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长清县（南部曾属肥城、平阴）孝里铺孝堂山有单檐悬山顶的东汉石祠两间，为我国现在保存于地面最早的一座房屋建筑，室内还保存了极为丰富精美的汉代画象。是我国建筑和石刻艺术瑰宝，1961年已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久前经过石祠曾作草测，摄影和记录，今谨就所见并参考有关资料综合介绍如次。
  一、关于墓之历史记载
  石祠之后一墓地，祠因墓而建，实为一体。此墓和石祠，自宋赵明诚《金石录》以降近儿千年来，累为金石家所记叙。相傅系孝子郭巨之墓，今之孝里铺，孝堂山皆由此得名。
  关于郭巨墓的记载，最早者即为现在石祠西山墙外侧北齐时代所刻的陇东王感孝颂。
  从感孝颂中可知在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陇东王胡长仁已肯定其为郭巨了。
  但是，宋赵明诚就提出了疑问，在其所著《金石录》卷二十二第六页载：
  “右北齐陇东王感孝颂，陇东王者，胡长仁也，武平中为齐州刺使，道经平阴有古冢，寻访耆旧，以为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颂焉。墓在今平阴县东北官道旁小山顶上，隧道尚存，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与杜预所见刑山上郑大夫形无异。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内镌人物车马，似是后汉时人所为，余自青社如京师，往还过之，累登其上，按刘项孝子图云，郭巨河内温人，而郦道元水轻注云平阴东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不亦指言为何人之冢，不知长仁何所据遂以为巨墓乎。按颂有孝子堂之语，故知即水经所载也。此后又有“山左金石志”、“授堂金石文字续跋”等书著录，大都是对陇东王的事迹与颂文之考证，对是否郭巨墓祠，均末作定论。
  石祠的建筑年代，根据祠内汉代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的参观题记证明在此之前，石祠建筑早已存在。据另一参观题记“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敬（故？）来观记之。”审其文意，当是慕孝子之名或石祠之画象而来观看的，因此祠之建成当已有年，证之以画象风格较武氏祠、两城山诸画象风格为早，其年代当在东汉之初（约公元一世纪间）。
  二、关于石祠的建筑
  祠庙、祠堂、宗祠为我国古代祭祀的建筑物，汉代祠堂大多建于墓前，有庙堂并有石堂、石祠，图绘画象于壁，见于记载的很多，汉代帝王陵如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等均有石殿（见《后汉书.礼仪志》）。
  《水经注》记载的墓前石祠也很多，如“比水又西南……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以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立石祠……”；黄水条：黄水东南流，水南有荆州刺使李刚墓，熹平元年卒（公元172年），见其碑有石阚、祠堂石室三间，橡架高丈余，镂石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风之文，飞禽走兽之象，作制工丽，不甚伤毁”。又“水南有金乡山……冢前有石祠”等等。
  郭氏石祠所在的孝堂山（原名巫山，见于《水经注》）高仅三十余米，石祠位于半山。原来外面有一复室，久经废圯，1954年山东省文物保管部门为了更好的的保护石祠，重修了复室，并加筑围墙一道。复室之后紧接着坟墓，东西约21米余，南北约20米，高约3米余。据赵明诚金石录称“隧道尚存，惟塞其后”的墓室隧道，即在今祠下东偏，未作勘探，尚不得知。
  据称在郭氏石祠山下，在“七七”抗战以前曾被日人挖掘出一个具有汉代画象的小形石室，已被运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今将石祠的建筑布局与构造分述如下。
  1、平面布局石祠南向，平面为横向长方形，室内东西宽3.805米、南北深2.08米，宽深约五与三之比。前面正中用比例雄大的八角石柱分隔为二，在八角石柱与山墙之间置三角石隔梁，使祠成为两间的形式。室内北半部横列东西向低的矮石台一座，长占通间之广，系当年作为供设牌位之类祭祀用途的。解放前，为后加神座所压盖，解放后神座始清理出来。观其形制与雕饰，应属原物。室内地面由于外周加铺墁砖之故，已较外面略低，当初是否有台基已无从看出。前檐东西两角有小八角柱各一，并有后代所加石板，支顶前部房檐。
  2、墙壁石祠的墙壁均以石块砌成，厚20厘米左右，东西山墙为上端作三角形的大石，顶端直低前后坡屋顶交叉点上，以承托屋顶两头的重量。后墙为长方形石块，承受得半坡屋顶的重量。前面东西两檐角下，各有竖立石条一块，以支持前檐的重量。
