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山东省济南地区的国民党惶惶不可终日，军政要员纷纷南逃，城乡一片混乱。十二月底，济南沦陷，我们长清县也随之落入敌手。日本鬼子的铁蹄，不久又踏进了泰安县城，我的家乡（长清县六区万德）因紧靠津浦铁路，完全成了敌占区。人们霎时成了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亡国奴。日本鬼子到处烧杀、奸淫、抢掠，乌云滚滚，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其惨状不忍目睹。
  中国人民不可侮，老百姓揭竿而起，举起了抗击日寇的旗帜，点燃了抗日烽火。在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有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我们村（官庄）西南，和日寇打了一仗，日本鬼子抬回十多具死尸，听说八路军也损失严重。从此，日本鬼子更加紧了统治，强拉民伕，修碉堡，挖封锁沟，建立伪政权，疯狂四出扫荡，老百姓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工作也随之转入了地下。
  大约在一九三九年春，我的家乡就陆续有抗日工作人员活动。记得我父亲经常在夜晚被人喊走，直到天快亮时才回家来，有时还领着一两个陌生人到家里住宿，天不亮他们就又走了。当时，由于自己年幼（十四岁）好奇，总是向父亲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小孩子，别问这些事情”。后来才知道，我们村有个抗日工作秘密联络点，我父亲是作联络工作的。此后，凡是有人来，我就主动地去接触，他们也不迥避我了。
  在这一年多期间，我的家乡抗日工作，主要是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情报网点，摸清和掌握敌人情况和改造伪政权的工作（即把村政权建成为：明地里应付敌人，暗地里做抗日工作，人称两面政权。如我们村就把坏蛋村长王继成撤掉，换上了我族家哥哥郑文德担任）。
  一九四一年春，一天，抗日区长张澄秋到我们村来进行工作。村长郑文德汇报说：“最近万德车站日本鬼子叫附近各村抽一至二名小青年，到车站去当报告员，主要是夜间看守铁路，有情况就要报告，白天可以回家，我们官庄村大，要去二名。”张区长说：“派文深去算一个（我在家的名字叫郑文深），另一个找个合适的。”张区长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觉得危险性较大，有些犹豫。张区长说：“不要紧，文深有文化（我是万德高小毕业），精明，办事也挺细心，不会有什么危险。当晚，张区长给我谈话，详细地给我布置了工作。隔了几天，我就和本村的比我大两岁的一个青年王春声一块到车站去了。
  万德车站虽然是个小站，但战略位置很重要。北距济南九十华里，南离泰安七十华里，车站南北有两条大道，是八路军东西往来的必经之路，所以，日本鬼子格外重视，车站驻有日本宪警队（济南宪兵队派出的）一个小队，队长叫佐藤，约三十多人，（听说刚换防来一个多月）；日本路警一个班，由一个伍长森川负责，十余人；还有伪路警一个班（中国人），十余人。万德街上驻有一个警察所，伪警察约有三、四十人；有一个特务队，十余人，还有维持社会（和伪区公所在一起）的汉奸队六、七十人，这些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任意搜查和打骂来往的旅客和行人，搜到钱装入自己的腰包，对青年妇女，以搜身为名耍流氓动作。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我们当报告员的有二十几人（都是附近各村抽来的小青年），主要事情是夜间在铁路巡逻（也叫“传牌”），每人发给一根红缨枪，天黑就上路，天亮就收班，两人一班，每隔两小时就派出一班，往南走到皮家店（约十五华里），和界首车站往北来的人把小木牌换过来；往北走到青杨树（约十八华里），和张夏车站往南来的人把小木牌换过来。每天夜晚这样循环着换牌。每班回来以后，有事无事都要向值班的日本路警报告，白天可以回家，有时被日本鬼了留下干些杂活，扛米、劈柴、担水等。
  我每次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车站上看到的情况，如敌人的住处、人数、有什么变化、来往的军车（每列军车路过我都站在路边一节一节的数清），军车上装的什么物资等等，写出来，偷偷地交给我们村长郑文德，再由他转送出去。
