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长清工作，下边把回忆的情况说一下：
  （一）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长清党组织正确地执行了武装斗争，坚持了统一战线，加强了党的建设，从而带领全县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下面我重点讲一下统战工作的政权建设问题。
  一九三九年夏季，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是张耀南同志。县政府建立以前或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抗日民主动员委员会（县动委会主任是张仁卿），各区也都成立了区动委会，下设组织、宣传、动员几个股，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县区抗日联合救国会（简称抗联），农会、工会、青救会、儿童团、妇救会、自卫队等，负责宣传抗日救国，组织识字班，站岗放哨、查日货、动员募捐，做军鞋等方面的任务。当时，在未被敌人占领的农村，抗日民主气氛也相当浓厚（包括各阶层在内）。
  一九四〇年以后，为了团结抗日，孤立打击顽固派，毛
  主席发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的指示，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把一切赞成抗日的开明士绅也吸收到政府中来。当时峰山县政府（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把原长清县划为峰山县，长清县河西部分叫长清县）民政科长尹××建设科长孟××，司法科长王××等当时都是非党人士，家庭都是富农或地主成份。当时有的地区的区长也不是党员（七区区长吴佑亭，四区区长蔡伯衡当时都不是党员）。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对于团结开明士绅，团结地主、富农同我们一齐抗日救国起了巨大作用，那时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的乡以下政权（由于我们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加上我们在根据地内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他们虽然有的是地主、富农或上层人物，但多数为我们所控制，有些地方进行选举也是我们掌握的，为我们办事（缴粮款、送情报，掩护我们工作），叫做革命的两面政权。这种政权从乡到村均如此，个别区政权也是如此。当时我们统一战线政策执行的很好，绝大多数的地主、富农，开明士绅都为抗日而出力，表现顽固、反对抗日的汉奸是很少的。由于我们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就是在敌人占领地区，我们都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工作，包括四、五区在内，实际上是靠他们掩护的。甚至在敌人安设据点的地方（如七区的尹庄，八区的孝里铺的据点内也有我们党的支部），我们都能进去开展工作。
  当时的敌伪工作（主要是伪军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各级都设有敌伪军工作机构，县委有敌工部，区有敌工站，为了利用伪军为我们工作，八区区长张元昌同志，与八区伪区长马振纲拜为八兄弟。当时敌伪军大小据点几乎都有我们的
  关系。如他们掩护我们开展工作，有的缴了我们干部的枪，暗地里又还给我们，（县敌工部长范辉同志、七区宣传委员铁华同志，他们的枪被伪军弄去以后又都归还了）还掩护过我们的同志。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好，对我们坚持在敌占区进行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敌人进行扫荡，我们通过伪军关系事前可以知道，这即保证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少受损失和有效地打击敌人。我们党根据当时民族战争的特点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正确的政策，才保证了我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能够进行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彻底战胜敌人。由于我们方针、政策的正确，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进行分割封锁蚕食政策（也叫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到处增设据点，迫使我们武装力量在无法公开坚持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小部队活动，一个班，最多一个排，深入敌区，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有群众，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敌人没有办法消灭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到处宣传、教育群众，进行工作。
  在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长清的党组织发展了，党组织认真执行了统一战线，坚持了游击战争和执行了对敌伪军工作的方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一段时间内，还进行过减租减息土地回赎政策。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团结贫雇农参军参战，保证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作为济南沿铁路的据点和长清城这些地方，日本侵略者则把政权缴给了国民党来统治，因此这些地方始终未得到解放。长清城只有很短时间空着，由于长清城离济南很近，东边又是铁路，属长清的一、四、五区及三区、六区铁路沿线的一部分，可以说始终有敌人占领着，只是由伪军变成国民党的部队罢了。作为长清县全境来说，日本虽然投降了，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仍为敌人占领着。长清城内的敌人经常到二区沙河以南地区进行骚扰，敌人虽不在此驻防，他们却经常到那里抢掳财物。日本投降后，地方上进行了一段反奸诉苦斗争。一九四六年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即土改指示），一段时间，反奸诉苦与土改并在一起进行。作为土改来讲，记得长清二区沙河以南即开始进行，沙河以北因有敌人，形势动荡而未进行。至一九四七年旧历二月，当时国民党新五军北上，长清敌人也活跃起来。为了应付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地委决定组织基层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大转移（转移到河西去）。一面组织转移，一面到处开大会宣布坚持阵地，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形势虽然日趋恶化，但从上到下却不客观地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并且继续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游击结合复查）等口号。随着形势逐渐恶化，，敌人力量继续增加，据点越安越多，我们的部队无法坚持了。时隔不久，我们一团与县大队先后两次被敌人合围，险遭歼灭。一次（旧历九月初五）一团驻尹庄，大队驻傅家庄，一早即打响，多于我们数倍的敌人又四个方向合围，
  我们被迫突围去历城，中途在小屯北沙河滩遭受了几十人伤亡的损失。在这一时期内各区的还乡团也加紧活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我们八区区委书记孙枫林、三区区委书记张振华，一区区委书记孙仲三都光荣牺牲了。大部队无法坚持，被迫进行挖地道，采取白天在山上，夜间到村里活动的办法来坚持。到了冬季，敌人还乡团到处安据点，七区马西一条峪即安了崮头、马西、小邹庄、尹庄等数处据点，进行残酷的四十五天坐剿，我们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与我们政策上犯“左”的错误是有关系的。就群众来讲是多么好啊，葛条峪战斗牺牲的同志，都在五红庙一带被群众掩藏起来，未被敌人发现。我们无法坚持，住到山上，党员群众给我们送干粮。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群众，离开群众是根本无法坚持的。
  在解放战争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执行政策方面的偏差，教训是深刻的，但我们坚持了阵地。在那样艰苦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北部有济南长清之敌，东面是铁路，西部是黄河，南部有肥城之敌，长清南部又到处是敌人据点）我们县、区党的组织均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白天不能在本区活动（如四区、三区以及后来的二区），晚上也要回去活动。在七、八区白天不能在村里活动，即住在山洞里，晚上下山与党员群众见面。党组织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坚持，这一点也是当地人民群众所共知而深有体会的；形势再严重也没有跑掉。当时那种不怕牺牲，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指示的精神是值得赞颂的。可以这样说，群众是好的，干部是有骨气的，干部没有离开人民，人民始终是保护干部的。问题在于缺乏斗争经验，不讲究政策与策略，给党与人民事业造成了损
  失，现在重温毛主席的“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则更感亲切了。时至一九四八年全县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并且大量的发展了地方武装补充了主力，并动员群众大力支前，为全国解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