  3、柱、梁由于祠顶石板很厚重，并且东西宽度将及五米，当中若没有支点，石板跨度过大.将会造成屋顶石板断塌的危险，故在前檐加一排石柱。前檐一共有三根石柱，两端各一根，直径较小，中间一根最大，均为八角形。特别是中间的一根八角柱在力学上起的作用最大。中间的八角柱的上下两端均有大斗一个，上下斗高均为27厘米、八角柱高86厘米，斗与柱高约为三与一之比。下面的大斗斗口向下，有如柱础的作用，上面的大斗向上，因需承托巨大的三角石梁和挑檐石的缘故，比例非常巨大。上下大斗与八角柱系就一块整石刻出，因此非常坚固，近二千年来石祠没有坍塌，与此之柱有关。大斗耳、平与欹的比例几为一比一，斗欹有显著的的内幽〓，使石柱与祠的立面增加了柔和之感。两旁的小八角柱，是后代为了补充前檐的两端支顶力量而加添的。但其年代也甚久了，东边柱上有“维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九月十五日建”的刻字；西边柱上有“大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岁次丙戍，七月庚寅朔，初三日郭〓（华）自修，重添此柱并屋外石墙。”
  石祠屋顶的重量计达四万多斤，主要落在东、西、北三面石板墙和南面三根八角柱上。为了更好的解决屋顶荷载，于正中八角柱与后墙之间安置了一付三角石梁，净跨2.03米、三角顶的高为0.78米，后山并有小段出头，在前檐与三角石梁直角相交处，安设有石制挑檐枋一条，搁于八角柱和两相端竖立石条之上，以承托挑出的前檐。
  4、屋顶石祠为两面坡的石板屋顶，但很真实的雕刻出脊背、瓦陇、沟头、连檐等等形状，可以说已是十分完整的汉代房屋屋顶了。屋顶单檐悬山卷棚式。在前后两坡相交的屋脊上，瓦陇作成卷背式，抗战以前日人关野贞曾作过调查，在其所发表的图中，屋顶上有一条正脊，现在屋顶上已无屋脊，瓦陇到顶作卷背式，屋顶瓦陇为简、板瓦两用，板瓦仰铺，与今天一般简、板瓦屋顶的做法一样。南坡西半部的屋顶，为后代补配，但仍仿照了原来的形式，惟椽头、瓦当等细部已较前粗糙许多。檐头的结构，是在挑檐枋之上出大连檐，刻出椽子头，椽子头上承托小连的，小连檐之上刻出仰置板瓦和瓦当，尚无飞椽。椽头与瓦当数日一致，但上下并不对齐。板瓦尚没有滴水，值得注意是椽头均刻出卷杀，说明这种作法在汉代已经形成。在屋顶的两端，即悬出两山之上的部份，以五行横向的短瓦陇做成“排山”的形式，檐角处的一陇四十五度的斜出形状。这种做法在明清建筑中常见到，而在以前的实物屋顶中也不多见。说明这种屋顶的形式由来已久，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5、装饰雕刻石祠除内壁满刻画像外，在八角柱大斗上、山墙上、瓦当上，以及内部石台上均有极为简朴的装饰雕刻。使朴质的石祠建筑增加了美观。纹饰计有：
  蕨纹石祠瓦当为圆形，刻几何形蕨草文，当中作十字形，在十字与外周圈成的四外角，刻内卷蕨纹四个。
  垂帐纹在石祠正面八角石柱顶上、大斗上和山墙上均有垂帐纹。大斗、山墙上的垂帐纹，在二垂帐间有垂珞、垂带，而山墙头上与内部石台上的则无。此种垂帐纹与篙山太室阙的垂帐纹相似。
  菱纹在大斗与山墙垂帐纹之上，八角柱之上以及画象之旁，均刻连续的菱纹。这种菱纹即是在过细凿时刻出的，有的部份打磨光平，形成菱形图案并未费二遍工夫，只是在其外面刻一平线作为范围，这种雕刻装饰很简单而又具有几何形图案意味。在武梁祠、汉阙中亦有这种装饰。可见已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
  三、石祠的铭刻
  石祠的铭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来画象的题字，有似标题。但此类在孝堂山并不很多，可考者，不过寥寥数字而已。另一类是后来游人参观者的题字或笔刻，这一类数量比较多，是研究石祠历史的重要文献，兹按题刻的位置，依次述后，其原画象上题字因与画象的内容有关，在谈到画象再作叙述。
  （一）西山墙外壁题刻在石祠的西山墙外皮，整个墙面都是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的陇东王胡长仁感孝颂。全刻上下1.24米，左右2.18米，额高0.4米。额日“陇东王感孝颂”，篆书两行。颂文见附录。在颂文之后，复有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杨杰题刻字较颂文小的多，当时就空白之处随意镌刻的。文日：“大唐开元廿三年秋七月，旬有五日，朝请大夫守济州别驾，上柱国杨杰，因公务之〓〓〓〓〓〓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爱亲，则郭公其人也，竭力以养，欢心而事，见分甘以〓〓〓〓〓〓〓达天地，至德通鬼神，埋玉彰必死之期，得金表全生之应，实可谓人所不能，〓〓〓〓〓〓〓〓〓重叙斯文，顾封树以长存，挹徽猷而不泯。杰闻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文其郭公〓〓〓。”