  有一天，村长郑文德拿着张区长给我写的信（一个纸条），介绍我同铁路东边北纸坊村一个姓韩的见了面（有三十多岁，要我喊他大叔），要我每天也要把情况告诉韩大叔。韩大叔每天早上挑着烧饼、油条担子到车站上叫买和我见面，我就口头上把情况告诉他。这样，铁路以东也能及时了解敌人的情况。
  一天中午，村长郑文德到我家悄悄告诉我，晚上抗日区政府派人，在车站南面两华里处通往东峪的道路旁边破坏铁路，叫我夜晚“传牌”时注意，看到后赶快回车站向敌人报告。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是区长的意思，这样敌人就会对我格外相信了，我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
  晚上，我是第二班“传牌”（大约十点来钟），我和本村王春声一班，路上我故意放慢脚步，仔细观察，到达地点，看到掀掉了两节铁轨，我们两人跑步回到车站上，气喘吁吁地向值班路警说：“太君，不好了，八路的，破坏铁路的有。”值班路警立即报告了车站，通知了宪警队，由宪警队派出一个班带着铁路工人赶往出事地点去赶修了。
  说也凑巧，这时，有一列特快客车由北往南开来，临时停在车站上，车上有一个日本大官派人下车询问，日本宪警小队长佐藤毕恭毕敬地作了回答，并指着我说，是我发现情况报告的。一会，这个大官派人来叫小队长领我到车上去见他，我害怕极了，怯怯地走上去后，这个大官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小孩，你的顶好，这个的，你的米西米西（吃的意思）。”说着旁边的一个日本人给了我两盒肉罐头和一盒饼干。这下我才放下心来，手里接过东西，心里暗暗后悔，早知如此，不该报告，叫这列火车掉轨翻车，摔死这个大坏蛋就好了。但为了工作，只好强装笑脸高兴的样子。这列军车停了有两个多小时，铁路修好就往南开去了。从此以后，日本宪警小队长在别人面前经常夸奖我，确实对我另眼看待了。我也特意多和这些日本人接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大约在八、九月间（天气还很热），一天早上，韩大叔告诉我：万德东峪武家庄维持会长李延祥（这个人很坏，死心踏地为日本人办事），前天夜间八路军去捉他，没捉往，被八路军打伤了，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估计可能跑到车站上来了，注意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这一天，我没回家，在车站上若无其事的到处走走看看。大约十点多钟，车站上的日本路警松井端着一个西药盘子，腋下夹着一根拐杖走出车站，走着走着，拐杖从他腋下掉在地上，我走上前去帮他拾了起来，松井对我说：“小孩的，你的拿来。”我拿着拐杖跟着他走进车站下边的一个小院子（这是维持会的一个办事处），看见屋里坐着一个人，脚上缠着绷带，桌上放着两盒点心，正在和万德维持会长兼伪区长曲敬德谈话，见日本人给他换药来了，便起身告辞说：延祥兄，好好养伤，有什么事情派人告诉我，等几天再来看你。”这个人客气地说：“谢谢会长的关心。”我心想，这就是韩大叔告诉我要寻找的坏蛋吧。
  第二天早上，我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韩大叔，后来，听说这个人伤愈回去不几天，就被我八路军捉住处决了。
  一九四一年腊月下旬，一天夜间，我“传牌”到青杨树回来，走到车站北面日本宪警队的门口，看见伙伕李林（万德街上人）出来抱劈柴，厨房里灯火通明。我心想，这时已是夜间十二点多钟，他为什么这样忙活？便问了一句：“李大哥，深更半夜的还在忙呀？”李答道：“悔气，叫赶快做饭，等着吃啊！”他刚往回走，回头对我和王春声说：“天这样冷，到屋里烤火歇一会儿吧。”我心想正好趁此了解下情况，便跟着他去了。走到门口，站岗的日本鬼子点点头说：“小孩的，你的辛苦。”我答了一句：“太君辛苦。”就跟着李林到厨房里去了。日本鬼子都已睡熟了。厨房里正在蒸着一大锅米饭，旁边还放着一大笼蒸好的大米饭，另一个大锅里是白菜萝卜燉肉。坐到锅台边，我边烤火边问：“怎么做这么多饭菜啊！”李林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晚上天刚黑，万德街上李相如（在汉奸队当汉奸）他爹来向小队长报告说：“他今天到西峪田庄去走亲戚，看见抗日县政府张县长（张澄秋区长已到县当县长几个月了）带着一些人在开大会，说今晚肯定还在那里开会。小队长立即电话报告了济南宪兵队，说夜间有几十个人坐火车来，和这里的日本鬼子一起去合围，叫我多做四、五十个人的饭菜，三点钟以前一定要做好，误了时间叫我死了死了的。”