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七·匕”事变，日寇侵华，先占领河北省，遂进军山东。是年阴历十一月，又先后占领济南、长清。长清县城从此成了日军驻地。
  日寇为推行侵华政策，成立了伪政权。在县、区、乡、镇都设立了伪政权机构。
  城关镇推出前镇长陈景荣任职。他是水鸣庄人，虽素负众望，但已年过花甲，力不从心。他多次向区公所提出辞职。约在1938年下半年，推选出望麟街街长张熔九充任镇长。此人年富力强办事颇有经验。“七·七”事变前，他在家门头上开了一个文具店，字号“金张成”，经办小商很有办法。说起他祖籍，原是城南东疃人。祖父辈迁城内线市街住，靠经商（小买卖）和种几亩地生活。张熔九是长清旧制高等学堂毕业，又到济南正谊中学求学。毕业后，祖父去世，父中年病故，这个家庭的担子就落在他肩上了。因此，在家当里当外过日子。有个亲戚是马东漩庄人，名字叫吴志笃，在长清一中上学时，常到熔九家。关系不多近，但为了求学来城方便，就走得近了些。我曾记得，礼拜天吴志笃就到他家来，因我和吴志笃是同级同学。
  事变后，张熔九先生当上镇长，常到南乡走亲戚。他有时给我说，你的同学志笃给你捎好来了。他告诉我说，目前吴志笃参加了抗日工作，有好多同学都相继到大峰山张耀南老师那里去。以上这些情况他只有给我谈，对街居就说上济南妹妹家去。借此，指东打西，挡人耳目。
  大约1940年他当镇长时，在他家住的有特务头子朱宝瑞的父亲朱善堂，东小院住的是新民会次长李东浦，用这些方式来掩护他出入行动。那时期，城外乡长孙绍礼、吴士礼（吴希贤）和在新民会当录事的王应林都做两面工作，常到他家。
  有一次，他和吴士礼二人搞好情报要送出，半夜三更，从火神庙门前爬城墙。庙里驻的是阎希圣的人（阎是日伪县大队马部中队长，此人与峰山县有联系），东边是南门岗，西边是城角炮楼岗。二人爬过城墙，再越过城壕，把情报送到城南王。
  约1940年冬，峰山县司令张冀（人称张冀为游击司令）蒙难，管押在敌人看守所。原因是城北许家寺乡某乡长为敌人效劳立功，作骗局：对峰山县司令说，玉皇山据点的中队长卖二把匣枪，订某时见面交待，为此将司令骗去被捕。张熔九接到敌工科来信，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营救司令。他接信后，先到看守所跟司令接触，把密信及策略用烟卷盒暗示。第二步，他亲自到看守所长住处，下本钱做工作，征得孙所长同意，并进一步商定时间，司令带守卒一人，深夜，从西城墙下阴沟爬出（在城皇庙西），此刻有同志在城外接应，张司令脱险。
  约在1942年，麦收前的一天夜里，城关区八里庙陈庄据点被我军拔掉，敌中队长陈德和及所属士兵被俘虏，所有粮食弹药全部被我军运走。
  那夜拂晓，枪声响震全城，惊动了城内的鬼子和二鬼子。他们闻讯出发，先头汽车载的是县大队马在山部，二辆车载的是鬼子，出南关直达山口。这时张熔九已站在路中间，用棍子挑着褂子，向着汽车驶来的方向用力摇晃，汽车近处停下。天还麻拉黑。张熔九喊道：“我是第一镇镇长张熔九。”车上的马在山认识他，问道：“有什么情况？”张熔九说：“我在地里看麦子，八路军把我抓住，叫我回城报讯，说华野部队来了两个团，大小柿子园、窑头都驻满了，麦子地里也都布满了人。”马在山听了，马上叫王翻译官说给鬼子，鬼子下令退回城内，拔据点获得全胜。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共两党为接收敌伪阵地停火，由美国雷克上校参加的三人小组谈判之际，长清县驻的伪军、汉奸被八路军围困在城内。几个月后，弹尽粮绝，被迫逃济。这就是1946年8月第一次解放长清县城。那时峰山县民主政府进城宣布宽大政策，即：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为告示家喻户晓，在东门里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这天，张镇长带领全镇群众参加大会。峰山县民政科尹科长上台讲话，他高声畅宣：“我们全镇群众都解放了，不再受鬼子、二鬼子、汉奸们的压迫了。你们知道解放县城是谁的功劳？”台下群众异口同声地答；“是两广纵队、峰山大队和回回连的功劳。”科长接着问：“除了这些外，还有谁的功劳？”台下没人回答，尹科长大声地宣道：“还有你们第一镇镇长张熔九的一份功劳。我们在最紧急的时候，他没有间断过情报。”张熔九听了这句话，马上“溜”出会场。他想，这些到会听讲的人，好多是刚脱下伪军装的，抗战八年来，我这个藏在城里，没有被敌人发觉的唯一的情报站，揭晓得太早了！他怕泄漏机密，因此，走为上策，直到1947年底才回家。
  1948年解放长清。51年土改时，张熔九被错划为“暴发户”，定为“伪顽人员”（伪镇长），受群众监督劳动。从这起，参加四类分子行列接受改造，历时近二十年之久。直到1970年高国璋同志派专人来长清纠正张熔九的错管，接着刘振华同志（1938年一区区长）因回县休养，在街上看见张熔九拉大粪车，刘振华惊讶地问张熔九：“给定了什么成份？”张熔九说：“定暴发户、伪顽人员、四类分子劳动改造。”张熔九向刘说：“我的问题你最清楚，我这个伪镇长还不是你给我的指示，令我这样去做的吗？今天你还得给我澄清。”从此，刘振华、高国璋二位同志给张熔九先生澄清了问题，摘掉管制帽子，成为正式社员，被管制近20年终于得到平反。
  我和张熔九先生是同村人，从小我们的交往就挺深，感情也挺融洽，性格脾气都摸底。解放后又都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受到错误对待，在一起受监视劳动的。在这长期岁月里，我们俩在一起进行劳动，开思想检讨会、写检讨书、订劳动守法计划，在一起看坡、看场、看机井，常常通宵达旦，他把压在心底的话点点地告诉给我。他说：“那年麦季里，我每晚说到城外金牛山北面海子洼去看麦子，实际不是看麦子，而是上金牛山庙里同县区抗战人员开会，我这个情报是单线联系。”
  他还说：“在日伪时期，被敌人打死的南门外路东住的张思达（伪警长）是我们的情报员，1947年国民党时期被打死的在南门桥外住的司庆禄（警察）是我们的情报员。还有被打死的南王附近小郭庄杨化庭、南王庄王应林（新民会录事），这些情报站都被破坏了，唯独我这个线保持八年之久，直到解放。”
  熔九先生79年去世了，他生前的革命事迹值得留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