  （二）北壁东半部题刻在北壁东段下层画像的建筑物两侧柱上，有“太和廿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广陵王太妃至此，国祚永庆，子孙忠孝”。“太和廿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陵王至此，月十一日来至不上”。太和廿三年（公元499）为北魏高祖年号，此外尚有分散题刻数处：“李休叔”北海郡下丕县令”“定州中山郡孙龙花观”“定州中山安七老、王文龙、王鲤”“泰山山阳高令春以”。但均无年号，时间不详。
  （三）北壁西半部题刻石祠北壁西半部的后代题刻，也不少，在画象建筑物的柱子上，有“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青州刺使郑伯猷游一度记”，在画象建筑物，屋角上有“乙巳年十一月十四日主夫叩首，以少子至此”。此外尚有“一心如日月”“齐州刺使”“河间汞县”“薛圣”“王双”“河间汞县军”“小山一方〓〓”“延昌元年（公元511年）四月廿七日”，延昌为北魏宣帝年号。
  （四）东壁题刻。此壁题刻有“王〓璋日行至”数字，有“孟世雍以永兴二年（公元410年）二月三日来观友人”一行，又有“侯泰明以永兴二年三月”一行，永兴为北魏明元帝年号；有“先天二年（公元711年）十月廿五日”九字，先天为唐玄宗年号（石索误为睿宗）；有“天保九年（公元558年）山荏县人四月廿七日，刘贵、刘章兄弟二人回行，过孝堂观，使愿乙信心”字二行，天保为北齐文宣帝年号。
  （五）西壁题刻在西壁右侧有“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月廿一日敬（故？）来观记之”的题刻，永康为汉桓帝年号，是仅晚于永建四年的题刻。此外尚有“山阳”二字，其下似有字，已不可读。
  （六）隔梁东半面题刻左半部有“景明二年六月十二日广陵王”的题刻，景明二年（公元502）为北魏宣武帝年号。与前述北壁的广陵王太和廿三年只隔二年，当是再度过此而题的。
  （七）隔梁酉半面题刻。有“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四月二十日来过此堂叩头谢神明”，永建为汉顺帝年号，是石祠中最早的一处题刻。此外尚有“山东济南府济南卫郭样”年代较晚，因济南府宋始置。金石索谓郭祥为金时人不知何据。此外在桥下尚有“安吉”二字，桥右有“安”字不知何时所刻。
  （八）东南角画象石题刻。在东南角上画龙的旁边，有“七年十月”数字，无年号。
  孝堂山的题刻，均甚细，有的细若毫毛，很难看出，以上仅是易于辨认的，可能尚有个别细小之字未发现。
  四、石祠的画像
  孝堂山石祠画像早已为历代金石家所记叙，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一书中即描写道“其内镌人物车马，似是后汉时人所为”其后如翁方纲《两汉金石志》、阮元《山左石志》、王昶《金石粹编》、冯云鹏、冯云鵷《金石索》等记叙更为细详了。近世中外学者亦有不少著作、为石祠画像研究提供了参考材料。今按室内画像分布的位置简记如下：
  1.北壁画像，在石祠北壁横刻一大幅画像，分东西两段，东段高1.03、宽1.80米，西段高1.04、宽1.80米，画面构图分作上下两层。
  上层是一个王者出巡的巨大行列。自西而东共有车四乘，马三十骑。最前以两骑为前导，其后是车二乘，各驾二马，车上各坐三人；车前为昂首阔步的骏马两行共十二骑。上行骑者前三人身无他物，后一人背负弓箭筒，第五人吹排箫，第六人击花鼓，下行骑者前四人亦背负弓箭筒，第五人吹排箫，第六人吹笙。再后为荷戈卫士二人，马十骑。十骑之后有巨大的乐车，车分两层，下层四人，两相对坐，正在吹排箫等。上层正中置一大鼓，鼓角悬铃（？）两人正在挥舞鼓捶。车盖如伞，两侧下垂作龙首状。此种乐车形状与汉代记里鼓车（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模型）极相似。在乐车之后隔两骑即是出巡的王车，此车以四马拉引，车身与车盖极为华丽，车内端坐一人，在车盖后侧有“大王车”三字，按过去金石家们的考证，应属原来的题刻。车后又有四骑随侍，到此整个行列即告结束。
  下层北壁画像也是石祠画像的中心。以三个殿阁为画题，组成一个雄状的画面，用四层双线方框把三座殿阁围绕起来，显得更为突出。每层方框之间均有儿何纹装饰，自外至里第一层为斜线纹，第二层为菱角纹，第三层为菱纹加古钱纹。三座殿阁皆为两层，其旁有阙门如亭阁式。殿阁下面两旁刻出柱子，柱上刻出图案形的斗拱，为五铺作出两跳，斗拱之上出单层房檐，刻垂直瓦陇。第一层檐上设平坐，两旁有栏干。平坐上两旁复立柱子，亦有斗拱与下层相同，其上即为屋顶，刻出瓦陇、屋脊；屋脊平直，至两端下削内收
  如倒置梯形。整个殿阁比例扁平。阙门亦为两层，下层立高柱，上出五铺作斗拱，斗拱之上刻出房檐瓦陇；上层亦作五铺作斗拱。屋上安置银锭状攒尖顶。按我国古代宫殿、陵墓之前多置阙门，作为建筑的入口，并壮观瞻，此种画像石殿阁两侧所常刻的建筑，按其形式与位置，应是阙门。过去每多称之为亭阁，似应称之为阙门较为恰当。