我听后，暗暗吃了一惊，坐了一会，就出来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这个情报得赶快送出去，不然，县政府受了损失可就糟了，找谁送呢？回到宿舍（二十几个人睡在一间大屋子里）躺下，心里在盘算：现在离天亮还有五个小时，这里离田庄有十三、四华里，走快点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来回需要三个多小时，不能再耽搁了，非要亲自去一趟才行，只要天亮以前能回来，赶上早晨点名就可以，于是，我悄悄地溜出车站，抄小路一路小跑直奔田庄而去。路过东、西夏峪、史庄、郭庄，我都走庄外不走庄内，到田庄村头，果然碰上了八路军站岗的，说明情况后，领我去见了张县长，把情况报告了，张县长立即通知县政府和开会的人员撤离了。因我要急于赶回车站，分手时，张县长只是说了声：“路上多加小心。”握了下我的手，我就又一路小跑回到了车站，悄悄回到宿舍时，大家还未起床。
  事后听说，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伪警察共有两百来人，天亮前合围了田庄，结果扑了个空，连一根八路军汗毛也没有抓到。只是抢了老百姓的一些财物，抢了一头牛、两头猪，回到车站杀牛宰猪犒赏日本鬼子了。鬼子队长佐藤恼羞成怒，把李相如他爹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个坏蛋被打得鼻青脸肿，在家养伤养了很长时间。我心里暗自高兴，没想到日本鬼子倒替我们出了一口气。
  一九四二年春节过后，本村的王春声因患重病，不能当报告员了，换上了一个叫王和声的，此人有二十二、三岁，性格内向，在心里边做文章，他对我好象闻到了什么气味，经常向我打听八路军的情况，这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干脆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结果无效，他天天纠缠我，和我同去同回，形影不离，我不回家，他也不回家，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就连和韩大叔接头，他还凑过来听听。更加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生气地对他说：“你再这样，我就报告日本鬼子了。”这样他才罢休，慢慢地把他甩开了。后来才弄清楚他的动机，他是想通过我也作点抗日的工作。但是，我牢记张区长对我的一次嘱咐：“做情报工作要绝对保密，除了和我（指张区长）以及我派去的人接头联络外，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暴露，稍有疏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这一年从春天开始，日本鬼子加强了对敌占区的统治，严密盘查来往旅客和过往行人，稍有怀疑，就抓起来拷打审讯，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紧搜查，频繁地外出扫荡，搞什么所谓强化治安。天天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亡国奴的日子真是悲惨到了极点。
  大约在四、五月间，一天上午，有一个陌生人在车站上来回逛游，东瞧瞧、西看看，此人穿兰色毛月大褂，戴着礼帽，看样子有二十多岁。
  他见我在看他，便走过来喊道：“小兄弟，你是干什么的？”
  “看铁路的报告员。”我答。
  他喜形于色地说：“自己人，在这里干了多久了！”“一年了。”“你家是那里的？”“官庄村的。”“离这里有多远？”“有五华里，万德西边第一个村庄便是。”“你在这里一定很熟悉了？”“车站上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一问一答。
  他见我直言相告，突然转了话题。“那么，你知不知道八路的一些情况呢？”
  这一问，使我心里跳了一下，答道：“不知道，我是车站上的人，怎么能知道外边的情况。”我想此人来者不善，不然的话，他在这里闲逛，日本鬼子为什么不管呢？一定弄清他是干什么的。
  他可能欺我年幼不太懂事，便把我领到一边，悄悄对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识字吗？”我点点头。他掏出一个小本子，摊在手里一页一页地翻着叫我看，我一看，第一页上有醒目的四个字“通匪名单”，上面都是写的人名、住址、年龄……等等，大部分是村干部，他一个一个地指给我看，边指边问：“你认识他不？”我逐个摇头“不认识。”
