了上级指示，学习了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具体分析了斗争局势，总结了八年抗战中我地下工作的成绩和教训，对情报系统重新作了调整。最后决定在我家设“三分情报联络站”。由先父负责该站情报搜集，由我负责情报的收发工作。先父的公开身份是伪滨河乡警卫干事，我以保文化干事做掩护进行工作。直到1948年8月长清第二次解放。
  十年默默无声的情报工作，在内线与敌人明争暗斗，有的同志不慎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有的坚持下来，也积劳成疾了。
  由于我党这个情报系统是单线垂直领导，只能发生纵的关系，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党政机关的领导不允许直接和内线情报人员接触，所以一般人不太了解这些情况。
  先父在那个十年中，日日夜夜除绞尽脑汁与敌人打交道外，就是风雨无阻地投送情报。
  38年初冬，配合了一区徐建国同志领导的破袭战。一天夜晚十二点，从城南山口，到南沙河口十多里长的济平公路上布满了扛镢的、拿锯的，携绳带杠子的黑鸦鸦的破袭大军。这里乒，那里乓，破袭战开始了。为了配合前方作战，拉住敌人后腿、阻止敌人的快速前进，我们破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割电线、据电杆，中断敌人的通讯联系。争取时间，达到消耗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为了群众安全，保证破袭战的胜利完成，先父的任务是在县城的西南城墙角上隐蔽下来。从夜里十二点到下三点，守着一堆备好的浸过石油的干柴，手里紧握着一包火柴（发信号用），紧张地望见城外点燃起胜利的火炬，他才松了口气。
  39年春，我党的领导同志张实庵被捕入狱后，县委领导周海洲同志找到先父，研究营救办法，指示到狱中与张实庵同志取得联系、安排其生活和稳定其情绪。第二天清早，先父分别找到周树山和张泗达秘密计议，分头执行任务。晚饭时，先父带着饭袋到监狱会见了张实庵同志。把党的温暖带给他，又把张实庵同志一封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信件转交给县委领导同志（张实庵同志是在后来被营救过程中不慎牺牲的）。
  42年，一区区委书记刘承祥同志被捕入狱，二十几个月的狱中生活问题，都是由我党指示先父里外一人承担。后经党的多方面营救而出狱。
  43年夏，先父在归德据点接到“王三楼（原一区队长、叛徒）三天后由国庄据点向归德移防”的消息，当夜，先父向区队长李刚、区委委员李振清作了汇报，研究了如何“迎接”王三楼到来的方案：由归德准时预备好王三楼所要的鸡、鱼、肉、馍，等待王三楼亲自来取。三天后，王三楼果真没有“失信”，带着一班人准时到达归德，进入了我们设下的罗网。这次行动，除二名伪军哨兵跑掉外，其余全部被我俘获。
  当年8月13日，我黄河游击一大队收到先父的情报，得知第二天清早从济南到东阿的公路上有敌运输车经过的消息。当晚，我部队移驻后三庄。拂晓前，将部队埋伏在济阿公路东侧的洼地里。5点多钟，由北向南的敌军用车徐徐开来。先放过架有机枪的前两辆车，第三辆没人押运，进入我伏击圈后，一阵排枪射向敌车，敌人前后不相照应，司机跑了，汽车烧了，缴获了步枪16支，七九子弹三千多发，军鞋等物资一部。战斗结束仅用了10分钟，我无一伤亡。
  47年夏，地方干部孙绍礼变节后，带伪乡团到处逮人。闹得民心惶惶，鸡犬不宁。一天夜晚，孙绍礼又领乡团到西仓庄一带活动。先父事先将情报送给李子元区长。届时伪乡团被击溃，孙绍礼又被我逮了回去，免去了损失，安定了人心。作者：王可观，又名王向文，城关镇袁庄人，日寇投降后，曾为我地下情报站做过情报工作，解放后任教师，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