  殿阁之中为王侯受礼场面。东殿下层正中悬一弩，一王侯正面而坐，后有侍从五人执笏而立，前有一个伏地致礼，其后又有八人执笏欠身致礼。上层平坐中有九人，八人两相对坐，一人手持一物跪送。中殿下层正中未悬弩，亦系一王侯正坐受礼之状，后侍从四人，前面致敬者七人，唯无伏地致礼者，与东西殿不同。上层平坐内对坐者八人。西殿内下层与东殿相同，中悬一弩，一王侯受礼，后随侍从八人，前面伏地致礼者一人，持笏致礼者四人。二层平坐之内坐七人，六人对面而坐，一人独坐。
  在殿阁、阙门之上，装饰着许多动物，非常有趣。东殿顶上正中立一上身长毛之人，（山海经第九海外东经有“毛民之国在其北，其人身生毛”是否此种形像，不得而知。）斜立欲飞，两手左右伸向凤凰之嘴，如戏食之状。东侧阙顶上立一鹳与一锦鸡，下层立一鹤，并有一鹰攫食一兔。西侧阙门上层顶上刻二猴爬行，下层刻二鸟分立两旁。正中殿阁顶上刻两凤凰相向而立，其旁复有小凤与锦鸡。中殿西侧阙顶上有一猴、一鸭，下层屋顶上立二鹤。西殿顶上二凤凰相向而行，中间复有鸭、鸽立其间。最西阙顶上立一鹳、一鸽，下层立一鹤，与东阙顶上者对称。
  2.东壁画像。画像高1.46、宽1.99米，构图大致可分三区，东山墙上部三角部分为一区。间以飞雁一行作为界限；其下是两行进贡行列为一区，间以一行站立人物，再下一层庖厨、杂技等为一区。
  上层三角部分顶上刻的是蛇身人首面北手持曲尺形物的伏羲氏，伏羲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伏羲作造书契，教民佃渔牧畜。画像手中所持之物为矩，即木匠所用曲尺，表示定规矩准绳之意，与西壁女娲像对称，其北侧有一赤身作舞儿童，后有持树枝、耕具（似锄）人物。南侧有一女侧面正坐，旁有五人相向作祝礼状。其下刻一个两柱门楼，内一人持弓而坐，门楼下悬一弩，旁侍二人。前面一车，四人前拽，一人后推，车中坐一人，双手击鼓。顶上并有三个圆球状物系于圆环之上。其前一个吹奏不知名乐器，后更有二人头顶圆盆，盆中似为花草。一人荷棍急行。门楼内坐者之后二人持刀笏而立，其后复有二罪人带脚镣，又有二人持刀对立，中有二罪人带手铐。从这幅画像的内容来看，是我国古代神话故事。上部伏羲氏之旁为欢乐景象，儿童舞蹈，女子端坐及捧树枝，荷耕具者似表现丰衣足食的情况，五人拱手相向的似表示敦敦有礼。下部坐车击鼓者似为雷神，坐门楼之内者，其位置与西王母对称，但又不似东王公，具体故事尚待考证。
  中层为两行自北而南与自南而北相遇的行列。南侧上下两行各五人，前二人拱手相迎，四人持戈随后，其后复有四人持笏，似为迎接的状态。在上行前头一人之头上有一“相”字，当是原来所刻。因此可知为君王派出的臣相欢迎远道贵客或是得胜回朝者。南侧为一巨大的行进行列，前头二人持弓作致礼状，观其衣着装束似为报探者。其后四人乘马，二人持弓，再后上行为二人乘骆驼；下行为三人乘象，手中似各持一勾状物；再后上行三人、下行二人均荷戈而行；再后复有四骑，其后即为轺车二乘，内坐二人，一人挽缰。车后有二骑，最后为二荷戈者。行列最前数人之冠为高尖形，与西壁战争场面的北端一方一致。行列中有骆驼与象，似是当时外国来朝者，或征战得胜而回者。可能与西壁是相呼应的。
  此行列下为一排站立的人物，可分三组，南端一组一人负毕前行，后一人以箭射之，其间复有二幼童，其后八人倾身致礼，不知何意。北端一组为周公辅成王故事，幼龄成王正面而立，其上原刻有“成王”二字，其旁左侧为周公、右侧为召公，周公之后三人随立。召公之后七人随立，均持笏作致礼状。当中一组共五人，相向互为致礼状。这一行列人物从画面构图上看，显然构成一条与上层划分的界限。
  下层一区，其北侧下角已残毁小部，这一区画像可分三组，一组是庖厨的场面，一组是百戏的场面，一组是巡猎的场面。庖厨一组正当周公辅成王之下，图中有一个吊着的横木架子，架子之上挂着两条鱼，一个拔了毛的鸡鸭之类，一块肉，下面有两个灶，锅内正在蒸煮食物，灶前一人正在用一根棍弄火，一人在劈柴，左上一人用绳牵引一只大兽欲待宰杀，其前又有一人持刀宰杀一牛，牛已四脚朝天，死在地上，下方有一井，旁二人正在打水，井旁有一只大盆，想是盛水之用的；打水的方式是利用杠杆，在杆的一头系着一块巨石。井旁尚有一人高举木棒欲打一狗，其上还有鸭、鸡之类四只。
  在庖厨场面之侧为一组热闹的百戏场面，正中竖一大鼓，鼓上竖伞盖，两旁二人作舞姿击鼓，北侧八人正在奏乐。鼓前呈现出各种百戏，有缘竿之戏，其下一人手持竖立木竿，竿上置一横竿，二人倒挂于横竿之上：横竿上倒竖一人，其脚上复有一人反腰倒竖，姿势极为优美。缘竿之前有一弄丸者，七丸抛于空中。弄丸之下有一人持短棍，棍上一圆圈，圈上有二丸，另一手持小棍，似在推顶圈上小丸，不知是何技艺。南侧即是观看者，上部一人正坐，旁有四人相向陪坐；其下复有六人对坐。
  巡猎一组在西壁最下缘，这一组是自北至南一长排车马人物行列与南端一车三人迎面相遇的场面；北面行列前六人作致礼状，其后二骑并行，其下有一人乘一似驴的动物肩扛长袋，再后二人随行，其后为一轺车，乘者已下车，并已引弓待发，其后又有二人跟随，行列两旁有兔、鹿、虎、豕、鱼类等动物。南端相迎的空车，车后一人执毕，亦似下车准备捕获禽兽者。
  3、西壁画象在石祠西面山墙内壁，画象高1.43米，宽2.02米。全画是以横向分格的，从构图上看，可分为三区。最上一区是山墙的三角尖顶部分，下面用向北飞行的一排雁作为间隔。在雁行之下为两行出行的行列，另为一区，其下用一排站立人物作间隔。最下面一区是一个巨大的征战狩猎场面。