  这一下我明白了，原来你对我这样热乎，是要我给你带路呀！我猛然想起了一条妙计，就高兴地说：“好，只要用得着我，我一定干，可是你得经过佐藤队长同意才行！”他说：“那自然，他一定会同意的。”
  接着，我向他“献计”说：“你刚来，要休息休息，今天下午你到万德街上走走看看，明天我领你到灵岩寺逛逛（在车站东北方向山沟里，约十华里），那里风景好，玩上一天，后天，万德东峪武庄赶集（离车站约十六华里），”我们假装去赶集，先从远处摸情况，由远到近你看行不行？他高兴地说：“好兄弟，你想得周到。”坐了一会，我就告辞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韩大叔来了，我假装去买烧饼油条吃，边吃边把情况告诉了韩大叔，并把我的计策告诉了他，叫他赶快回去，今天和八路军联系好，等明天我领着特务去赶集，趁此把我们两人都捉去，我也借此机会回到革命队伍里，离开这个危险地方算了。韩大叔欣然同意。
  早上，我刚“传牌”回来不久（最末一班），特务就来找我了，“兄弟，今天去赶集啊。”
  我说：“你给佐藤队长说好没有？”
  他说：“说好了，他准许了，早饭后，你来队里喊我吧。”
  这天早上，因事先说好的，韩大叔没来，我就没有烧饼油条吃了，就买个馒头充饥。
  大约九点多钟我们就上路了。中午时分到了集上，人群熙熙攘攘，我两走到一个买绿豆丸子的摊前，我叫他坐下休息，环顾四周，不远处看见了韩大叔，我对特务说：“你坐一会，我去买点吃的来。”走过去，韩大叔悄声对我说：“联系好了，你们坐下慢慢吃，边吃边等。”我拿来六个烧饼六根油条，对特务说：“饿了，吃吧。”他买了两碗绿豆丸子，每人一碗，泡烧饼油条吃，我慢慢地吃着等着，心里突突地跳着。吃完了，不见有人来，我又要了一碗汤喝，慢慢地喝着等着。还是不见有人来。心想，糟了，韩大叔是不是没有联系好？该怎么办呢？特务站起来，点燃一支香烟，说：“走，到集上逛逛。”我只好默默地跟着他游逛，不时地东张西望。
  一会，韩大叔来了，老远就高声喊道：“哟！大侄子来了，怎么不到家里去坐呀！”我吃惊地看了一下他的眼色，答道：大叔，舅奶奶好吗？”“好”。他边答边看了特务一眼，问道：“这是你们一起来的呀？”我答：“是的，这是刘先生，是我表叔”他们互相点了一下头。
  韩大叔说：“你们车站上来的，是有公事吧，请到村公所去坐坐。”
  特务说：“等一会去，先在集上逛逛。”
  韩大叔说：“这个集有什么可逛的，我领你到村公所去。”说着给我递了个眼色。
  我就插言：“别逛了，到村公所去吧。”
  我们三人一起去了村公所，刚进大门，韩大叔就高声喊道：“村长！车站来的客人，好好招待啊！”话音刚落，从屋里出来两个人，边迎边说：“屋里请坐”。进屋后有一个人自我介绍：“我是村长，他是跑腿的，办事不周，请先生在皇军面前多美言几句哟。”说着，又是敬烟，又是倒茶，背过身去，往特务手里塞了一卷钞票。
  这一下，把我弄得莫明其妙，这两个人不是村干部，这里也不是村公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韩大叔又给我递眼色，我就心中有数了。
  不一会，特务对我，对韩大叔和那个跑腿的说：“你们先出去玩玩，我有事情要和村长单独谈谈”。我心想，一定是询问他那个名单上的事情。我巴不得抽个空子出去向韩大叔问个明白。我们三人就一起到街上去了。
  出门我问韩大叔，这是怎么一回事？韩大叔说“是他们耽搁了，官马场那边，汉奸队盘查很严，南边界首车站的鬼子到路东扫荡了，路上很不好走，所以来晚了。这是我们临时商量安排的，把他先稳住。”
  那个“跑腿的”接着说：“等一会招待他吃饭，把他灌醉，等天黑以后才能把他弄走。”
  我说：“那么，我呢？”
  他们说：“你先回去，向日本鬼子报告，就说他喝醉了，住在村长家里，明天村长送他回去。”
  我着急地说：“那，我离开车站的事，算了？”
  韩大叔说：“不行啊，我们几个商量了，你离开车站得经过上级准许才行呀！”
  那个“跑腿的”说：同志，干革命什么工作都一样，以后机会多得很。”
  我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称呼，打心眼里乐滋滋的。我也无话可说了，只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
  一会“村长”来了，高兴地对我们说：“一切办妥当了，他（指特务）拿出名单叫我看，问这问那，叫我帮他了解情况，我说，“包在我身上，留他吃饭，他很高兴，塞给他那两百元钱起了大作用。”说着就叫那个“跑腿的”去买菜买肉，到饭馆里去要菜，准备吃饭。
  我和韩大叔跟着“村长”回去后，见特务得意洋洋地坐着，嘴里叼着香烟翘起二郎腿，很神气。
