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一九四四年，古历八月初七的过午，有人给我捎了个口信，说晚上在西辛村朱孝平家有朋友与我会而。捎信人别的没说，当时我心中很有些纳闷。
傍晚，我到了朱孝平家一看，这朋友不是别人，原来是我抗日八区区长张兴农同志。我们携手进了堂屋。他先谈了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接着又对我说：“在这个新形势下，石岗据点里的鬼子是不敢轻易出来作恶了，经常出来作恶的是特务头子李吉田。”说到这里，张区长两眼望着我，又用商量的口气说：“咱想个什么办法干掉他？”他的问话，引起了我的一番沉思……
李吉田，归德镇北坦人。五短身材，满脸横肉，络腮胡子象刺猬毛，腆着圆滚滚的肚子。他原是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副会长。红枪会垮台后，他就投靠在长清县大特务头子朱宝瑞的门下，带领一帮人马，盘据在孝里的石岗据点，成了朱宝瑞的嫡系。他在孝里一带，催粮逼款，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成了当地群众的死对头！想到这里，我说：“这个家伙恶贯满盈，早就该杀了！”
“怎么杀法呢？”张区长问。
“怎么杀”，我一时也难以回答。心想：如果到据点里杀，据点里鬼子那么多，防备那么严，即使靠区武工队的力量也难以攻破；如果借李吉田外出时杀，他每逢出动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背着匣枪，保镖的喽罗一大群，前簇后拥，怎么能偎得上？后来我想，他几次来下巴乡催粮，都被我（我那时任下巴乡乡长）支吾走了。前天这次来，我还是一粒也没给他。他临走时，用手枪敲着我的头说：“限你五天，这两千斤粮食如果再给我凑不齐，我就要你的脑袋！”看来他只知道我是下巴乡的乡长，并不摸我的真底，何不利用这一点来干掉他？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张区长听了哈哈大笑，伸出姆指说：“好，我们这叫不谋而合，就这样定了！”
当夜，我们又进一步商量了具体办法，便各自去做准备了。
八月十一日上午，大约十点钟，我一人来到孝里镇公所。那镇公所设在石岗村最西南角的一个小院里，距石岗据点不很远，一个村西，一个村东。镇公所西，隔一条大路就是高粱地。我跟镇里的人员经常打交道。我先请镇长给我安排宴席，又对跑腿的王玉柱说：“烦你到据点里请李吉田队长来一趟，就说下巴李乡长送粮来了。”王玉柱去了一会儿，李吉田就带着两个喽罗真地来了镇公所。那两个喽罗，各背一把匣枪，枪套敞着，右手握住枪柄，东张西望。我将他们迎进屋，把李吉田让到上座，我和他并列面南坐着，两个喽罗并列面西坐着，两位镇长一个面北，一个面东作陪。坐定之后，李吉田不见有粮食，似乎有点警觉，就问：“粮食呢？”两个喽罗也瞪着眼睛盯着我，气氛显得有点紧张。
“我提前来了一步，队长要的粮食，乡丁们马上就会送到。”我紧忙掏出一叠钞票递过去，“这是我带来的部分现钞，请笑纳。”
李吉田乜斜着两眼伸手接过钞票，毫不客气地塞进上衣口袋里，使原来扁瘪的口袋鼓了。起来脸上仿佛露出一丝微笑。
“这些钱，我本该送到你那里，但唯恐被鬼子搜了去，才劳驾你到这里来。”
“还是老兄想得周到啊！”他皮笑肉不笑地哈哈起来。接着我们又谈了些互相恭维的话，紧张的空气缓和了，酒菜也已备好。
酒过数巡，李吉田已有八分酒意，正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忽然大门口闪进四个大汉：有拿算盘的，有挟褡子的，活象一伙敛粮食的乡丁。最前边的是区武工队长李学恭，后面是队员范学魁、董玉兰和赵金章（外号叫赵二草帽子）。他们三两步闯进屋里。不知怎地，带的算盘和褡子都不见了，每人手里都各持一把手枪，虎彪彪地站在桌前。“不许动！”李学恭大喝一声，朝着李吉田就是一枪。不料没打响。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李吉田先是一愣，手一打颤，酒杯掉在地上，接着似有所悟，右手慌忙向裤子口袋伸过去。我意识到这是在掏枪，就赶紧攥住他的手脖子，拧起他的右臂，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小“五虎”（小手枪），他两眼一瞪，说：“你——”没等说完，李学恭已转到他的背后，左臂挽住他的脖子，将头向后一扳，举起右手的枪，“咔！咔！”向头顶砸了两下，李吉田被砸昏了，头上流出鲜血。就在这一刹那，那两个喽罗，也随着“缴枪不杀”的吼声，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赵金章缴了他们的枪。
那两个镇长，一个出溜在桌子底下，一个瘫在椅子上。
我们拖着李吉田，押着两个喽罗往外走，刚走出大门，范学魁一举手，“砰！”一声枪响，李吉田应声而倒，一命归阴。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我在他的口袋里掏出那一叠钞票，董玉兰把早已准备好的“汉奸特务的下场”的纸牌子插在李吉田身上，带着两个俘虏，穿过大路，从高粱地里向西奔去。