  上层一区画面又分作三层，上层刻两人相向而跪，旁为蛇身人首持规状物的女娲氏，其前男女二人相向而跪。武梁祠、沂南汉墓等均有伏羲女蜗的画像，但作两尾相交之状，而郭氏祠则将其分刻东西二壁，是否早期是分开的，也未得而知。北侧有一裸身童子跳跃于云气之间，南侧有一人逐两犬奔向中心。中层正中刻贯胸人二，四人以木棍穿二人之胸，抬着行走，据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云：“贯胸国在其（三毛国）东，其为人胸有窍”。北侧有二人与其相背而行，其南侧迎面有一妇人携一儿童后又随二人，似为迎接之意。下层正中一庄严正坐妇人，似为“西王母”，两侧有祝寿似的行列，在北侧尚有两个人身兔首的人，后有三只白兔，一只正在捣药。按准南子览冥训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桓娥窃以奔月”，可能即因西王母有药，月中又有玉兔的关系而联系上的。北侧有二人持戟而立，其后有狗、豕及牛头老虎身动物。
  中层一区刻二行出行列，前面四人持戈前导，其后跟随骑从各九人，两行共十八骑，再后为车二乘，车内各有二人对坐，最后以二骑殿后。马均作昂首阔步的姿势，看去好似是王公贵族出行的行列。在行列之下，即为一行整齐排列的人物，从构图上看似有与下层划分界限的意味。但其人物又各具姿态，可分作三组。正中一组是两个王公贵族相遇致侯的场面，南侧的一个衣着较为华丽，后随四人，北侧的只随二人。北端一组为五个高冠正立的人物，旁有致候者十一人，南侧八人、北侧三人。南端一组为二人相对，其后各随一人，当中有一大碗状器，器中有勺柄露出，一人手持小碗，似在尝试之状。下一层一区，南端立一个双层楼阁，四周空阔，有如帐幕，。楼阁下层正中一个宽袍阔袖的王公席地而坐，后随侍从二人，其前四人作呈禀战报状，二人已进帐，二人尚在外面。帐前空地上一人跪坐，背题“胡王”二字，金石粹编谓类曹全碑，与后幅“成王”、“相”、“大王车”确是初画像时所刻，胡王前有三人并排跪着，手被绑在身后，似为俘虏，有人称作胡王献俘的场面，有些相近。帐前有一个架子，上竖斧钺，架上挂悬二个人头，旁一人持刀而立。北端与南端帐幕相对处亦有一席坐的首领，其前亦有一人作跪禀姿势，其后有三人持弓侍立，二人席地对坐，两人正在用鼓槌敲击地上的鼓，似为擂鼓助战之状。南北两端之间是一个人马奔驰，刀枪相碰的战场。战场上人滚马翻，众弩齐发，有的人被砍去了头颅，从马背上掉下来而马仍在奔驰；有的举戈相刺，挥戟来迎；表现出了一个浴血酣战的场面。这好像是汉代与外族作战的情形，南端有楼阁帐幕的似是汉军，北端从万山中杀出的好象胡军，胡军衣冠面貌与汉军不同，为高冠，凹目出鼻。这场战争，好像是汉军得了胜。
  在战场的下方紧密相联的是一个热烈紧凑的狩猎场面，采取合围的方式，南面前头是一辆牛拉敞车，车上坐二人，一人拉满了弓正待射出，一人荷戈正坐，在车座的后面悬挂着一只猎获的野兽。车后跟随着四人，一人持鹰、三人荷毕，（毕是一种古代的捕获工具，椭园的网子，用以捕鸟兔的）并且飞奔着三只猎犬。北端四人荷毕迎面围来，中间有许多怆惶失措、四下奔跑的野兽，有长角鹿、狐狸、梅花鹿、豕、老虎、野鸡等等。正中一人持戈猛刺一巨兽，巨兽前肢已抬起向后倒仰。
  4、三角石梁东壁画象正中以升鼎故事为题材，两岸用石块叠涩挑出成平桥状，当中开口如井，桥下有船四只，每船二人，一个划浆。船旁有鱼及飞鸟。正中一船一人正用竿支鼎，鼎已升到井口，但鼎耳已断，岸上拉拽者共八人，北岸四人因鼎耳已断，拉绳松驰。平桥上两岸有五人正在祈祷。据金石志引南越书云；“熙安县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则见，刺使刘道锡使人系其耳牵之，耳脱而鼎仍沉，执靷者莫不疾耳，盖尉陀之鼎也。”此画与武氏石室画泗水鼎不同，按照打涝的情况，应是尉陀鼎。
  在河岸南侧有飞鸟五只，一人正坐，一人用弩打鸟，一只已打下。岸北侧有连理树，上旁飞二鸟，一人正引弓射之。其旁有，狗身双面人头兽、兽身两端人头兽、三颈人头兽。此种树林、鸟兽在武氏祠画象与沂南汉墓画象和其他汉代画像中均有，但较之孝堂已更为复杂了。按山海经第一南山经云：“有乌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西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又“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其名日鸱”。又“凡西次二经之首……其十神皆人面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又“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北山经第三“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有鸟焉其状如雌稚而人面”。与这里画象极为近似。至于那棵树，山海经第九海外东经上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其注，庄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云：“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因以鸟代表太阳，故将其形化为鸟，居树上，羿射之，此故事在武梁祠等画象亦有。其下有骑行列自南而北，前二人吹箫，后三人骑马，再后三敞车各乘二人，再后复有二骑，最后一人亦似吹箫。北端一人持笏躬身作迎候状。是否即为刺使刘道锡取鼎行列，不得而知。