  那个“跑腿的”把饭菜端来了，又喊我去帮他端了一趟，摆了一大桌子菜，好几瓶酒，“村长”笑着说：“来，事情已力、妥，令天喝个痛快。”几杯酒下肚，眼看特务的眼睛发红了，我们四个人轮流向他“敬酒”，不一会就把他“敬”的差不多了，说话舌头也硬了，脑袋和身子摇晃起来了，“村长”干脆搂着他的脑袋又灌一茶豌。霎时，这个家伙醉得象一滩泥巴，就把他扶到里屋炕上睡了。“村长”从特务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那个小本子，高兴地说：“这算是他给我们的见面礼吧。”我赶快胡乱吃了一些，抓上两个馒头就走了。
  回到车站太阳刚落西山，我忙去给宪警队长报告说：“刘先生在武庄村长家里吃饭，喝酒醉了，今天不能回来，住在村长家，明天和村长一起回来。”佐藤队长一听火了，“八格牙噜，姓刘的坏了坏了的，回来叫他死啦死啦的。”稍安静后问我道：“你的，为什么回来的？”我“恭敬”地回答：“我怕天晚了，太君不放心。”他笑笑说：“尧西，你的顶好。”看他没再说什么，我就退出来了。
  过半夜，忽然听见车站东南方向乓乓乒乒地响了十数枪声，把车站上的鬼子和汉奸都惊醒了，个个荷枪实弹出来观看。忽然，从南边铁路上跑来一个人，恰巧跑到鬼子队长跟前，扑通爬在了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太……太君……八路……的……追……追我……来了。”大家一看，是武庄的村长，把他扶到屋里坐了片刻，他才缓过气来，向日本鬼子报告说：“昨天，刘先生和他（指着我）去我那里，吃饭时喝醉了，叫他先回来报告，留下刘先生在我家，想不到半夜里来了几十个八路军，包围了我的房子，把刘先生抓走了，说我窝藏汉奸，也把我抓走，我瞅空逃跑了，八路军随后追来，刚才的枪响就是八路打的，太君，我差一点见不到你们了。”说着说着，他竟然哭起来了。气得佐藤队长一连骂了几个“八格牙噜”，然后把手一挥，“你们的，统统的，开路。”鬼子们扭头都走了，回去睡觉去了。村长说：“到万德街上亲戚家住，天亮以后再回去。”接着，众人都散去了。
  事隔两天，韩大叔到车站来和我接头时告诉我，特务已经抓走了，那天晚上又来了三名八路，是不放心才派来接应的，我们和村长商量，叫村长唱这出戏，枪声是那三个八路把村长送到铁路边上放枪为村长送行的。我们两人都笑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从那以后，鬼子象是对我产生了怀疑，几次试探性的向我询问赶集那天特务的行动，我都如实地一一作了回答，加重语气地说：“刘先生贪酒贪吃，才做出这样的蠢事。”但是，鬼子队长总是半信半疑，使我提心吊胆，我的行动也就更加小心更加隐蔽了。
  事也凑巧，过了几天，日本鬼子换防，佐藤这个小队撤回济南去了，由泰安调来一个小队，日本路警也从泰安换来了一个班，这样以来，我终日悬在心上的大石头也就落地了。
  可是，这些鬼子凶得很，谁也挨不上边，我想去找伙伕李林玩玩。门口站岗的日本鬼子不让进，几次都没有成功。这对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除得到一些来往军车的情况和车站鬼子兵时增时减的情况外，敌人内部情报一无所获，心里很烦燥，回家告诉村长郑文德，叫他给张澄秋县长带信，我要求撤离车站，到张县长身边去。几次都没有回音，也没有派人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三年二月，春节过后，县政府宋科长到我们村来，我把情况和要求对宋科长谈了，他叫村长另抽一人上车站看铁路，叫我在家等着，回去向张县长报告以后派人来接我。我在家里盼星星、盼月亮，真是度日如年，终于盼到了！清明节后的第二天，县里来了一个交通员，说是张县长叫我去。我高兴地跟着他走到田庄北山三合庄村，见到了张县长，好象小孩子久未见到亲人一样，张县长安慰了我。跟着他呆了几天，我一直要求工作，张县长就把我介绍到县大队去参军了
  最后再说几句，那两装扮成“村长”和“跑腿的”同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如果知道他们的姓甚名谁和他们的下落，应该为他们抓特务记上一功。八一年我有幸回山东老家探亲，在家时想去看看韩大叔，一打听，韩大叔已去世好几年了。但他那一段往事我仍然历历在目。我默默念道：韩大叔，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大叔，安息吧！
  一九八五年十月
  （本刊有删改）
  作者：郑心斋，男、六十岁。1941年参加革命，多年来在部队任领导职务，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车一四五野战医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