傍晚，我到了朱孝平家一看，这朋友不是别人，原来是我抗日八区区长张兴农同志。我们携手进了堂屋。他先谈了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接着又对我说：“在这个新形势下，石岗据点里的鬼子是不敢轻易出来作恶了，经常出来作恶的是特务头子李吉田。”说到这里，张区长两眼望着我，又用商量的口气说：“咱想个什么办法干掉他？”他的问话，引起了我的一番沉思……
李吉田，归德镇北坦人。五短身材，满脸横肉，络腮胡子象刺猬毛，腆着圆滚滚的肚子。他原是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副会长。红枪会垮台后，他就投靠在长清县大特务头子朱宝瑞的门下，带领一帮人马，盘据在孝里的石岗据点，成了朱宝瑞的嫡系。他在孝里一带，催粮逼款，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成了当地群众的死对头！想到这里，我说：“这个家伙恶贯满盈，早就该杀了！”
“怎么杀法呢？”张区长问。
“怎么杀”，我一时也难以回答。心想：如果到据点里杀，据点里鬼子那么多，防备那么严，即使靠区武工队的力量也难以攻破；如果借李吉田外出时杀，他每逢出动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背着匣枪，保镖的喽罗一大群，前簇后拥，怎么能偎得上？后来我想，他几次来下巴乡催粮，都被我（我那时任下巴乡乡长）支吾走了。前天这次来，我还是一粒也没给他。他临走时，用手枪敲着我的头说：“限你五天，这两千斤粮食如果再给我凑不齐，我就要你的脑袋！”看来他只知道我是下巴乡的乡长，并不摸我的真底，何不利用这一点来干掉他？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张区长听了哈哈大笑，伸出姆指说：“好，我们这叫不谋而合，就这样定了！”
当夜，我们又进一步商量了具体办法，便各自去做准备了。
八月十一日上午，大约十点钟，我一人来到孝里镇公所。那镇公所设在石岗村最西南角的一个小院里，距石岗据点不很远，一个村西，一个村东。镇公所西，隔一条大路就是高粱地。我跟镇里的人员经常打交道。我先请镇长给我安排宴席，又对跑腿的王玉柱说：“烦你到据点里请李吉田队长来一趟，就说下巴李乡长送粮来了。”王玉柱去了一会儿，李吉田就带着两个喽罗真地来了镇公所。那两个喽罗，各背一把匣枪，枪套敞着，右手握住枪柄，东张西望。我将他们迎进屋，把李吉田让到上座，我和他并列面南坐着，两个喽罗并列面西坐着，两位镇长一个面北，一个面东作陪。坐定之后，李吉田不见有粮食，似乎有点警觉，就问：“粮食呢？”两个喽罗也瞪着眼睛盯着我，气氛显得有点紧张。
“我提前来了一步，队长要的粮食，乡丁们马上就会送到。”我紧忙掏出一叠钞票递过去，“这是我带来的部分现钞，请笑纳。”
李吉田乜斜着两眼伸手接过钞票，毫不客气地塞进上衣口袋里，使原来扁瘪的口袋鼓了。起来脸上仿佛露出一丝微笑。
“这些钱，我本该送到你那里，但唯恐被鬼子搜了去，才劳驾你到这里来。”
“还是老兄想得周到啊！”他皮笑肉不笑地哈哈起来。接着我们又谈了些互相恭维的话，紧张的空气缓和了，酒菜也已备好。
酒过数巡，李吉田已有八分酒意，正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忽然大门口闪进四个大汉：有拿算盘的，有挟褡子的，活象一伙敛粮食的乡丁。最前边的是区武工队长李学恭，后面是队员范学魁、董玉兰和赵金章（外号叫赵二草帽子）。他们三两步闯进屋里。不知怎地，带的算盘和褡子都不见了，每人手里都各持一把手枪，虎彪彪地站在桌前。“不许动！”李学恭大喝一声，朝着李吉田就是一枪。不料没打响。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李吉田先是一愣，手一打颤，酒杯掉在地上，接着似有所悟，右手慌忙向裤子口袋伸过去。我意识到这是在掏枪，就赶紧攥住他的手脖子，拧起他的右臂，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小“五虎”（小手枪），他两眼一瞪，说：“你——”没等说完，李学恭已转到他的背后，左臂挽住他的脖子，将头向后一扳，举起右手的枪，“咔！咔！”向头顶砸了两下，李吉田被砸昏了，头上流出鲜血。就在这一刹那，那两个喽罗，也随着“缴枪不杀”的吼声，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赵金章缴了他们的枪。
那两个镇长，一个出溜在桌子底下，一个瘫在椅子上。
我们拖着李吉田，押着两个喽罗往外走，刚走出大门，范学魁一举手，“砰！”一声枪响，李吉田应声而倒，一命归阴。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我在他的口袋里掏出那一叠钞票，董玉兰把早已准备好的“汉奸特务的下场”的纸牌子插在李吉田身上，带着两个俘虏，穿过大路，从高粱地里向西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