  5、三角石梁西壁画象为一幅桥上坠车的故事。在画的上边，两旁各有飞雁六只，一字北飞；正中刻一垂虹，如弯弓状，两端刻作龙首。垂虹之内有一人正坐，四周绕以云气似是仙人。垂虹和飞雁之下，即是桥上发生的故事。桥用极细的曲线画出，为平拱形，正中水平，旁为斜面。桥上刻出栏杆，桥的平拱两端立二柱，上有二鸟相对而立。桥的南端，一队人马正在前行，第一人手持短戈，第二、三人坐于马上，后三人骑马持戈、矛，似在准备战斗之状，最后一人步行荷戈。桥北端有四马迎来，前面一马鞍空，马前一人手持一物与桥中坠车的惊马相遇。桥的正中有一翻仰马车，车上乘者已坠于桥下，车后一人举手曲腿，似惊恐之状。桥下四舟，每舟二人，一人划浆，一人持器；其中三人用一长器如矛顶住二坠桥人，另一舟中人持剑与盾，舟旁有游鱼九条。据金石萃编、石索以及其他著作均称为坠车故事，桥下舟为救援落水者，桥上北端一空鞍马为驾车之马。但按画上的情景看来，不似援救之状。盖若救援则不需有人持剑盾之类。桥南端一空鞍马亦不似车上之马，车前一人亦不似挽韁者，而似以矛戳者。舟中人所持顶住坠桥人之物似矛而不似竿。按武梁祠及沂南汉墓等处汉代画象石，每画水陆攻战于桥上，但皆战斗激烈，战场情景更为突出。按此画上的情景看，却有几分类似两端围擒一逃走之车于桥下，不知出自什么故事，亦仅为推测而已。有待近一步考证。
  6.三角石梁梁底画象为日月星辰图像，一端刻一日，一端刻一月。日中刻飞鸟，因相传日中有三足鸟，逐称日为金鸟。月中刻一蛙与一兔亦因傅说月中有玉兔及桓娥窃药奔月成为蟾蜍，二者均为我国古代代表日、月的称呼。在日之旁刻一女坐于织机上，当是织女，头上刻三星相联，当即织女星座，晋书天文志“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三星中最大者当系织女星。其旁复有九星。日、月之两外端刻南斗与北斗，北斗七星于月之外侧，形如勺。南斗六星于日之外侧，其旁只有一星；南斗之下刻三曲浮云，其下有一大雁南飞。按我国古代陵墓中刻山川河狱天文星象者不少，传秦始皇墓即于石槨上画天文星宿，至后代如南京南唐二陵墓顶亦画天文星宿，武梁祠有刻北斗七星之画象。孝堂石祠三角石之下皮，系祠之正中顶上，亦系象征天空之意。
  7.东南角竖立石块画象在石祠的东南角支顶檐角的石块上有行龙及似猿的画象，石索及日人大村西岩支那美术史雕塑篇等作，均称之为续得石。此石正中为一行龙，前臂有翅，尾长拽，身下有云。其下有一人身兽爪的动物。最下刻一人侧立，手持一〓形物。石的东边刻双线两行，夹以古钱菱纹图案，西边则为菱纹。这石的画像与祠内风格相似，不知原来是何部位。
  结束语：
  综观以上的内容，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在建筑史、金石学、绘画史以及研究汉代历史、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意义，约有如下数端：
  一、孝堂山石祠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地面房屋建筑。我国建筑的历史十分悠久，从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汉代以前即有了很高的成就，但实物已经不存，只能从文献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明器、壁画、画象石等去研究，但是这些终究还是间接资料。汉代建筑保存于地面者，仅石阙、石柱、和石祠，而石阙、石柱还不是房屋，仅是实心雕刻，内部没有空间。因此房屋建筑，唯有石祠一种。汉代石祠据文献记载虽然不少，但是均已倒塌，现在所发现保存完整的，就只有这一处。
  孝堂山石祠的建筑，已经有了墙壁、柱子、梁、枋、斗、屋顶等各种组成部份。两山屋顶作排山结构，檐椽已有卷杀等，这些特点，说明了后来许多建筑结构手法与形式在汉代已经形成。这座石祠确是研究我国建筑史的重要实物例证。
  二、孝堂山石祠画象本身的题刻和后来的题记，内容丰富，说明了石祠建造的历史在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以前，年代较早。在文献与书法上均有较高的价值。
  三、孝堂山石祠的画象更是非常丰富精美，有着很大的价值：
  1.孝堂山石祠画像在绘画史上的意义。我国绘画艺术到了汉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从文献得知当时在建筑物的内部，绘着大幅壁画的很多，其内容有山川、人物、天地星辰、草木禽兽等等形状。如《文选》卷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即有：“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写载其状，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相类，曲得其形，上纪天地遂古之物，五龙比翼，人皇九顶，伏羲鳞身，女蜗蛇躯……。”的记载。但此等巨大杰作，皆随着建筑物的倾颓崩塌或火灾而付之一炬。因此汉代以前的绘画保存下来的。除考古发掘所得画象石、壁画以及绘彩文物之外，保存于地面者，即在墓阙和墓前石祠等石块之上，其中尤以石祠画像最为丰富，刻画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人物、禽兽、草木、山川、天地之形状，描绘极为生动。研究我国绘画史者，汉代石祠画象具有重要意义。孝堂山石祠画象即是非常重要的一处。
  汉代墓前石祠画象有金乡朱鲔祠，（公元一世纪）济宁两城山刘安石祠（？）（公元113年），嘉祥武氏祠（公元145—167年）等。汶上县天风三年（公元16年）路公食堂（即响堂）、济宁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永建食堂、鱼台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文叔阳食堂，亦系墓前建筑，（与石祠同一类建筑）但所有这些石祠食堂均已倒塌，原来的位置已经动乱，有的已经残缺不齐，仅武氏祠尚可能予以复原。而孝堂山石祠则非常完整，画象位置仍是原状，极为可贵。汉代画象的刻画方法，大概可分为四种，一种是在光滑平面的石板上用阴刻，刻画出物体的形象；一种是用“减地法”把物体的轮廓凸出，再在物体上刻阴线；一种是就粗糙石面上凿出低的平面；孝堂山画象中系以光滑平面以阴刻为主，并兼用部份凹入的平面，使画面增加变化。这种刻画法是在汉代画象中独树一格的。
  2.孝堂山石祠画象是研究汉代历史、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在石室画象中表现了许多汉代的历史情况，如像东壁上战争的场面是与胡人作战的场面，说明了汉代民族战争的史事，西壁有胡人骑骆驼，骑象来朝，汉朝派出丞相亲迎的场面，说明民族和好的事实，都可为历史记载的佐证。其他如画像人物的服装，是研究汉代服饰的重要参考实物，如胡人的高冠也是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服饰的参考。
  以上对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记叙，只是参观时所记和查考了有关的金石文献记录作为粗略的介绍，并未作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画象内容因其不似武梁祠等汉画象大多有标题文字可资参考，因此错误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附录：
  陇东王感孝颂碑文：
  “惟夫德行之本，仁义之基，感洞幽明，扰训禽兽，请音带冰而挺洁，华采映雪而流辉，根矩定于一丸，丘吾绝于三失，开府仪同司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摄选新除特进，使持节齐州刺史，陇东王胡长仁，雌黄雅俗，雄飞戚里，入膺北斗，执柄端衡，出牧东秦，惚条连率，未脱崔林之屣，聊〓贾琮之襜视听经过，访询耆旧，郭巨之墓，马〓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君口爱奇好古，历览俳徊，妃息在傍，宾僚侍侧，壁疑秦镜，炳焕存形，柱讥荆珉，〓寥遗字，所以敛眉长叹，念昔追远，遂若羊公登岘，还同处墨饮泉，慨贤圣之多獘至德而无纪，兰溪傥不见松，毂城何以知石，于时开府中兵参军梁恭之，盛工篆隶，骑兵参军申嗣邕，微学擒藻，并应命旨，俱营颂笔，以大齐武平元年正月廿二日，权舆彫莹，表建庭宇，栋刻苍文，檐栽翠柏，庶令千叶之下，弥振金声，九原之中，恒浮王树其词日：
  天经地义，启圣通神，重华曾闵，莱子乐春，时多美迹，世有芳尘，前汉逸事，河内真人，分财双季，独养一亲，客舍凶弭，儿埋福臻，穹隆感异，旁薄贻珍，悬车遽落，夜台拂晨，千龄俄古，葛祀犹新，朱骖紫盖，抚俗调民，高山达节，景慕萦嚬，式凭不朽，永播衣巾。”
  颂文之末复有“居士慧朗，侍从至能草隶，世人称朗公书者是也。开府行参军王思尚侍从，能文有节操”字二行，字体较小，且与颂文无关，当系后人附刻。
  后记
  山东长清郭氏墓石祠，是我国古建筑、石刻艺术中的瑰宝。它不仅在建筑和石刻艺术中具有重大的价值，而且在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历史故事、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我还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中国营造学社学习古建筑的时候，就久仰这一石祠的大名。总想有一天能够看到这一古建珍宝。抗战胜利后，我随营造学社复员来到北京，又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在为协助梁思成先生准备中国建筑史讲义的时候，又和这一石祠的图像见了面。那时正是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前夕，我们都担心着这一珍宝不要给奸商盗卖或在战火中被破坏了。不久党中央派来了专人邀请清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编制《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准备发到解放军中，要求在解放战争中注意保护。以梁思成先生为首的我们几个人很快把简目编成了。我记得在简目上分了四等，孝堂山石祠，我们都一致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一等文物建筑，划上了四个圈。
  解放后，我即来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担任古建筑方面的工作。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终于在五十年代中期，来到了石祠，亲睹这一古建文物珍宝的实物。当我跨入石祠保护室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其一是这一石祠完好保存，过去的担心都放下来了。其二是这一石祠的古朴坚实的形象使我的爱慕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再看看精美的画像石刻，真要使人留连忘返了。我抓紧时间做了一些测绘和记录、摄影等工作，时间不允许久留，只好依依不舍而别。转瞬间，已经又是三十年过去了。
  1961年，国务院要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石祠当然被列上了名单。《文物》杂志为了配合宣传，要选择各类文物中的代表者加以介绍，又选择了石祠。知我曾经作过勘测，嘱我写文。当然这是义不容辞之事，我便欣然应命了，就是这篇文章。由于时间的匆促，自己感到十分不足，缺点甚多，特别是如此丰富的画象内容，来不及作考证，许多情况还不敢冒然肯定，今天看来甚至还有误断之处。限于当时的条件，只好请于谅解了。
  后来我又两次访问了石祠，但都因为行旅匆匆，未能细赏。然而我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情，一有机缘就要去拜访的，可以用“百看不厌”四个字来表达。
  顷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长清县委员会来函，嘱将拙作《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一文，在该县《文史资料》上发表。如此厚爱岂敢不从，因检阅前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奉呈审定。并趁此机会对此文作一些必要的补充和更正。略述几语，以志不忘。
  一、原文中，对石祠的一条屋脊，作了误断，以为是缺少屋脊。后经查考，原来确有屋脊的，因我调查时此屋脊已失去之故也。其后不久即在《文物》月刊上作了补正，在此文重新发表之际再一并补充更正一下。并把它补绘在图纸上以成完壁。
  二、关于西壁画象中谈到的伏羲、女娲图像郭氏祠分刻在东西两壁“是否早期是分开的，也未得而知”的问题，已被后来所发现的西汉壁画（如洛阳卜千秋墓）和其他材料所证明了。又如墓内的天文图除南唐二陵外，又发现了许多。象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有不少，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新的发现，后来的成果必然会补充或更正前者，是可贵之处。
  三、关于这个石祠究竟是何人之墓祠的问题，我一直感到不是孝子郭巨之墓。虽然陇东王感孝颂在一千多年前就刻在祠的壁上了，但从祠内的画像内容上一点也找不出与郭巨有关的事物。我怀疑仍然是一位文武官员之墓祠，这当然无损于石祠之价值。究竟如何有待于来者。
  最后我还有一个希望，希望山东省的同志特别是长清县的同志，能对此石祠作进一步的详细勘查和研究。对其中的许多蕴藏的奥密也就是它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作充分的研究，把它们揭示出来。利用图书、画册、电影、电视、摄影等方式公布出来，使之发挥其为社会主义四化，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当然首先是要把它保管好，我想就不必多赘了。
  我希望我还能再访石祠。
  罗哲文
  于己丑年春节。本文作者：罗哲文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文物局古建筑学家。
  说明
  因受印刷条件的限制，故将文中的图片删去，没有付印，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歉，敬请谅解。
  编者